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对收缩城市未来的思考

Reflections on the Post-pandemic Future of Shrinking Cities

• 源自：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2024, 95(4): 391-400.
• 作者：Maxwell Hartt, Sharmistha Bagchi-Sen, Justin B Hollander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众多城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失、经济下滑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特别是那些本就处于收缩状态的城市。该文讨论了新冠疫情对收缩城市的冲击以及收缩城市的规划策略。作者关注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变化，包括人口流失、移民模式和失业率。研究发现在2019—2022 年间，收缩型城市与增长型城市在疫情死亡率上无显著差异，但净迁移率存在显著差异，收缩城市每年均为负净迁移，而增长型城市则为正；疫情加剧了收缩城市的人口流失，迁移变得更容易后，人口流失更为严重。该文讨论了为应对疫情而出现的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并重新审视了收缩城市的规划框架，强调了包容、审慎和透明的规划流程的重要性：精明收缩规划应该倾听不同人群尤其是弱势人群的诉求；运用新技术提高收缩城市社区的公众参与；运用信息技术向公民提供透明的信息，弥补疫情期间自上而下信息传递的弊端；收缩规划要重视不同类型和来源的信息，避免对定量数据的依赖；收缩规划的规划过程要立足于区域范围，但治理和实施要立足于地方层面等。最后，作者倡导采用基于地方的经济发展策略来促进收缩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总而言之，新冠疫情加剧了收缩城市的人口流失和经济困境，还暴露出了社会不平等和规划不足等问题。这篇论文强调了在规划中融合经济、技术和社会等多个维度的重要性，对后疫情时代未来收缩城市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深刻见解。

加拿大安大略省校园周边邻里的土地利用规划策略与学生住房开发模式

Land-use Planning Approaches to Nearcampus Neighborhoods and Student Housing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Ontario, Canada

• 源自：Housing Policy Debate, 2024, 34(5): 668-694
• 作者：Nick Revington, Alexander James David Wray
• 推荐：魏宗财，吴征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高校学生住房是一个有争议的政策议题。近几十年来，随着高校入学率的提高以及学生对住房需求和期望的变化，北美许多校园周边邻里经历了快速变化。如将现有住房改建成为面向学生的出租屋，以及私人建造学生专用住宿的发展等，也导致当地社区与院校之间产生了一些冲突。然而，多数有关学生住房政策的研究都以单个城市为案例进行探讨，且少有研究关注到城市政府如何通过土地利用规划来解决学生住房问题，以及这些规划策略的后续影响。作者通过分析加拿大安大略省20 所公立大学主校区所在的15 个城市的规划文件来发掘城市如何通过校园周边土地利用规划来管理学生住房的发展，并总结提出最小程度干预、暗中限制学生住房开发、引导学生住房离开已建成社区、对居住区的高密度再开发以容纳学生等四种现行的应对校园周边社区学生化问题的主要策略。政府所采取的上述策略反映了当地的政策环境，别是这些策略与该省的区域增长管理规划的关系。案例研究也展示出每种策略如何影响当地学生专用住宿发展。作者提醒，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学生专用住宿在缓解城市居民和院校师生冲突方面的潜在作用，及其对城市更新的贡献。国内在高校学生住房有一些相对成熟的经验，有必要进行学术总结，为相关问题的缓解提供中国方案。

谁在合作推进城市韧性？基于美国四个沿海城市雨洪韧性规划网络的分析

Who Collaborates on Urban Resilience? An Analysis of Flood Resilience Planning Networks in Four Coastal Cities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24, 46(9): 1775-1792
• 作者：Bryce Hannibal, Sara Meerow, Sierra C. Woodruff, et al.
• 推荐：邵亦文，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yiwenshao@szu.edu.cn

城市韧性作为一个典型的“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成功地将不同学科、部门和议程围绕一个共同目标联合起来。有文献指出，消除组织间的隔阂（organizational silos），推动多方行动者协同合作，是实现城市韧性的关键所在。然而，目前学术界尚缺乏实证研究来评估现有的韧性治理网络是否具备了这些理论化的特征。该文运用社交网络分析方法，以跨组织合作频率及其对雨洪韧性的重要性为参量，深入探讨了波士顿、巴尔的摩、劳德代尔堡和西雅图这四座城市在相关规划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合作网络。结果显示，各城市的韧性治理网络展现了不同程度的多层性和多样性特征，涵盖了从市级到联邦级的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私营企业以及教育和研究机构。然而，这些网络普遍存在连通性不足和结构凝聚力薄弱的问题，容易因关键中介组织的退出而瓦解。研究进一步指出：（1）韧性是一项全面性的城市议题，高度依赖于城市管理者的网络管理能力；（2）构建韧性并非仅是城市内部政府机构的职责，而需广泛拓展合作阵营；(3）大学在韧性规划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城市与大学的伙伴关系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4）韧性规划过程应吸纳更多元化的组织参与，确保边缘群体的需求得到充分关注，以实现治理的全面包容。综上，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分析路径，揭示了城市韧性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并验证了协作治理模式对城市韧性目标的支持作用，这对我国城市和区域韧性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超越唐人街——华人侨民、权力交接与荷属东印度群岛棉兰市的规划

Beyond Chinatown: Chinese Diaspora,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and the Planning of the City of Medan in Dutch East Indies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DOI: 10.1080/02665433.2024. 2390539
• 作者：Yinrui Xie, Amanda Achmadi
• 推荐：傅舒兰，陈吉，浙江大学建筑 工程学院。fushulan@zju.edu.cn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量中国工人和商人移民东南亚，在部分地区对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棉兰作为苏门答腊岛的重要港口城市，荷兰殖民者早期规划控制松散，华人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逐步在城市规划中扮演关键角色。以往研究多聚焦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二元权力结构下的城市规划，或局限于传统“唐人街” 概念分析华人聚居区，忽视了华人移民作为第三方力量在棉兰城市规划中的独特作用。该文通过研究荷兰殖民档案（1890 年代—1920 年代棉兰历史地图和文字记录）及中文档案（印尼中文碑刻材料和华人移民口述历史），分析华人侨民如何在三元权力结构下塑造棉兰城市空间，并挑战传统 “唐人街”观念。

首先，文章简单介绍了华人侨民如何逐步成为重塑棉兰城市结构的空间力量。早期华人侨民多为中国“苦力”，政治经济权力受限，被边缘化于棉兰城市空间的塑造之外。随着商业精英的到来，华人移民通过巧妙地将他们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和空间力量，获得了塑造城市骨架的机会。其次，文章探讨了华人力量如何影响棉兰的城市规划。华人的经济活动，如房地产投资和代码开发，不仅带来了非传统的华人区，还塑造了整个城市的分区和轴线。华人侨民还通过个性化的建筑设计塑造了棉兰的街景和建筑，反过来，他们又通过精心利用各种来源的建筑元素来满足不同的目的，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最后，文章总结道，棉兰华人侨民从社会边缘群体崛起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政治权力逐步增长转化为空间权力。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通过权力转化和互动，使棉兰华人区在功能和形态上区别于传统唐人街，推动棉兰城市化进程并影响城市社会结构。

发展中的价值争议——通过流离失所与安置探析莫桑比克生计商品化的经历

Contested Values of Development: Experiencing Commodification of Livelihoods Through Displacement and Resettlement in Mozambique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24, 56(6): 1787-1802.
• 作者：Kei Otsuki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sainan.lin@whu.edu.cn

在现代基础设施项目中，征地往往伴随着将部分公众从项目区域迁出的情况，从而导致流离失所（displacement）。针对流离失所者的经济补偿方法通常包括现金补偿、住房安置等实物补偿，以及将流离失所者视为“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然而，这些方法都基于一个基本假设：通过重新安置，可以改善流离失所者的生计。该文以莫桑比克林波波国家公园的建设为例，探讨发展过程中价值的创造与争议。研究基于对马辛吉尔区一个安置村的实地考察，以及对公园管理人员和流离失所者的采访，分析了为什么这些流离失所者在与公园管理部门进行了近20 年的谈判后，仍在为重新安置而挣扎。研究结果表明，安置项目的赔偿通过将原本具有丰富社会和文化意义的生计简化为以经济价值为主的形式，导致了生计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livelihoods）。这种商品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提供的住房和耕作土地被标准化，基础设施的使用需支付货币，并且引发了新的劳动安排。同时，生计商品化的过程也促使人们创建自己的协会，以重新协商他们生计的价值，并重新参与（包括非法的）狩猎活动。然而，这一过程可能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该文揭示了流离失所者如何在生计商品化的过程中重新评估与生计相关的本土和文化价值。商品化的经历可以被理解为流离失所者对发展专家所强加的特定主体性的反抗，并通过这一过程重塑他们的行为方式。因此，流离失所者既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也不是单纯以获得补偿为目的的经济价值的受益者，而是通过创造自身发展价值来实现个人与集体发展的反思者。最后，该文强调，有必要关注因发展引起的流离失所与重新安置中的价值争议，以便在发展项目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的情况下，为所有人构想更优质的生活。

规划与关怀—— 一种反思

Planning and Caring: A Reflection

•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24，23(3): 266–277
• 作者：Patsy Healey
•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 划系。k_cao@126.com

该文是英国著名规划学者帕奇·希利的遗作。她对规划与关怀的探讨，在背景上源自于疫情时期世人的经历与感受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思考；在研究上既基于诸规划理论学者长期以来对关心、关怀等概念的讨论，也基于她本人2023 年出版的新作《关怀场所》（Caring for Place）。不过，她的观点主要受到福雷斯特1989 年的《面对权力的规划》（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一书的影响，其中提到了事实与感觉、理性与情感在规划实践中的紧密交织。在以往，对于事实与理性过度关注，却忽略了感觉与情感。同时也受到桑德考克2023 年新作《描画可能性》（Mapping Possibility）一书的影响，其中提到了具有情感维度在塑造更为公正的社会的重要性。希利认为，关怀及其同义词（同情、同理心、关注、善意、体贴等）可以以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方式出现，它们共同塑造了规划中的关怀视角。该视角认为，人、其他物种与物体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并构成了关系网络，它也承认、尊重、培育与创建这种关系及其网络。关怀视角是一种行动与实践中的互利互惠的伦理观，强调既关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也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而非像以往那样只关系物质空间与经济。在规划实践中纳入关怀视角，规划师需要融入自身作为人类所拥有的所有情感与“人道”精神，来处理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以及塑造场所。不过，希利同时也强调了关怀这一视角并不是一种新的规划理论，而是在如何思考社会的构成与演化方面的普遍思想转变。

多尺度绿色基础设施优化——面向动态规划和设计的空间预测与评估

Multi-scaled Green Infrastructure Optimization: Spatial Projections and Assessment for Dynamic Planning and Design

• 源自：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4, 249. DOI: doi.org/ 10.1016/j.landurbplan.2024.105128
• 作者：Yoonshin Kwak, Brian Deal
• 推荐：陈卉，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 划学院。chenhui91ch@163.com 颜文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yanwt@tongji.edu.cn

随着全球城市化压力的不断加剧， 实施绿色基础设施（GI: Green Infrastructure）已成为提升社区韧性的关键干预措施。然而，探讨GI 规划与设计如何融入复杂、动态的城市系统机制的文献十分有限。为了研究GI 的动态定义和评估，将GI 服务和城市变化联系起来的机制，以及产生最具韧性结果的GI 策略，该研究选择面临城市化压力的美国伊利诺伊州麦克亨利县为研究区域，开展实证研究：首先，评估GI 服务供需现状及其之间存在的空间不匹配，为GI 实施的最佳位置提供建议；其次，使用土地利用演变和影响评估模型（LEAM）模拟2050 年的土地利用变化，对比“一切照旧”（BAU）和实施GI的“生态保护”（EPG）两种情景，分析GI 服务对城市发展格局的影响；最后，通过比较两个情景下GI 服务供需和空间不匹配的预测结果，提出优化GI 规划和设计的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GI 服务供应和需求的空间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化水平相对应。GI 服务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并影响着发展格局。在研究考虑GI 服务的住宅和商业等土地开发趋势时，相较于距离邻近性，GI 服务可达性（以交通时间为衡量）更能揭示清晰的趋势。EPG 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预测显示，通过适当的管理政策，城市中心附近的一些高质量景观可以得到保护，免受开发影响。因此，EPG 情景的GI 服务供需之间的空间不匹配程度将低于BAU 情景。通过在不同尺度比较两个情景的GI 服务供需空间错配，可为GI 机制促进韧性的规划措施提供建议：在精细尺度上，突出了规划师应考虑通过GI布局以缓解GI 服务供需不匹配，并能提供明确的空间位置信息；在社区尺度，可以提供有关当前和未来GI 规划或环境政策制定的优先级区域。

这一研究强调了从供应和需求两方面理解GI 服务，及其随时间和空间与城市复杂系统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为了解决韧性问题，并培养能够长期有效应对建成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需要以社区动态响应的方式来制定GI 规划策略。通过采用空间明确的动态建模系统，这一研究开发了一种综合的GI 规划方法，可有效解决不同尺度上人与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机制问题。

年轻人对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匈牙利城市环境变化的偏好研究

Young Adults’ Preferences on the Potential Changes in Urban Environment Triggered by AVs in Hungary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4: 1-19. DOI: 10.1080/13574809. 2024.2422375
• 作者：Miklós Lukovics, Tamás Ujházi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xum@cqu.edu.cn

近年来，自动驾驶汽车（AVs）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城市规划与设计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现有研究多集中于AVs 对交通流、环境可持续性及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但对AVs 如何改变城市空间和年轻人对此变化的态度与偏好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该文通过调查匈牙利年轻人群体的观点，分析他们对AVs 引发的城市环境变化的偏好，探索AVs 普及后城市空间使用的潜在变化。研究基于对300 名匈牙利年轻成人的问卷调查，收集了他们对AVs 普及后的城市环境变化的看法。

研究发现，匈牙利年轻城市居民明显偏好由AVs 主导的城市环境，同时强烈反对经典车辆技术及AVs 与传统车辆共存的过渡状态。他们倾向于仅供行人使用的人行道，反对大规模使用配送机器人和无人机，因为无人机可能会影响人行道上人的活动，年轻人可能更倾向以人为本的步行环境。受访者重视车道分配、新车道设计及绿色邻里环境，同时支持广泛的5G 网络覆盖和传感器技术的应用以增强安全性与连通性。因此，作者建议政府和城市规划者应积极考虑年轻人的看法，在设计政策和规划时考虑这一群体的需求，以确保AVs 技术能够带来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和人性化的城市发展。

培育中、发展中和优化提升中的 “中国龙”——分析中国城市群的功能一致性

Imagined, Emerging and Real ‘Chinese Dragons’: Analysing the Functional Coherence of Chinese Megaregions

• 源自：Regional Studies, 2024, 58(12): 2435-2448
• 作者：Wang Tongjing, Evert Meijers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leiwang@whu.edu.cn

城市群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载体，也是各国努力培育和支持的重点地区。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在功能上的协调一致，而并非仅仅只是地理上临近或政策上将其圈入，才是城市群建设和发展的关键。尽管对于如何分析城市群的功能一致性并没有统一的范式，但对于这一问题较为全面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依然较少。该文以中国15 个官方正式提出的城市群为对象，通过分析网络搜索不同城市名称同时出现的频次，以及出现时的领域主题词，构建城市间的联系数据，并从包容度、联系度和一致度三个维度，对上述城市群分别进行评估。包容度是指城市间联系超过门槛水平的城市占所有城市的比例，联系度是指超过门槛水平的城市间联系占全部城市间全部联系的比例，而一致性是指强联系的主题数量占全部主题数量的比例。文章最后将三个维度的结果进行了汇总，并分为培育中、发展中和优化提升三类，发现其中9 个城市群的类型与政府给出三种分类并不一致，其中包括长三角在内的6 个城市群政府分类较高，而山东半岛在内的3 个城市群较低。因此，推动城市群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强化城市群的相应短板，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文件定位的层面。

超越“本地蜂鸣”——知识互动、创新和邻里特征

Beyond “Buzz”: Knowledge Interactions, Innovation, and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24(6): 821-842. https:// doi.org/10.1093/jeg/lbae026
• 作者：Nadiia Matsiuk, David Doloreux, Richard Shearmur
• 推荐：沈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 学院。shenjing@mail.sysu.edu.cn

相关文献指出了城市空间的微观地理特征与创新可能有联系。这篇论文以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为例，采用加拿大统计局的居住地普查数据，以及400 家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原始问卷调查数据，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将蒙特利尔的邻里划分为五种类型，即中心区、中心区边缘、内郊区、郊区和城郊型。然后，运用双变量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邻里特征、知识交流的重要性和企业创新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邻里特征对城市内企业的知识交流产生影响，即位于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密集、适宜步行社区的企业更重视本地知识交流。但研究也发现本地和全球的知识交流促进渐进式和突破式创新，而与邻里特征没有直接联系。作者认为只要加强知识交流，任何社区都可以发生创新，鼓励城市政策制定者有效利用社区邻里特征来促进知识交流，也可以通过丰富城市（社区）的企业关系网络来促进创新。这篇论文的研究发现为企业不聚集地区的区域创新战略制订提供了政策借鉴。

解密15 分钟城市——关于临近性规 划的阴谋论、否定以及不满

Decoding the 15-Minute City Debate: Conspiracies, Backlash, and Dissent in Planning for Proximity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25, 91(1): 117-125. DOI:10.1080/01944363.2024. 23465
• 作者：Lauren Oriol Marquet, Isabelle Anguelovski, Samuel Nello- Deakin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zhoujp@hku.hk

最近几年，国际上的“15 分钟城市”运动从巴黎起步，慢慢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所熟知。但在实践当中，这个运动的名声经常毁誉参半。一方面，有人认为它的潜台词是限制人们的自由，是一种把社会像工业品那样“设计”和“控制”的企图和努力；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它是把设施和服务的临近性更科学、合理地纳入城市规划的重要举措。以马尔凯（Marquet）为首的三位西班牙学者在《美国规划协会会刊》上发表文章，针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辨析。他们认为，城市规划师需要提倡循证规划（evidence-based planning），解决好关于15 分钟城市的有关科学问题。在我国，“X 分钟生活圈”大体也可以对应国际上的15 分钟城市。人们对于X 分钟生活圈会有什么正、反面观点？还有X 分钟生活圈究竟怎样能更好地推行？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可以从该文中寻找到一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