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与城市之间——界定间域的概念
Between Suburb and City: Conceptualising Interplaces
- 源自：Urban Studies, https://doi.org/ 10.1177/00420980251376979
- 作者：Wander Demuynck, Ben Derudder, Evert Meijers, et al.
- 推荐：邵亦文，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yiwenshao@zjou.edu.cn
当前主流的都市区域模型在解释那些既非“理想型城市”，也不属于典型郊区的次级地方的发展与转型时，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这些处于城市与郊区之间的“间域”（interplace）虽看似平凡，却往往在人口动态、经济活动和治理转型等方面展现出超越传统空间范畴的活力。为填补研究缺口，文章对“间域”概念进行了体系化建构与分类阐释。
作者构建了一个空间—功能、政治—制度、文化—象征三维分析框架，以整合以往文献中孤立讨论的各类间域，形成更为系统的术语谱系。其中，空间—功能维度源于经济活动与专业化设施的空间重组所催生的日常流动性变化；政治—制度维度指都市治理组织赋予边缘地区制度能力，以实现区域集聚利益的再分配；文化—象征维度则体现为多个地方共同构成区域文化象征参照点的统一过程。依据各维度上“借用”（borrowing）与“阴影”（shadowing）过程的不同程度，间域可分为三类：经济上借势但政治文化受抑的后郊区、经济被覆盖但政治文化保持自主的阴影城市，以及各方面呈现混合状态的都市镇（如大伦敦的克罗伊登[Croydon]）。文章随后通过对比利时布鲁塞尔大都市区三个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验证了该框架的解释力。研究表明，间域虽难以简单归类，但其多元、动态乃至矛盾的特性，恰恰是理解大都市区在多尺度上生成与演化的关键。
该文为建立更具语境敏感性的都市区域理论与治理路径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基础，其分析框架对于理解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和都市区发展进程中所涌现的、超越传统城乡二分法的复杂空间形态，亦具有积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情境如何影响经济地理学中的精英访谈？
How does Context Matter in Interviewing Elit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https://doi.org/ 10.1177/0308518X261418436
- 作者：Ruilin Yang, Maira Magnani
- 推荐：林赛南，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sainan.lin@whu.edu.cn
精英访谈是经济地理学理解企业决策者、政策制定者和资本行动者的重要质性方法。然而既有研究多将“情境”视为访谈发生的背景条件，主要关注进入渠道、访谈技巧等操作层面问题，而较少探讨情境如何在更深层次塑造研究过程本身。文章通过强调情境在精英访谈中的作用，推进了经济地理学中关于精英访谈方法论的讨论。作者不再将情境视为研究者在田野中预先遇到的一组既定条件，而是将其视为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主动塑造研究实践的建构性力量。基于作者在中国和巴西开展的田野研究，文章展示了情境如何影响精英访谈的具体实践与研究结果。具体而言，作者揭示了权力不对称和关系等级、（非）正式文化规范、地缘政治与政治语境三个维度对中国和巴西精英访谈的不同作用机制。文章的贡献在于，推动经济地理学精英访谈方法论从“标准化技术”转向“情境化实践”，并强调来自新兴经济体（非英美国家）的研究经验可反向丰富理论建构。作者进一步指出，精英访谈的研究严谨性不应仅以统一程序衡量，而应体现在研究者对情境适应、权力关系和位置性的反思与说明上。该文为开展跨文化与政治敏感情境下的精英访谈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利用大语言模型评估美国地方政府《美国救援计划》的公平性
Us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Assess Equity in U.S. Local Government American Rescue Plans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https://doi.org/10.1080/ 01944363.2026.2618223
- 作者：Warner M E, Zhao Z, Xu Y, et al.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zhoujp@hku.hk
城乡规划人员在面对海量政策文本时，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解读和评估其对不同社区的影响。美国学者近期在《利用大语言模型评估美国地方政府< 美国救援计划> 中的公平性》一文中，探索了如何利用大语言模型（LLM）辅助这一工作。文章以美国56 个地方政府提交的《美国救援计划法》资金投资计划为样本，结合人类评估进行混合方法研究，从再分配、程序公平、概念公平以及伪装检测四个维度分析计划的公平性。研究发现，经过精心训练的LLM 能够客观识别文本中的公平取向，但在跨案例一致性方面仍有不足，因此建议与人类判断结合使用。对中国规划师而言，这种方法可在评估大规模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或专项资金分配方案时，帮助快速筛查文本，识别潜在不公平现象，提高决策效率与透明度。结合本地语境进行模型训练，有望让人工智能成为辅助人类的推动规划公平的有力工具。
地方城市容积率放宽制度对城市更新有效性的研究——以“中枢中核都市”的业务用途为重点
地方都市の都市再生に向けた容積率緩和制度の有効性に関する研究：中枢中核都市の業務用途に着目して
- 源自：都市计画论文集， 2025, 60(3): 595-602
- 作者：内田祐一朗，村木美貴
- 推荐：徐畅，四川轻化工大学。 xu.chang@pku.edu.cn
研究旨在探讨放宽容积率制度在地方城市更新中作为经济激励的有效性，并重点关注业务用途的开发实态。论文选取日本82 个“中枢中核都市”（即日本选取的支持地方经济与民生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中枢中核都市容积率放宽制度的实施现状，剖析了地方城市在制度应用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其次，从收益性与开发需求两大维度对这些城市进行了分类，并考察了各类型代表城市的业务空间供需动态；在此基础上，选取开发条件最优的“大规模·高收益型”代表城市札幌市进行案例分析。测算结果表明，在札幌市当前旺盛的业务空间需求下，容积率奖励确实能转化为可观的房地产增值，其作为经济激励措施是成立的；但一旦租金水平和出租率大幅回落至历史低点，该政策的激励效果将骤减。由此可以推论，对于租金和市场需求本就低于札幌的其他四类中小型地方城市来说，单靠放宽容积率很难真正调动开发商的积极性。笔者建议，地方城市在运用容积率放宽政策时应更加精准，将其限定在预期收益较高的枢纽站前或市中心区域，与紧凑城市战略深度结合；对于开发需求疲软的城市，则需摆脱对容积率奖励的路径依赖，探索其他类型的开发引导手段，重新审视更新项目中的用途配比。
基于大规模开发前后来访模式的周边地区活动—出行行为变化研究——以都市再生特别地区为例
大規模開発従前従後の来訪パタンからみた周辺地域における回遊行動の変化に関する研究：都市再生特別地区におけるケーススタディを通じて
- 源自：都市计画论文集，2025, 60(3): 548-555
- 作者：天谷太一，岡田潤，出口敦
- 推荐：徐畅，四川轻化工大学。 xu.chang@pku.edu.cn
文章对比分析了东京都两个“都市再生特别地区”在开发前和开发后的人流数据，旨在探明大规模城市再开发对周边地区人群活动—出行行为变化的影响规律。根据访客在开发地块内的停留时间和频次，研究将人群细分为6 种来访模式，评估了不同模式群体在周边600 m 步行范围内的时空行为特征和平均停留时间的变化。研究发现，再开发项目通过建设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等立体步行网络，显著提升了与轨道交通站点的连通性，使不同来访模式人群在车站附近的活动行为趋于均质化。公共空间的优化增强了地块作为周边居民和通勤者生活动线的功能，使得短时来访的从业者和居民显著增加。混合用途开发促使地块内部员工的平均停留时间有所增加，其活动范围呈现缩小的趋势。工作日期间，在开发地块内长时间停留的周边居民有所增加，但其在周边其他区域的停留时间有所减少。此外，周边区域聚客设施的分布以及公共配建的具体措施等差异，也会对再开发引起的人群活动—出行行为变化产生影响。
危机时期的激进规划史——应对激进困境
Radical Planning History in Times of Crisis: Navigating the Radical Catch
- 源自：Planning Perspectives, https//doi.org/ 10.1080/02665433.2026.2613117
- 作者：Gabriel Schwake
- 推荐：傅舒兰，和子祺，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fushulan@zju.edu.cn
通过重构城市规划史的认识论基础，文章旨在将城市危机从分析的障碍转化为思想创新的契机，从而为更加公正、包容和韧性的城市未来开辟路径。
文章从理论与史学层面界定“激进规划史”的内涵及其必要性。作者指出，现代城市规划与历史学同源于19 世纪国家建构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逻辑，两者在空间与时间层面共同服务于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的合法化过程。因此，规划并非中性的技术工具，其历史叙述被深度嵌入权力结构。因此当代城市危机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规划理性与历史叙事长期运作的结果。作者进一步区分了“激进规划的历史”与“激进的规划史书写”，强调后者并非补充另类的案例，而是要从根本上动摇规划史的认识论基础，使史学本身成为一种激进实践。
结构上，文章首先提出“将危机历史化”作为激进规划史的第一重实践路径；其次，从危机的替代方案的角度出发，通过发掘被压抑、被遗忘或未被实现的规划实践与思想资源，打开对城市未来的想象空间；最后，提出“反对危机决定论”作为激进规划史的第三个关键维度。总体而言，文章构建了完整的激进规划史学框架，指出激进规划史不是去提供一个新的总体叙事，而是破解人们对于“唯一正确历史”的认知依赖，通过质疑史料的选择、理论概念和叙事的结构，塑造更具想象空间与责任感的城市知识体系。作者强调，在人类世时代，城市危机的激进解决方案不仅在于制定新的规划，更在于培养一种新的历史思考方式，将“断裂”而非“连续”视为想象力的源泉 。
对东京23区年龄结构类型的变化与生活配套设施的可达性分析
東京区部における年齢構成類型の変化と生活利便施設へのアクシセビリティ分析
- 源自：都市计画论文集， 2025, 24(3): 391-397
- 作者：飛松涼太，石井儀光，鈴木勉
- 推荐：邵帅，法政大学设计工学科建筑系。shuai.shao.67@hosei.ac.jp
研究以2000—2020 年东京23 区约3 000 个街区为对象，基于5 岁一组人口数据，采用k-means 聚类算法将年龄结构划分为14 类，并根据街区内年龄层变化程度构建“综合稳定度”指标，将区域划分为 5 个等级（数字越大代表人口结构稳定性越高），系统分析年龄结构演变与基础生活配套设施可达性的关系。结果显示，东京23 区以“25~40 岁工作人群（A05）”和“60 岁人群（A07）”为主，年轻工作人口集聚区普遍具有更高的设施可达性。总体来看，除综合医院平均到达时间为16.11 分钟外，其余设施均在步行15 分钟范围内，牙科最短仅3.61 分钟即可到达，显示东京都内生活配套设施高度集约。
综合稳定度分析表明，4 级区域在城中心与外围之间呈带状分布，设施均衡系数整体最高，表现为人口结构相对稳定且设施配置均衡；而5 级区域数量较少，且未必对应设施充足，说明“高度稳定”并不必然等于“高便利度”。进一步对2010—2021 年间38 个超高层住宅建设地区进行分析发现，人口平均增长率达56.3%，设施数量增幅为3.32%，临海开发区增长显著，新宿、池袋等繁华区则人口与设施增长有限。个案比较显示，塔楼开发对儿童与育儿设施影响较明显，但不同区位呈现差异化响应。
研究表明，东京23 区年龄结构与设施供给之间存在显著空间耦合关系，超高层住宅对人口结构与设施配置具有结构性影响，但其效果受区位条件与既有城市结构制约。
利用三维城市模型PLATEAU对公共空间景观模拟的研究——明治神宫外苑再开发过程中用于景观模拟的建筑物和树木建模
3D 都市モデルPLATEAUを用いた公共空間の景観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
- 源自：都市计画论文集，2026, 60(3): 1084-1091
- 作者：切明裕大, 宮脇勝
- 推荐：邵帅，法政大学设计工学科建筑系。shuai.shao.67@hosei.ac.jp
在大型城市更新项目中，环境影响评估往往依赖图纸或单一视角的景观效果图，难以全面反映空间变化对公众视觉体验的真实影响。文章以日本国家级三维城市模型平台PLATEAU 为基础，围绕明治神宫外苑再开发项目，构建了一套面向公共空间环境影响评估的三维模拟方法。
研究并未直接使用PLATEAU 的既有模型，而是重点对建筑体量和树木要素进行精细化建模。作者通过实测数据修正建筑高度与体量关系，并对树木的高度、冠幅和透视遮挡效果进行参数化调整，从而提高模型在远近景观视角中的真实性。同时，研究系统设定多视点模拟场景，对比不同开发方案在空间开敞度、视线连续性和地标可见性方面的差异，使景观影响能够在统一技术框架下进行量化比较。这一方法将三维城市模型转化为可验证、可复现的分析工具，使景观评估过程更具透明性与客观性。尤其在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更新项目中，精细化建模和多视点模拟有助于降低主观判断带来的争议，提高规划决策的解释力。
综上，文章展示了三维城市数据如何通过修正进入具体公共空间评估实践，为数字城市模型在规划决策中的应用提供了方法论示范。其研究不仅拓展了国家级数据库的应用边界，也为未来数字化规划评估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技术路径。
热产——住房成本对区域不平等的放大效应
Hot Property: The Amplifying Effects of Housing Costs on Regional Inequality
- 源自：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https://doi.org/10.1016/ j.regsciurbeco.2025.104189
- 作者：Gabriele Cardullo, Agnese Sechi
- 推荐：李子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lizimingis@126.com
区域不平等的演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但现有理论往往忽略居民消费结构的异质性。文章将非位似偏好的事实（即住房作为必需品时其支出占比随收入上升而下降）纳入对区域差距变化的理解。
作者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力市场摩擦和非位似偏好的两区域空间均衡模型，将住房部门纳入标准的“罗森—罗伯巴克—莫雷蒂”（Rosen-Roback-Moretti）分析框架。模型揭示了两条核心传导机制：一是工资与房价的正向反馈，即在分散化工资谈判下，住房价格上涨会提高劳动者的边际收入效用，进而推高名义工资；二是消费结构调整效应，即工资上升使劳动者减少住房支出份额，降低其生活成本指数，进一步增强实际收入增长。两条机制共同作用，使劳动力对区域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从而放大初始冲击的影响。文章以德国为案例进行校准与模拟，发现当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提高1%，东西部就业差距缩小2%，产出差距缩小约3%，生活成本指数差距缩小约2.7%。若假设住房支出份额不随收入变化（即位似偏好），同样冲击仅使就业差距缩小0.4%、产出差距缩小1.4% ；若改为集中化工资谈判，放大效应同样显著减弱。敏感性分析表明，这一机制在住房供给弹性较低、工资谈判分散的国家尤为显著。
该研究为理解德国过去15 年东西部差距显著缩小提供了新解释。另外，研究首次将非位似偏好系统引入空间均衡模型，揭示了住房市场在区域不平等演变中的放大效应。其分析框架对于理解中国在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住房成本上升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差距，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审视欧洲土地利用规划——识别建筑法规的优先事项与目标
Scrutinising European Land-use Planning: Identifying the Priorities and Goals of Building Regulations
- 源自：Land Use Policy, 2026: 107916
- 作者：Daniels Saakjans, David Kaufmann, Anna M. Hersperger
- 推荐：李吉桓，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lijihuan@tongji.edu.cn
欧洲城市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凸显了城市规划与治理在营造可持续城市环境中的必要性。具体而言，对建筑形态和位置的管控是设计高效且城市公平的关键。综合来看，欧洲各国的城市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制定的法规差异巨大，但学术界对此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尤其缺乏对现行法规及其目标的全面总结回顾。
文章分析了欧洲国家在地方建筑法规中如何排列优先级的方式，即追求的是效率（即最大化利用空间）还是公正（即促进城市利益的公平和包容分配）；考察了有关建筑高度、体量、强度、视野、设计整体性（指建筑设计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程度）、价值承载能力（指可提供的居住单元数、工作岗位或工业产出）以及灾害预防的法规。通过对30 个欧洲国家的73 位规划专家进行线上调查，作者发现建筑高度、强度、体量这三方面可计量、可强制执行的法规在各国均最受重视，且主要是效率导向；其他法规事项对效率和公正这两个目标的追求则较为均衡，且在不同国家呈现不同优先级，体现出地方治理风格的差异。
总体而言，欧洲的建筑法规对效率的追求超过了对公正的追求，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公正这一概念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导致其难以很好地被决策者理解并贯彻。这项研究促进了规划实践中的知识交流，也为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法规领域急需的理论发展和未来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
专刊：《意识形态、科学与新城市设计——批判与演进》及其评论
Special Issue: Ideology, Science and the New Urban Design–Critique and Evolution and Its Comments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5, 30(6)
- 作者：Alexander R. Cuthbert, Gusti Ayu Made Suartikab, et al.
- 推荐：陈雨琪，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这一期为理论讨论专刊——在刊发《意识形态、科学与新城市设计——批判与演进》的同时抛砖引玉，邀请了包括杂志编委会成员在内的城市设计领域的15 位学者对该文发表评论，希望通过呈现观点的碰撞，推动城市设计的理论研究。
《意识形态、科学与新城市设计——批判与演进》提出并讨论了“城市性”“公共领域”“公共界域”与“公域”等概念，指出主流城市设计理论忽视意识形态的影响，事实上正陷入通过短视的项目交付来服务资本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生产为理论分析根基的“新城市设计”。
评论文章展现了学者之间犀利的思想交锋，有趣之余发人深省。有学者强调意识形态不应取代经验证据与制度支撑；也有学者指出城市设计中的意识形态来源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长期的理论传统、气候运动以及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同样深刻影响公共空间的塑造。诸如城市韧性与可持续发展、后增长、疫情与健康、全球化的停滞与倒退、气候正义、情绪经济、数字或人工智能等概念都重塑了我们对城市的认知。甚至，就意识形态而言，城市设计实践面临的并非全然关乎资本主义，还包括政府和宗教机构的官僚与僵化、父权制、种族主义、年龄和性别歧视，被边缘化的群体政治疏离和欧美地区的右翼民粹崛起等。对此，有学者指出若要使城市设计适应21 世纪的现实，就必须应对这些变化。
虽然讨论足具广度与深度，但该专刊的缺憾是所有作者的个人或学术背景均来自全球北方，明显缺乏来自全球南方的议题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