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又称“布伦兰特委员会”）于1987 年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以来[1]，有关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研究不仅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科学——可持续性科学（sustainability science）[2-4]，而且逐渐获得联合国及各国政府的积极响应。2015 年9 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建立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包括17 项总目标和169项子目标，其中第11 项目标“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社区”（下称SDG 11）为世界各国城市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5]。2018 年12 月，联合国召开首届国际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城市与社区指南：评价标准、管理体系、实施纲要》（下称“SUC 指南”），旨在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1）提供指引。尽管布伦兰特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被普遍接受，但用于度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定义却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因此，如何定量评估“可持续性”成为可持续性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6-7]。已有可持续性评估研究从宏观的全球尺度、中观的城市尺度和微观的建筑尺度展开，对理解可持续性科学具有重要意义[8-9]。然而，有关衔接中微观社区尺度的探讨相对较少，为可持续性评估在这一特定尺度的研究与应用留下了空间。
1 社区可持续性的概念与内涵
1.1 社区可持续性的概念
“社区可持续性”（community sustainability）的定义涉及“社区”和“可持续性”两个术语。“社区”一词常与“邻里”（neighborhood）混用，指人们可以相互联系的地理区域，隐含着一条由社会关系和功能关系定义的无形边界[10]，边界内的居民相较于边界外的居民之间具有更强的互动与联系。可持续性作为意指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趋势的术语可以追溯到1970 年代[11]，其理论框架从影响深远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演变而来，并由此产生了布伦兰特委员会最著名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1990 年代，学术界发生了有关可持续性不同定义和模式的激烈辩论，标志着可持续性研究开始与政策挂钩，从而推动了可持续性评估工作的发展[12]。尽管学界关于可持续性的完整定义尚未达成统一见解，但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可持续性是一个涵盖环境、社会和经济层面的综合性术语，三者通常被称为可持续性的“三支柱”（three pillars）[13]。基于三支柱理论，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制度在指导人类互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4]，空间的发展日益受到治理的影响[15]，因此，“制度可持续性”（institutional sustainability）被认为是应当纳入可持续性的“第四支柱”（fourth pillar）[10,14-18]。总之，由于社区和可持续性定义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导致定义社区可持续性存在一定难度[19-20]。尽管如此，国际上诸多学者和机构从其关注的不同领域出发，形成了不同层面的解读（表1）。总的来看，不同概念都强调了对布伦兰特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定义的继承，要求具有可持续性的社区尽可能不对后代或其他社区产生负面影响，并将社区在时空交叉尺度上应对自然和人为扰动的韧性视为社区可持续性的相对衡量标准[25-26]。
表1 国外学者关于社区可持续性的代表性表述
1.2 社区可持续性的内涵
社区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城市内部空间的典型应用，当以人为中心对其进本质属性进行解构时，可哲学性地解构为物质和社会两大属性。其中，社区的物质属性强调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暗含人、时间和空间三大要素的协调互动，其中人是主体，空间是载体，人的时空行为是表征，可持续的社区物质环境要求在不损害后代人和其他社区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功能需求。而社区的社会属性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是社区社会资本的总和，包括了黏合性社会资本、桥梁性社会资本和连接性社会资本[27]。具体而言，黏合性社会资本指社区内居民之间得以形成凝聚力的密切关系；桥梁性社会资本指不同社区的居民之间形成的关系及其由这些关系衍生出的网络，旨在促成更大范围的合作，以解决更大规模的社会问题；连接性社会资本与前两类基于平等联系的社会资本不同，通常特指社区与更高治理层级之间的正式关系，如社区与政府部门、市场机构等之间的非对称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有利于社区一级的事务被更高级政府官员关注和接受，从而使社区相关行动和计划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和落实。本研究认为社区应被当成一个空间组织整体来考虑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社区物质属性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属性的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
2 社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的国际进展
2.1 数据来源与方法
已有研究指出，“社区可持续性”是一个伞形概念，其共识边界并不存在，但“生态”（eco）、“绿色”（green）、“低碳”（low-carbon）等术语与“可持续性”在概念和内涵上高度重合，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作研究社区可持续性的术语使用[8]。考虑到英文文献可能使用了不同术语的变体，本研究确定如下检索方案：选取科学网（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SCI 和SSCI 两大数据库，开展“主题”检索①检索公式为：TS=((“communit＊” OR “neighbo＊rhood＊”) AND ((“sustainab＊” OR “green” OR “low-carbon” OR “Eco”) NEAR/6 (“assess＊” OR “evaluat＊”OR “measur＊” OR “rating” OR “ranking” OR “indicator＊” OR “Index”)))，其中，“其S”表示“主题”，“＊”表示模糊搜索，“NEAR/6”表示“两词之间距离单词数不大于6”。，检索时间范围为“1900 年1 月1 日—2021 年12 月31 日”，文献类型为“文章”（article）和“综述”（review），语种为“英语”，检索时间为2022 年2 月11 日，本文参照参考文献[28]②参考文献[28]使用Web of Science 的过滤功能进行学科选择，剔除与社区可持续性关系不大的学科类型，只保留与社区可持续性相关的资源。剔除的学科类型详见参考文献[28]的补充材料。对检索结果进行学科筛选，剔除与社区可持续性评估关系不大的学科，最终获得2 622 条记录；借助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和HistCite 对研究进展与趋势进行概括性总结与判断；通过深入阅读占总样本10%左右的高引和经典文献，分阶段梳理和总结社区可持续评估的重点研究方向和趋势。
2.2 结果分析
2.2.1 总体概况
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是城市研究（含城市规划、城市地理等）和环境科学交叉产生的重要领域。从发文数量看，从1991 年的1 篇增长到2021 年的461 篇，社区可持续性评估已然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切的核心议题（图1）。从发文国家看，美国文章数量最多，其次是中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或地区（图2）。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发达国家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气候与能源问题的意义逐渐突显，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明显增多。从发文期刊看，已有研究主要发表在Sustainability、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等期刊（图3），综合web of science学科分类，刊文量最大的前20 个期刊大致可分为6 个学科大类：环境、规划、能源、生态、教育和多学科，且影响因子普遍较高，平均影响因子为5.7。20 本期刊中，环境类期刊最多，共10 种，平均影响因子5.5，共计发文784 篇；规划类期刊4 种，平均影响因子6.4，共计发文139 篇；能源类和生态类期刊均有2 种，平均影响因子分别为9.0 和4.6，发文量分别为57 篇和67 篇；教育类和多学科类各1 种，影响因子分别为2.9 和3.2，发文量分别为30 篇和57 篇。综合发文量和影响因子来看，社区可持续性评估一直是环境和规划学科的热点问题，且文献质量普遍较高。
图1 1991—2021 年社区可持续性评估相关论文总数变化
图2 1991—2021 年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文章发文量前20 的国家
图3 1991—2021 年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文章发文量前20 的期刊
注：①环境类期刊；②规划类期刊；③能源类期刊；④生态类期刊；⑤教育类期刊；⑥多学科期刊。
2.2.2 主要学者与研究重点
可持续发展理论于1987 年正式提出，并于1991 年进入社区领域。运用HistCite 软件对2 622 条记录中本地引用次数（LCS: Local Citation Score）排名前50 的文献记录绘制引证关系图（图4）。相关文献的引证关系虽错综复杂，但仍然形成了明显的研究组团和发展脉络。从研究组团看，若按照评估重点和方法可大致划分为生命周期评估学派、韧性学派和集成工具学派。其中，以德瑞尔等（Dreyer et al.）[29]、乔根森等（Jorgensen et al.）[30]、科勒普菲（Kloepffe）[31]为代表的生命周期评估学派将生命周期评价理论引入社区可持续性评估，重点关注以建筑实体为代表的社区物质产品在全生命周期内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福克（Folke）[32]、施密特和汪戴尔（Smit & Wandel）[33]、奥斯特罗姆（Ostrom）[34]为代表的韧性学派将韧性的概念纳入社区可持续性评估，从适应能力和脆弱性角度将环境要素与社会压力要素一并纳入人类社区进行考虑，建立了分析社区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韧性框架；以里德等（Reed et al.）[35-36]、谢里菲和村山（Sharifi & Murayama）[28,37-40]、贝拉尔迪（Berardi ）[12]、哈皮奥（Haapio）[41]为代表的集成工具学派则关注世界各国研发的社区可持续性评估工具，强调集成工具应用要考虑地方的特殊性以及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差异性。从发展脉络看，早期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文献内容涉及概念与框架、指标、可持续性科学、绿色基础设施等。后期总结性的综述文章主要围绕已有社区可持续性评估工具展开批判性审查，例如：谢里菲和村山（Ssarifi & Murayama）[38-39]、贝拉尔迪（Berardi）[12]通过审查美国LEED-ND、英国BREEAM 和日本CASBEEUD 三个典型社区可持续性评估工具发现，社区环境要素的可持续性评估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经济和制度要素没有得到充分考虑，评估工具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驱动的。总体而言，已有核心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如何理解和衡量社区可持续性；二是如何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前者关注具有普适性科学意义的“知”，后者关注有局地应用价值的“行”，这进一步论证了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是强调“知行合一”的、基于应用导向的基础性研究。
图4 SCI/SSCI 社区可持续性评估论文引证关系图
2.2.3 研究主题演变与阶段划分
研究热点可反映一定时间段内，具有内在联系且数量较多的一组论文所关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关键词作为论文研究主题的高度概括，其出现的频率和关联程度可以揭示相关研究关注的热点及其内在联系。在此，利用CiteSpace 对关键词开展共现分析，设定图谱生成条件为：节点类型（Node Types）=“Keyword”、时间切片（Time Slicing）=“1991-2021”、“Year Per Slice=3”、选择标准（Selection Criteria）为“Top N=50”，同时勾选“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和“修建切片网”（Pruning Sliced Networks），最终得到关键词的时区（Timezone）图谱（图5）。所得结果的网络模块化（Modularity）评价指标Q=0.897，网络同质性平均值Mean Silhouette=0.960 6，说明图谱网络聚类效果较好，同质性水平较高，聚类结果合理。图5 显示，最大的节点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其次为可持续性评估（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可持续性指标（sustainability indicator）、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生命周期评估（life cycle assessment）、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关键词。对节点所链接的相关文献进行判读，发现相关文献时间跨度大且结构复杂，涉及环境、规划、建筑、景观、管理、政策等多方面内容，充分说明社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视角和内容的跨学科、多元化特征。
图5 1991—2021 年SCI/SSCI 可持续社区评估关键词共现Timezone 图谱
此外，按时间序列梳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诞生以来的重要事件（表2）。显而易见的是，进入21 世纪以来，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更加欣欣向荣，尤其是可持续性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在科学概念框架下的有机整合，极大地简化和规范了相关研究。此外，以实现SDG 11 为目标的《SUC 指南》将可持续建筑、包容的社区设施与服务、宜居的社区景观、经济与生产力、安全、自豪和高知的社区、社区管理作为评价社区可持续性的七大一级指标，并从实施层面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本文结合发文量（图1）、关键词时间演进（图5）和相关重要事件（表2）对国际上社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进行阶段划分，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图6）。
图6 社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演进路径
表2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事件
（1）1991—2000 年：萌芽阶段。本阶段累计发文61篇，仅涉及关键词218 个且类别较单一。本阶段是该领域的起步阶段，作者与实证案例地多来自欧美发达国家。首篇论文产生于1991 年，其主题是有关生态保护教育项目的评估[42]。第一篇真正有影响力的论文产生于1996 年，由时任多伦多大学地理和规划系副教授的麦克拉伦（Maclaren）撰写，他在文章中指出，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这种形式对评估社区可持续发展举措的有效性提供了机会[43]，但由于报告中指标所涉及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导致建立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困难重重。布里杰和鲁洛夫（Bridger & Luloff）通过描述可持续社区的核心特征及实现障碍，提出了基于社区互动方法的可持续社区发展概念框架[21]。瓦伦丁和斯潘根贝格（Valentin & Spangenberg）基于可持续性的四个维度（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提出了著名的“棱镜可持续性”（the Prism Sustainability）模型，并梳理了发展和使用该模型的步骤（图7）[14]。该模型对不同评估维度间复杂的交互关系进行了解释，加上模型本身的完整性和指标使用的灵活性，成为本阶段的集大成之作，为后续各国不断出台的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标准奠定了基础。
图7 棱镜可持续性模型及指标制定和实施过程
注：该图据参考文献[14]整理，图中的“莱特比尔德”由leitbild 翻译而来，意为“可取和可能的观点”。
（2）2001—2010 年：发展阶段。2001—2010 年 间，社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的发文量呈波动增加态势，十年间累计发文量为309 篇，涉及关键词1 456 个，参与（participation）、农业（agriculture）、中国（China）、印度（India）、非洲（Africa）、生态足迹（footprint）、实施（implementation）、脆弱性（vulnerability）、旅游业（tourism）等是除检索主题词之外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显然，本阶段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较上一阶段出现了明显拓展。一方面，实证研究的重点开始逐渐从只关注欧美发达国家向全面关注中国、印度、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变，例如：袁等（Yuan et al.）利用多主体（政府官员、教师、学生、农民和工人）参与的方式制定了上海市崇明县的社区可持续指标清单，并将其与欧洲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对比研究[44]；另一方面，可持续性科学[4]的诞生对社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的纵深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评估内容和对象愈加具体，涉及社区交通[45-47]、公园绿地[48]、社区参与[49]、社区更新[50-51]、社区韧性[52]等内容以及低收入社区[53]、森林依赖型社区[54]等对象。此外，本阶段诞生了数篇高引的综述性文章，内容围绕对已有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展开。例如：里德等（Reed et al.）基于地方制定和应用可持续性指标的方法论，将社区可持续性评估分为专家主导的自上而下范式和社区主导的自下而上范式，主张将两种范式整合到可持续性指标的开发和应用中[35]；弗雷泽等（Fraser et al.）通过三个典型案例研究，区分了不同参与方式和程度对可持续性指标识别和环境管理的影响[55]。
（3）2011 年至今：爆发阶段。2011 年以来，社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成为热点话题，截至2021 年底，发文量高达2 252 篇，占发文总量的85.89%，涉及关键词12 906个，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生命周期评估（life cycle assessment）、社会可持续性（social sustainability）、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韧性（resilience）等成为除检索主题词之外出现次数最多的词，关键词词汇类别更加多元化。本阶段文献的主要内容及特征如下：一是随着全球城镇化速度的放缓和收缩城市现象的出现，城市更新越来越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话题，有关存量用地的可持续性评估研究频现，内容涉及棕地临时使用策略评估[56]、棕地复兴方案综合评估[57]、社区可持续更新评估[58]等。二是2015 年联合国起草了SDGs，社区作为城市的核心单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基于SDGs 的社区可持续性指标研究开始涌现，研究对象甚至包括了非正式住区[59-60]、矿山社区[61]、城市历史街区[62-63]、低收入社区[64-66]、沿海社区[67]等特殊社区类型。三是棱镜可持续性模型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产生了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清单（图8）。与此同时，新的社区可持续性评估工具被不断开发与应用。据谢里菲等（Sharifi et al.）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 年，全球形成了来自19 个国家的40 余个社区可持续性评估工具，这些工具对指导和促进社区可持续规划和设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如下问题：维度覆盖具有不完全性和不均衡性；自上而下为主的评估方式导致评估工作的透明性欠佳；指标构成对特定时空背景的考虑不足；评估设计僵化，导致实际评估工作中缺乏灵活性；指标体系中缺乏满足基本可持续性要求的强制性指标和规定；不同评估工具所得的评估结果缺乏一致性；对维度和指标间相互关系的考虑不充分；对评估的尺度效应及评估单元的外部效应考虑不足；大多数评估工具过于复杂[68]。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南美、南亚、东南亚以及非洲等地区的城镇化速度较快，但由这些国家开发的社区可持续性工具总量占比不到1/4[68]，而我国只有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GBT51255-2017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在列，且严格意义上来说，该标准针对的空间尺度是城区，而非社区。四是新数据、新方法、新技术的出现，导致人们对智慧社区的兴趣持续快速增长[69]，大数据时代丰富、细粒度和多源数据为更精细尺度的可持续性评估奠定了基础，利用遥感、地面观测和地理空间大数据的研究越来越多[70]。
图8 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清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71]绘制
3 研究展望
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城市内部空间最具实践价值的社区，对城市社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纵观国际已有研究，首先，从评估理论框架的建构来说，经历了从单一的环境一维向以环境、经济和社会为“三重底线”的三维模型以及包含环境、经济、社会和制度的四维“棱镜”模型转变的过程，反映了国际研究对社区可持续性内涵理解的不断深化，但有关不同维度之间的交互影响机制以及不同指标的阈值范围等方面的研究仍显不充分，成为未来社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其次，已有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在指标的标准化、赋权和集成方法上尚未形成定论，导致处理同样的数据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且尚无强有力的理由来对此加以说明，导致评估结果的可用性大大受损；最后，尽管国际研究开始逐渐将研究对象更多地转向发展中国家，但由于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巨大差异，导致在发展中国家继承和发展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变得尤为困难。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对在中国开展社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展望，以供讨论。
3.1 基于相关概念的本土化构建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框架
有效的社区可持续性评估研究以清晰界定“社区”“可持续性”等相关概念为前提，抛开这些基本概念谈评估，既不科学，也不现实。“社区”一词主要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 nen Soziologie）一书中提出的Gemeinschaft（共同体）概念，意指以“亲属”和“友谊”等初级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具有高度同质性和彼此认同的生活形态，传统的自然村落即为典型，它不同于建立在次生关系基础上的Gesellschaft（社会）。国内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引入社区的概念，并创立了具有突出本土化色彩的“中国社区派”。中国社区派在继承滕尼斯社区理论的基础之上，还受到了芝加哥学派帕克的人文区位论影响。相较于滕尼斯对初级关系的强调，帕克更为强调社区的空间及地理含义，并将研究重点置于“都市社区”。中国社区派早期以村落为特色，后期逐渐延伸至城镇、城市或更大区域。可以说，中国社区派的社区概念是滕尼斯共同体理论和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论的综合，而从研究的重点来看，不管是乡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其所关注的都是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形式。与此同时，还应重视传统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社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视角应从“二元”的城乡区分向“城乡一体化”转变，统筹解决城乡社区治理难题。此外，从社区可持续性涉及的维度看，环境、经济、社会和制度的四维“棱镜”模型逐渐成为主流，而国内外四个维度的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以制度为例，国外土地私有制和高度自由市场化的制度环境导致作为评估单元的社区，更多地指单个的土地开发项目或邻里，而非国内通常所指的行政社区，前者的制度可持续性更多地以提升社区及其周边土地资本价值为目标，而后者更多地考虑社区内弱势群体整体福祉的提升。因此，在深入理解有关概念基础之上构建适配本土的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框架应当成为开展该领域研究的基本前提。
3.2 厘清可持续社区的驱动因子、主控因素及协同机理
驱动机理是制定社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关键科学支撑，但由于社区作为特定的人地系统，具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导致驱动因子和机理至今仍是不确定的或有争议的，定量厘清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因子、主控因素和协同机理是保证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加强对效果未知的驱动因子的研究。例如：由于缺乏针对社区人口构成、内部环境、对外联系等特定因子的研究，导致难以从根本上解释建构评估框架的机理。其次，深化正负效应兼具的复杂因子研究，如社区居民就业和收入状况、社区人口密度、社区土地利用状况等因素可能在不同社区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机制和结论，那么，辩证分析此类因素，为客观认知社区生态过程和空间属性的多样性及时空异质性等内在逻辑提供了可能性。再次，逐步开展社区可持续性评估要素的交叉研究，定量识别评估要素的主次关系和非线性关系，厘清维度之间以及维度内部组分之间的内在协同机理，定量识别不同可持续目标导向下，驱动因子的不同效应和强度变化，促进系统化、动态化和精细化的协同机理表达。此外，可持续性科学为研究社区可持续性提供了完整的哲学框架：将社区人地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本体论），从满足人的客观需求出发（认识论），开展知行合一的研究与实践（方法论），为厘清可持续社区的驱动因子、主控因素与协同机理提供了又一视角。
3.3 开展面向全球SDGs 和国内高质量发展的社区分类评估
可持续性指标并非孤立的信息片段，而是地方潜在发展过程以及地方间联系的表现形式，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特定地方的了解[71]。可持续性指标的作用也远不止简单地衡量进展，它们还能通过增进对社区人地系统的全面了解，提升社区发展的能力[35]。周兵兵等在研究中指出，由于中国在可持续性科学领域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国际前沿，因此，开展以国内外交流为手段的“请进来”学科发展策略显得尤为必要[72]。具体来看，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开展中国社区可持续性评估国际对话的有效方式。国内已有相关研究尝试通过直接采纳、扩展、修改、替代等方式构建了SDGs本土化的方法论[73]，并在中国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建构中进行了论证[74]，充分说明面向SDGs 构建不同研究对象的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是值得尝试的。2021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4.72%[75]，较1978 年的17.9%翻了近两番，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随之提升，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城乡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总目标。然而，中国在数十年来的城镇化过程中，积累了诸多矛盾，尤其是那些由增量扩张向存量提升转型的城市，更是面临着种种激变与重构。一方面，人口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毗邻为亲、睦邻友好、组织有序的传统邻里关系被逐步瓦解，新的邻里关系又尚在孕育，导致基层在开展转型期社区治理的工作中难度加大。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住房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城市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时空特征的商品房社区、单位社区、老街坊社区、保障房社区和城中村社区等不同社区类型，且不同社区类型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能截然不同。因此，新的时代背景下，为兼顾国际和本土语境，开展综合SDGs 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社区可持续性分类评估与分类施策研究显得尤为紧迫。
3.4 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构筑后疫情时代的社区规划范式
当今全球城市化大规模、建设高密度、人口流动高频率的背景叠加疾病和灾害，对社区规划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社区治理体系的巨大考验，揭示了中国当下城市规划的不少痛点和问题[76]。例如：中微观尺度上规划和治理体系的错位问题，从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来看，城市控规采用的是以居住区为规划管理单元来配置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而城市治理是采用街道—社区两级体系来开展疫情防治等公共管理工作，导致社区作为本次疫情防控的基本单元，因缺乏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支撑而常常面临“有兵无枪”的尴尬境地。又如：从规划控制单元的划定来看，控规作为我国应对快速城镇化时期大规模建设需求的特定规划手段，规划管理单元大大超过了居民的日常活动范围，使划定结果难以成为城市治理尤其是疫情防治的有效单元，虽然近年来学术界提出的“生活圈”概念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比以往住区规划更为进步的理念，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与此同时，现有评估主要通过部门统筹的自上而下模式开展，缺少对社区的客观表征以及人本微观视角的考量，而以“公民参与科学研究和/或知识生产”定义的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的诞生[77]，以及手机信令数据、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数据、高分辨率时空数据等大数据的出现，向我们直观地揭示了居民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78]，为解决自下而上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数据难以获取的痛点问题提供了可能。已有“抗疫”经验表明，社区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通过在社区内开展病例摸排、风险隔离、人流管控、物资配送、卫生治理等工作可有效遏制疫情扩散[79]，其中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无疑有效降低了病例的“清零”成本。此外，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住区管理和志愿者体系在疫情期间为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建构社区韧性的又一中坚力量。新时期的社区规划需兼顾新技术发展需求与治理需求，不偏不废，方能走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正道。
3.5 建立保障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方法库与政策集
社区可持续性评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存在紧密互促的关系，在社区可持续发展需求驱动下，建立一套集技术方法和政策制度于一体的多要素、多尺度综合管控系统是开展相关研究的现实需求。在方法层面，需建立定性与定量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结合、统计数据与大数据结合、主客观指标融合的社区可持续性评估工具，构建集观测、解释、预测于一体的社区治理系统，为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撑。在政策层面，通过建立可持续社区创新试点区，探索适用于不同区位和不同类型、面向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路径，构建兼具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管控政策集和实施案例库，提升社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效率和精准性。充分利用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体检的政策契机，基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多元化、影响因素多样化、响应方式差异化等特点，建立“规划—决策—实施—管理”社区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实现方法库与政策集的双向集成，以社区为支点，撬动城市、区域、国家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受国际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影响，国家层面提出了绿色住区、完整社区等建设标准和指南，地方层面提出了以浙江省未来社区为代表的社区发展蓝图，这些成果为评估社区可持续性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提供了借鉴。与此同时，通过研读上述成果不难发现，绿色住区和完整社区过于强调社区物质环境的可持续性，而忽视了对经济、社会、制度层面的考量；未来社区相比绿色住区和完整社区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在制度和政策方面产生了诸多创新，建设思路主要以工作开展的便利性出发，其理论贡献仍需在未来的社区研究中进一步论证和推敲。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了深入细致的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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