空间愿景——系统文献回顾与研究议程

Spatial Visioning: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 源自：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2024, 25(1): 47-64
• 作者：P. Kesar, P. M. Ache
• 推荐：冯歆，苏州科技大学城乡规划系。fengxinhome@outlook.com

在世界各地的规划文件中，“愿景”是被广泛使用的术语，因其代表了多主体参与、打造地方品牌和建立新事物的一系列需求。不同类型的愿景（如大都市愿景、城市愿景、邻里振兴愿景、城市更新和再生愿景）可以主题为导向构建特定的社会空间和物质关系。作者选取愿景及其建构过程为视角，对2002—2021 年发表的实证研究进行系统性文献综述，探索研究问题：在规划领域中，愿景及其建构过程有什么特殊的解释和含义？它们在实践中运用的相关张力是什么？研究总结得出：城市规划中愿景可以传达不同的含义（包括战略、共同声明、规范制定、未来的形象、沟通手段或空间助推器等），对愿景相关概念的研究需要注意归因于同一愿景的不同含义、愿景制定蕴含的潜在利益以及对具体愿景的理性规范化呈现。在愿景实现的过程中存在张力，这意味着规划师需要制定策略来减少体验与预期之间的鸿沟。愿景建构的关键在于制定规范和引导多元主体行为发生变化，鼓励打破路径依赖的行动以实现理想的未来状态。基于愿景的规划可以为社区和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学习机会，并帮助其提升社会资本和对未来的预期。

城市环境中的积极老龄化——对简单二元论的反思性批判

Active Ageing in Urban Environments: A Reflexive Critique of Simplistic Binaries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5, 30(2): 153-155. DOI: 10.1080/13574809.2024.2438480
• 作者：Tine Buffel, Chris Phillipson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这是一篇短评，作者就吉尔罗伊和汤曾德的《避免“平房腿”——积极老龄化与建成环境》（Avoiding‘ Bungalow Legs’: Active Age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by Rose Gilroy and Tim Townshend）一文中的观点予以回应。“平房腿”指平房住久了会失去爬楼梯的能力，身体机能将逐渐退化。原文指出，当

代城市环境在推动积极与健康老龄化时，普遍将老龄视为一种“残疾”，这一认知没有充分尊重老龄化经历的多样性，过于简单地采取“自然/ 城市”“健康/残疾”的二元论，普适性设计忽视了城市与自然空间在现实中的复杂交互，以及仍然能够适度运动的老龄群体需求的多样性。

该短评的作者在批判性探讨前文观点的基础上，在两个维度进行扩展：关于自然与城市的二元论，主张重新定义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自然元素主动融合到城市设计中，并发挥老年人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针对将老龄视为功能受损的“一刀切”观点，指出在老龄友好环境营造时套用残疾人的行为能力和需求，可能反而在多方面限制了部分老年人的行动和参与。作者在结论中提出，应重新思考如何“积极老龄化”，创造兼顾不同老年群体需求、适度增加身体活动的环境，以真正实现“环境赋能”型老龄友好空间。

增强城市韧性——全球专家对气候安全、缓解与适应战略的见解

Enhancing Urban Resilience: Global Expert Insights on Climate Security, Mitigation, and Adaptive Strategies

• 源自：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25. DOI: 10.1080/07352166.2024.2427636
• 作者： Madeline Romm, Marcus A. Boyd, Allison Bredder, et al.
• 推荐： 邵亦文，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yiwenshao@zjou.edu.cn

城市气候安全的核心目标在于提升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保障城市系统的整体福祉。为了系统性考察全球专家对气候安全及其缓解与适应策略的认知差异，此研究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对来自世界各地学术界、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256 名专家开展了调研。研究重点探究城市气候安全的关键维度，并分析智能技术在其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气候变化被普遍视为城市发展的重大威胁，洪涝与干旱风险在未来10~30 年的潜在影响引发了高度关注，其对水资源系统、生态环境、公共健康、经济稳定以及粮食安全的多维影响尤为突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气候应对准备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发展中国家更关注健康安全与资源短缺、贫困等经济安全议题，并将政府腐败与治理能力不足视为主要制约因素；发达国家则更强调跨部门协调机制缺失和数字鸿沟所引发的公平性问题。前者对短期韧性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但对2050 年后的发展预期谨慎乐观；后者对技术驱动的长期韧性建设更具信心，但同时对政策体系的碎片化问题表示担忧。

研究结论提示城市管理者应更积极地采用“技术创新—制度优化—社会公平”一体化的城市韧性建设综合性策略。这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差异化的气候适应与缓解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成本效益高的解决方案；加强方法协同，整合早期预警系统等智能技术与绿色基础设施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技术应用过程中注重可及性和包容性，防范技术壁垒加剧既有社会不平等；构建多维度政策协调框架，确保气候韧性措施能够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推动包容性发展。

消费区

Consumption Zones

• 源自：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25(2): 191-213. DOI: 10.1093/jeg/lbae035
• 作者： Andrea Batch, Benjamin Bridgman,Abe Dunn, et al.
• 推荐：沈静，麦卓琳，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传统数据分析的市场地理范围常依赖行政边界（如县、州等），但这些单元往往无法反映真实的经济活动范围。作者创新性地提出“消费区”（ConZs: Consumption Zones）的概念，通过聚类实际消费数据构建地理单元，揭示了美国消费市场的空间异质性，为区域经济分析提供了更精准的框架。文章借鉴已有研究对通勤区（CZs: Commuting Zones）的测度方式，利用Fiserv 支付卡数据构建消费流，采用改进的聚类算法（FKV），将消费模式相似的县聚合为消费区。分析结果发现，不同行业的消费地理范围具有显著差异，如高频消费行业（食品）倾向于本地化，耐用品行业（家具）则依赖于广阔市场。这种差异源于消费频率与产品特性，为反垄断政策提供了关键依据。最后，作者以美国连锁超市克罗格与艾伯森（Kroger-Albertsons）合并案为例，对比了消费区与县、州级地理单元在衡量市场集中度（HHI 指数）时的差异。结果显示，消费区对高集中度风险市场的识别能力要优于传统的县或州级地理单元，凸显了消费区的可用性与对政策评估的重要性。总体而言，该文首次将消费行为驱动的聚类方法引入经济地理分析，通过揭示消费行为的空间逻辑，呼吁政策制定者关注经济活动的真实地理范围，避免依赖行政边界导致的决策偏差。此外，消费区的提出还为跨学科研究搭建了桥梁，推动了多维度分析区域不平等的新范式。

收缩城市中邻里规划能否实现拆除 目标？——俄亥俄州扬斯敦邻里行动计划的一致性与有效性评估

Can Neighborhood Planning in Shrinking Cities Achieve Demolition Goals? A Conformance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Neighborhood Action Plans in Youngstown, Ohio

•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24, 44(1). DOI: 10.1177/0739456X241291292
• 作者：Shuqi Gao, Brent D. Ryan
• 推荐：廖露，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luliao@ruc.edu.cn

规划实施一直是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中的难点：一方面规划需要对未来城市与社区的发展进行相对精准的预判；另一方面城市和社区发展存在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需为城市和社区发展留出一定的自主空间。这使得规划实施评估面临挑战：是否必须严格遵循规划文本的内容进行实施？规划实施评估有两种主要方法：一是基于一致性的评价（conformance-based evaluation），认为实施效果必须严格按照规划内容；二是基于有效性的评价（performance-based evaluation），主要关注实施后的实际效果和影响。

然而，美国城市规划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大量城市收缩的同时，政府的管理相对分权和去中心化，难以有效应对城市收缩带来的挑战。文章聚焦于人口不断收缩的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社区行动规划》（NAP: Neighborhood Action Plans），采用规划一致性与有效性的双重评估视角，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7 项NAP 中所建议拆除建筑的实施情况。通过GIS 检验规划文本中建议拆除建筑与规划实施中实际拆除建筑之间的差异，评估NPA 的实施现状及其影响，并通过访谈探讨实施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一致性，从有效性角度评价NAP 的实施情况更符合实际情况。同时非政府组织（土地银行）在遵循NAP 拆除建议方面表现得比政府更积极。受访者对这一发现提出多种解释，包括规划制定和实施程序上的差异，对于闲置空地规制的职责重叠，决策者对实施的影响，以及居民关注点的变化导致了优先事项的调整等因素。同时为提升收缩城市社区规划的实施效果，作者还提出了从规划制定到公众参与的具体建议。

在城市活动中心识别中考虑公共设施的重要性

都市活動センター検出において公共施設での活動を考慮することの重要性

• 源自：都市計画論文集, 2024, 59(3): 509-515. https://doi.org/10.11361/journalcpij.59.509
• 作者： ボラティンスキー バディム（Vadim Boratinskii）, 大佛俊泰
• 推荐：徐畅，四川轻化工大学经济学院旅游管理系。xuchang0815@163.com

城市活动中心（UAC: Urban Activity Centers）作为城市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城市规划、商业决策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就业密度或商业活动，却忽视了医院、大学和市政厅等公共设施所吸引的稳定访客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此研究通过整合公共设施活动，基于2018 年东京都市圈人员出行调查（Person Trip Survey）数据——涵盖工作、商业、个人休闲及公共活动（如教育、医疗）等出行目的，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识别东京23区内的UAC，并将其与谷歌地图的兴趣区域（AoI: Areas of Interest，其划定主要依赖商业与休闲活动数据）进行对比。空间分析表明，约20% 的AoI 与UAC 存在空间不重合现象；功能分析利用建筑点数据（BP data）中的楼面面积与房间数量，揭示未重合UAC 区域的公共设施占比显著高于AoI，且平均出行量更高。这一结果证实，仅依赖商业与休闲活动数据可能遗漏以公共服务为主导的城市活动中心，进而导致对城市结构的片面认知。研究强调，城市中心识别需纳入包括公共设施在内的多元活动类型，忽略公共活动将削弱城市规划决策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