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兹.R.昆斯曼 刘健 王纺

Klaus R.Kunzmann, LIU Jian, WANG Fang

克劳兹.R.昆斯曼教授（Prof. Klaus R. Kunzmann）一直在欧洲最大的综合规划院校多特蒙德大学空间规划学院担任莫内教授（Jean Monnet Professor）的职衔，并长期担任该学院研究组组长（Director of Research）。他是英国皇家城镇规划学会（Royal Town Planning Institute）的荣誉会员，伦敦大学学院巴雷特学院（Bartlett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和威尔士卡迪夫大学规划学院（Cardiff University, Wales）的荣誉教授；2007年春季，他曾担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他近期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创新产业与城市发展，以及中国的经济成长对欧洲城市和区域的影响。klaus.kunzmann@udo.edu
刘健，博士，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研究员。Liujian@mails.tsinghua.edu.cn

王纺，多特蒙德大学空间规划学院硕士；英国Sussex大学发展学院Mphil硕士。1999～2000年，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主要进行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2002年以来，主要从事中国和欧洲城市规划和发展交流活动，并以城市发展为题材进行摄影活动，已举办三次个展。fkwang@t-online.de

　　鲁尔区作为世界传统工业集聚地之一，在历史上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曾经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煤炭和钢铁资源，被誉为德国的动力工厂。二战结束后，鲁尔区又成为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发动机，煤炭和钢铁生产在短期内迅速恢复，为地区发展提供了动力来源，并为国家战后重建提供了所需的钢铁资源。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鲁尔区却受到了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发展的重大影响。

　　1951年，为了保证各成员国可以共同经营煤炭和钢铁资源，法国、前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等国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根据《巴黎和约》精神，联合成立了“欧洲煤炭与钢铁共同体”（ECSC），为日后“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根据《马斯特里奇和约》改称为“欧洲共同体”）和“欧盟”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1]ECSC提供了有关煤炭和钢铁生产销售的协议框架，并建立了相应的自治管理制度；尽管其管理权限仅局限于煤炭和钢铁两个工业分支，但在此后近50年的时间里，它对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ECSC成立之初，整个西欧正面临着战争之后煤炭和钢铁需求数量急剧减少的困境，甚至可能因此而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ECSC通过有力调控煤炭和钢铁生产销售的相对平衡，对维持包括鲁尔在内的传统工业区的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当煤炭和钢铁企业发展陷入严重危机时，ECSC再次有序地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转化，同时特别重视在欧洲的社会保障模式下，保护产业工人的正当权益；鲁尔区同样成为其中的受益者。
　　1969年，鲁尔区从事煤炭开采及相关行业生产的工人有26万之多，他们支撑了当地超过100万居民的生活。今天在鲁尔区仅存的6座煤矿中，从事煤炭开采的工人只有25 000名。直到最近，德国联邦政府又做出决定，截至2018年关闭所有需要高额补贴的煤炭采掘行业，因为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和世界其它各地的煤炭价格更加低廉；到那时，煤炭产业的历史遗存将仅限于那些有幸免于拆除厄运的工业构筑物。
　　从外部形象看，过去的鲁尔区和一般污染严重的工业地区并无二致。在这里，工业用地随处可见，矿顶、烟囱和高炉成为最为典型的城市景观，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公司企业主宰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各种协会联盟势力强大，职工收入颇为丰厚，社会民主党曾在数十年里主导着地方和区域的政治格局。但是在最近几十年，这种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今天的鲁尔区已经成为由巨大的绿色公园网络和丰富的文化、医疗及其它现代设施网络联系起来的城市聚集体，在这里，煤炭和钢铁工人的儿女们享受着充足的经济适用住宅和创新产业的就业岗位。
　　鲁尔区的形象改变主要得益于众所周知的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IBA Emscher Park）。这项为期10年的计划由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在1989年发起，旨在改变鲁尔区的物质环境形象，最终获得巨大成功，并因此而广受好评。与以往狭隘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所不同，这项计划积极促进创新企业和生产集群的发展，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应对结构调整的挑战。显然，国际建筑展不可能解决鲁尔区所面临的所有结构性问题，但它却展现出地区复兴的未来愿景。在此过程中，文化娱乐产业成为打破阻碍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精神约束的重要手段，并使得因煤炭和钢铁企业衰败而出现的大量棕地得以重新利用。除此以外，国际建筑展还为埃森成为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成功运作将进一步促使鲁尔区更加重视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将其视为结构调整的崭新手段。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鲁尔区的人们就已经意识到，煤炭和钢铁产业无法继续为当地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尽管如此，他们却不愿意迁往德国南部正在兴起的现代工业区，而是始终坚守自己的家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相对于其它城市地区而言，鲁尔区的生活质量是高的，这里不仅有充足的住宅，更有勤劳朴实的人民。所以，只要拥有一份正当的工作，他们就不会像乡村的农民一样举家搬迁，而是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
　　作为一个多中心的区域，鲁尔区较大的城市有埃森、杜伊斯堡、多特蒙德和波鸿，但其中任何一座城市都未能成为鲁尔区的首府；这也是埃森和多特蒙德两市市长长久争论的话题。在这里，地方政府相对强大和独立，分别对各自的城市发展负责。自1920年成立第一个区域规划机构——鲁尔矿区住区联盟（SVR: Siedlungsverband Ruhrkohlenbezirk）以来，鲁尔区的各个城市就建立了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目前，“鲁尔地区联盟”（RVR: Regionalverband Ruhr）作为正式的区域机构，其权限仅限于市场销售、信息交流和森林绿带管理。相比之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始终担当着鲁尔区结构调整主体的角色，同时鲁尔区空间规划亦属于州政府的职能权限，但它类似于土地利用规划，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十分有限。
　　近十多年来，由于郊区化、人口迁移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鲁尔区的人口增长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失业率较高，2006年达到14%，高于德国10.7%和前西德9%的平均水平。但是在鲁尔区，失业并不意味着整个家庭的边缘化，德国和鲁尔区相对完善的社会缓冲制度足以保证当地居民维持适度的生活质量，即使是那些因为煤炭和钢铁产业发展起伏不定而出现的短期失业人口也不例外。鲁尔区既不是一个万事俱兴且适于各种生活方式的大都会，也不是一座可以吸引游客在此度过圣诞节或复活节假期的旅游城市，在外国开发商眼中更是缺乏投资建设漂亮办公楼或高档公寓的强大吸引力；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鲁尔区或许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以人性化方式努力度过结构调整期的传统工业地区之一，这恰恰是鲁尔区为人不知的成功之处。
　　时至今日，鲁尔区已经成为传统工业区结构转型的成功典范，尤其重要的是产业的结构转型始终承担着社会和生态责任，而不是国际化的光环，这就是为什么鲁尔区会成为规划师和决策者极力探求的优秀案例。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鲁尔区曾先后两次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之初。当时，中国各地的区域化发展势头正在萌芽，地方之间在快速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如何利用区域规划作为手段，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有效引导各个地方的协调发展，日益成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努力探求。在此背景下，随着彼得.霍尔的经典之作——《城市和区域规划》中译本的正式出版，鲁尔区在SVR框架下，于20世纪20和60年代进行的区域规划探索，开始为中国学者尤其是城市规划学者所熟悉，并被视为通过区域规划协调区域发展的成功案例而广为参考借鉴，甚至成为中国城市规划教材中有关区域规划和区域发展的经典教案之一。
　　第二次则是在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后。当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不得不面对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特别是传统工业城市，不得不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引发的发展困境，并努力寻找新的发展出路时，鲁尔区成功摆脱传统工业地区形象、重新焕发地区发展活力的成功经验，再次为中国社会各界所津津乐道；有关鲁尔区工业结构转型、区域环境改善以及利用工业遗产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的文章报道见诸于各种杂志报刊，一时之间，鲁尔区成为众多中国城市在面对传统工业转型发展问题时纷纷效仿的对象。
　　对中国城市而言，借鉴鲁尔区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有两点尤为重要。
　　首先，尽管自始至终，鲁尔区都不曾拥有真正意义的区域自治管理机构，以SVR为代表的地方联盟性质的区域机构职能有限，并且在经历了多次变迁之后呈现出职能权限不断缩小的趋势[2]，但是鲁尔区通过不同方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努力始终未曾间断。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经济转型时期，一系列区域性发展计划的实施，包括1960年代SVR编制的《鲁尔区区域发展计划》，1980年代“鲁尔区城镇联盟”（KVR）提出的《鲁尔区开敞空间体系》建设计划，以及1990年代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主持的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等，都对促进鲁尔区的工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复兴发挥了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其次，鲁尔区的转型发展并不像通常所简单认为的那样，仅局限于努力发展新兴经济促进工业结构调整，以及充分利用工业遗产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两个方面，而是蕴涵了丰富的人文和生态思想：一方面，通过努力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及其生态状况，为新型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物质空间环境；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结构转化过程中必要的人文关怀，为新型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提供必要的社会文化资源。从投入巨资长期致力于埃姆歇河流域的环境污染整治和自然生态恢复，到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持产业工人（甚至包括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质量，再到保护利用重要的传统工业遗存、发展工业文化旅游和新兴文化产业，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鲁尔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人文和生态关怀。
　　显然，由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鲁尔区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直接适用于中国城市，但它在产业转型发展过程中对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核心问题的特别关注，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对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城市，无论是传统工业城市还是新兴产业城市，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我们与《国际城市规划》杂志合作出版本期专刊“鲁尔——一个传统工业区的蜕变”的最初意愿。
　　本期专刊共收录了14篇文章，其中第一部分的9篇文章出自德国学者之手，涉及了与鲁尔区转型发展相关的区域规划、行动计划、棕地改造、文化产业等多个方面，力图通过对政策制度、规划思想、社会背景、实施机构、运作方式等方面的介绍分析，比较全面地反映鲁尔区近20年来的发展变化及其背后的多种原因。
　　克劳兹.R.昆斯曼在《德国城市：未来将会不同》（参见5~15页）一文中，阐述了1990年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城市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时期联邦和各州政府城市发展政策的演变，以及欧洲政策对德国城市发展的影响；厄休拉.凡.匹茨在《鲁尔：一部区域规划的简史》（参见16~22页）一文中，回顾了鲁尔区在SVR主持下的两次区域规划实践，分析了侧重于物质空间环境的区域规划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两篇文章为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鲁尔区在转型时期的发展变迁提供了必需的政策制度和区域规划背景知识。
　　随后的3篇文章分别从不同侧面，介绍分析了对鲁尔区转型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的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项目及其对德国乃至世界其它地区的深远影响。其中，克劳兹.R.昆斯曼的文章——《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的创新精神》（参见23~29页），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的实施背景、机构设置、项目目标、运作机制，并以杜伊斯堡蒂森克虏伯钢铁厂和埃森关税同盟焦化厂改造作为典型案例，着重介绍了作为国际建筑展重要目标内容的棕地再开发和文化产业发展，简要总结了国际建筑展的实施效果及其对其它地区的可能影响。冉内.史道巴赫的文章—— 《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的社会思考》（参见30~35页），则重点分析了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项目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包括鲁尔区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战略的转变、采取的社会发展措施以及三个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并总结出若干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汉斯.彼得.诺尔和日尔诺特.帕伦的文章——《鲁尔区棕地再开发》（参见36~40页），以及拉尔夫.埃伯特等人的文章——《鲁尔区的文化与创意产业》（参见41~46页），分别涉及了对鲁尔区转型发展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棕地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其中，前者结合赫恩（Herne）、黑尔腾（Herten）、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三地的具体案例，着重分析介绍了鲁尔区有计划地对大面积棕地进行再开发的背景、机构和运作方法；后者则重点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在鲁尔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总结了新兴文化产业在鲁尔区的发展现状，并预测了文化创新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有效手段的巨大发展前景。此外，作为由欧盟主办、1999年5月19—21日在埃森召开的“欧洲文化产业——发展概念比较”国际会议的主要成果，《埃森宣言：欧洲私人化的文化产业10项原则》（参见47~48页）总结了欧洲城市和地区在私人化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力图在21世纪来临之际，加强欧洲面向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并为欧洲城市和地区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对鲁尔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克劳兹.R.昆斯曼和迈克尔.施瓦兹.罗德里安在《埃姆歇景观公园》（参见49~51页）一文中，简要介绍了针对曾经在鲁尔区发展历史上占有主导地位的埃姆歇河地区发起的埃姆歇景观公园项目的起因、内容、目标和原则，以及项目实施在鲁尔区产业转型过程中对区域空间发展的重要带动作用。《鲁尔区大型企业CEO俱乐部》（参见52~53页）则简要介绍了成立于1989年的鲁尔区大型企业CEO俱乐部，及其作为非政府组织通过资助不同类型的区域发展项目，尤其是文化教育领域的区域发展项目，在促进鲁尔区转型发展、支持公共机构的区域复兴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克劳兹.R.昆斯曼的文章《2007年看鲁尔：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为我们留下了什么》（参见54~59页），介绍了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四个成功的旗舰项目，以及在国际建筑展影响下，鲁尔、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乃至德国其它地区为加强区域发展特性，依循国际建筑展的哲学思想和运作方式所启动的其它旗舰项目，并且分析了国际建筑展对鲁尔区的成功转型以及在世界其它国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其余5篇文章全部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部分师生。其中，刘健在《鲁尔区域特性之我见》（参见60~65页）一文中，分析了自然、地理、历史、制度等条件对形成鲁尔区特有的区域发展特性的影响；唐燕在《鲁尔工业区棕地复兴策略》（参见66~68页）一文中，简要分析了鲁尔区的棕地整体更新策略，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对比说明了鲁尔区的棕地整体更新对我国老工业基地变革的借鉴意义；张晓军在《鲁尔区复兴的地域特色营造》（参见69~71页）一文中，总结了对鲁尔区的经济复兴发展和环境特色塑造起到积极作用的两个重要理念，一是把单一的实施项目纳入完整的空间系统中统筹考虑，二是重视以传统工业为主体的地域文化和地域景观的延续和发展，并且通过高新技术的普遍应用塑造新的地域景观特征；张晓莉在《城市记忆与工业遗存》（参见72~74页）一文中，借助若干案例总结了鲁尔区工业废弃地和工业设施遗存的更新改造模式，并将其与我国传统工业城市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比较辨析，力图探讨鲁尔区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传统工业城市的借鉴意义；张尔薇在《德国出租花园的历史及现实意义》（参见75~78页）一文中，介绍了在鲁尔区的区域景观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出租花园，包括其在德国的发展历程以及现阶段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和现实问题等，分析了出租花园得以在包括鲁尔在内的大量城市和地区兴旺发展的原因，并总结了其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政策的借鉴意义。
　　在此，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在2005年4月至5月期间，根据双方共同签署的合作协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德国多特蒙德规划学院合作举办了题为“大城市郊区空间发展研究”的联合研究班，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3名教师（吴唯佳、刘健、武廷海）和11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来自多特蒙德规划学院的3名教师（克劳兹.昆斯曼、赫曼.伯莫、王纺）和12名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先后在北京郊区的温泉镇和波鸿郊区的达尔豪森社区共同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就当地的空间发展战略提出了初步构想。2005年5月初在鲁尔区进行为期两周的研究班工作期间，双方师生参观了包括埃森、多特蒙德、波鸿、杜伊斯堡等在内的多个城市，参观了包括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埃森关税同盟钢铁厂、多特蒙德凤凰科技园等在内的多个旗舰项目，拜访了包括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城市与区域发展建设研究中心（ILS NRW）、鲁尔计划有限公司（Projekt Rhur GmbH）在内的区域性研究和开发机构，获得了有关鲁尔区转型发展的大量一手资料。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双方萌发了与《国际城市规划》杂志合作出版鲁尔专刊，向中国城市规划及相关方面的工作者系统介绍鲁尔区在全球化背景下成功实现转型发展的设想。研究班结束之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师生按计划完成了访问鲁尔区的调研报告，这里选取的5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学生的文字难免青涩，但它们却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学生对鲁尔区的理解和认识。
　　在这篇导读文章的最后对鲁尔区的概况做一个简要介绍，以便于读者对鲁尔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鲁尔区位于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面积4 434平方公里，约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土地面积的1/10；其中，住宅与交通建设用地、森林、水域和农业用地的比例分别为36.6%、17.5%、3.1%和41.5%。1999年，鲁尔区共有人口540万，其中11%的人口为外来移民，主要来自于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等国家[3]。鲁尔区由11座城市和4个县组成，分属杜塞尔多夫行政区、明斯特行政区、阿尔恩斯伯格行政区3个行政区管辖（见图1）。
　　由于多种原因所限，本期专刊所刊登的文章只能说是对鲁尔区所面临的挑战和所取得的成就的初步认识。尽管作为一个高度城市化地区，鲁尔区无法与巴黎、伦敦、罗马等欧洲首都地区相提并论，但是在结构转型和政府主导结构调整方面，鲁尔区却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案例。任何时候，尤其在2010年埃森成为欧洲文化之都之前，鲁尔区都是值得游历之地。

[1] ECSC计划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让.莫奈（Jean Monnet）提出，由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正式发表。
[2] 作为鲁尔区的区域规划机构，成立于1920年的SVR在1975年时被取消了区域规划职能，并于1979年被更名为鲁尔区城镇联盟（KVR：Kommunalverband Ruhrgebiet）。
[3] KVR. The Ruhrgebiet: Facts &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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