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企业式未来塑造的全球—城市综合征

The Global-urban Syndrome of Climate-corporate Futuring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6. 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61422083
• 作者：Rachel Bok, AbdouMaliq Simone, Roger Keil
• 推荐： 邵亦文，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yiwenshao@zjou.edu.cn

本文通过对两家国际城市智库（Urban Grounds、Sustainable Urbanism）在5 个沿海城市（新加坡、纽约、鹿特丹、香港、迈阿密）组织的气候韧性系列研讨会进行追踪分析，揭示了全球城市气候治理中“气候—企业式未来塑造”（climate-corporate futuring）的运作逻辑。

文章指出，气候应对的话语权并非完全形成于公共领域，而更多是在“城市间空间”（interurban space）中由跨国精英网络共同生产。这些智库通过精心策划的闭门工作坊，将房地产投资者、金融家、咨询顾问与政策制定者聚集一处，共同构建所谓“最佳实践”与“气候常识”，并在此过程中压制了其他可能性。在这一建构中，气候韧性被重新定义为保护金融化房地产资产的技术问题，而非关乎社会正义的议题。参与者强调气候适应的“去政治化”，试图将其包装为技术性、非党派的管理问题，从而为资本介入铺平道路。案例城市被策略性地塑造为“气候领导力”的象征，其经验经由跨国网络的背书与传播，被抽象为适用于全球城市的通用模板。此种“企业比较主义”（corporate comparativism）实质上是将特定精英金融化沿海城市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全球，掩盖了城市间的巨大差异，忽视了资源匮乏城市与脆弱社区的真实需求。其冠以“未来防护”（future proofing）之名的解决方案，本质上是一种保护特权阶层利益的“防御性城市主义”，虽确保极端天气下的商业连续性，却加剧了社会隔离。

上述观点警示中国规划师需对国际“最佳实践”的话语陷阱保持批判性审视，警惕金融化、市场化解决方案的盲目移植。气候适应性规划应立足本土社会生态条件，优先保障空间正义与社区韧性。文章也进一步启示我们基于本土语境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路径，并通过包容性公众参与机制避免气候议题被“技术”专家话语所垄断。

利用混合方法评估美国能源的不安全性

A Mixed-methods Assessment of Energy In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26, 92(2): 179-192
• 作者：Ariadna Reyes, Josh Newton, Camilo Caudillo, et al.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zhoujp@hku.hk

各种现代化技术和设施，如空调、保温材料、集中供暖等，让人们的室内居住环境越来越舒服。很多在现代化发达大城市里工作、生活的人甚至不容易感到四季变换和温差给自己带来的不舒适感。但如果居住在美国中西部某个不发达城市的郊区，那里冬冷夏热，室内环境取决于独栋住房的设计、材料、设施、位置，还有居民的能源（如电、气）消费能力和水平，人们对于气候、温度的体感则会是另外一番图景。对于这个图景，我们能够利用现成的官方和一手调研数据，作出最好的定量、定性描述吗？来自于美国、墨西哥3 个机构的5 位作者对此进行了探索。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发表于最新的《美国规划学会会刊》上，这对于我们思考和应对我国北方非集中供暖地区的居民采暖，以及南方大片拥有炎热而漫长夏天的地区居民纳凉问题，都有很多启发。

取消最低停车位要求——来自美国9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Parking the Minimum Parking Requirement: Evidence from Nine U.S. Cities

•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26, 46(1): 88-101
• 作者：Srirang Sohoni, Bumsoo Lee
• 推荐：廖露，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luliao@ruc.edu.cn

最低停车位要求（MPRs: Minimum Parking Requirements）是二战后美国城市规划中广泛采用的政策工具，旨在通过强制开发商配建停车位来防止街道停车溢出。然而MPRs 导致停车位过度供给，不仅加剧了小汽车依赖，还成为制约住房可负担性与紧凑型发展的重要制度障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开始探索停车制度改革。该文选取美国9 个在人口规模、城市形态与改革路径上差异显著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准实验研究设计，系统考察了取消MPRs对新建项目实际停车配建水平的影响。

研究发现，取消MPRs 的政策效果高度依赖本地市场条件与既有政策环境。在尚佩恩、辛辛那提与火奴鲁鲁等针对停车需求较低的中心区或公交廊道区域实施改革的城市，政策效果最为显著，取消MPRs 后新建项目的停车配建水平较改革前大幅下降，且与城市其他区域形成显著差异。在萨默维尔，由于同期实施了更广泛的区划改革，取消MPRs 带来了全市范围内的停车配建下降。在旧金山与布法罗，因为改革前停车配建已呈持续下降态势，取消MPRs 后并未出现断点式变化；而在大急流城与哈特福德等以小汽车为导向的低密度城市，以及华盛顿特区等改革前停车要求已极低的城市，取消MPRs 并未产生显著的政策效果。

该文的实践价值在于为不同城市因地制宜推进停车制度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启示。应优先在停车需求较低的中心区、公交廊道等区域实施改革，通过渐进式策略逐步培育市场条件与政策环境，为最终实现更广泛的停车制度改革奠定基础。该研究结论对我国大城市优化停车配建标准、促进公共交通导向开发与降低住房建设成本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谁是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项目的服务对象？——加州可负担住房单元 租金、租户收入与项目特征的分布

Who Is LIHTC Built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Units by Rents, Tenant Incomes, and Project Features in California

• 源自：Housing Policy Debate, 2026, 36(1): 1-23
• 作者：Ann Owens
• 推荐：魏宗财，林宇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作为美国联邦政府的重要可负担性住房政策工具，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LIHTC: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项目必须满足最低可负担性要求方可获得税收抵免，并依托开发商完成可负担住房建设。由于开发商在项目区位选址、住房可负担性等方面拥有决策权，其决策行为影响可负担住房的供给和低收入租户的住房选择。既有研究多围绕LIHTC 项目的区位选择与社区特征展开分析，较少讨论住房单元的可负担性及其与项目区位、租户类型和租户收入的关联。该文以2011—2023 年美国加州获批的2 707 个LIHTC 项目为研究样本，结合项目租户收入数据系统剖析了LIHTC 住房单元可负担性组合和时空特征，检验住房单元可负担性与租户实际收入的匹配程度，并进一步揭示该匹配度在不同租户类型和区位项目中的差异。研究发现，尽管极低收入家庭在LIHTC 租户中占比极高，但仅15% 的住房单元是他们可以负担的；尽管面向极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单元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住房可负担性与租户收入水平之间仍存在显著错配，导致极低收入群体难以有效享受政策支持，或面临过重的住房支付压力。研究显示，项目相关法规与财务可行性决定了开发商能够提供的住房可负担性水平，这为州层面的政策制定者明确政策抓手、实现住房可负担性目标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支撑。该文的研究结论能为我国保障性住房的精准供给和政策优化提供研究参考。

人才锚地——大学对居住地的影响

Sticky Places: The Effect of College on Where You Live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26(152): 103843. https://doi.org/10.1016/j.jue.2026.103843
• 作者：Andreas Fidjeland, Tora Knutsen, Magnus Stubhaug
• 推荐：李子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lizimingis@126.com

大学所在地是否会影响毕业生未来的居住地选择？尽管大量描述性证据表明许多毕业生倾向于留在求学地区，但因果识别一直面临挑战——学生的就读地点选择本身就与其居住偏好相关。为填补这一研究缺口，这篇文章利用挪威高等教育集中录取制度作为自然实验，对“大学所在地的黏性效应”进行了因果识别。作者利用学生基于高中成绩的志愿录取机制，通过断点回归设计比较了那些成绩刚好达到或未达到第一志愿录取分数线的“边缘考生”。研究发现：被第一志愿所在地录取并就读，则毕业生在毕业后1—7 年内居住在同一地区的概率提高15%~20%，且这一效应在观察期内未见衰减。这种“黏性”在不同性别、家庭背景以及城市规模之间均稳定存在，且在社会科学与健康类专业中尤为显著。为探究作用机制，作者进一步检验了3 种可能路径：一是劳动力市场回报，留在求学地并未带来显著更高的工资收入；二是伴侣关系形成，虽然伴侣可能增强黏性，但单身学生的黏性效应依然显著；三是居住流动性偏好，留在求学地的学生并不比其他人更少搬家，说明黏性源于对该地区的特定情感依附，而非普遍的迁移厌恶。

研究表明，大学所在地不仅是教育选择，更是长期居住决策的重要锚点。这一发现为地方政府通过布局高等教育机构吸引和保留高技能人才提供了因果层面的证据支持。同时，该分析框架对于理解中国在高等教育扩张与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大学布局如何影响人才流动与区域黏性，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地方城市容积率放宽制度对城市更新有效性的研究——以“中枢中核都市”的业务用途为重点

地方都市の都市再生に向けた容積 率緩和制度の有効性に関する研究：中枢中核都市の業務用途に着目して

• 源自：都市計画論文集， 2025,60(3): 595-602. https://doi.org/10.11361/journalcpij.60.595
• 作者：内田祐一朗，村木美貴
• 推荐：徐畅，四川轻化工大学。xu.chang@pku.edu.cn

该研究旨在探讨放宽容积率制度在地方城市更新中作为经济激励的有效性，并重点关注业务用途的开发实践。该文选取日本82 个“中枢中核都市”（日本政府于2018 年12 月在东京之外选定的82 个支持地方经济与民生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首先基于中枢中核都市容积率放宽制度的实施现状，剖析了地方城市在制度应用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其次，从收益性与开发需求两大维度对这些城市进行了分类，并考察了各类型代表城市的业务空间供需动态。在此基础上，研究选取开发条件最优的“大规模、高收益型”代表城市札幌市进行案例分析。测算结果表明，在札幌市当前旺盛的业务空间需求下，容积率奖励确实能转化为可观的房地产增值，其作为经济激励措施是成立的；但一旦租金水平和出租率大幅回落至历史低点，该政策的激励效果将骤减。由此推论，对于租金和市场需求本就低于札幌的其他4 类中小型地方城市来说，单靠放宽容积率很难真正调动开商的积极性。研究建议，地方城市在运用容积率放宽政策时应更加精准，将其限定在预期收益较高的枢纽站前或市中心区域，与“紧凑城市”战略深度结合；对于开发需求疲软的城市，则需摆脱对容积率奖励的路径依赖，探索其他类型的开发引导手段，重新审视更新项目中的用途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