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区的意大利分散式城镇化模式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经济迅速复苏，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1]。这一方面得益于重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产业区的贡献。1970年代开始，依赖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大企业陆续达到发展瓶颈，中小企业的灵活优势凸显，集聚形成了地域性的专业化产业集群，产业区广泛分布于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成为意大利经济新的增长极。

中小企业的集聚和地方经济的增长引发了产业区内城乡结构和空间形态的巨大转变。分散的产业组织方式促进了城镇建成区的扩张、城镇功能区的外移和密集交通网络的形成，组成了同质分散的城镇系统[2]，中小市镇成为居住和工作的理想场所[3]。1980年代，威尼斯建筑大学（Università IUAV di Venezia）以威尼托大区中部为实证开展研究，因多维纳教授（F. Indovina）提出了“分散式城镇化”（città diffusa）概念[4]① città diffusa直译是“分散的城市”。由于分散式城镇化研究中的概念术语并未达成统一，意大利学者曾采用“农村城市化”（campagna urbanizzata）、“分散和扩散城镇化”（urbanizzazione diffusa e dispersa）、“分散城镇化”（urbanizzazione diffusa）、“分散的城镇”（città diffusa）等多个术语。意大利学者和规划师在表述分散式城镇化现象时更普遍使用città diffusa一词，因此本文使用该词作为意大利语的术语表达，译作“分散式城镇化”。来描述这一城镇化现象。此后，分散式城镇化被广泛应用于意大利的城镇化现象研究和规划政策制定中[5]。

相比之下，在城乡二元体制背景下我国人口和生产要素高度向大城市集聚所引发的大城市病和小城镇的功能性萎缩是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重要问题[6-7]。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生产成本高涨、环境承载达到上限等过度城镇化的拥挤效应凸显，城市扩张成本已超过要素集聚带来的规模效益[8]。而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呈现城镇空间利用粗放、基础建设落后等特征，难以支撑产业发展提升，缺乏竞争力[9-10]。意大利分散式城镇化地区在中小市镇间形成了协调发展的互动网络，既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缓解了城市蔓延引发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探讨意大利产业区与分散城镇化模式的耦合发展特征，尝试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路径的探索和小城镇的发展提供启示。

1 意大利产业区概念的提出与特征

1.1 概念提出

产业区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 Marshall）于1890年提出，而理论的发展和运用则发生在近百年后的意大利[11]。1970年代末，意大利经济学家贝卡蒂尼（G. Beccatini）提出运用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解释在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广泛存在的中小企业集群，将产业区定义为“工业企业集聚发展、企业系统生产专业化的地方生产体系”[12]，即在一定区域内，基于到本地的信任网络和信息流动网络，形成的一种人员、技术、企业紧密交织的“工业—社会—区域系统”[13]。此后，意大利产业区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一直持续至今[14-15]。

与此同时，产业区的竞争优势也得到意大利政府的高度关注，产业区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意大利产业政策制定及经济数据统计中。但将理论概念转移到现实层面并不容易，需要一种定量的方法划定出产业区的地理空间范围，以作为经济统计和政策实施的单元。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 Istituto nazionale di statistica）提出在本地劳动力系统（SLL：Sistemi Locali del Lavoro）区域的基础上遴选产业区，以制造业工业指数、制造业创业密度指数、生产专业化指数、专业化部门比重、中小企业在专业领域的重要性等5个指标作为遴选标准[16]。Istat每10年开展一次本地劳动力市场区域（SLL区域）的划定和数据统计工作，最近一次遴选工作于2015年完成，共遴选出141个产业区① 2015年发布的产业区划定结果以2011年第15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由于SLL区域数据发布的滞后性，本文部分涉及SLL区域和产业区的分析采用2011年的Istat公开数据。。

1.2 典型特征

意大利产业区主要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企业规模以小微型为主② 小微企业的判定以企业员工数量为标准，微型企业（micro appartenento）员工数量为9名以下，小型企业（piccolo appartenento）员工数量为10～49人。。产业区内的企业数量众多且规模普遍较小，很少出现垄断的大型企业，就业人口的增长往往体现在企业数量的增长而非企业规模的扩张。参照Istat的产业区遴选标准，产业区的主导产业就业人口中，小微企业就业人数占比均超过50%。

第二，主导产业为本土传统制造业及衍生产业。意大利产业区多是在当地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多为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类型涵盖纺织与服装、皮革与制鞋、家居用品、珠宝乐器、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冶金、化工、印刷造纸等9种（图1）。

第三，灵活的专业化生产模式[17-18]。产业区的企业专业化程度普遍较高，专注于一种或几种特色产品、产品部件或生产过程的某个环节，强调客制化和差异化，具有较高的生产灵活性和创新能力。小体量的生产作业也利于企业在面对竞争时及时调整方向。

第四，平台机构是重要的组织媒介。产业区的生产网络既包含纵向的上下游产业网络和横向的合作网络，也包含配套服务网络。行业协会、社会基金会等各类平台机构在产业区网络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和服务作用。平台机构一方面通过向企业提供各类信息服务，促进不同环节的企业间合作，协助构建“信息—生产—销售—服务”产业网络；另一方面维系企业与政府间的沟通，协助企业向政府提出诉求，并协助政府制定产业区政策。

2 意大利分散式城镇化的特征与空间表现

1970年代，在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中，分散的生产组织模式、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城镇间密集的道路系统，推动了城镇的分散式、非连续性扩张，这个渐进的内生致密化过程（progressive endogenous densification）[19]被称为分散式城镇化。不同于一般的外向蔓延式的城镇空间扩张，分散式城镇化是城市功能在一定区域内的扩散，生产和生活空间以及人口呈现高度分散，以高流动性保障不同空间的高效联系，在空间组织上形成了弱层级、同质分散的城镇系统。

在Istat关于城市结构类型的研究中，根据人口结构、人口流动和聚居点形态等特征将意大利SLL区域划分为7类[20]① Istat将SLL区域划分为7类：中北部都市（le città del Centro-nord）、分散式城镇（la città diffusa）、绿心（il cuore verde，特指中北部具有明确乡村特征的地区）、不稳定地区（i territori del disagio，指南部城镇人口高度集聚但社会经济表现较差的地区）、南部城市中心（i centri urbani meridionali）、南部内陆地区（il Mezzogiorno interno）、其他南部地区（l’altro Sud）。。其中“分散式城镇”（la città diffusa）指代以非紧凑形式为主的城镇化地区。反映在物质形态方面，表现为中小市镇在居住、生产和服务活动的驱动下，以低密度、多中心的方式从城镇中心向外围扩张，城镇、乡村和单一功能区（如购物中心、工业区、居住区）等相对独立存在，通过高流动性的交通网络连接成一个具有完整城市功能的“城市区域”（città-territorio）[21-22]。

2.1 区域分布：人口均衡分布的中小市镇为主

从人口规模来看，分散式城镇化地区总体呈现城镇规模小、人口均衡分布的特征，这种城镇化模式主要发生在意大利的中小市镇中。参照欧洲领土发展和凝聚观察网络（ESPON: European Spatial Planning Observation Network）、意大利市政协会（ANCI: Associazione Nazionale Comuni Italiani）等的相关标准[23-24]及相关文献[25-27]中关于城镇规模的研究共识，以人口数量为指标，可以把意大利的市镇（comuni）② 意大利的行政区划体系包含大区、省、市镇三级，市镇是意大利行政区划体系中的三级行政区。少部分具有历史、文化或时代重要性的市镇会被政府授予“城市”（città）称号，但不具有制度意义或法律效力。划分为5个规模等级，人口超过100万人的特大城市、20～100万人的大城市、5～20万人的中等城市、0.5～5万人的小城市和5 000人以下的小镇。其中，中小市镇承载了意大利84.13%的人口。分散式城镇化地区涵盖的1 552个市镇（帕多瓦市除外）都处于中等城市以下规模，以13%的领土面积承载了意大利约20%的人口。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较为均衡，仅不到1/3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心，非城镇中心区的人口密度是意大利全域平均水平的2倍多。

从区位来看，分散式城镇化地区主要分布于意大利中北部地区，包括威尼托中部地区、米兰和罗马都市区周边、亚得里亚海沿岸和佛罗伦萨—罗马沿亚平宁山脉盆地等（图2）。意大利境内1条东西向和2条南北向的交通干线连通了2个政治经济中心——米兰和罗马，并串连起了都灵、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大城市，构成意大利城镇体系的“骨架”。分散式城镇化地区则是“血肉”，在环大都市中心和沿交通要道的平坦土地上，形成聚居点密集分布、整体建筑密度较低、城镇边界破碎的“区域—城镇接续区”（regional-urban continuum）[19]。

2.2 空间表现：两种模式、三种形态

意大利分散式城镇化地区城镇结构的空间表现可以概括为“极点网络”和“均衡网络”两种空间模式，其中“均衡网络”式又有带状和面状两种形态（图3）。

“极点网络”式分散式城镇化地区位于米兰、罗马等大都市区的周边，环大都市网状扩张。以米兰周边为例，周边的中小市镇围绕米兰市形成“众星拱月”式的空间格局[28]。不同于边缘区无限蔓延的大都市，中小市镇具有清晰的建成区边界，是区域中的独立节点，它们一方面保持以米兰为极点的层级连接，另一方面城镇之间也形成了非层级性的网络。

“均衡网络”式分散式城镇化地区则分布广泛，受地形及交通走廊等因素影响，空间形态呈带状和面状两种。带状形态的典型代表是马尔凯大区亚得里亚海沿岸区域和佛罗伦萨-罗马沿亚平宁山脉盆地区域，城镇网络以区位较好的城镇为核心向腹地延伸。面状形态则以威尼托中部最为典型，以帕多瓦、维罗纳、维琴察等城市为核心，形成绵密的多中心城镇网络。

分散式城镇化地区的空间形态特征总体概括为小集聚、大分散、高流动。分散式城镇化地区由多个中小市镇组成，各个中小市镇的城镇建成区虽形态各异，但大部分具有明晰的边界，从历史城镇中心向外扩张，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性[29]。多个外向生长的城镇个体在区域层面形成内向致密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内一般以一个或多个规模较大的城镇为中心，但不同于“核心—边缘”模型的逐级纵向连接，城镇之间的等级差异小，横向联系强[21]，形成星罗棋布的分散式格局。然而这些中小市镇只有极少数具有完整的城市服务功能，大部分并不具有完备的配套基础设施，它们依靠密集的交通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城镇间人、信息、资源的高效流动来构筑成完整的城镇系统。

3 产业区和分散式城镇化的耦合关系

意大利分散式城镇化的形成有历史延续与治理体制的原因。在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意大利半岛经历了长期的政权分裂，许多城镇在领主统治下，成为拥有独立自主的财政和权力系统的城邦或者公国，形成了地方高度自治的政治格局[30]，也催生出威尼斯、佛罗伦萨等重要的贸易、文化、行政中心城市。19世纪意大利统一后成立中央集权政府，但由于长期存在的地方自治格局，地方仍然保持有一定的自治权。意大利于1970年设立大区、于1990年设立大都市区，中央政府不断放权，地方自治权不断扩大[31]。地方自治格局的延续有利于资源在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均衡分配，促进了均衡发展的城镇格局的形成。

二战后，钢铁、汽车等重工业在意大利西北部地区快速发展，由都灵、米兰、热那亚构成的“工业三角”（Industrial Triangle）崛起，大批劳动力从意大利南部向北迁移，以米兰为首的工业城市快速扩张，跃升为意大利的经济社会中心和重工业基地，被称为“第一意大利”。由于产业外溢，都市区外围的中小市镇成为承接上下游产业的载体，形成了一批产业区，呈现“极点网络”式城镇化空间模式。

意大利中部、东北部是产业区和分散式城镇化地区最集中的地区。历史上，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的产权制度与其他地区不同，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对分佃耕制度（mezzadria），农田产权大多掌握在小农家庭手中。近60%的人口拥有土地，对生产资源和农产品具有更多的支配权，有余力开展副业，以家庭作坊为单位从事传统手工业。1950年代后，这些家庭作坊凭借累积的手工业基础逐渐转型为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并结成活跃的生产合作网络，形成产业区，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从工业落后区跃升为主要的工业增长区，其独特的发展模式被意大利社会学家巴尼亚斯科（A. Bagnasco）命名为“第三意大利”（Terza Italia）[32]，与西北部“第一意大利”地区、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南部地区（又称“第二意大利”），共同组成了意大利社会经济的三分结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经济社会格局的背景下，意大利产业区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助推了城镇化空间的分散。中小企业的集聚提升了地方的市场活力，不仅解决了本地居民的就业需求，也吸引了外来劳动力。居住、消费需求的跃升引发了城镇聚居点和服务功能区的扩张，并通过交通系统连结成城镇网络。政府引导的工业区迁移、寻求性价比的居住区选择、交通方式变革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居住、工作、消费等功能场所集中却分散的高流动性城镇系统[33]。产业区最为集中分布的意大利中、北部地区也是城镇化程度较高、服务功能最完善的地区。

反之分散式城镇化也匹配支撑了产业区的发展，二者互为耦合促进。分散式城镇化地区与产业区的空间分布高度重合（表1），94个分散式城镇化SLL区域中约有87%形成了专业化的工业产业集群，其中58个SLL区域被认定为产业区。Istat研究认为非正式和多样化的社会网络对产业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4]。分散式城镇化地区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强度综合指数① Istat报告中的非正式社会网络是指个人及其家庭成员、亲属、朋友、邻居等组成的社会支持网络，网络强度综合指数是结合网络连接的数量、互动类型、支持次数等多项指标计算得出。长期高于意大利其他地区（图4），更活跃开放的社会网络，加强了资源信息的流动，提高了就业市场活跃度，反映在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标上，该地区的指标值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就业率高出平均值6.4%、纳税人收入高出全国平均值2.5%[33]。

由此可以发现，产业区和分散式城镇化地区的内涵具有同一性，即经济/社会结构集群化和物质形态分散化。企业、城镇建成区和人口的分布都相对独立、分散，通过高效的信息和交通系统形成了紧密联系的经济社会网络。集聚与分散的共生是独特的优势，产业的集聚带来了资本和人口的集中，通过技术分工、信息交流和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实现了更高的劳动效率。经济增长促进了城镇功能和社会网络的完善，居民可以享受到更多样的城市服务。分散的城镇空间布局则在保留这些优势的同时，消减了城市过度扩张可能会产生的负面效应，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活成本增加等。

4 实证案例：斯基奥产业区

斯基奥（Schio）产业区位于威尼托大区维琴察省西北部阿尔卑斯山麓，从山区一直延伸到平原。全域包含18个市镇，2022年总人口10.3万人，其中近80%居住在平原地区。山林和河谷为养殖高山绵羊提供了条件，历史上斯基奥长期发展羊毛纺织产业，被称为“意大利的曼彻斯特”，在意大利工业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35]。经历了羊毛纺织业的繁荣与衰落，斯基奥从纺织业向机械制造业转型，成为以纺织、包装、食品等多个行业的机械设备设计与制造为主的机械制造产业区。

4.1 产业发展：从羊毛纺织转向机械制造业产业区

斯基奥产业区的发展起源于悠久的羊毛纺织历史。18世纪，纺织技术从英国传入斯基奥，推动了当地毛纺产业的发展。19世纪上半叶，罗西毛纺厂（Rossi Mill）的成立推动了毛纺产业的工业化改造和规模化扩张，完成了从小规模个体经营向大规模集中生产的转型[36]。罗西毛纺厂不断扩张生产规模，在斯基奥及周边市镇建设分厂，通过维琴察连接国内外市场，跃升为意大利最大的羊毛生产商，带动了当地毛纺产业的繁盛。

与此同时，大型毛纺企业为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开始扶持机械制造等上下游产业的本地化发展。以代·普莱托涡轮机械厂（De Pretto Industrie）为例，其创始人是罗西毛纺厂的前员工，1885年在罗西毛纺厂的扶持下创办了一家机械厂，主营纺织机械维修，后来业务范围逐渐拓展至水轮机、机床等机械设备的制造，现已成为斯基奥产业区的主力企业。

到了1950年代，当地涌现出一批中小型机械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多由毛纺业的前员工或管理人员创立，利用对纺织工艺流程的了解从事纺织机械的维护和生产，更好地服务于毛纺产业，大型毛纺企业和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构成了当地的毛纺产业网络。1970年代，传统毛纺行业式微，机械制造企业吸纳了纺织业的大量劳动力，延续了当地的工业发展，并凭借中小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优势，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形成机械制造产业集群，最终取代毛纺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图5）。斯基奥的产业变迁是一个地方产业“分散—集聚—再分散”的过程，在发展改革浪潮中，中小企业凭借高度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和良好的适应力和创新力成为产业区的核心力量。

4.2 空间特征：大分散、小集聚、高流动

从区域尺度来看，威尼托中部的城镇空间体系总体呈现分散化特征，由多个历史聚居中心构成了城镇化框架的节点，在威尼斯和维罗纳两座大城市之间，形成一个以中小市镇为主体的多中心城镇网络结构。斯基奥产业区作为其中一个节点，经由维琴察等区域中心进一步连接意大利其他地区及海外（图6）。

在产业区尺度，斯基奥一半以上的城镇位于山区，受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制约，人口规模大多在3 000人以下，最少的市镇仅有120人，城镇建成区呈现乡村聚居点特征，空间结构简单。平原地区的城镇人口数量显著多于山区，城镇建成区范围较大，城镇功能较为完备，空间结构也相对复杂，城镇形态更多样。

城镇空间呈现均衡分散状态，以斯基奥为中心，阿尔谢罗（Arsiero）、皮奥韦内罗凯泰（Piovene Rocchette）、雷贝尔维奇诺（Torrebelvicino）、马洛（Malo）4个市镇为次级中心，与其他城镇和功能区共同组成城镇空间网络（图7）。生产、生活、服务等功能并不集聚于某个中心，而是在城镇边缘区或城镇之间形成小范围集聚的功能区，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形成联系紧密的城镇系统。工业企业在平原地区的节点城镇聚集，在城镇建成区外围形成多个集中且独立的工业园区，以斯基奥市东侧的工业区规模最大，马洛等城镇的工业区相对较小。生活功能区则普遍从城镇中心向外蔓延形成，医院、学校、购物中心、体育场馆等服务功能在城镇边缘形成新的服务节点，与历史中心原有的服务空间共同构成城镇公共服务网络（图8），有效支撑和促进了产业区的发展。

从斯基奥产业区的城镇网络来看，早在19世纪末，斯基奥产业区已经拥有3条铁路支线，分别连接罗西毛纺厂、莱奥格拉山谷（Leogra Valley）和波希那山谷（Posina Valley）中的城镇。1960年代之后，铁路被废弃，密度更高的公路系统成为城镇间联系的纽带，形成枝状和网状相连的城镇互通网络。

公路系统的建设和机动车的普及极大提高了斯基奥产业区内的人员流动效率，区域内各个市镇均可实现30分钟通勤，人口不需要聚集在城镇中心，而是分散在各个聚居点和城镇边缘。据统计，2011年斯基奥产业区内劳动力共39 466人，大多数人选择在产业区内就业，且其中70%的就业人口需要跨城镇通勤，因此产业区内的人口流动十分活跃（图9）。此外，斯基奥和蒂耶内、维琴察等周边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也较为密切，有效参与到威尼托大区的城镇网络中。

5 结论与启示

1970年代以来意大利产业区兴起，产业区的发展助推了分散式城镇化，分散式城镇化也匹配支撑了产业区分散的产业组织模式。这种城镇化模式有效避免了人口高度集聚、无序蔓延引发的大城市病，同时有助于缓解中小市镇与大城市之间的差距问题，中小市镇提供了与大城市无异甚至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为大部分人口提供了理想居所。与此同时这种模式也面临一些局限，例如：低密度的居住区和工业区扩张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原本就紧张的农业空间，也引发了一些环境问题；随着本土劳动力成本一再提高，生产基地从意大利向成本较低的东欧和亚洲国家转移，分散式城镇化地区的产业分工模式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审慎地看待意大利产业区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值得持续关注并进一步探讨。但是总的来说，意大利基于产业区的以中小市镇为主体的分散式城镇化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案例，能够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索和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大，城镇化问题比意大利复杂得多。虽然我国城镇化发展政策一直强调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但资源和人口仍然持续向大城市流动和倾斜，出现了大城市扩张和小城镇规模萎缩的两极化趋势[37]。因此，我们需要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大中小城市均衡协调发展。然而，数量巨大的小城镇作为城镇体系的基本单元[38]，当前由于发展动力弱、基础设施不足等现实问题无法在城镇体系中充分发挥作用，迫切需要提升小城镇竞争力、构建外联、内驱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具体有以下两点启发与思考。

（1）推动小城镇产业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

产业区发展对推进意大利分散式城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事地方特色产业的中小企业集聚与协作的产业模式，在我国的小城镇发展中也有存在且卓有成就[39]，值得进一步发扬并提升发展。宏观层面，可以借鉴意大利经验，建立产业区遴选与认定体系，并以此为单元建立相应的产业区扶持政策；微观层面，对于我国大量主导产业不明、产品竞争力不强的小城镇，应在本土产业的基础上主动发掘特色和优势细分产业，并在这些产业上深耕细作；重视扶持中小企业，设立产业服务平台，引导区域产业网络的结成，合力打造地方品牌。

（2）推动小城镇群建设，以网络化、多中心体系匹配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意大利分散式城镇化的空间模式有效匹配了产业区集群化的产业组织模式，显现了小集聚和大分散的优势，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城镇体系组织范式。推动小城镇群建设，匹配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方能形成良好的互促关系。总体上，应以小城镇群为整体，统筹构建网络化、多中心的基础设施体系，提升整体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以提供更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其中，交通网络是先导，应构建小城镇群的复合交通网络，进一步提升人、信息、资源的流动效率。不同于意大利分散式城镇化发展早期以燃油车为主力的交通系统，我国新能源车辆渗透影响下的道路交通系统发展可以进一步降低能耗成本，为分散化、多中心的空间组织模式提供了新的、积极的变革因素。还需要特别关注建设的匹配度或超前度，应以统筹规划、精准投入、近远结合为原则，保持建设与发展的协调一致或适度超前。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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