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遗产通常被理解为人类社会19世纪以后创造的杰出文化产物，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主要体现为建筑遗产、城市遗产、景观遗产等类型。197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设的波兰奥斯威辛—比克瑙德国纳粹集中营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虽然特殊的战争纪念意义是项目入选的主要缘由，但该项目仍然因其未满40年的建设历史而引发了学界对现代遗产概念的思考和关注。此后，巴西利亚、特拉维夫白城等一批现代城市项目相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共同推动现代遗产保护运动从单体建筑向整体城市层面拓展。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尽管19世纪以后的现代城市项目占比仍然较低，但其数量正逐年增长，可见现代城市遗产保护愈来愈受到重视。与国际发展趋势进行对照，当前我国现代遗产研究和实践仍然集中在建筑保护领域。例如：自2016年至今，我国已陆续有9个批次、900项各类现代建筑遗产被列入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截至2024年），促进了中国现代遗产保护事业持续向前发展。与全面铺开的现代建筑保护行动相比，整体层面的现代城市遗产研究尚未正式启动。虽然我国的世界遗产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以现代城市作为申报主题的世界遗产项目仍属罕见。追踪国际保护新动向，对现代城市遗产价值的挖掘、整理和阐释，是国内亟待拓展的一个新研究领域。
结合以上思考，笔者从规划价值视角出发，在世界遗产名录中遴选现代城市项目进行案例研读，从普遍性、特殊性双重视角甄别其共性的规划价值，归纳总结了本体性和外延性两个层次的价值内涵特征，并由此获取认识基础、行动指引、实践思考三个方面的保护启示，旨在加深对现代城市遗产的认识和重视，并初步达成对特定规划遗产价值的理解和关注，为后续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和保护实践提供参考。
1 概念阐释
城市遗产是由建筑遗产概念衍生而来的文化遗产概念。作为一个宽泛的理论性概念，由于不同学科领域认识角度各有不同，学术界很难对城市遗产概念达成共识。尽管如此，综合已有研究基础和学术观点，仍可将其归纳为两个层次的基本涵义：一是通用性概念，即城市遗产包含了城市中所有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各种文化遗产的空间集合体，如建筑遗产、古迹遗址、文化景观以及历史街区、历史地段、历史城区等城市中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遗产保护对象，这些均可称之为城市遗产；二是整体性概念，即将城市遗产理解为一种具有完整文化意义的建成环境体系，是一种包含了整体性保护内涵和系统性保护目标的建成遗产新概念。笔者主要从第二层涵义，即整体性视角对现代城市遗产展开讨论。
以产生时代作为分类基础，按照国际通行的历史分期原则，城市遗产总体上可分为古代城市遗产（历史城市遗产）和现代城市遗产两大类型。从兼容“现代”和“城市”双重遗产属性看，现代城市遗产是人类社会在19世纪以后创造的、具有和表现出鲜明现代城市特性的一种文化遗产形态。作为与古代城市遗产相对应的文化遗产概念，理解现代城市遗产的三项基本要义，一是需要站在历史维度审视人类城市发展进程的延续性内涵；二是需要从文化视角透视现代城市的现代性内涵；三是需要从整体性思维出发理解现代城市的完整性内涵。
首先，从历史维度审视，现代城市是人类城市文明延续至今的历史见证，是城市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普遍意义而言，现代城市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实践创造的时代产物和文化见证，相应地，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作为现代城市规划的杰出代表性成果，现代城市项目的核心价值也主要聚焦在其所蕴含的一系列有形的和无形的规划遗产价值。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现代城市遗产也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创造的一种规划遗产。其次，从文化视角透析，现代城市是与当今人类社会“距离最近”的一种文化遗产形态。直到1980年代，在现代城市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内在涵义及其外在特征达成普遍共识以后，其文化遗产身份才获得了认可和肯定。当前，相较于现代建筑遗产研究，对现代城市遗产的学术关注度仍然不足，非常有必要加强研究以使其核心价值内涵得到显现并受到重视，这也是笔者求证的主要目的所在。再次，从整体性思维出发，自20世纪初乔万诺尼（Giovannoni）奠定城市遗产保护基本学说至今[1]，从通用性概念发展到整体性概念，城市遗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持续性的概念发酵过程，形成了从历史建筑到城市整体的保护理论和方法。由此考量，城市规划无疑是赋予现代城市整体性空间特征及其现代性文化涵义的重要基础，基于这一认识前提，论证阐释现代城市遗产映射、隐藏的规划遗产价值，对促进城市遗产和规划遗产研究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综述
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可知，国际学界对现代城市遗产给予研究方面的关注始于1980年代。1987年，建城仅20余年的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申遗成功，成为历史上首座拥有世界遗产身份的现代城市。同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出台了《特殊遗产类型申报导则》，并首次将现代城市列入《世界遗产操作指南》，促进了城市遗产在年代框架和主题类型方面的扩充发展。此后，更多现代城市项目陆续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引发学界从以下三个方向展开探索行动，为现代城市遗产研究带来了诸多启迪。
一是对现代城市遗产蕴含的城市规划理论方法的学术探讨[2-7]，为深入理解现代城市遗产的特定规划遗产价值贡献了不同的切入点；二是对遗产地规划史的深入挖掘[8-11]，为从时空性、地方性等多维度理解现代城市遗产概念提供了学术支持；三是对现代城市规划影响因素的拓展研究[12-14]，在很大程度上持续拓展着对城市遗产规划价值的理解深度和认识广度。
通过检索国内文献资料发现，虽然城市遗产研究已经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理论实践基础，但与广受关注的古代城市保护议题相比，聚焦现代城市遗产主题的学术成果仍十分鲜见，将研究视野投向世界遗产的学术成果更是几近空白。这种现状提示我们：自觉提高学习主动性，在学术探索中及时掌握世界遗产保护新动态是当前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与此同时，自2019年规划遗产概念引入国内后，一系列代表性学术成果相继发表[15-18]，表明规划遗产研究开始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当前，由于基础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规划遗产价值认识还不够深入，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必要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遴选案例样本加以考证，依托城市遗产项目诠释其所蕴含的规划遗产价值主题，为深化理解规划遗产概念提供实证线索，使之获得更充分的学理支持。
3 研究对象
综合考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对现代遗产年代框架的理解，笔者以19—20世纪为时间节点界定现代城市遗产项目。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受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历史分期的具体划分标准有所差别，这一点不在本文讨论范畴内。
研究对象的选择主要遵循两项原则：一是根据世界遗产提名文件对入选标准和真实性、完整性内涵的官方评述，所选项目须是由城市规划实践创造的、具有整体性保护特征的城市遗产项目；二是联系现代城市规划的特定时代背景，考察对象还应兼顾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的遗产项目，以求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现代城市遗产的典型特色。
基于以上两项主要原则，参考201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公布的40项世界现代遗产名单，笔者从中遴选了8个代表性城市项目进行案例考察，项目基本概况如表1所示。所选项目涵盖了城市总体规划、区域规划、新区规划、住区规划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规划主题。总体而言，各个项目都拥有现代城市遗产的共性特征，具备开展普遍性价值研究的共同基础；进一步纳入特定历史背景、时空环境等具体因素，每个项目又呈现十分鲜明的差异化特点，能够为开展特殊性价值研究提供个案支持。
表1 考察案例项目的概况
注：表中空白表示不涉及。
遗产编号遗产名称遗产所在地入选年份入选标准保护区面积 / hm2缓冲区面积 / hm2445巴西利亚巴西，联邦区1987C(Ⅰ)11 268.92 C(Ⅳ)1096特拉维夫白城—现代运动以色列，特拉维夫—雅法2003C(Ⅱ)140.4 197 C(Ⅳ)1181勒阿弗尔，奥古斯特■佩雷重法国，诺曼底大区2005C(Ⅱ)133 114建之城C(Ⅳ)1239柏林现代主义住宅区德国，柏林2008C(Ⅱ)88.1 258.5 C(Ⅳ)1302拉绍德封与勒洛克尔，制表城瑞士，纳沙泰尔州2009C(Ⅳ)283.94 487.7镇规划1401拉巴特，现代首都与历史古城摩洛哥，拉巴特2012C(Ⅱ)348.59共享的遗产C(Ⅳ)1550阿斯马拉，非洲现代主义城市厄立特里亚，阿斯马拉2017C(Ⅱ)4811 203 C(Ⅳ)1538伊夫雷亚，20世纪工业城市意大利，都灵省2018C(Ⅳ)52.37 278.32
4 案例考察：规划价值识别
4.1 普遍价值：建成环境整体及其城市规划内涵的共同价值
普遍性概念是国际遗产保护准则的一个基本前提，现代城市遗产保护同样也要将普遍性价值原则的理解和应用作为主要基础。通过逐一梳理各项提名文件，分析解读世界遗产中心对入选标准和真实性、完整性内涵的官方表述内容，从中获得的直接线索是所选考察案例都十分清晰地表达了城市规划对塑造城市遗产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
辅以案例说明，世界遗产中心在提名文件中明确指出，以色列特拉维夫白城是20世纪上半叶城市规划实践对“都市区规划”“区域规划”“有机规划”等理论思想进行创新探索的积极回应，在诸如空间形态、功能分区、用地结构、道路系统等城市规划的各个方面，特拉维夫白城都是一个完整而系统、同质而连续的建成环境体系[19]。同样，在勒阿弗尔，法国著名建筑师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及其规划团队以历史城市格局作为参考，将传统城市肌理与现代城市规划方法有机联系起来，运用“新古典主义”城市规划理念和新技术规范对勒阿弗尔的城市形态进行了系统性控制，塑造了建筑、城市和景观元素高度统一、兼具历史意义和现代特征的城市规划作品[20]，这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对该项目的总体评价（图1）。
图1 法国勒阿弗尔城市规划的延续性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0]绘制
将目光转向作为城市总体规划实践结果的现代主义城市阿斯马拉项目，城市布局和功能分区是该项目的主要价值评判标准之一。由15个保护分区共同构成的建成空间体系[21]与1938年城市总体规划制定的功能分区结构相对应（图2），不仅呈现了城市形态表征层面的整体性价值特征，还能从中窥见这种城市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也为理解城市规划和城市遗产的因果关联性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
图2 阿斯马拉1938年城市总体规划（左）和2017年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分区（右）
资料来源：左图源自参考文献[21]，右图为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1]绘制
显然，以上案例不仅明确表达了城市规划创造整体性城市遗产的重要作用，也充分证明了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现代城市项目数量虽少，但其核心价值大多与城市规划理论实践密切相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研究发现城市遗产的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在本质上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在建成环境价值凸显的同时，相对抽象的城市规划内涵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条价值主线。例如：柏林现代主义住宅区项目体现了1910—1933年间，特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年）德国公共住房政策的激进改革和先锋实践。在历史上首次探索民主共和体制这样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当时的首都住宅区规划触及并反映出德国“公有化”“社会化”等国家意识形态的治理特点和实现途径，为理解城市规划与政治制度改革、社会阶层融合的广泛联系提供了历史见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瑞士，为了与手工业生产向工业化生产转型相适应，制表小镇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和勒洛克尔（Le Locle）制定了住宅与工厂交错组织、居住空间与生产功能融为一体的城市规划方案[22]。正是因为前瞻性预见到现代技术对地方产业的巨大冲击，在土地利用规划、空间功能组织、产业发展计划等各个层面，新规划方案充分考虑并满足了制造业运转的各项特殊要求，为两座小镇制表业的延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由此可见，两座小镇承载的核心价值内涵是城市规划与技术变革、产业发展的密切交互关系。此外，与瑞士的两座小镇类似，作为凸显工业时代特征的城市遗产项目，意大利现代工业城市伊夫雷亚的价值构成要素，也包括了城市规划对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转型以及资本运作方式、劳动力关系的主动回应[23]。
以上内容表明，各项遗产都蕴含了非表象且难以量化的规划遗产价值，这些价值要素在文化遗产标准中属于典型的关联性价值。由此获得的重要启发是，由于城市空间系统承载了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功能，规划遗产的价值内容涉及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具有价值外延性的典型特点。可见，认知城市遗产价值的一个关键基础，就是要能够更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城市建成环境的完整性内涵，特别是要从外延性逻辑出发，跳出相对狭义的传统思维模式，对规划遗产价值有更全面和更系统的认识。
4.2 特殊价值：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代表性价值
如同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运河遗产等其他不断涌现的文化遗产新类型一样，现代城市之所以被列入《世界遗产操作指南》，也是由于其含有无法替代的、有别于其他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梳理各项案例的入选理由，能够发现一个重要线索——每项案例都强调了历史时期的概念，这反映了其同时指向一种突出的时代特性，即现代性。
文化遗产特殊价值的形成一定离不开特定的时空环境。从人类历史进程看，现代社会产生的时代骤变是引发变革的力量，推动着城市遗产保护概念从狭义走向广义[24]。正是这一时期，城市规划成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现代学科，新的城市规划理论思想和技术方法迅速传播到全球，在极短的时间内深刻影响了每一座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显然，所选案例突出的特殊价值是其能够从某一个或几个方面作为时代巨变的历史见证。
巴西利亚的城市发展框架是《雅典宪章》确定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原则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关于城市规划的理论构想在全新的国家首都建设中得到完整表达的稀有实例[25]；与巴西利亚代表的晚期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不同，特拉维夫白城不仅是早期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适应特定地域文化的完整呈现[19]，也是现代人文主义规划大师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唯一整体付诸实施的城市规划方案。
同样都是现代城市规划的代表性实践成果，支持非洲的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成为世界遗产的关键特征是其在意大利殖民地时期的城市规划实践创造了一座从无到有、全新的现代非洲首都，由此，阿斯马拉完整记录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方法在非洲的援引、应用和在地实践[21]。与之相比，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之所以能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其20世纪早期的新城规划方案完整保护了历史古城和各类城市遗产资源，作为城市遗产保护理念在非洲地区的肇始之作，该项目也是当前非洲唯一一项在现代城市规划实践中全面融入了历史价值观的稀有案例[26]。
在欧洲，柏林现代主义住宅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首批规划建设的大型城市居住区，它不仅代表着现代居住范式的历史转型，还填补了现代城市社区这一世界遗产主题的空白[27]；法国勒阿弗尔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城市规划先驱之作，其战后重建规划延续传统城市秩序，建立了“现在”和“过去”的紧密联系，实现了历史城市的有机生长。不仅如此，与荷兰鹿特丹、德国德累斯顿等二战期间损毁严重的众多同类城市相比较，勒阿弗尔通过战后重建规划创造的城市肌理一直被严格保护至今，彰显了遗产地的真实性、完整性内涵（图3）。
图3 柏林现代主义住宅区局部平面图（左）及其鸟瞰图（右）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7]
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每个项目展开详细分析，总的来说，8个案例都是具有特殊时代背景或受到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在价值层面具有唯一性、独特性或是典型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作品。正如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中指出的，每项遗产资源都有其特殊的个性和特色[28]，将本文所选案例放置在区域乃至全球城市体系中进行比较能够发现，正是有别于其他项目的独特规划遗产价值赋予了遗产地最与众不同，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意义。通过上述分析可见，要揭示现代城市遗产的突出代表性价值，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要以广阔的国际视野作为认识基础和参照依据；二是要建立系统分析和比较分析的双重研究视角；三是要运用关联性思维方法，从时代背景、重大事件、历史人物等特定时空环境的各个方面挖掘现代城市蕴含的规划遗产内涵。
5 规划价值内涵归纳
5.1 本体性内涵
作为文化遗产认识论的核心，价值判断是所有文化遗产研究的根基所在，城市遗产也不例外。一个没有争议的基本事实是，究其根本，城市规划是人的主观意识结合实践行为的具体能动反应，是人类认识城市、创造城市、改造城市的一种主要行动方式。由此，规划遗产价值有理由成为城市遗产价值构成的一个重要论证基点。通过对考察案例进行分析总结，笔者认为现代城市遗产的价值内核与规划遗产紧密相关，含有两个层次的本体性特征。一是，规划遗产价值的本体特征首先呈现为物质性规划遗产与非物质性规划遗产的高度统一。对城市遗产的规划价值进行识别，需要基于因果互证思维，从行动意识和实践结果两个层次出发，从外在表征判断（物质见证）和内在涵义判断（非物质内涵）两个维度展开，并且，只有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印证，规划遗产的价值内容才能真实而完整地展现出来。对城市遗产而言，有形的规划对象与无形的规划智慧相互映射，共同构成基于城乡规划学科领域的价值内核，这是阐释城市遗产规划价值最为核心的基础。二是，规划遗产价值的本体特征还表现在历时性动态发展过程与共时性历史文化积层的有机融合。《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指出，文化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具有多种形式，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29]。《世界遗产申报筹备手册》（2011）进一步指出，价值特征指的是一项遗产中承载的突出普遍价值并使之显现的要素，这些要素可能是物质实体，也可能是与物质实体相关联并对其物理形态产生影响的过程[30]。基于此，笔者认为，城市是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连续体，人类城市规划实践创造的每一个阶段性成果都能形成与城市发展进程相对应的物质见证和文化印记。因此，城市规划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的双重文化涵义是阐释城市遗产规划价值的第二层理解基础。
5.2 外延性内涵
城市遗产是历史文化遗产体系中最为复杂，也是保护难度最大的一种[31]。一个难以回避的实际性操作难题是如何找到有利于全面保护城市遗产的价值切入点。城市遗产概念虽源于建筑遗产，但其不仅仅是各种建筑遗产的空间集合，更具备自身特有的文化内核和价值指向。将两者加以对比思考，与建筑遗产的个体性特征明显不同，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价值关联性识别是城市遗产真实性、完整性内涵的关键所在。这就意味着城市遗产保护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从“个体”与“系统”、“局部”与“整体”等多角度出发，去理解城市遗产价值有别于建筑遗产价值的生成逻辑和呈现形式。
通过案例分析可知，除了本体价值，城市规划还与其作为一种获取其他价值的技术手段紧密相关，即外在的工具性价值。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技术手段，城市规划与各项城市发展要素紧密相关，广泛承载了诸如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环境、艺术等一系列历史文化信息，并且这些历史文化信息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价值个体，而是附着在城市规划创造的实体空间系统之中，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庞大的遗产价值网络。由此，链接价值命题，将规划遗产作为城市遗产价值认知载体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其能够为挖掘城市遗产多元复杂的价值内涵提供一个有效链接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城市遗产进行价值识别和判断，一定不能忽略规划遗产的外延性价值特点，只有尽可能扩大规划遗产价值的理解广度才能更有效把握城市遗产的价值辐射面域，使规划遗产获得更全面、更系统的保护。
6 启示
6.1 认识基础：理解现代城市遗产的属性及其内涵
人类社会倡导多样化理解文化遗产概念和多角度评价文化遗产价值[32]。首先，我们需要达成共识：保护现代城市遗产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与其他文化遗产一样，现代城市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具备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具有实施保护的必要意义。其次，多项案例足以证明，城市规划是塑造现代城市遗产的关键因素，理应成为阐释现代城市遗产价值内涵的主要载体。相应地，对于理论研究而言，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内容是及时吸收国际经验，不遗余力地对现代城市规划中具有保护和传承价值的精华部分进行探索和发现，并以此为基础，更科学、更全面、更深入地诠释城市规划在创造现代城市遗产中的主体作用。
6.2 行动指引：明晰现代城市遗产规划价值的阐释路径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评价标准来看，城市遗产的规划价值无疑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尽管如此，囿于长期被视为一种保护其他历史文化遗产的技术工具，城市规划创造城市遗产的主体作用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实质上，城市规划不仅是城市遗产的“守护人”，更是城市遗产的“创造者”，唯有通过持续不断地挖掘、积累和宣传，才能为城市规划学科蕴含的文化遗产创造力正本溯源，使之收获实至名归的关注和认可。
笔者对前述研究进行提炼总结，从两条线索出发，初步提出一个面向现代城市遗产保护的规划价值阐释框架。线索一是规划遗产的基本属性特征，即由物质性规划遗产和非物质性规划遗产共同组成的、包含本体价值和外延价值的普遍性价值内容；线索二是分别从类型、年代、主题等多重视角出发，形成指向特殊规划价值的分析路径，两条线索的逻辑关系如图4所示。
图4 城市遗产规划价值阐释框架示意
6.3 实践思考：保护现代城市规划创造的优秀代表性城市
与大多数历史文化遗产相比，虽然现代城市的建成时间和经历的历史变迁相对短暂，但放大到人类文明史的整体进程中看，19—20世纪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速度最快、城市变化最剧烈的一段历史区间。这一时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殊历史背景对世界各国的城市规划实践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造就了一批时代特征鲜明的现代城市。与其他国家一样，19世纪以来，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持续剧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也经历了规划史上未曾有过的繁荣局面，通过兼收并蓄国际思想和立足中国国情，创造了一批极具时代背景、历史价值、特殊意义的现代城市，其中优秀者应当、也有理由成为世界遗产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早在40年前就曾指出，中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33]。以同样的眼光看，现代城市规划创造的优秀代表性成果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是中国城市规划的智慧结晶和文化写照，是尚待发掘的文化资源宝库。今日之城市可以成为明日之遗产，对现代城市遗产给予前瞻性关注，及时将其纳入中华文明史的整体发展进程中进行研究和保护，是一项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工作。当然，任何新生事物从产生到成熟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和实践探索，较为理想的状态是能够形成一套面向现代城市的遗产保护范式，确保其获得与众多历史城市同等的对待和关照。
7 结语
回溯历史可以看到，城市遗产内涵的扩展不仅是一个价值认识不断更新的学术探索过程，也是在特定领域运用专业知识来构建话语权、重新定义城市遗产概念的过程。本研究指出，在世界遗产的话语体系中，规划遗产价值无疑是现代城市遗产最核心的价值内容之一，是阐释其普遍价值和特殊价值的重要切入点。借鉴国际案例经验，若要深度理解现代城市的文化遗产属性及其核心价值内涵，探索出一条专业性、系统性、科学性的规划价值诠释路径不可或缺。触类旁通地思考，如何深入挖掘和保护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遗产资源，如何充分阐释和彰显中国现代乃至当代城乡规划学科的文化遗产创造力，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还需学界和业界共同努力，有待结合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行动进一步去探讨。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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