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需要长期坚持城市高密度发展模式。近年来,我国学者对高密度背景下的公众健康问题给予了大量关注,探究了高密度城市中的病理性症状[1-3]、居民行为[4-6]、物理空间品质[7-9]等内容。这些研究大都将城市空间的物理密度(physical density)作为研究的落脚点,但城市密度不仅包括物理密度的维度,还包括感知密度(perceived density)的维度。研究表明,建成环境的客观状况与居民的环境感知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10],两者可能对居民健康造成差异性的影响[11]。与空间的客观指标相比,人对于空间的感知往往也更为重要[12]。
城市高密度更是一个与人的密度感知紧密相连的概念。董春芳曾明确指出,对于高密度的界定是一个主观的问题,它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个人判断基准[13]。可以说,高密度首先指的并非超过了某一物理密度标准的密度水平,而是超出了特定的社会或个人希望的理想范围的城市密度。因此,只有对感知密度加以重视,才能更准确地认识城市高密度问题。
鉴于此,本文意图通过文献梳理的方式,对感知密度的内涵、研究概况与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分析,并对当下的重要研究问题加以讨论,以期展示感知密度概念对于高密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促进国内研究的发展。
由于许多研究在论述中并不直接使用感知密度这一概念[14],为了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全面的检索与梳理,首先需要对感知密度的内涵进行分析,并明确与其相关的概念。
基于拉波波特(Rapoport)的研究,感知密度可被定义为:人对某一给定空间中的在场人数、可用空间、空间组织结构的感觉与估计。人对密度的感知可被解读为对一个环境中存在的多样化线索进行解码的过程——任何环境都会提供物理与社会层面的大量线索,使人们能够对空间的承载力、环境中的行为准则等进行判断。人们读取并解读这些线索后,就会自然地产生对环境密度水平的主观评价[15]。
当人获得对空间密度的感知后,会依照通常的社会标准或个人期望对该密度进行评价。高密度背景下,感知密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导致拥挤感(crowding)的主要原因。拥挤感一般被定义为个体对过高的感知密度所给出的负面主观评价,以及同时产生的心理压力状态[16]。
在日本的研究中,人们对过高密度的评价一般用“压迫感”来表达(日语中的表述即为“压迫感”,英文一般译为oppressiveness[17])。武井正昭和大原昌树将压迫感定义为:由视觉感官主导的,人在与规模较大的建筑物或建筑空间对峙时心理上产生的受到压迫的感觉,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安、厌恶等消极心理体验[18]。
从定义、影响要素[19-20]等方面可知,拥挤感与压迫感属于高度相似的两个概念(表1),都可被视作感知密度研究中的内容。
表1 拥挤感与压迫感概念对比
感知密度的研究源于对拥挤问题的探索。二战后世界范围内人口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市中出现了各类由拥挤引发的健康与社会问题。为应对这一状况,学者们日益聚焦于城市中的拥挤现象。早期的研究主要基于生态学的视角,认为空间的物理密度是导致拥挤的主要原因,甚至认为两者可被视为相似的概念[21]。此时的研究多采用动物实验与分析人口普查数据的方式,侧重于探究拥挤的环境对生物体健康造成的损害。
1970 年代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尽管拥挤与物理密度有关,但又存在明显的区别。拥挤本质上是一种空间评价,其概念中更多包含的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内容,即涉及人们主观上如何对空间密度进行感知与评价的问题。由此,在拉波波特等学者对感知密度予以界定后[15,22],相关研究转而更多以感知密度作为切入点,采用直接以人为实验对象的方式,探索人的密度感知规律,以及不同密度条件对人的行为与心理的影响。
笔者分别以perceived density、perceived crowding、oppressiveness 为关键词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将研究方向限定为建筑学、城市研究、环境科学、心理学四个类别,排除无关的生态学文献后,共计得到各类论文1 428 篇。引文空间(CiteSpace)软件的分析结果表明(图1),中介中心性最高的5 个关键词为感知(perception)、密度(density)、环境(environment)、压力(stress)、城市(city),体现出感知密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一直受到重点关注,城市环境则是研究的主要场所。
图1 国外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从时间维度看,1970 年代感知密度的研究就已在环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和心理学(psychology)等领域中出现,出现了诸如压力(stress)、社区(community)、感知控制(perceived control)等重要关键词。此后,研究愈发呈现多学科交叉的发展倾向,并积极引入虚拟现实技术等各类新兴研究方法。1990 年代,相关研究已与神经科学(neuroscience)、眼科学(ophthalmology)等有较多关联;进入21 世纪,则开始与图像科学(imaging science)、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等产生联系。在探究密度感知规律的同时,研究也注重与更多社会议题相结合,如生活品质(quality of life)、肥胖(obesity)等(图2,图3)。
图2 国外文献关键词时间线图
图3 国外文献学科类别时区图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笔者分别以“感知密度”“感觉密度”“拥挤感”“压迫感”为关键词对主题进行搜索与人工筛选后,共计得到文献173 篇,其主要来源于建筑科学与工程、旅游和心理学三类学科。关键词分析显示,我国目前仅对该领域中数量较少的问题进行过探索(图4)。具体内容方面,绝大多数的文献仅涉及对感知密度概念的简要介绍,只有少数为较深入的实证研究[23-26]。总体而言,目前我国的感知密度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
图4 国内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早在1960 年代针对挪威鼠等动物开展的实验中,人们就发现即使在食物和水都充足的环境中,拥挤的状态依旧会对生物体的死亡率、生育率、社会秩序等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27-29]。后续直接以人为对象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由于信息过载[30]和个人控制感缺失[31],过高的感知密度可能导致疾病与病态行为的增加[32],对人的社会关系[33]、身心健康[34]、生活幸福感[35]、工作绩效[36]造成消极的影响。拥挤的负面效应在家庭的环境中同样存在——它不仅影响亲代关系,而且直接对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损害[37]。
感知密度的影响要素主要可分为三大类:物理密度因素(physical density factors)、社会文化因素(socio-cultural factors)和个人认知因素(individual cognitive factors)(图5)。具体而言,物理密度因素指的是物理空间中客观存在的实体部分,包括可以量化的可测量密度要素①基于主要关注对象的差异,可测量密度要素可划分为空间密度(spatial density)和社会密度(social density)两类:前者关注空间中物理要素的数量和相互关系,具体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等指标;后者关注指定空间中人群的数量,一般用人口密度指标进行衡量。和难以测量的定性物理要素;社会文化因素主要包括环境中的使用者是否同质、社会文化规范的有无、社会交往活动的强度与特征等;个人认知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对于物理要素 的感知能力,以及个人对于控制感、隐私感和舒适感的要求与感知[38]。
图5 感知密度与相关概念间的关系与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5,20,38-39]绘制
3.2.1 物理密度因素
由于设计手段易于改变建成环境要素,但不能直接左右空间中人的数量,因此对于物理密度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成环境要素方面。
(1)可测量密度要素
对于可测量密度要素的探索大多基于实验室条件下的心理物理学实验。部分学者从空间的简单组成维度入手,研究了空间的感知尺度[40]、感知距离[41]、感知面积[42]等与物理指标间的量化关系。部分学者则直接聚焦于感知密度的量化问题:费雪-葛沃茨曼(Fisher-Gewirtzman)等学者指出,可用空间开敞度指标(spatial openness index)对感知密度进行评价[43-46];黄一如和朱培栋提出可用隙地日照强度和楼栋数作为小区空间感知密度的主要评价手段[47];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则先后形成了主要基于形态率(configuration factor,衡量建筑物的物理形状参数的指标)[18,48-50]和立体角(solid angle,衡量物体立面的外观大小在视野中所占比例的指标)指标对压迫感进行评估的方法[17,51-55](表2)。
表2 对感知密度的量化研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7,43-55]绘制
当未涉及具体的量化关系时,相关研究还发现了更多会对感知密度造成影响的可测量指标[56-65](表3)。
表3 影响感知密度的物理密度因素
显然,空间的感知密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有不少学者尝试对影响因素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例如:相比建筑立面上的绿化,行道树对于缓解压迫感的作用被认为更加显著[54]。然而,对待此类分析或许仍应持谨慎的态度,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可能较为复杂。例如:也有研究表明,在不同建筑高度的环境中,树木会对于人的密度感知产生不同的影响——在高层建筑附近才能降低感知密度,在低层建筑附近则会增加感知密度[66]。
(2)定性物理要素
空间的感知密度也会受到众多难以量化的定性物理要素的影响(表3),说明即使不改变空间的量化指标,设计手段同样具备降低感知密度的可能性。
3.2.2 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观察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对于控制感与隐私感的要求。研究表明,大多数印度人不认为生活空间过于拥挤[72];韩国人和英国人对于空间的感知存在微妙的差异[73](如在室内办公环境中,英国人相比韩国人更容易感受到个人空间的不足)。还有文献研究发现,在东亚与东南亚的研究中可较多地观察到高层建筑环境对社区关系的积极影响,在欧美开展的同类研究中主要出现的则都是消极影响[74]。
即便在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当观察者的身份或场所的功能等发生改变,所适用的社会文化标准也可能发生变化,进而改变人对于空间密度的感知(表4)。
表4 影响感知密度的身份与场所要素
3.2.3 个人认知因素
个人认知因素首先包括个体感知外界环境的能力,这主要与人体各项感官的有无与敏感度存在关系。例如:盲人相对于正常人来说,就无法通过视觉要素感知空间密度[16]。
其次,该因素还涉及个体对各项空间品质与要素的需求与偏好,这主要受到过往生活经历的影响。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性格有所不同,因此对于空间的感知与个人评价标准也存在个体差异。举例来说,相比于农民,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于市中心的密度感知一般相对较低。个体的生活经历还可能通过地方依恋的方式造成影响。由于人的空间偏好与地方认同之间关系密切[76],因此即便是两个空间规划完全相同的场所,人也可能因为熟悉度的不同而作出差异性的密度评价。
除上述较为稳定的特质外,个人在空间中所处的状态也可能改变其感知。如当注意力疲劳时,人对于自然环境要素的偏好会提升[77],也会对环境中其他人的存在持更消极的态度[78]。此外,人在环境中的行为类型同样可能构成潜在的影响。
在使用的数据方面,过往研究采用的多是居民自评健康数据[79-80],以及以肾上腺素、皮质醇为代表的生理性数据[31,62],它们反映的是居民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的健康状况。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能够逐渐增强对空间的适应力,因此同一环境对健康造成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可能有所不同。由于人的短期健康状况与工作效率、认知能力等存在紧密的关联,因此探究感知密度对人身心健康的短期影响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对于该问题的探索也关乎疗愈环境的营造。在城市高密度背景下,面对广泛存在的空间压力,居民对于疗愈环境有着迫切的需求。显然,无论是促进人的注意力恢复,还是增进社会交往,都离不开感知密度的支撑。良好的感知密度是营造疗愈环境的必要条件。
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空间密度的感知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然而过往的许多研究并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甚至存在大量被试全部由大学生组成的情况。因此,目前的许多研究成果对于其他人群的适用性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升高的背景下,该问题集中体现为应该对45 岁及以上中年人与老年人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我国老年人指的是60 岁及以上的人群。对于中年人的年龄范围,我国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根据人们的普遍认知,45~59 岁的人群属于中年人的范畴,故本文针对该年龄范围内的人使用了“中年人”的表述。(下文中将两者统称为中老年人,即包括所有年龄在45 岁及以上的人群)的密度感知予以足够的重视。一方面,这类人群的童年乃至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我国城市密度水平相对较低的时期(尤其是1990 年代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开始之前)度过,这意味着他们对于当今高密度城市环境的适应力可能相对低下,更容易产生拥挤的感知,以致威胁他们本已处于下行区间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与青年人相比,中老年人对于同一空间的使用时间、方式、需求有所不同,他们的代际关系、居住形式一般也存在差异,这些都可能使他们的密度感知呈现不同的特点。
过往的许多研究都是基于固定点位甚至固定视角开展,移动过程的缺失是其中存在的显著问题。现实情境中,人对城市空间作出的评价针对的大都是较大范围的空间整体,因此其空间感知一般是对移动过程中环境重复性体验的一种整合[81]。
对于高密度城市的建设实践来说,包含移动过程的研究才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人对于小范围的空间拥挤很容易采用空间移动等策略来加以应对。因此,局部城市空间中的拥挤感一般并不会对居民健康造成显著、长远的消极影响。对于公众健康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居民在生活中难以回避的、较大城市空间范围内整体性的感知密度水平。而若要对该密度进行评估与控制,就需要研究中包含对于移动行为的考察。
近年来得益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探究移动过程中的密度感知规律变得相对容易。既有研究表明,空间移动路径、城市形态的多样性都对密度感知造成影响[35,53,66]。但总的来说,该领域中依旧存在较多的问题,尤其是仍缺乏对于移动过程中感知密度的量化手段,因此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仍较为有限。
长期以来,感知密度的研究大都在西方或日本进行,相关研究成果在我国可能面临适用性问题。当脱离了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无论是影响要素的种类还是其效应大小都存在变化的可能。不同的地域背景还可能带来巨大的建成环境差异。例如:在建筑类型方面,我国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封闭式高密度住宅小区,而国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低密度的街道空间;在建筑高度方面,我国有着众多十几层甚至几十层的高层住宅,而国外的研究多是在低层或多层建筑中开展。为服务于城市建设的需要,有必要加强立足于我国国情的感知密度研究。
尽管高密度环境中的感知密度问题大多表现为拥挤感或压迫感,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同样蕴含着引发孤独感问题的可能。尤其在我国的高层低密度住区中,一方面高层住宅普遍不利于邻里间的交往,另一方面较低的建筑密度与较大的建筑间距容易显得过于空旷,这些都可能给居民带来孤独的感知。但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目前的研究都相对较少。
时间的改变会带来户外空间声光热环境,乃至天气条件的变化,因此很可能对人的密度感知造成影响。但目前为止,少有学者探讨不同时间背景下的密度感知问题,所选择的研究场景多是晴朗的白天。同时,过往研究主要聚焦于视觉维度,而未能重视高密度城市中复杂的声环境、气味、微气候等要素对于密度感知的作用。若能够揭示不同时间条件下人们密度感知规律的特殊性,将能够为更细致的空间设计与治理创造条件。
感知密度的概念对于实现高密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内涵上,它揭示了人对于空间密度的感知并非仅由客观的物理环境所决定,还会受到社会文化背景与个人特质的影响。感知密度的概念超越了物理密度的局限,使城市密度由单一的物理空间维度拓展至主观认知维度,能够为研究城市高密度问题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它强调了在城市的规划和管理中,不仅应关注物理密度的客观数值,还应重视密度的感知质量。
在价值上,感知密度一方面是影响公众健康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揭示了通过操纵物理环境的手段存在影响人们对于密度感知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不牺牲紧凑城市物理密度优势的前提下,也能够以人的感知为切入点,通过精心的规划设计来优化居民的居住体验,进而保障人们的精神与健康需求。这为应对高密度城市中的公众健康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而感知密度丰富的影响要素,能够为该目标的实现提供多样化的操作路径。
在研究的发展方面,基于对过往研究的内容、手段、对象、场景的梳理,笔者认为感知密度领域仍存在6 个重要研究问题有待探索,这些问题涉及研究中的不同侧面,并且直接关联高密度城市中的现实需求,可在未来对它们进行单独或综合的考察。其中,鉴于我国严峻的人口结构现状,中老年人的密度感知规律与评价特征应在今后的研究中给予格外的关注,并将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范围,即住区作为重点关注的空间类型。
近年来,技术的进步已能够为上述问题的研究提供可靠的条件:皮电、脑电、近红外等便携式生理指标检测设备的发展,能够支持多种生理指标的实时、精细化检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则为数据的大规模获取创造了可能。依托这些技术,未来的研究有望探究更高精度的不同场所、人群、时间中的感知密度问题。
当下,我国正面临城市更新与提升城市韧性的双重挑战,它们共同对城市处理高密度问题的态度与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对感知密度概念进行重新审视与关注,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城市密度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实现更为精细与多元化的城市空间设计提供方法论支撑。以人的感知为抓手,有望为促进高密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1] 谢波,郑依玲,李志刚,等.中国城市高密度居住环境对居民脑卒中的影响——对武汉的实证[J].城市规划,2021,45(5): 30-39.
[2] 王强,王成瑜,任虹燕,等.城市化环境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风险[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13,39(12): 758-763.
[3] 李欣,周林,贾涛,等.“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空间风险因素解析——以武汉为例[J].城市规划,2021,45(8): 78-86.
[4] 胡思聪,罗东方,张岩,等.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C]//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人民政府.活力城乡 美好人居——2019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 住房与社区规划).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660-669.
[5] 孙佩锦,陆伟,吴亮.健康城市环境测度方法与尺度的差异性研究——以大连市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2020(4): 36-42.
[6] 林静,周钰荃,袁媛,等.邻里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及其差异——基于广州市28 个社区的结构方程模型[J].现代城市研究,2020(4): 9-17.
[7] 徐望悦,王兰.呼吸健康导向的健康社区设计探索——基于上海两个社区的模拟辨析[J].新建筑,2018(2): 50-54.
[8] 李相逸,崔冬瑾,袁磊,等.行人层建成环境发展态势文献分析研究——疫情后对高密度健康城区的再思考[J].建筑师,2020(3): 28-34.
[9] 孙喆.高密度城区形态要素对热环境的影响作用——以北京市五环内区域为例[J].生态环境学报,2020,29(10): 2020-2027.
[10] McGINN A P,EVENSON K R,HERRING A H,et al.Exploring associations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perceived and objective measure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J].Journal of urban health,2007,84: 162-184.
[11] GUO Y,LIU Y,LU S,et al.Objective and perceived built environment,sense of community,and mental wellbeing in older adults in Hong Kong: a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study[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21,209: 104058.
[12] NAGAR D,PAULUS P B.Residential crowding experience scale-assessment and validation[J].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997,7:303-319.
[13] 董春方.高密度建筑学[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14] 王挺,黄一如.高密度语境下感知密度的研究进展[J].新建筑,2022(4):72-77.
[15] RAPOPORT A.Toward a redefinition of density[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75,7(2): 133-158.
[16] CHURCHMAN A.Disentangling the concept of density[J].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1999,13(4): 389-411.
[17] ASGARZADEH M,LUSK A,KOGA T,et al.Measuring oppressiveness of streetscapes[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2,107(1): 1-11.
[18] 武井正昭,大原昌樹.圧迫感の計測に関する研究1-圧迫感の意味と実験装置-[J].日本建築学会論文報告集,1977(261): 105-114.
[19] VAN DER MEER E,BRUCKS M,HUSEMANN A,et al.Human percep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 and consequences for its design[C]//Perspectives in urban ecology: ecosystem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the metropolis of Berlin.Berlin: Springer,2011: 305-331.
[20] LUO L,JIANG B.From oppressiveness to stress: a development of stress reduction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high-density city[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22,84: 101883.
[21] STOKOLS D.A social-psychological model of human crowding phenomena[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1972,38(2):72-83.
[22] SCHMIDT D E,GOLDMAN R D,FEIMER N R.Perceptions of crowding:predicting at the residence,neighborhood,and city levels[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79,11(1): 105-130.
[23] 徐磊青.城市开敞空间中使用者活动与拥挤的研究——以上海城市中心区广场与步行街为例[J].新建筑,2005(3): 75-78.
[24] 耿悦.国家森林公园拥挤感知研究[D].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2013.
[25] 徐昕吉.基于SD 法的城市街道景观压迫感研究——以杭州市凤起路为例[J].华中建筑,2015,33(4): 72-77.
[26] 甄穗豪,杜宏武,王擎.空中庭院与半围合式住宅感知密度的关联性研究——以广州万科峯境为例[J].中国园林,2019,35(9): 110-114.
[27] CHRISTIAN J J,FLYGER V,DAVIS D E.Factors in the mass mortality of a herd of sika deer,Cervus Nippon[J].Chesapeake science,1960,1(2): 79-95.
[28] CALHOUN J B.Population density and social pathology[J].Scientific American,1962,206(2): 139-149.
[29] GALLE O R,GOVE W R,McPHERSON J M.Population density and pathology: what are the relations for man? evidence from one city suggests that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may be linked to “pathological” behavior[J].Science,1972,176(4030): 23-30.
[30] LIPOWSKI Z J.Sensory and information inputs overload: behavioral effects[J].Comprehensive psychiatry,1975,16(3): 199-221.
[31] FLEMING I,BAUM A,WEISS L.Social density and perceived control as mediators of crowding stress in high-density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7,52(5): 899-906.
[32] COX V C,PAULUS P B,McCAIN G.Prison crowding research: the relevance for prison housing standards and a general approach regarding crowding phenomena[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4,39(10): 1148.
[33] BAUM A,DAVIS G E.Reducing the stress of high-density living: an architectural interven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0,38(3): 471.
[34] EVANS G W,PALSANE M N,LEPORE S J,et al.Residential density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9,57(6): 994.
[35] TROSSMAN-HAIFLER Y,FISHER-GEWIRTZMAN D.How urban wellbeing is influenced by spatial urban parameters (density,morphology,vegetation & commerce),as examined in a VR framework[J].Architectural science review,2022.65(5): 370-384.
[36] MAY D R,OLDHAM G R,RATHERT C.Employee affective and behavioral reactions to the spatial density of physical work environments[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05,44(1): 21-33.
[37] GOVE W R,HUGHES M,GALLE O R.Overcrowding in the hom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its possible pathological consequence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9: 59-80.
[38] ALEXANDER E R.Density measures: a review and analysis[J].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1993,10(3): 181-202.
[39] GIFFORD R.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M].3rd ed.Toronto,Canada: Optimal Books,2002: 171-209.
[40] GÄRLING T.Studies in visual perception of architectural spaces and rooms:III.a relation between judged depth and size of space[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970,11(1): 124-131.
[41] KAUFMAN L,KAUFMAN J H,NOBLE R,et al.Perceptual distance and the constancy of size and stereoscopic depth[J].Spatial vision,2006,19(5):439-457.
[42] YOUSIF S R,KEIL F C.How we see area and why it matters[J].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21,25(7): 554-557.
[43] FISHER-GEWIRTZMAN D,WAGNER I A.Spatial openness as a practical metric for evaluating built-up environment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planning and design,2003,30(1): 37-49.
[44] FISHER-GEWIRTZMAN D,WAGNER I A.The spatial openness index:an automated model for three-dimensional visual analysis of urban environments[J].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2006,23(1):77-89.
[45] FISHER-GEWIRTZMAN D.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density in minimum apartments and spatial openness index three-dimensional visual analysi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2017,44(4): 764-795.
[46] 钮心毅,徐方.基于视觉影响的建成环境空间开敞度定量评价方法[J].城市规划学刊,2011(1): 91-97.
[47] 黄一如,朱培栋.城市高密度住区控制密度与感知密度关联性研究[J].时代建筑,2016(6): 50-59.
[48] 武井正昭,大原昌樹.圧迫感の計測に関する研究2-物理尺度との対応について-[J].日本建築学会論文報告集,1977,262: 103-113.
[49] 武井正昭,大原昌樹.圧迫感の計測に関する研究3-建築物までの距離並びに建築物の色彩との関係-[J].日本建築学会論文報告集,1978,263: 71-80.
[50] 武井正昭,大原昌樹.圧迫感の計測に関する研究4-許容値の設定並びに日影との対照-[J].日本建築学会論文報告集,1981,310: 98-106.
[51] HWANG T,YOSHIZAWA N,MUNAKATA J,et al.A study on the oppressive feeling caused by the buildings in urban space focused on the physical factors corresponding with oppressive feeling[J].日本建築学会環境系論文集,2007(616): 25-30.
[52] 黄泰然,邉敬花,吉澤望,等.都市空間における圧迫感の評価指標に関する実験的研究[J].日本建築学会環境系論文集,2009,74(640): 659-666.
[53] BYUN K,MUNAKATA J,YOSHIZAWA N,et al.A discussion on evaluating indicators of the sense of physical oppression and the sense of openness using imaging experiments-a study on the sense of physical oppression and the sense of openness created in urban spaces part 2[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2011,76(660): 107-113.
[54] ASGARZADEH M,KOGA T,YOSHIZAWA N,et al.Investigating green urbanism;building oppressiveness[J].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2010,9(2): 555-562.
[55] ASGARZADEH M,KOGA T,HIRATE K,et al.Investigating oppressiveness and spaciousness in relation to building,trees,sky and ground surface: a study in Tokyo[J].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2014,131: 36-41.
[56] ZACHARIAS J,STAMPS A.Perceived building density as a function of layout[J].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2004,98(3): 777-784.
[57] EMO B,TREYER L,SCHMITT G,et al.Towards defining perceived urban density[C]// Shock -Sharing of Computable Knowledge -Proceedings of the 3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Computer Aided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Europe.Rome,2017: 637-646.
[58] ZARGHAMI E,KARIMIMOSHAVER M,GHANBARAN A,et al.Assessing the oppressive impact of the form of tall buildings on citizens:height,width,and height-to-width ratio[J].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2019,79: 106287.
[59] ASGARZADEH M,KOGA T,HIRATE K,et al.Investigating oppressiveness and spaciousness in relation to building,trees,sky and ground surface: a study in Tokyo[J].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2014,131: 36-41.
[60] DESOR J A.Toward a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crowd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2,21(1): 79.
[61] SCHIFFENBAUER A I,BROWN J E,PERRY P L,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nsity and crowding: some architectural modifiers[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77,9(1): 3-14.
[62] ROLLINGS K A,EVANS G W.Design moderators of perceived residential crowding and chronic physiological stress among children[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2019,51(5): 590-621.
[63] KAYA N,ERKIP F.Satisfaction in a dormitory building: the effects of floor height on the perception of room size and crowding[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2001,33(1): 35-53.
[64] ZUR N,SHAMAY-TSOORY S,STERKIN A,et al.Perceived density and positive affect ratings of studio apartment: an EEG study[J].Architectural science review,2024,67(1): 78-88.
[65] CHUNG W K,CHAU C K,MASULLO M,et al.Modelling perceived oppressiveness and noise annoyance responses to window views of densely packed residential high-rise environments[J].Building and environment,2019,157: 127-138.
[66] FISHER-GEWIRTZMAN D.Perception of density by pedestrians on urban paths: an experiment in virtual reality[J].Journal of urban design,2018,23(5): 674-692.
[67] RAMAN S.Designing a liveable compact city: physical forms of city and social life in urban neighbourhoods[J].Built environment,2010,36(1): 63-80.
[68] ARTHUR E.STAMPS III.Visual permeability,locomotive permeability,safety,and enclosure[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2005,37(5): 587-619.
[69] ARTHUR E.STAMPS III.Effects of area,height,elongation,and color on perceived spaciousness[J].Environment & behavior,2011,43(2): 252-273.
[70] MARQUARDT G,CROSS E S,DE SOUSA A A,et al.There or not there?a multidisciplinary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on the impact of transparent barriers on human perception,action,and social behavior[J].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5,6: 1381.
[71] KAN Z,KWAN M P,NG M K,et al.The impacts of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t-environment features on mental healt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2,19(9): 5143.
[72] KAMBLE T,BAHADURE S P.A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population density in central Indian cities[J].Archnet-IJ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2022,16(1): 134-153.
[73] RICHARDSON M,JICOL C,TAULO G,et al.Differences in officebased personal space perception between British and Korean populations[J].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3,14: 1043088.
[74] KALANTARI S,SHEPLEY M.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impacts of high-rise buildings: a review of the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literature[J].Housing studies,2021,36(8): 1147-1176.
[75]邉敬花,吉澤望,宗方淳,等.現場評価による圧迫感と開放感の評価指標の検討-都市空間における圧迫感と開放感に関する研究 その1[J].日本建築学会環境系論文集,2010,75(653): 553-559.
[76] VAN DEN BERG A E,KOOLE S L,VAN DER WULP N Y.Environmental preference and restoration: (how) are they related?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3,23(2): 135-146.
[77] STAATS H,KIEVIET A,HARTIG T.Where to recover from attentional fatigue: an expectancy-valu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3,23(2): 147-157.
[78] GRAHN P,STIGSDOTTER U K.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ensory dimensions of urban green space and stress restoration[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0,94(3/4): 264-275.
[79] SUN P,LU W,SONG Y,et al.Influences of built environment with hilly terrain on physical activity in Dalian,China: an analysis of mediation by perceptions and moderation by social environ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9,16(24): 4900.
[80] KEARNS A,WHITLEY E,MASON P,et al.‘Living the high life’?residential,social and psychosocial outcomes for high-rise occupants in a deprived context[J].Housing studies.2012,27: 97-126.
[81] FREUNDSCHUH S M,EGENHOFER M J.Human conceptions of spaces:implications for GIS[J].Transactions in GIS,1997,2(4): 361-375.
Perceived Density in Urban High-density: Concept,Value and Important Research Issues
徐磊青(通信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leiqingx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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