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60 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向后工业化转型的进程中，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社会地理学引入“剥夺”（deprivation）这一概念，广泛关注因产业结构调整而失业的工人、低技能劳动者等新城市贫困群体（new urban poverty）的生活状况和需求[1]。1980 年代后，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尝试制定正式的统计指数，以评价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布差异和需求特征[2]，尤其关注城市贫困空间的集聚特征。通过识别和划定城市贫困空间，引导城市更新等地域政策的制定和资金的供给[3]。其中，英国已较为成熟地开发和利用剥夺指数进行学术研究，中央政府、地方当局、慈善机构和民间组织等也广泛使用该指数进行政策制定和更新行动[4]。尤其是英国基于国家统计局开发的低层超级输出区（LSOA: Lower Layer Super Output Areas）①2003 年由英国国家统计局开发的低层超级输出区是为人口普查而设计的标准地理统计单元。根据最新版多重剥夺指数统计数据，2019 年英格兰共有32 844 个单元，平均每个单元的人口为1 500 人；2020 年苏格兰共有6 976 个单元，平均每个单元有800 人；2019 年威尔士共有1 909 个单元，平均每个单元有1 600 人；2017 年北爱尔兰共有890 个单元，平均每个单元有2 000 人。社区级小尺度空间，构建了多维度评估、可持续监测、可视化交互的“多重剥夺指数”（IMD: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②本文采用“多重剥夺指数”的译法，以便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进行区分。，该指数的应用对于改善相对贫困社区的物质环境、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5]，其测度框架也被美国、德国、法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广泛借鉴[6]。
城市更新是世界范围内各国城市化水平进入一定发展阶段后面临的主要任务[7]。2021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89%，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的后期。长期以来，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效率优先的价值导向使得社会矛盾和城市问题不断积累。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求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8]。城市空间的治理要求从早期的“促进增长型”转变为“社会公平型”[9]。
然而，当前的更新模式对“房地产化”仍有较为严重的路径依赖，存在供给与需求脱钩，更新区划定缺乏正义性和公平性等问题[10]。因此，笔者尝试通过对英国多重剥夺指数的理论发展回顾以及对其在城市更新实践中系统性应用的介绍，为中国进一步完善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城市更新评估指标构建和城市更新区识别与划定提供借鉴。
1 英国多重剥夺指数发展历程
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先驱国家，英国早在19 世纪末的社区改良运动（Settlement Movement）中便将城市中的贫困社区及居民作为服务对象，通过建立安置房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贫困现象的相关理论研究和贫困社区的治理，也一直是英国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5]。1950年代，随着二战后物质条件和经济水平的显著提升，英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贫困的含义，进而发展出了多重剥夺理论及相关剥夺指数。该理论的发展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图1）。
图1 英国多重剥夺指数理论发展历程
注：＊社区新政是对贫困程度最高（后10%）的39 个社区（平均每个社区有10 000 名居民）进行为期10 年的综合更新计划，包括对地方和服务基础设施（学校和学院、社区建筑、保健中心和交通）的大量投资；
＊＊稳健起步是根据地方剥夺指数以及后来发展的多重剥夺指数确定的贫困程度高（后20%）的社区，主要为邻里托儿所倡议和其他旨在支持弱势儿童和家庭的项目提供资金。此外，通过建立社区儿童中心来提供各类综合性服务，旨在支持儿童的学习技能、健康和福祉以及社交和情感发展；
＊＊＊体面住房是英国政府承诺到2010 年使所有社会住房达到基本居住标准（包括现代化设施配套、适宜热舒适度、合理维修状态等），其中一半以上的资金投入在英格兰最贫困的117 个地方。
1.1 1950 年代—1960 年代：多重剥夺概念与地区治理结合的初探期
二战后，1950 年代，英国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英国城市重建工作通过清理贫民窟（slum clearance）和建立新城镇的方式，显著改善了城市过度拥挤和建筑质量差的问题。进入1960 年代，人们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是郊区化的发展使得内城的许多地区陷入持续衰败。对此，英国学术界开展了“城市贫困再发现”（rediscovery of urban poverty）的研究，一系列全国性的社会研究和政策倡议开始采用“多重剥夺”的概念，试图重新审视城市问题背后复杂的社会原因。针对严重贫困地区，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措施，旨在将财力、教育、环境等资源引向社会贫困地区，如1968 年由内政部制定的“城市计划”（Urban Programmes）和1969 年的“社区发展项目”（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s）。然而，由于未对“贫困”作出明确界定，政府很少对拟议项目应该具体解决什么问题作出指引。最终，“城市计划”仅停留在小规模的社区项目和社会计划中[11]。
1.2 1970 年代—1990 年代：多重剥夺理论与量化研究的高峰期
随着1971 年小地域（small area）①英国从1801 年开始，每10 年进行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1961 年首次使用计算机处理人口普查结果，1971 年的人口普查首次提供了小至1 km2地域的数据。人口普查数据的发布，普查数据的可用性进一步提高。学术界的定量革命（Quantitative Revolution）也使得研究人员的技能增强，英国由此进入贫困理论创新与量化研究的高峰[12]。1975 年，霍特曼（Sally Holtermann）使用代表住房条件、失业等18个指标对城市贫困区域进行识别[13]。1979 年，多重剥夺理论的奠基者、英国社会政策学家汤森（Peter Townsend）在其著作《英国的贫困》（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中提出使用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的方式重新定义贫困，并率先使用贫困指标作为了解英国普遍生活方式的手段；1987 年，汤森使用其剥夺理论构建了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由失业率、无车率、无住房所有权和家庭过度拥挤构成的物质剥夺指数，即汤森剥夺指数[14]。1983 年，布莱恩（Jarman Brian）创建了基于医疗资源供需的全国性贫困地区得分[15]。1985 年，在《贫穷的英国》（Poor Britain）一书中，麦克和兰斯利（Mack &Lansley）提出了基于缺乏社会感知必需品的“英国面包线”贫困识别方法[16]。1990 年在《苏格兰的剥夺与健康》（Deprivation and Heath in Scotland）一书中，卡斯塔尔斯和莫里斯（Carstairs &Morris）为研究苏格兰的健康状况开发了卡斯塔尔斯指数，它与汤森剥夺指数大体相似，使用社会阶层低代替了非房屋所有权[17]。
这一时期，建立全国性人口全覆盖的剥夺指数已成为一项核心议题[18]。1991 年英国环境部为分配“单一更新预算”，委托曼彻斯特大学城市政策研究中心基于同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创建了“地方条件指数”（Index of Local Conditions）②1994 年发布，包含13 个评估指标，可视为多重剥夺指数（IMD）的前身。；1998 年该指数迭代为“地方剥夺指数”（Index of Local Deprivation），纳入和细化了来自社会保障部、教育就业部等部门的年度统计数据，对指标体系进行了更新，如以领取收入补助家庭中16 岁及以下子女的数量替代了原有的低收入家庭儿童数量，用住房补助和市政减免税替代了无车家庭这一指标等，有效提高了评估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1.3 2000 年以来：多重剥夺指数正式确立的成熟期
1997 年新工党当选后立即成立了“消除社会排斥工作组”（Social Exclusion Unit），以应对保守党时期市场主导的城市更新所加剧的社会分化问题。该工作组对英格兰1 300个最贫困社区的剥夺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于1998 年发布报告《团结英国——邻里复兴国家战略》（Bringing Britain Together: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Neighbourhood Renewal），提出了整合政府各部门资源，实施综合性更新的战略构想。2000 年，英国环境、交通和地区部委托牛津大学社会劣势研究中心在对地方剥夺指数审查的基础上，开发更加综合全面的“多重剥夺指数”（IMD），旨在捕捉不利个人和地方发展的因素，系统识别发展弱势地区，追踪监测社区层面的发展差距[19]，该指数成为英国中央与地方各部门制定政策的重要衡量标准。2001 年，英国政府正式出台“国家邻里复兴战略”（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Neighbourhood Renewal），将缩小弱势社区在就业、安全、健康、教育、住房和环境等方面的差距定位为政治优先事项。同时，针对通过IMD 被评定为“严重贫困”的88 个地方，政府设立“邻里复兴基金”（Neighbourhood Renewal Fund）。该基金通过地方战略伙伴关系（Local Strategic Partnership）进行管理和实施，建立起基于“证据”的项目申报和监测评估机制，推动了英国社区更新的制度化。
2000 年，初版多重剥夺指数（IMD）发布，涉及6 个剥夺领域共32 个指标（表1）。2003 年因开发出了社区尺度的新型地理统计单位，该指数拥有了更加精细的空间分辨率。2004 版IMD 进行了改版，增加了“犯罪”这一领域。此后版本的指标领域得以延续，但指标集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每次迭代中仍有个别变化。目前的2019 版IMD 是该指数的第6 次迭代，与2015 版基本保持一致。总的来说，IMD 用来协助各个政府部门制定倡议愿景和政策目标，辅助识别社会相对贫困社区的分布特征和剥夺领域，并相应地指导更新基金的分配，已成为英国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分析与施政工具[19]。该指数平均4 年更新一次，比人口普查的时效性更高；且不同年份的IMD 之间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有助于更好地监测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效果。
表1 历版英国多重剥夺指数指标体系
注：表中空格表示不涉及。
2 多重剥夺指数的理论基础和构建方法
2.1 理论基础
英国学术界对贫困的认知经历了从“绝对”到“相对”的重要转变。随着战后福利国家的建立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界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从生理需求扩展到社会需求，认识到其相对性、动态性、多维性的特征。这一转变超越了经济学对收入与支出的结果性关注，转向社会学对个人或家庭相对地位的过程性探讨，由此发展出“社会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等概念[20]。相对剥夺理论则通过考察个体是否能获得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需求，实现了对贫困问题生理与社会视角的统一[21]。
基于相对剥夺的理论基础，汤森提出了多重剥夺的创新性概念。他指出，人类需求深度嵌入特定的社会文化情景中，因此“需要”和“贫困”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21]。他将剥夺定义为“当个人、家庭和群体缺乏足够的资源来获得所属社会的饮食类型、参加社会公认的活动或拥有得到广泛认可的生活条件和便利设施时，即处于贫困之中”[14]。并且，剥夺不是单一维度的现象，而是包含收入、教育、健康等多个相互关联且相对独立的维度，剥夺维度越多则贫困程度越深。多重剥夺指数正是基于这一理论，通过对不同剥夺维度的加权计算，实现对社会剥夺状况的综合测度。
在多重剥夺的理论基础上，地理学家将空间维度纳入分析框架，发现剥夺现象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22]，并表现为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匮乏限制了居民获得各类发展资源的机会，导致收入水平下降；经济约束又使低收入者被迫选择或停留在贫困地区，从而产生了“空间阶层化”的地区性贫困集聚（图2）。由于不同阶层人群发展能力的差异，优质资源持续向高空间价值地区集中，使弱势地区陷入空间剥夺的恶行循环。这揭示了空间不公平与社会剥夺的互构关系，即空间不公平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弱势群体的集聚又进一步加深空间差异。因此，作为空间价值再生产的城市更新必须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23]，积极调节和改善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状况。
图2 多重剥夺与空间剥夺的关系框架
2.2 构建方法
以英国2019 版多重剥夺指数的构建方法为例。该技术框架建立在牛津大学社会劣势研究中心研究团队自2000 年以来开发和完善该指数的实践经验积累之上[18]，构建过程主要包括以下7 个阶段（图3）。（1）界定领域。基于对多重剥夺概念的清晰界定，通过文献分析、德尔菲专家咨询（Delphi Method），确定“收入”“就业”“教育、技能和培训”“健康和残疾”“犯罪”“住房和服务”“生活环境”七大领域。这一框架强调指数构建应由理论驱动而非数据可得性驱动；（2）选择指标。选择具有国家统计质量的权威数据源，遵循内容直接性，数据可得性、及时性、可更新性，统计稳健性等原则，对所能获取的指标进行适用性检验审计，为各领域确定具体指标（表2）；（3）数据处理。应用收缩估计即经验贝叶斯估计方法（Empirical Bayes Method），利用大区域的均值数据对统计误差较大的小区域数据进行修正，以提高其可靠性；（4）指标合成。对收入、就业等指标测量单位相同且互不重叠的领域直接加总计算；对教育等包含不同时期、不同群体指标的领域，采用最大似然因子分析法（Maximumlikelihood Factor Analysis）合成领域得分；（5）得分转换。将领域得分排序并转换为截断指数分布（Truncated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确保各领域可比且控制抵消效应，避免某一领域的严重剥夺被其他领域的良好表现稀释；（6）加权合成。基于研究文献、政策需求和专家咨询，对七大领域赋予差异化权重，加权计算得到多重剥夺指数；（7）区域汇总。针对地方政府等较大区域，将多重剥夺指数、各领域指数和补充指标进行汇总。
表2 英国2019 版多重剥夺指数指标组成与数据来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4]绘制
图3 多重剥夺指数构建框架
3 多重剥夺指数应用典型案例：大伦敦城市更新区识别
大伦敦当前的规划体系分为区域、地方和社区三个层级。区域层面，作为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文件的《伦敦规划》（The London Plan）通过多重剥夺指数识别贫困地区，并将其划定为更新区（Areas for Regeneration），随后由大伦敦政府（GLA:Greater London Authority）针对不同规模和主题的更新行动提供政策支持和专项基金。地方层面，伦敦各区议会（London Borough Councils）通过与GLA 合作，依据多重剥夺指数在收入、就业、健康与残疾、教育、住房与服务、生活环境、安全等七大领域的空间评价结果，结合本区发展条件，制定地方更新规划。社区层面，多重剥夺指数发挥双重作用，既作为更新行动实施前社区咨询和行动计划制定的依据，又作为更新实施后的成果监测评估工具。
3.1 区域层面——大伦敦策略更新区
2004 年，大伦敦政府发布了第一版《伦敦规划》，该规划每隔3～4 年会进行更新和修订。从首版发布至今，其核心思想基本稳定，即保持增长（growth）、平等共享（equity）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24]。多重剥夺指数在历版《伦敦规划》中均被视为体现平等共享发展理念的关键评估方法。从评估结果可以看出，剥夺情况最严重（排名后10%）的区域呈“新月形”连续分布在大伦敦东部和东北部的5 个行政区：恩菲尔德（Enfield）、哈林盖（Haringey）、哈克尼（Hackney）、纽汉姆（Newham）、巴金和达格纳姆（Barking and Dagenham）（图4）。这些地区普遍在住房、收入、工作、安全等领域存在显著剥夺。
图4 使用多重剥夺指数生成的大伦敦贫困地图（左）以及通过大伦敦贫困地图识别大伦敦更新区（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政府和大伦敦政府发布的数据整理绘制
《伦敦规划》制定了统一的标准，将多重剥夺指数统计排名后20%的地区定义为伦敦的更新区。GLA 通过成立“市长复兴小组”（Mayor’s Regeneration Team），对地方和社区在就业、教育、生活环境等领域的更新行动进行支持，包括伦敦更新基金（London Regeneration Fund）、成长空间基金（Growing Places Fund）、口袋公园基金（Pocket Park Fund）等。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为鼓励社会参与，大伦敦通过企业和社区众筹的方式筹集资金，组织和完成了一些小微型更新项目。例如通过空间蜂巢（Spacehive）平台筹集2 600 万英镑，完成2 000 个小型更新项目，包括整修公园、改造广场、种植树木、粉刷墙面、安装雕塑、优化标识等。
3.2 地方层面——哈林盖区地方更新规划
哈林盖区位于伦敦北部，是伦敦剥夺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中部被大北方铁路线（Great Northern Railway）隔开，东西两侧呈现显著的社会空间分异和邻避现象。西部地区拥有众多公园绿地，居民主要为英国本地人口，住房自有率高且房屋质量良好；东部地区则呈现城市形态混乱松散、人口稠密且族裔构成多元化的特征，居民主要依赖社会租赁住房供给，且建筑老化程度高。根据多重剥夺指数评估结果显示，该区在住房和服务、生活环境、安全、就业、收入等领域都呈现出严重的剥夺状态（图5）。
图5 大伦敦哈林盖区多重剥夺指数评估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http://dclgapps.communities.gov.uk/imd/iod_index.html#绘制
2011 年，哈林盖区东部的托特纳姆（Tottenham）地区爆发了蔓延整个英国的、前所未有的严重骚乱①2011 年8 月，一男子在托特纳姆被警察枪杀，引发了英国各大城镇的骚乱、抢劫、纵火。英国各地共逮捕3 003 人，1 984 人受到与骚乱有关的各种罪行的刑事指控。，大量房屋遭到破坏。冲突解决后，伦敦市长宣布成立市长更新基金（Mayer’s Regeneration Fund）支持该地的长期复兴，通过GLA 和哈林盖议会之间的战略合作，在哈林盖地方规划（Haringey Local Plan）中确定了在托特纳姆等重点地区启动数亿英镑的大型综合更新行动计划，重点改善环境和基础设施，孵化新就业岗位，提供高品质住房，以缓解社会的不平等问题[25]。具体更新措施包括：街道、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的环境重塑；社会住房改造；空置房屋的再利用和开发；依托火车站、地铁站、热刺足球场等门户空间与地标场所的片区再开发；以及建造新的商场、酒店、学校、可负担住房等。
3.3 社区层面——托特纳姆社区更新规划
2011 年托特纳姆暴乱后，哈林盖区成立了托特纳姆工作组（The Tottenham Taskforce），负责监督《托特纳姆规划》（A Plan for Tottenham）这一综合更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2013年，该工作组启动了“托特纳姆社区营造和更新”（Tottenham Placemaking and Regeneration）行动，并委托专业社区咨询机构桑丁斯（Soundings）开展社区咨询工作，形成了《托特纳姆战略更新框架》（Tottenham Strategic Regeneration Framework）。该框架针对多重剥夺指数涉及的各领域作出了回应，确定了七大优先发展事项：（1）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包括建设新学校，拓展学习机会，提高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2）促进就业与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吸引重大投资，改善就业机会，扶持本地企业发展等方式；（3）改善住房供给，主要通过改造既有房屋和建造新的优质房屋，提供多种价格和使用期限的房屋选择，满足多元化住房需求；（4）优化交通连接，改善铁路、地铁和公交服务，完善步行和自行车路网；（5）提升公共服务，包括改善医疗设施、加强治安管理、建设年轻人社交网络；（6）塑造地方特色，以托特纳姆热刺球场为核心地标，打造优质公共空间，提供更好的聚会、购物和休闲场所；（7）建立多方合作伙伴关系，统筹资金支持，确保项目高质量实施。
2014年奥雅纳公司（Arup）被委托制定《托特纳姆空间发展框架》（Tottenham Physical Development Framework）[26]。该框架建立在充分回应社区发展优先事项的基础上，形成了“三纵两横”的空间发展骨架，串联了多个更新节点（图6）。目前已完成的节点包括：诺森伯兰公园站（Northumberland Park Station）广场、七姐妹站（Seven Sisters Station）绿地、德莱恩公园（Down Lane Park）等多个公共空间改善项目；霍尔科姆市场（Holcombe Market）、布罗德沃特社会住宅（Broadwater Farm）、青年与艺术中心、社区活动中心等多个建筑改造项目；地铁站周边混合功能住宅区、学习中心、保健中心、李谷公园自行车道等多个新建项目。根据《托特纳姆更新社会价值评估报告》（The social value of regeneration in Tottenham）中的IMD 评估和社区问卷调查，许多更新举措受到当地居民的广泛欢迎[25]。最新2019IMD 与2015IMD监测面板数据对比显示，4 个主要车站片区的空间剥夺程度具有较大幅度的改善（图7），印证了更新行动在改善区域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的显著成效。
图6 托特纳姆空间发展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6]绘制
图7 托特纳姆IMD2015 与IMD2019 监测面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http://dclgapps.communities.gov.uk/imd/iod_index.html#绘制
4 英国多重剥夺指数对我国城市更新的启示
城市更新是推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和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课题。英国多重剥夺指数从社会视角出发，关注相对剥夺概念，将人的社会需求置于核心位置，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多维度的理论和方法，聚焦弱势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具体剥夺领域，有助于更加深入、精准地认识和判断城市问题。笔者通过对英国多重剥夺指数的应用进行解析，认为其经验可为我国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以下启示，包括建构社区层级数据库，辅助识别城市更新区，按需分配更新基金（图8）。
图8 基于英国多重剥夺指数评估构建的我国城市更新区建设体系
4.1 建构社区层级数据库
英国多重剥夺指数能够在国家、区域、地方、社区各个层级有效使用，建立在其低层超级输出区形成的完善的、平均人口1 500 个的、“最后一公里”社区级地理统计单元之上，这使得获取大范围、高精度、稳定的社会基础数据成为可能。作为城市治理的“毛细血管”，街道和社区层级是民声民意的重要载体，触及居民最广泛的生活需求[27]，然而在这一层级的数据存在获取难度大、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难以在多尺度空间中有效应用。2016 年以来，“城市体检”的出现为我国城市更新走向科学化、精准化以及建立社区数据库带来了新的契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分别提出各有侧重的体检评估指标体系，整合了百余项关键指标；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座试点城市展开多领域、多层级、“一张图”的城市体检评估信息平台搭建[28]，在社区层面通过满意度调查问卷和大数据结合的方式开展了“社区体检”。但总体而言，我国城市体检仍处于探索初期，指标体系需更趋稳定，统计单元尺度有待统一，数据质量和时效性仍需提升，而精细化的体检评估建立在具有统一标准的社区层级统计单元之上，因此，应尽快打通基层社区治理单元，建立具有统一标准的社区级数据库。
4.2 辅助识别城市更新区
当前，我国的城市体检指标体系侧重对物质空间要素（如覆盖率、拥有量）的评估，存在对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儿童、残障人士、失业人员等）关注不足以及关注领域不足（如心理健康、犯罪现象等）的问题。为弥补以上不足，我国地理和城市研究或规划领域的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应探索。例如：袁媛等以广州市区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收入、就业、教育、住房、健康5 个领域13 个指标组成的空间剥夺指标体系[29]；此外该团队以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纵向对比了广州市域范围内以居委会和街道为空间单元的剥夺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变[30]；胡西武等通过收入、教育、生活、居住环境与公共服务可达性5 个领域35 个指标组成的空间剥夺指标体系，对宁夏70 个生态移民村进行了空间剥夺测度[31]；雒占福等对构建了由生活、医疗、休闲、教育等8 个领域26 个指标组成的居住环境剥夺体系，对兰州主城区进行居住环境剥夺的识别[32]。这些研究成果展现了在区域和城市层次将多重剥夺指数作为辅助更新区识别的可行性。因此，笔者建议将多重剥夺指数作为城市体检的补充指数，从人的需求和城市发展需求协同出发，共同精准识别城市问题和居民需求，并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确定城市更新区。
4.3 按需分配更新资金
在城市更新区划定的基础上，建议根据按需分配的原则对剥夺严重地区的具体领域（如教育、健康、环境）进行重点支持。同时，需对各空间层级进行统筹协调：城市层面制定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更新等专项规划时应依据多重剥夺指数，从缩小区域发展不平等角度通盘考虑，倾斜配置交通资源、教育资源等；具体到街道和社区层面，则应重点考虑空间差异，将更新资金投入到最需要更新的片区和剥夺领域。此外，可借鉴英国邻里复兴基金等经验，建立城市更新基金，完善社区参与机制。一方面，可建立自下而上的项目申报制度，要求申请材料重点依托多重剥夺指数的评估成果；另一方面，可根据多重剥夺指数的动态监测结果对更新项目和资金使用进行周期性考核。具体可通过定期发布监测报告的方式，对实施更新项目社区的指数结果进行追踪。如果多重剥夺指数长时期未见改善，则应重新考虑更新行动内容和方式的适用性，从而作出及时调整。
4.4 小结
从社会视角出发的相对贫困概念，到基于弱势群体的社区治理，英国多重剥夺指数为我国城市更新区的识别及相关更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参考的范式。使用该指数辅助识别城市更新的优先地区，并指导更新资金的按需分配，不仅可以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而且可以有效避免因资本趋利性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如何更好地基于我国国情进行深度全面的融合，是未来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1] 袁媛,吴缚龙,许学强.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J].地理学报,2010,65(12): 798-806.
[2] 袁媛,吴缚龙.基于剥夺理论的城市社会空间评价与应用[J].城市规划学刊,2010(1): 71-77.
[3] GREIG A,EL-HARAM M,HORNER M.Using deprivation indices in regeneration: does the response match the diagnosis?[J].Cities,2010,27(6):476-482.
[4] McLENNAN D,NOBLE S,NOBLE M,et al.The English indices of deprivation 2019: technical report[J].2019.
[5] 袁媛,伍彬.英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及对中国的规划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2,27(5): 96-101.
[6] NORMAN P.Identifying change over time in small area socio-economic deprivation[J].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2010,3(2): 107-138.
[7] 阳建强.走向持续的城市更新——基于价值取向与复杂系统的理性思考[J].城市规划,2018,42(6): 68-78.
[8]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2020-11-03)[2022-09-20].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9] 葛天任,李强.从“增长联盟”到“公平治理”——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国家视角[J].城市规划学刊,2022(1): 81-88.
[10] 王世福,易智康.以制度创新引领城市更新[J].城市规划,2021(4): 41-47.
[11] TALLON A.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UK[M].New York: Routledge,2020.
[12] NORMAN P.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deprivation in Britain: 1971 to 2011 and beyond[J].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United Kingdom,2016: 193-214.
[13] HOLTERMANN S.Areas of urban deprivation in Great Britain: an analysis of 1971 Census data[J].Social trends,1975,6: 33-45.
[14] PETER T.Deprivation[J].Journal of social policy,1987,16(2): 125-146.
[15] JARMAN B.Identification of underprivileged areas[J].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83,286(6379): 1705-1709.
[16] MACK J,LANSLEY S.Poor Britain[M].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1985.
[17] CARSTAIRS V,MORRIS R.Deprivation and health in Scotland[J].Health bulletin,1990,48(4): 162-175.
[18] NOBLE M,WRIGHT G,SMITH G,et al.Measuring multiple deprivation at the small-area level[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6,38(1): 169-185.
[19] LUPTON R,FENTON A,FITZGERALD A.Labour’s record on neighbourhood renewal in England: policy,spending and outcomes 1997-2010[J].2013.
[20] 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第二版）[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1] 李棉管，岳经纶.相对贫困与治理的长效机制：从理论到政策[J].社会学研究,2020,35(6): 67-90,243.
[22] 朱乐.保障性住房布局的社会公平绩效评价体系——基于南京市多源数据的实证研究[J].城市规划,2022,46(9): 93-105.
[23] 张京祥,胡毅.基于社会空间正义的转型期中国城市更新批判[J].规划师,2012,28(12): 5-9.
[24] 田莉,桑劲,邓文静.转型视角下的伦敦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J].国际城市规划,2013,28(6): 13-18.
[25] Social Life.The social value of regeneration in Tottenham[R].2018.
[26] ARUP.Tottenham physical development framework[R].2014.
[27] 张文忠,何炬,谌丽.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城市体检方法体系探讨[J].地理科学,2021,41(1): 1-12.
[28] 阳建强,朱雨溪,刘芳奇,等.面向后疫情时代的城市更新[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20,35(5): 25-30.
[29] YUAN Y,WU F.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s from small-area population census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PRC[J].Habitat international,2014,41: 142-149.
[30] YUAN Y,XU M,CAO X,et al.Exploring urban-rural disparity of the multiple deprivation index in Guangzhou City from 2000 to 2010[J].Cities,2018,79: 1-11.
[31] 胡西武,刘小鹏,黄越,等.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测度及影响因素[J].地理学报,2020,75(10): 2224-2240.
[32] 雒占福,雷德宏,李晓慧,等.河谷型城市居住环境剥夺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J].地理研究,2021,40(7): 1949-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