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自人类文明初步形成以来，地理位置与交通一直是影响城市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193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首次提出了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这一理论着重分析了城市的规模、功能和分布，并揭示了为何某些城市会发展成为更大的中心，而其他城市会滞后的原因[1]。在此基础上，廖什（Lösch）对该理论进行了完善和深化，利用数学推导和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最大化市场概念，进一步完善了六边形区位城市的空间分布模型，加强了中心地的理论基础[2]。中心地理论在提出后受到了广大地理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的热烈关注，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研究。例如：哈格特（Haggett）探讨了中心地理论与城市地理学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理解城市网络[3]；约翰逊（Johnston）则进一步将其应用于城市规划和发展的实践[4]。随着中心地理论逐渐被应用于经济、物流、社会学[5-6]等各种领域，也就意味着其适用范围已经从单一的农村拓展到了更为复杂的城市环境。
不仅如此，在理论运用的地缘方面，中心地理论的研究最早从德国逐渐向瑞士、法国、英国等其他西欧国家蔓延，并得到逐步完善[3]，之后又被运用到东欧国家城市扩张的研究中[7]。经历了在北美[8]、澳洲[9]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广泛研究之后，该理论也开始被运用到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国家[10]。1980年代，该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又被引入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作为解释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结构的重要理论工具[11-12]。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时代来临之前，中心地理论的应用与研究的局限性及其效能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13]。尽管面临诸多质疑和挑战，中心地理论仍然是区域科学、城市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规划领域中的主导理论[14]，其在20世纪的城镇和区域发展研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15]，指导了众多重大的城市规划与发展项目[16]。
然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全球物联互通的推动下，信息交流变得畅通无阻，物品的运输和配送变得更加迅速和高效，地理空间距离的重要性开始被淡化[17]。交通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那些曾经广泛运用该理论的学者开始认为，地理空间的实际距离已经不再是决定因素，而信息的流动性和速度才是关键[18]。另一部分学者则更进一步，直接质疑中心地理论在当前社会的适用性[19]。特别在新冠疫情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转变，低接触服务、无交互式服务、智能物联配送等逐渐成为当前社会重要的生活方式[20]。而对于中心地理论在信息与通信技术背景下适用性的探讨，截至目前学界始终未能达成一个普遍共识。
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心地理论适用性为重点，整理并比较信息与通信时代前后的中心地理论研究和运用，旨在梳理这段时期该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上的共性和不同，并尝试揭示当前该理论研究与运用的变化趋势，以期为城市区域研究、城市空间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
1 信息化背景之前中心地理论研究的特点
1.1 从经济、地理学视角来揭示区域关系
在信息化背景之前，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城市与地区的地理空间分布以及这些城市或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涵盖了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学、交通工程学等方面的科学。理论重点关注城市与地区之间的相对位置、规模、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基于经济学、地理学视角，通过经济学数理模型数量化方法和图论分析方法揭示城市、地区中的中心地关系[21]，其内容包括：空间分布的理论模型[2]、服务和产品的范围与门槛[22]、城市规模与功能[23-24]、城市网络与区域结构[6]、地理与经济的相互关系[25]等。
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尺度可从单一的城市或小镇，延伸到复杂的城市网络和大都市区，再到整个国家乃至跨国的城市群[26]。为了解析这种空间分布关系，学者们考察了人口密度、经济活动、交通网络等多种因素，以及它们是如何受到地理、经济和社会条件影响的[27]。尽管中心地理论有其理论模型，但在实际应用中，研究者通常会考虑政治因素、历史发展等各种现实情况，以对理论进行修正和调整[16]。
1.2 以距离与规模为要素
起初，中心地理论是以距离与规模为最基本要素进行探讨的，主要关注不同规模的城市如何根据其提供的服务和设施在空间中分布。城市的分布和规模受到其所处的物理环境和空间距离的强烈影响[1-2]，城市的区位选择和发展也受到地理环境、资源分布和交通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
在以距离与规模进行探讨的这一框架中，距离与规模起到关键性决定作用。城市中心的等级划分依据是其所能提供的服务和功能的数量和种类，而这些服务和功能通常受到城市规模的限制。因此，大城市凭借其规模经济通常能够提供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服务，而小城镇通常仅能提供基础性服务[28]。这一规模与距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城市中心体系的核心结构[29]。
距离与规模不仅是决定性因素，还揭示了复杂的相互关系。如前所述，城市中心的等级划分是基于所能提供的服务和功能的数量和种类。但除此之外，城市规模还决定了其交通、通信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进一步影响了城市对于不同种类服务和功能的承载能力[30]。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距离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上，还关乎其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和时效性。规模较大的城市，由于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综合效益，通常能够为居民提供更为快速和多样化的交通方式，从而缩短实际的出行时长[31]。此外，城市规模也与其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大城市往往拥有更加多样化的文化和经济活动，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本流入[32]。
1.3 采用图示结构方法进行等级划分
过去，中心地理论是以消费者均衡分布的假设为前提来探讨城市的层次等级[3]，即便这种均衡的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33]。贝里（Berry）在1967年进行了一项研究，他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均衡思想，分析了城市的等级和功能与其背后的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6]。而这一均衡分布假设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转变，巴蒂（Batty）在研究中结合了中心地理论与计算机模拟技术，探讨了城市发展的非均衡特性[16]。
在早期的研究与运用中，中心地理论研究者们或学者们主要通过图示结构来揭示不同等级城市相互之间的关系（图1）。这种方式直观易懂，但只能笼统介绍，无法解释潜在的联系[7]。图示结构关心的是城市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连接。在这一结构中，中心城市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领导地位的城市，次级城市和其他小城市则围绕这些中心城市分布，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结构[34]。层次等级揭示了城市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这些关系又决定了城市能提供哪些服务，以及其在城市网络中的位置[35]。这种图示结构揭示了城市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城市如何通过各种连接来共享资源和信息[36]。
图1 中心地理论分布原则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2]
2 信息与通信技术背景下中心地理论研究方向与特点的转变
2.1 多学科交叉下的中心地概念日益宽泛
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心地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和地理学的范畴，而是与多种学科进行了交叉和融合（图2）。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其跨学科的研究特性，涉及人类学、计算机科学、通信学等领域[37]，使得中心地理论在当今时代更加丰富和多元。此外，中心地理论在这一新的研究背景下，更加注重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群体对于中心地的定义和价值认知不同[38]，社会学和文化学也成为这一领域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因此，中心地的概念逐渐变得宽泛[39]，社交媒体、电商平台和云计算等都可能成为虚拟的“中心地”[40]，如数据中心地[41]、知识中心地[42]、创新中心地[43]等。
图2 中心地理论的流变
与此同时，研究关注的相关社会议题也在发生变化，从单一的城市区域发展、地区经济，到农村或城市生活方式[44]、社交网络[45]、城市商业[46]等。研究议题的多样性又决定了研究尺度的多样性[47-48]，中心地的研究既可涵盖区域、城市网络，也可覆盖城市片区[49]、商业中心[50]、服务中心[51-52]等。
2.2 强调空间与非空间因素的结合
传统的中心地理论强调地理空间中中心地的形成和分布，并将空间距离作为衡量其规模与层级的最重要参考依据。然而，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一物理中心地的概念正逐渐融入虚拟空间[53]，进而衍生出另一种动态化的空间概念——流空间，并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流空间被视为信息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空间形态[54]。卡斯特（Castells）认为，城市和社会的资源以流的形式存在和转移[55]，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知识流[56]、文化流[38]和生态流[57]。泰勒和乔莫什（Taylor & Csomós）认为，这种跨区域的要素流动打破了原有“中心地—腹地”的关联范围局限[58]，构成了新的空间结构关系。
影响或承载这些“流”的包括空间因素与非空间因素，而后者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受到中心地理论研究者的重视[59]。例如：用户的偏好、社交网络中的互动模式、在线社区的形成等均已成为中心地形成的重要因素[60]。这种非空间因素与物理空间的结合为中心地理论带来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相关研究指出，尽管电商平台在物理空间中没有固定的位置，但它们在虚拟空间中的中心地地位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61]。科技流、知识流与信息流的汇聚，同样能塑造中心地，硅谷便是著名案例[56]。此外，文化流也与经济、技术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流动紧密相关，这些流往往在某些特定地点产生高度的集聚效应[38]，形成文化产业。例如：洛杉矶依托文化影视产业形成中心地[62]；戛纳和爱丁堡分别依托电影节、艺术节成为电影业的中心地、艺术文化的中心地等[63]。研究者认为，这一类似的非空间因素不再仅单纯影响中心地的结构形态，而已逐渐成为主导中心地形成的最重要因素[37]。
2.3 研究方法多样，关注动态变化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背景下，中心地理论的研究方向和特点已经经历了重大的变革，特别是研究方法明显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研究者们主要依赖传统的统计方法和简化的地理模型，如利用综合指标法、引力模型[64]来解释和预测中心地的形成和发展[65]。而在当前的研究中，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成为一个显著的特点。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普及使得中心地理论的研究能够捕捉研究对象的实时性和动态性。在数字信息时代物联网环境下，中心地不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时间和数据流动变化的[40]。例如：徐等（Xu et al.）研究发现，城市餐饮服务中心地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转移，且每天的早晚高峰餐饮聚集消费区也在规律变动[66]。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通过计算机模拟去表达研究中客观存在的复杂性。例如：借助元胞自动机模拟城市生长，对未来发展做出情景分析[67-68]以及城市细节模拟、城市分形模拟、城市增长机制和城市人口增长的历史过程模拟等。这些模拟不再简化相关因素，而是能够准确地捕捉复杂的地理、经济和社会互动[37]。此外，复杂网络模型[38]、神经网络模型等也逐渐被运用在中心地的研究中。这些模型为研究者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之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和解释中心地的形成和变化。
大体量的全景、全生命周期数据为城市演化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引发了新的研究范式[37,39]。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基本实现了对地球表面整体空间，甚至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的数据采集，并形成了数量巨大、结构复杂、类型众多的数据集合[69-71]。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完整性得到提升，大数据分析为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69]。大数据分析也逐步取代田野调查，成为如今探讨中心地的主要资料获取途径和分析方法[37,39,69,72]。借助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73]等人工智能研究方法，以及基于多源数据开展学习策略探索和潜在结构发现，研究者将所得模型计算的结果作为新的数据样本进行循环迭代，从而推动模型的自我学习，实现城市的多态势感知、超精细计算和高精度模拟。
3 中心地理论面临的主要质疑
3.1 信息与通信技术时代以前中心地理论均匀假设不成立、经济条件假设过于简单
中心地理论作为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研究的一个关键理论，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应用学者们也对其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表1）。
表1 中心地理论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前后面临的不同质疑
注：表格空白表示不涉及。
首先是空间均匀的假设不成立，中心地理论的原始构想基于一个均匀的空间，而这在实际的复杂地理环境中往往难以实现[74]。自然资源分布、地形地貌、历史和文化背景等都可能影响城市和地区的发展，这使得均匀空间的假设在很多情况下变得不再适用。众多学者均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如韦伯（Webber）认为中心地理论的假设从未经过实证[75]，布尔辛克（Buursink）也支持这一观点[76]。
其次是过于简化的经济条件假设，中心地理论初期的研究往往会假设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是理性的，并且总是朝着最大化利益的方向行动，但在实际中这一假设可能并不能充分反映人们的真实行为和决策过程[77]。同时，由于缺乏文化和社会因素的考虑，相关的研究往往忽视了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影响[78]。特别是随着中心地理论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增加，研究者开始质疑其是否能够充分适用于这些地区的特定文化、经济和历史背景[65]。
再者，中心地理论仅仅考虑了“服务”体系，而除“服务”外，“生产”活动也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起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布局决定人口布局，工业生产导致人口集聚，工业生产的复杂性也导致人口分布的复杂性，人口分布的变化直接导致中心地体系的变化，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简单的均匀体系[79]。并且有学者认为中心地理论这样的假设还原理论制约了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和进展[65]。除了认为假设条件过于简单，一直有国内外学者对中心地理论的市场原则[33]、规模范围[80]和边界划分[81]等理论内容的准确性进行探讨。而且城市和地区的发展是一个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动态过程，该理论的早期研究未能充分考虑时间和历史进程的影响，其纯静态模型难以充分捕捉到城市和地区发展的全貌[38]。
最后，信息技术研究领域的先驱还提到，相关研究忽略了技术的创新和运用[16,18]。虽然这一点在信息化与通信技术背景之前可能不那么明显，但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加速，中心地理论在这方面的忽视逐渐显现。
3.2 中心的概念逐渐消失，中心结构不再
信息与通信技术时代来临之后，空间性的中心逐渐弱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得非均衡的发展模式较为常见，如：全球城市和经济走廊的集聚、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使得很多商品和服务不再局限于某一地点[74]，城市发展不再单一呈现中心化，而是网络化、多中心化[82]的趋势。地理空间已从静态的“地点空间”转变为“流动空间”[83]。杨俊宴等认为，城市空间规模急剧增加，城市服务产业在特定空间场所产生集聚、扩散、迁移和裂变，逐渐由单中心阶段走向多中心网络阶段[84]。并且当代城市是城市化与去中心化并存的，尽管城市化仍然是一个重要趋势，但在信息化背景下，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许多活动和服务已经开始去中心化，使得传统的城市中心与郊区的划分变得模糊[85]。
泰勒（Taylor）提出了“中心流动理论”，并指出在现代交通信息的影响下，空间组织已逐渐从中心地理论所主导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转变为中心流动理论所主导的“水平、非层级和多中心”网络结构[86]。网络结构可能不再严格遵循传统的地理空间模式，这就意味着尽管地理位置仍然重要，但其影响力可能被其他非空间性的网络联系所抵消或弱化[38]。如此转变，不仅限制了中心地理论的运用，也使得其适用性遭受极大质疑。特别是在地理学的理论运用中，有研究者认为中心地理论的适用性逐渐减弱，只能对少数现象进行解释[19,37,47,65]。也有研究者认为复杂网络研究才是现代城市研究的更科学、更准确的解释方法[87]。
3.3 中心地理论探讨维度和尺度较为单一
城市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有耗散性、动态性、自组织性、非线性、非平衡性等复杂性特征[88]。社会复杂性和多尺度的问题成为中心地理论研究的核心挑战，这两个因素都与现代社会的动态、流动性和网络化特性息息相关[89]。况且城市是由不同子系统组成的，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各个子系统单纯叠加[90]。因此，现代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超出了中心地理论的原始框架，这也导致中心地理论在某些方面显得不太适用。复杂性研究为地理学提供了一条新路径，阐释了地理复杂系统的基本概念[91]。近年来，基于地理学的城市复杂性研究日益凸显对空间大数据以及邻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且强调对地理过程的动态性及其在多个尺度上复杂交互作用的综合考察[92]。例如：巴蒂从物质与非物质的流动和关系网络的角度解读城市，提出流动的累积或结合创造了潜在的能量，进而影响城市要素形成特定的空间结构，其中网络描述了流动的组织架构[47]。
当前，地理学视角下对城市复杂性概念与内涵的认知，正逐渐由单一尺度静态化分析向多尺度动态化复杂交互过程的综合化研究转变，经济、科技快速发展以及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了对城市复杂性的深化认知[92]。而传统中心地理论的假设是建立在将不同子系统的复杂性简化的基础之上[65]，这与复杂性研究的逻辑背道而驰。除了复杂性被忽略，其有效性被另外质疑的一点便是其理论探讨的尺度过于单一。布伦纳和施密德（Brenner & Schmid）在研究中强调了城市和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尺度分析的重要性[93]。威克曼和莫哈尔（Wikman & Mohall）也认为：中心位置理论本身存在局限性，它只能从一个狭隘的视角和尺度来分析社会空间关系，这使得其在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实际应用背景中显得不够适用[65]。
此外，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开展流空间、新型产业空间关系及其在不同尺度上的交互机制研究，进而加强对城市经济、城市发展多样性的深化理解，已成为信息与通信技术背景下的主流方向[69]。相比之下，基于中心地理论对城市经济活动的探讨仅局限于单一尺度下的组织形式和效应研究，而城市经济活动复杂性的形成机制和动态演变趋势往往需要借助多尺度视角进行观察。城市发展、经济活动的现象和过程常常在多个尺度上交互作用，地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上的动态可能相互影响，这也使得传统的中心地理论难以准确描述和预测这些相互作用[94]。
4 中心地理论适用性探讨与未来研究展望
4.1 中心地理论适用性逐渐降低，但在特定条件下仍然适用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依然有众多学者肯定中心地理论的作用，认为在现代社会环境下中心地理论依旧有效且无法被替代。
首先，中心地理论在区域尺度上解释了区域经济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依旧发挥着主导作用。埃弗特（Evert）认为城市网络模型以及中心流理论不能替代中心地理论，因为前者代表服务经济中城市区域的空间特性，而后者解释了工业经济中城市之间的关系[90]。在最新的探讨里，赵鹏军等（Zhao et al.）通过京津冀地区20.362亿次出行轨迹数据来检验中心地理论定量法则的适用性，发现居住分布模式和服务范围与其等级法则相一致[72]。施利锋等（Shi et al.）基于中心地理论推导出方位异质性、距离异质性等指标来测量中国城市土地的格局，并得出有效的结论[95]。此外，德里克和安德鲁（Derek & Andrew）认为中心地理论仍然适用，并使用手机大数据进行分析，以了解一个地区城市的发展和位置[96]。
其次，即便是缩小尺度在城市范围内研究商业业态分布，也表明了中心地理论依旧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国内学者研究了南京餐饮业的空间分布格局，探讨了餐饮分布与中心地理论或中心流理论的关系，发现南京餐饮的空间分布遵循传统的中心地理论，但餐饮的网络口碑度遵循中心流理论[83]。研究者利用大众点评数据提出一种酒店评价体系，该体系下酒店分布仍然呈现“中心—边缘”的分布形式[46]，这证明了在互联网时代中心地理论仍然可以作为解释工具。此外，国内外学者还对城市内部、片区内部的零售、餐饮等进行研究，发现这些空间均呈现中心地理论的分布方式。
最后，一些学者也强调，尽管数字化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模式，但中心地理论的核心观点，如市场范围、功能分工和空间分布等，仍然具有其持久性和普遍性[19,97]。
4.2 中心地理论的未来研究与运用
4.2.1 延续：中心地与城市防灾、城市韧性
虽然信息与通信技术飞速发展、O2O平台崛起，但部分设施的分布规律在中心地理论原有框架下依然适用。其中，城市应急资源配置依旧基于交通距离和需求规模进行供给[98]，这种配置为先发预配置，因此仍旧遵循中心地分布规律进行布局。在应急管理中，大城市或中心城市需要更多种类的资源和设备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99]。因此依据中心地理论进行有效的城市应急资源配置和城市规划是一个实际的应用方向（图3）。在已有的城市基础设施韧性研究中，交通中心[100]、社区中心[101]、医疗中心[102]等设施中心均以中心地理论的分布规律探讨其供需关系，由此可见中心地理论在城市韧性研究领域也依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图3 中心地理论未来研究框架
此外，特大城市的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体系直接影响社区的供应韧性[101]，而O2O平台崛起、信息物联发展导致的城市物资供给点分布发生何种变化，以及在特定事情、特殊情况下的供应能力[103]是否会对原有城市供应链韧性造成影响，也值得我们探讨。
4.2.2 修正：空间距离重要性的再评估
信息与通信技术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在新冠疫情时期，包括人口流动、工作方式、消费习惯等变化，直接引发了数字化加剧、产业链重塑、线上办公兴起等。除此之外，无人驾驶汽车、高速铁路、超级高铁等新型交通方式的出现，标志着多模态交通系统进入城市[104]，使得我们不得不基于原有理论框架再评估空间距离的重要性。通过采用交通数据、网络POI、地理大数据，进行多种模型计算与模拟，探讨新的空间、距离、规模之间的关系，来修正中心地分布规律原则，优化城市发展布局。
最新研究中对空间距离重要性变化的研究主要为定性研究，认为空间距离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对不同服务设施中心[101]、商业中心[105]等影响辐射范围变化则采用定量研究。研究普遍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背景下，在日常普通生活商品供需关系中（如快速食物[106]、虚拟产品[53]等），距离要素已在弱化或完全消失；而在高端商品[105]和服务（如高端酒店[46]等）中，距离依旧是重要因素。
4.2.3 革新：虚拟中心地的演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信息化加剧导致了“虚拟中心地”（virtual central place）的兴起。虚拟中心地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与传统的中心地理论不同，它是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产生的非物质、非空间中心地和功能中心，如我们使用的“美团”“饿了吗”等数字平台都可以被算作虚拟中心地。虚拟中心地的产生作用机制也会影响城市空间形成与演化发展[61]。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虚拟空间中的中心地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和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学者对虚拟中心地中包括外卖平台、数字信息交互平台等形成、工作原理机制以及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进行了研究[61,106-107]。但目前来看，这部分内容研究还相对有限，有待更深入更广泛的挖掘。
5 结论与反思
中心地理论是基于距离探讨城镇在地理空间上规模与分布的重要理论，随着时代进步，通信手段与交通工具的迭代更新，距离对中心地的影响不断下降，中心地理论适用性也随之减弱。本文通过梳理该理论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前后的研究发现：首先，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对象已由区域、城镇等变为丰富多元的商业中心、服务中心，甚至是虚拟的数字中心、创新中心等，并且与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学科实现交叉，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范畴；其次，地理空间距离不再是影响中心地规模的唯一重要因素，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非空间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主导中心地的形成；最后，相关研究开始采用大数据分析、智能模型、复杂网络等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开始捕捉城镇发展的动态变化，随着科学技术与研究观测手段的进一步发展，大数据分析、智能模型等方法将更加广泛地被运用到城市科学、地理学等领域研究中，研究的维度与广度将继续扩大。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中心地理论在宏观尺度的城市区域研究中解释城镇规模与分布、城市经济与供需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联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围绕中心地与城市防灾、城市韧性等问题展开。而在中观尺度上，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地理距离的优势需要被重新评估。此外，虚拟中心地对城市实体空间的影响还有待深度挖掘。
研究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如宇宙和原子）的科学家都不在其研究对象的世界里，但可以通过逻辑和想象建立工具来深入研究。而在信息与通信技术下研究工具丰富的今天，部分研究城市的人们也生活在其研究对象（如建筑、社区、城市）中，却几乎完全忘记了深入田野、对比实验、调查访谈、逻辑分析、异同比较、创作设计等传统研究方法，养成了一味借用数据统计和其他定量分析的习惯，以至于在缺乏观察和感知的情况下把城市问题当作数学应用题来分析。这样过分依赖研究工具而忽略对问题本身的研究，无助于城市复杂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而将数学推导等分析方法与实践观察相结合，取长补短弥补不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才能有效解决城市问题并推动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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