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 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百余年的风雨征程。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革命纪念地是见证我党发展历程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弘扬和传承革命文化、缅怀革命先烈的重要纪念场所。近年来与革命纪念地相关的规划建设研究工作正在蓬勃兴起，各界以“革命遗址与红色文化传承”“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践与理论创新”等为主题，召开了大量会议论坛，同时也形成部分与革命纪念地建设相关的学术成果。纵观现有成果，与革命纪念地规划相关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没有建立完整的研究体系，同时在研究深度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放眼全球，革命纪念地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开展过类似的纪念地规划建设活动，如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外国家纪念地相关规划较中国起步早，大多以国家纪念地、战争纪念地等为名，其学术研究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鉴于此，本文从文献综述的角度对国外国家纪念地规划研究情况进行梳理，总结其研究内容及特点，以期能为中国革命纪念地规划研究提供新思路。
1 国外国家纪念地概念界定
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美国、法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为首的发达国家，出于对历史古迹和战争遗迹的保护目的发布了许多法案，其中部分法案界定了国家纪念地的概念和内容。国家纪念地（national monument）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国家公园体系，该体系中与国家纪念相关的概念有国家历史迹地、国家纪念地、国家纪念碑、国家战场遗址等，其中国家纪念地被定义为“主要是保留那些小的具有国家意义的资源，其内容包含自然遗留地、历史上的军事工事、历史遗迹等”[2]。1906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签署了《古迹遗址保护法》（Reorganization Act），授权总统“以公告宣布历史遗迹、历史和史前建筑及其他有历史、科学价值的遗迹作为国家纪念地”[3]。美国国家纪念地纪念主题以政治、军事和文化为主[4]。
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纪念地多与军事事件相关。法国国家纪念地归法国国防部管理，以1870年后的战争纪念为主，包括战场遗迹、军事集中营、战争纪念馆和战争公墓等，并制作了法国国家纪念地名录[5]。1925年，澳大利亚通过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法》（Australian War Memorial Act），规定建设战争纪念馆、纪念碑等作为国家纪念地，用于纪念1914年8月4日以来在战争中牺牲的士兵[6]。日本国家纪念地从城市层面出发，以二战期间受战争影响较大的城市广岛为主，于1949年和1952年先后发布《广岛和平纪念城市建设法》和《广岛和平城市建设规划》，在建设法和建设规划的指导下重建了和平纪念公园、纪念墓地等，并将广岛的城市性质定位为和平纪念城市。
2 国外国家纪念地规划研究历程
国外国家纪念地规划研究工作起步较早，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表1）。早在17世纪初，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对巴黎进行城市改造计划时，就考虑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规划建设纪念性广场和建筑，但此时与其相关的学术研究还寥寥无几。到18世纪，随着欧美等国家独立战争的结束，西方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对国家战场遗址展开调查研究，并将战场遗址、军事营地、军事墓地等赋予纪念意义[7]。同时期，战后城市重建工作中建筑规划学者也提出在城市中新建国家纪念地。但由于战后国家经济尚未恢复，纪念地建设发展缓慢。直至19世纪后半叶，国外国家才建成大批以纪念国家领袖为主题的国家纪念馆和纪念碑，研究视角也逐渐转向国家纪念地的规划建设历程。
表1 国外国家纪念地规划研究历程表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二战结束后，国家纪念地的规划研究迎来第一次热潮。战场遗址这类特殊的军事文化遗产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对其开展了价值识别和保护管理研究。而战争墓地由于其散落分布且受国籍、宗教等影响的特点，学界以此为独立研究对象展开大量讨论，在墓地的整合扩建规划方面成果颇丰。如果说战场遗址、战争墓地等是城市中的点状国家纪念地，那么城市作为见证历史事件发生的重要场所，就是规模较大的面状国家纪念“地”。目前，与纪念城市相关的规划研究多聚焦在日本广岛，研究视角从和平纪念城市性质定位，以纪念城市特色规划等展开。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国家纪念地的规划研究体系基本成熟，除关注纪念地本身的规划建设历程外，学界也开始对不同国家纪念地的规划建设历史展开对比研究，对国家战场遗址等展开可持续发展研究。
3 国外国家纪念地规划研究主要内容
经过400余年的发展，国外国家纪念地规划研究成果丰硕。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国家战场遗址的保护规划研究；新建国家纪念馆、纪念碑的规划研究；战争纪念墓地的集中规划研究和战争纪念城市的重建规划研究。
3.1 国家战场遗址的保护规划研究
3.1.1 战场遗址的调查研究
战场遗址的调查研究是保护规划研究的首要基础。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战场考古学方法中地球物理方法和KOCOA（Key Terrain；Observation and Fields of Fire；Cover and Concealment；Obstacles；Avenues of Approach）技术在遗址调查中的运用步骤及实践成果。前者在确定战场遗址位置和调查战场配套设施中发挥重要作用。早期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学者是艾弗·诺埃尔·休谟（Ivor Noël Hume），他对战场遗址研究的感受是“关于战场遗址……抢救文物成为一切的全部”，他认为战场遗址缺乏历史考古的完整性，修复和记录与战争相关的文物对战争遗址的保护研究贡献不足[8]。战场遗址与单个的点状遗址不同，它在城市空间中规模较大，与周边环境和自然景观紧密相连。以往通过金属勘探方法仅能确定军事场所中文物遗址点的位置，很难将这些资源与周边环境联系起来，远不能满足战场遗址的整体性调查研究的需要，而地球物理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研究成果除阐述该方法在战场遗址调查中的操作原则、调查仪器、调查方法和数据处理的详细步骤[9-11]外，还探究了其在确定军事营地、防御工事和战争墓地位置时的应用情况[12-18]。
KOCOA技术可以在战场遗址位置被确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定遗址边界，同时数字化还原战场历史景观。KOCOA是由美国军事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研发的一种专门的景观分析技术，被广泛运用于美国的战场遗址调查研究[19]。例如：在寻找威廉姆森故居附近战场时，在明确战场位置和战场核心区的情况下，通过KOCOA分析得出战争中军队的进攻路线，可以有效还原战场原景[20]。同时，该项技术在水下环境中也同样适用。例如：在调查研究美国内战波托马克河水下遗址时，研究者通过KOCOA技术分析了潮汐、水系、天气等对战场的影响，以评估战争遗址的军事地形、视线障碍和行军路线等，最终界定整个军事场地的边界[21]。
此外，战争经历者的口述证词也为战争遗址的调查研究提供了旁证。在针对1945年乌克兰伏击事件战场遗址的研究中，一位90岁的老兵生动描述了战争的始末和事件发生地点，这与KOCOA技术分析的战场位置相一致。另外，乌克兰游击队指挥官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用两挺机枪固定了伏击战场的边缘，当研究者查看调查过程中确定的机枪位置时，也与访谈内容相呼应[22]。战争经历者口述和研究结果的相互印证，保证了战争遗址调查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3.1.2 战场遗址的价值识别与认定研究
战场遗址在被作为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对象前，其自身价值必须得到识别与认定[23]。战场遗址象征着对战争事件的记忆，而不需要物质证据，因此它们也更适合被称为“遗产景观”[24]。索菲亚·卡佩罗等（Sofia Capelo et al.）从遗产景观类型的稀有性、纪念性等17个方面[25]提出战场遗址的价值评定要素和评估流程（表2,图1）。玛蒂娜·斯拉莫娃等（Martina Slámová et al.）提出通过历史景观结构来评估不同战场遗址的价值[26]。玛格丽特·桑特罗科娃和马丁·韦伯（Markéta Šantrůčková & Martin Weber）则强调历史景观应具有重要文化和自然价值，认为战场遗址在作为军事景观的价值评估过程中应重视其纪念性[27]。西科拉·贾斯汀·彼得（Sikora Justin Peter）运用文献综述研究法从历史学、考古学、旅游学等角度探究了战场遗址的价值[28]。
图1 战场遗址价值评估流程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5]绘制
表2 战场遗址价值评定要素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5]绘制
3.1.3 战场遗址的保护与规划管理研究
战场遗址作为特殊的文化遗产，对其展开保护规划管理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国外国家对战场遗址的保护形式各有不同。欧美国家通常以设立“国家军事公园”“国家战场公园”等进行保护，而捷克多将其设为军事景观保护区。战场遗址的保护研究大多从国家战场公园的规划建设和保护管理入手，如美国国家内战战场公园的建立与保护[29]、葛底斯堡国家军事公园和艾森豪威尔国家历史遗址的保护管理[30-31]等。另外，还有学者在文化旅游规划研究中探究了如何保护战场遗址中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32]。研究表明，保护与规划管理战场遗址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保护战场遗址能为后代提供更多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具有特殊历史的景点有助于旅游品类的多样化[33]。
此外，欧美国家也相继颁布与战场遗址有关的保护管理办法，促进了战场遗址保护管理的规范化。战场遗址保护管理研究的开展通常是在发现这些遗址被损毁之后[34]。1981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在《佛罗伦萨宪章》中就制定了历史景观的保护指南。宪章认定景观也是一种遗产，并将景观与战场联系起来。宪章的第八条中规定了“历史遗址是与具有纪念性的事件行为等相关的特定景观，如重大历史事件、战争事件”[35]。另外，欧美国家颁布的《美国战场保护计划》《欧洲景观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也为战场遗址提供了系统性修复和保护管理依据。
3.2 新建国家纪念馆、纪念碑的规划研究
3.2.1 国家领袖纪念馆 、 纪念碑规划选址研究
新建国家纪念馆、纪念碑的规划选址研究始于美国，研究内容以国家领袖人物纪念馆、国家战争纪念馆为主，其中国家领袖人物纪念馆（碑）研究方面又多聚焦在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美国古文物学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会员马克·兰登·希尔（Mark Langdon Hill）通过借鉴欧洲国家为杰出人物建立的纪念性雕像多被存放在教堂或宫殿中的历史经验，指出华盛顿纪念碑设立在国家公共广场或州议会大厦前广场的中心最为合适，在形式上建议采用传统的凯旋门、方尖碑或圆柱[36]。1848年美国国会考虑华盛顿纪念碑的纪念性和公共性等因素，选定了美国国家公园中心作为华盛顿纪念碑的建造地点，同时考虑外部极端天气的可能影响，选取大理石作为纪念碑的主要建筑材料。与其相似的还有林肯纪念堂，设计师亨利·培根（Henry Bacon）提出纪念堂应该位于波托马克公园，并处在华盛顿纪念碑和国会大厦的轴线上[37-38]（图2），这里也是美国国家广场的中轴线，计划中将林肯的雕像放置于纪念堂的中央，占据整个纪念堂的主导位置。
图2 林肯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与国会大厦位置关系图（左）和鸟瞰图（右）
资料来源：左图为作者根据谷歌地图绘制，右图来自参考文献[38]
3.2.2 战争纪念馆 、 纪念碑形式及功能研究
除国家领袖纪念馆和纪念碑外，战争纪念馆和纪念碑也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相关研究从纪念馆和纪念碑的形式和功能展开。二战后，美国学术界对战争纪念馆的形式进行过激烈争论，问题集中在战争纪念馆应建设为传统形式的还是活态形式的。与传统纪念馆和纪念碑的雕像和方尖碑等不同，活态纪念馆更多存在于社区中心、图书馆、公园等具有实用意义的项目，并在项目中用牌匾等作为纪念的标记。百余篇学术论文支持建设活态纪念馆，这场辩论是美国战争纪念馆建设策略的重大转折点[39]。当时，除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争纪念碑外，很少建设具象或具有标志性的纪念碑（馆）（图3）。直到20世纪末，纪念馆才又回归传统的形式，同时期建设的战争纪念馆也大多兼具博物馆功能，这类纪念馆是最接近活态纪念馆理念的成功实践，如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图4）。此外，活态纪念馆的表现形式还有纪念性城市街道和纪念广场等。加拿大城市规划领域著名学者大卫·戈登（David Gordon）探讨了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受巴黎纪念性城市设计的影响，指导渥太华规划建设联邦广场和国家战争纪念碑之事。他推翻了爱德华·班尼特（Edward Bennett）以美化城市为目标的广场规划方案，决定将联邦广场建设成纪念广场，并在广场中央设立国家战争纪念碑。由于广场处于渥太华最拥挤的十字路口，交通堵塞严重，城市规划师雅克·格雷贝尔（Jacques Greber）认为纪念碑应处于安静的环境，建议将战争纪念碑置于附近的梅杰山公园，但此项建议遭到麦肯齐·金的否决，最终格雷贝尔服从了总理，将国家战争纪念碑规划在联邦广场的中心[40]（图5）。另外，1920—1946年间《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杂志也刊登了大量与战争纪念馆相关的文章，研究内容包含战争纪念馆规划建议[41]、战争纪念馆现状调查[42]，以及战争纪念馆的规划选址及复合型功能[43]等。
图3 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争纪念碑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官网（https://www.nps.gov/gwmp/learn/historyculture/usmcwarmemorial.htm）
图4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资料来源：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官网（https://www.ushmm.org/）
图5 爱德华·班尼特（左）与雅克·格雷伯尔（右）规划的渥太华联邦广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0]
3.2.3 国家纪念馆和纪念碑规划建设历史研究
随着国家纪念馆（碑）的相继竣工，研究视角也逐渐转向国家纪念馆（碑）的规划建设历史方面。美国建筑师、历史学家布朗·格伦（Brown Glenn）通过分析华盛顿纪念碑的规划建设历程，提出华盛顿纪念场所规划是受到法国国家纪念地规划思想的影响[44]，研究表明华盛顿纪念碑等的规划选址除了考虑近距离的场所规划，还结合了远景视角的景观感受[45]。亨利·培根通过分析林肯纪念馆规划选址的会议记录，探究到林肯纪念馆规划建设几经波折，并阐述了其真实的历史情况[46]。同时期，还有学者通过城市规划平面图和地图等探索了华盛顿国家纪念馆和纪念碑近两百年来的规划建设历史，以及华盛顿特区政治和文化内涵等对纪念馆和纪念碑规划建设的影响[47-48]。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的昆汀·史蒂文斯（Quentin Stevens）教授研究了多个欧美国家纪念馆和纪念碑的规划建设历史，并展开对比。例如：通过分析堪培拉《首都纪念作品规划指南》发布后规划建设的新纪念区的总体规划和单个纪念馆规划等，总结了规划过程中纪念馆形式和地点被更改的原因，指出纪念馆规划建设面临的4个问题——地点选择、纪念主题、艺术美学和社会经济价值[49]。通过规划者访谈和纪念馆规划项目简报分析等，研究了伦敦行政区划范围内威斯敏斯特城区、皇家公园地区以及伦敦金融城的纪念馆规划问题，提出规划制度和社会经济效益等在纪念馆和纪念碑规划中具有突出影响[50]。通过对华盛顿、渥太华和堪培拉的国家纪念馆规划历史进行对比研究，本文指出规划决策过程中仅听从历史学家和规划学者的意见是存在缺陷的，应考虑与公众使用情况相结合，同时，证明了规划指南引领下建设的国家纪念馆更具有国家象征性和权威性[51]。
3.3 战争纪念墓地的集中规划研究
战争纪念墓地在战时常零散分布于城乡各处，战后阶段由于遗体运输不便等原因，在国家层面的统一领导下，坟场委员会等相关机构对墓地展开大规模搜索与清查，并集中在战场附近进行集中规划与建设。相关研究聚焦于战争纪念墓地的规划建设情况和设计美学。战争墓地不仅仅是哀悼的场所，也成为记录战争史实的历史文献[52]。1990年代以来，在担忧国家和文化差异模糊以及国家历史真实性丧失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保存军事事件历史记忆的兴趣有所增加，进而引发了对战争墓地的关注[53]。欧洲国家战争墓地研究多以英联邦国殇纪念坟场管理委员会（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主导建设的战争纪念墓地为主，其中又以巴勒斯坦地区战争墓地、加里波利战争公墓和纪念碑，以及俄罗斯罗索什基军事纪念公墓研究最多。在巴勒斯坦战争公墓研究中可知，在墓地的规划与建设中，常将不同国籍和宗教信仰的士兵墓地集中安葬，这种规划策略使得公墓选点和规模能集中反映战争的总体进展情况[54]。加里波利战争公墓规划焦点集中在纪念碑的规划设计，纪念碑的矗立需要尊重当地宗教情感和城市天际线，同时结合当地恶劣的侵蚀性天气特征，取消了在其他墓地中广泛使用的独立十字架而采用低矮的立方体墓碑[55]。相关研究还探讨了欧洲最大军事墓地——俄罗斯罗索什基军事纪念公墓（图6）的选址情况。该公墓由苏联阵亡将士墓园和德国阵亡将士墓园两部分组成，地处荒凉的草原地带，远离居民区，唯有那些知晓地图坐标专程前来向阵亡将士致敬的人前来造访。为何选址于此？这里曾是大小罗索什基两座村庄的所在地，如今已成为废墟。首先，这片土地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悲壮史诗紧密相连，1942—1943年间，此地爆发过惨烈的激战，堪称战役爆发中心之一；其次，纪念园区承载着斯大林格勒地区数座死亡集中营其中之一的记忆，即“罗索什基”集中营，数千名被俘的苏联士兵和平民在此遭受酷刑折磨；第三，1943年德军曾在大罗索什基建立公墓，约600名德军士兵长眠于此[56]。
图6 罗索什基军事纪念公墓卫星图(左)与中央广场（右）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6]
美国学者则更多关注一战和二战后战争纪念墓地的规划美学研究。一战战争墓地普遍是简洁的矩形布局，象征着军队的秩序感；二战的战争墓地则通过不同形式的地块分割，更多强调战争的复杂性和集体性，如为纪念二战中牺牲美国士兵而建立在法国洛林的花瓣形墓地[57]（图7）。同时，墓地景观规划也变化显著，二战公墓的园林设计不是纪念性的，而是前瞻性的，通过广泛使用鲜花，取代了一战公墓对常绿植物的依赖，前者更多体现生命的朝气，后者则象征死亡的终结。
图7 法国洛林的花瓣形墓地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7]
3.4 战争纪念城市的重建规划研究
随着战后城市重建工作的启动，哈罗德·布滕海姆（Harold S.Buttenheim）指出城市也是巨大的战争纪念“地”，城市本身就是战时经历的生动体现[58]。目前以战争纪念城市为名的规划研究成果尚少，但以战争纪念城市为目标的城市建设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大量展开，其中以日本广岛市最为著名。广岛是历史上第一个经历核灾难并重建为具有战争纪念象征的城市[59]。原子弹轰炸4年后，1949年日本颁布了《广岛和平纪念都市建设法》[60]，3年后又发布了《广岛和平纪念都市建设规划》。建设法和建设规划促进了广岛城市性质的确立，即和平纪念城市[61]。建设规划中明确了广岛和平纪念城市的重建方向和建设项目，如将位于中岛区靠近原爆中心12.21万m2的土地改建为和平纪念公园[62]（图8），规划建设广岛和平纪念博物馆等。另外，相关研究还指出，对于同被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市和长崎市，它们在战后城市重建中规划目标存在差异，前者是作为和平纪念城市进行规划建设的，后者则是作为国际文化城市进行规划建设的，两者在城市重建历程及建成效果等方面具有可对比研究价值[63]。
图8 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平面图（左）及其模型图（右）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2]
4 结论与启示
从国外国家纪念地规划研究成果来看，其涵盖内容较多、涉及面较广，已形成涵盖历史学、考古学、城市规划学等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体系。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家纪念地不仅关注点状分布的战场遗迹、纪念馆、纪念碑，以及战争墓地的规划研究，还涵盖了面状分布的战争纪念城市规划研究。可以看出，国家纪念地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场所，对城市空间布局和城市性质定义等均产生较大影响。因此，通过分析国外国家纪念地的规划研究进展，可为我国革命纪念地的规划研究提供许多有益借鉴。
4.1 加强革命纪念地中战场遗址的保护与规划管理研究
我国革命纪念地类型众多，目前关于革命纪念地的保护与规划管理研究多集中在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旧址和革命遗迹中，对战场遗址这一特殊类型的革命纪念地的保护规划管理研究还较为欠缺。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在领导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具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战役，战场遗址是承载这些历史记忆的重要场所。随着城乡建设的快速发展，战场遗址在城乡空间中存在边界模糊、遗存损毁和环境破坏等问题。
目前，我国战场遗址的保护与规划管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战场遗址的系统调查和价值认定研究能为保护规划管理研究提供重要支撑。学习国外国家战场遗址的调查研究方法和价值识别与认定框架，有利于完善我国战场遗址的系统调查和价值认定。同时，通过借鉴国外国家战场遗址的保护形式和管理措施等，加强对我国战场遗址的保护规划管理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出适合我国战场遗址的科学的保护规划管理办法。
4.2 完善革命纪念地规划理论与建设历史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对革命纪念地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党史学、遗产保护和红色旅游等领域，亟待从城乡规划视角对其规划理论展开系统性探讨。革命纪念地是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直至新中国成立的重要见证，具有极高的象征性、精神价值和历史价值。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革命纪念地逐步被纳入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现有研究也多从革命文物保护、红色旅游开发和党史研究等方面着手。然而，革命纪念地作为城市空间中承载革命记忆的重要场所，不仅在现今是传承革命文化和进行革命精神教育的主要阵地，也是城市建设发展中需要保留和进一步开发的重要内容。从城乡规划建设视角来看，目前对革命纪念地的规划实践多依附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或红色旅游总体规划，尚未结合革命文化在城乡发展中的作用与特征，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专项规划理论体系。推动该领域研究，不仅有助于科学指导革命纪念地的规划实践，也有利于完善我国城乡规划的整体理论架构。
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我国以遵义、井冈山、延安、韶山等革命纪念地为试点，启动了首轮革命纪念系统规划实践[64]。当前对这些革命纪念地进行规划建设历史研究时机已经成熟。改革开放后，革命纪念系统规划相关建设工作逐渐被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中，早期的革命纪念系统规划指明了革命纪念地城乡建设的发展方向，其指导思想极具先进性和引领性。这些革命纪念地经过60多年的规划建设，至今已发展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和风景名胜旅游区，对其开展革命纪念地规划建设历史研究，不仅能进一步明确革命纪念地在城乡发展中的定位与作用，更有利于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强化其在历史文化名城中的特殊价值，为下一阶段革命纪念地保护方法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
4.3 革命纪念地规划研究视角应注重从城市层面展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革命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中开展过多轮以革命纪念为主题的城市规划建设活动，但学界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纵观现有研究，革命纪念地规划研究视角还聚焦在纪念碑、纪念建筑，以及纪念公园等点状纪念性建筑景观的规划选址、设计方案和建设历程研究。1921年至今，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开展，革命遗迹在城乡空间中广泛分布。城市作为见证革命历史事件的重要场所，也是规模较大的革命纪念“地”。1949年以来，我国在延安、井冈山、遵义等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开展过以革命纪念城市为主题的规划活动，此类城市规划的规划依据、规划思想和规划方案等与现在的城市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存在显著差异。革命纪念城市规划是我国城市规划发展中的一部分，革命纪念地可以引领革命纪念城市的规划建设，因此从城市层面展开对革命纪念地的规划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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