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间的关系（inter-city relations）是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97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深入推进，城市间联系的内涵、方式和空间尺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8]。城市，尤其是全球/世界城市，成为世界经济中优质要素“流”的集聚空间，也是全球生产、贸易和管治体系的关键节点[9-13]。城市间的网络为各种经济和文化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和组合提供必要的通道，因而是连接城市的纽带[14-17]。在当今世界，一个城市在各种全球/世界城市网络（global/world city network）中的定位（positionality）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发展潜力和功能。因此，世界城市网络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
1990 年代以来，国外城市学者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从理论视角看，已有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主要以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理论[2,18]、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的世界城市假说（World City Hypothesis）[5,19-20]以及史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World Hierarchy of Cities）[3]为理论基础。此外，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流的空间”概念（Space of Flows）[13,21]也为理解、衡量和界定城市间联系的物质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方法论看，已有实证研究所用的主要定量模型和方法主要有彼得·泰勒（Peter Taylor）的“连锁网络模型”（INM: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22]和社会网络分析（SN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23-24]等。进入21 世纪，国内关于城市网络的研究也开始兴起，在城市联系类型选择和网络分析方法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但在区域城市网络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内容方面仍需要对西方城市网络研究的最新进展加以借鉴[25]。
因此，有必要对过去20 多年国外世界城市网络的实证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本文首先总结较为成熟的主要实证研究路径、特色和代表性研究成果，然后梳理已有实证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最后讨论并展望有待深化的几大研究方向。
1 实证研究路径与代表性成果
经过系统梳理世界城市网络实证的研究对象、理论视角、分析方法和研究脉络，可以归纳获得三大较为成熟的世界城市网络实证路径——基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基于跨国公司、基于基础设施联系，以及相对分散但有代表性的第四实证路径——基于其他联系途径。表1 分别列举了这四大实证路径的研究特色和最具代表性的文献。
表1 世界城市网络实证研究路径和代表性论文/专著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1 基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世界城市网络
这一实证路径是“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研究小组的特色。GaWC 是彼得·泰勒和乔纳森·比沃斯托克等（Jonathan Beaverstock et al.）在1998 年创建的学术网络[78]，分别于2000 年、2004 年、2008 年、2012 年、2016 年和2018 年收集了覆盖全球的高端生产性服务（APS：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企业数据，采用相关企业在一个城市的“服务量”（service value）大小代表一个城市在APS企业服务网络中的相对重要性（service status）。
不同年份的APS 数据收集方法和范围有所不同。在企业的选择标准方面，2008 年之前选择那些采用“全球区位战略”的APS 企业，即一个APS 企业至少在15 个城市有业务单元，而且在北美、西欧、亚太各地区至少有一个业务单元，包括100 个APS 企业，称为“GaWC 100”。从2008 年开始，企业选择方法有所简化，即选择5 个产业部门内最大的APS企业（银行、金融和保险合并成一个部门），形成“GaWC 175”。在城市的选择方面，2008 年之前具有相当主观性，选择了315 个城市；2008 年和2012 年的数据，除了包括2008年前的315 个城市之外，还考虑了（1）所有2008 年人口超过150 万的城市，（2）所有人口超过100 万的国家的首都以及（3）已选的APS 企业总部所在的所有城市。根据以上原则，共计526 个城市入选。在2016 年和2018 年的数据收集中，城市数量增加到了707 个。
在早期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GaWC 学者主要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26-28]。例如：比沃斯托克等（Beaverstock et al.）分析了100 家拥有境外业务的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业务网络，发现这些企业的境外业务单元主要集中在西欧、亚太和东欧地区（占总数的86%），尤其是这三大区域内的八大世界城市（占59%）[26]。在此基础上，比沃斯托克等以拥有境外业务单元数量最大的三家律师事务所为案例，研究发现：（1）全球化战略是这三个企业的共同特征；（2）它们的全球化程度有别，其中两个企业的业务网络覆盖世界各地，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律师事务所，另一个企业的境外业务则主要集中在西欧、东欧和亚太地区；（3）这三个企业的地理组织结构有明显差异，其中一个企业采用了平坦的分散管理和运作模式，另一个企业采用了集中模式，还有一个企业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同时，简单的定量分析方法也有所应用[29-30]。例如：比沃斯托克等（Beaverstock et al.）通过打分方法评价了122 个城市的世界城市性（world city-ness），并将55 个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分为三个等级：10 个Alpha 世界城市，10 个Beta 世界城市以及35 个Gamma 世界城市。这55 个世界城市主要集中在三个“全球化竞技场”，即北美、西欧和亚太地区，其他67 个城市被称为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城市[29]。
泰勒于2001 年推出了世界城市“连锁网络模型”的基本构架，并且定义了一系列的统计指标，用于分析网络节点（城市）的中心性（centrality）和节点间的连接度（connectivity），以此代表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城市间的联系强度[22]。此后，相当数量的世界城市网络实证研究采用了泰勒的连锁网络模型[35]。泰勒和德吕代（Taylor &Derudder）采用模型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其中，《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一书总结了泰勒的早期研究成果[32]。该书的第二版采用“GaWC 175”数据和连锁网络模型方法，分析了：（1）单个城市的总体网络连接度（global network connectivity）及其排序；（2）每对城市间的网络连接度（city-dyad connectivity）和城市的“世界腹地”（hinterworlds）结构；（3）世界城市网络的区域结构和基于APS 企业的“世界新区域地理”；以及（4）世界城市网络在2000—2012 年间的变化[8]。
近年来，随着GaWC 的APS 企业数据系列在时间上的延伸，多个学者分析了世界城市网络连接性在多个时点上的变化特征和趋势，以此揭示世界城市网络的动态性。例如：德吕代等（Derudder et al.）使用2000 年和2008 年的GaWC数据序列，分析了世界城市网络连接度的变化。该研究包括132 个城市，使用多种统计方法，分析了网络连接度在城市和区域尺度的变化程度，发现：（1）总体而言，世界城市网络连接度在2000—2008 年间有所上升；（2）美国和非洲部分城市的全球网络连接度排名有所下降；（3）南亚地区、中国、东欧地区部分城市的全球网络连接度有所上升，其中上海、北京、莫斯科的全球网络连接度排名上升幅度尤为显著[81]。
总体上看，GaWC 流派的主要研究特征包括：（1）以萨森的全球城市理论为基础，将APS 企业视为世界城市网络的主要“编织者”（network makers）；（2）以泰勒的世界城市“连锁网络模型”为主要分析方法；（3）使用全球性APS 企业数据系列。GaWC 学者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在基于APS 企业的世界城市网络中，伦敦、纽约、东京的总体网络连接度几乎总是排列最高，因而被称为全球服务中心（global service centers）；（2）这三个城市间的连接度也几乎总是排列最高，表明它们之间联系紧密；（3）基于APS 企业的城市网络在世界尺度呈现很强的区域性，而且基于APS 企业网络的“世界区域”与传统概念中的世界区域（如北美、欧洲、亚洲）不完全一致。
1.2 基于跨国公司的世界城市体系
跨国公司（MN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的崛起是战后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大发展。尤其是进入1970 年代，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市场体系全球扩张，成为一种世界性产业组织形式。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资本、技术、贸易、信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组合，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被连接起来。
海默于1970 年代初开辟了世界尺度的城市体系研究，认为：为了有效控制不断扩张的全球业务，跨国公司逐步形成一个多层次、等级式的管理体系；跨国公司不同层面的管理中心，依托于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城市，由此形成一个世界城市等级体系（world hierarchy of cities），其中跨国公司总部所在的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的指挥和控制中心，其他城市则逐级依附于跨国公司总部所在的城市[3]。海默预言，跨国公司所依托的城市间的不平等、依附关系将延续不断。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也强调跨国公司在世界城市和世界城市体系形成中的关键性作用，并根据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等多项指标，提出了一个包括30 个城市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world city hierarchy）[5,19-20]。
弗里德曼和海默的理论激发了众多学者从跨国公司内部的决策和功能结构的视角研究世界城市体系（world city systems）。早期实证研究通常采用较为粗略的数据和方法，分析世界城市体系的结构特征。例如：戈弗雷和周（Godfrey &Zhou）使用《财富》杂志1996 年度的“全球500 强企业”数据，根据在一个城市的跨国公司总部和第一层次子公司（此类子公司通常是区域性总部）的数量对城市进行排名。然后，将排名前50 的城市分为三个等级，即：主导型世界城市（包括纽约、东京和伦敦）、主要世界城市（19 个）以及次要世界城市[42]。后续研究不仅使用了更为系统的数据，而且采用了相对复杂的定量分析方法，尤其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这一类实证分析中，埃尔德森和贝克菲尔德（Alderson &Beckfield）在 2004 年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该研究使用了2000 年世界最大的500 家跨国公司在3 692 个城市的总部和分支机构数据。通过多项的节点中心性（point centrality）指标和块建模方法（block modeling），该研究分析了单个城市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的地位、结构以及城市与所属国家在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中的对应关系[82]。
埃尔德森和贝克菲尔德的研究结果表明：（1）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influence/power）和威望（prestige）的分布非常集中，少数城市处于垄断地位；（2）世界城市体系呈现很强的等级性；（3）总体结构很接近理想化的核心—边缘结构（core/periphery）；（4）东京、纽约、巴黎、伦敦是世界城市体系中最有影响力的城市；（5）两个意外发现，一是就点出度（outdegree centrality）、紧密度（closeness centrality）和中间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指标而言，东京超过了纽约和伦敦，二是就紧密度和中间度指标而言，巴黎排名世界第一；（6）世界城市排序与弗里德曼[5]和比沃斯托克等（Beaverstock et al.）[29]的研究结果相差甚远；（7）就当代世界城市体系与基于国家的世界体系间的地域对应关系而言，研究结果支持了海默的理论[3]。此外，该研究还发现：（1）同一个城市的地位排序位置将随所用的中心性指标而异；（2）以点入度（indegree centrality）代表的城市威望的高低，与代表城市影响力的各种指标呈正相关，说明影响力大的城市会吸引别的城市与其建立联系[82]。
使用多时点数据分析世界城市体系动态变化的研究甚少。作为埃尔德森和贝克菲尔德研究的延续，埃尔德森等（Alderson et al.）使用1981 与2007 两个年份的数据分析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动态特征和趋势，发现：（1）就城市影响力和威望而言，世界城市体系的排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2）根据点出度和中间度指标，城市影响力的分布更趋集中，而紧密度指标和城市威望指标的集中程度略有下降；（3）1981—2007 年间，城市影响力、威望和地位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体现了城市所属国家和所属（世界）区域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总的结论是，全球化复制而且加剧了已有的全球不均衡格局[47]。这一研究结论为海默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理论[3]提供了佐证。
总体而言，基于跨国公司的实证路径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以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和海默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为主要理论基础；（2）通常以跨国公司总部与子公司的内部（所有权）关系为视角；（3）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4）分析世界城市体系的结构特征。此外，采用这一实证路径的学者，更多地使用“世界城市体系”这一术语。
1.3 基于基础设施的世界城市网络
1.3.1 国际航空网络/流量与世界城市网络
推崇这一实证研究路径的学者强调，全球性交通设施和服务网络为跨境的人流和物流提供物质基础，因而在连接城市中起关键性作用。一系列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使用了国际航空客流数据，其中史密斯和提姆布莱克（Smith &Timberlake）的研究具有先驱性[83]。该研究收集了1977—1997 年间6 个年份的城市间航空客流量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城市的网络中心度、城市间关系的结构及变化。分析结果表明：在这一期间，（1）伦敦、法兰克福、巴黎、纽约、东京以及其他欧美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占主导地位；（2）其他地区的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亚太地区城市的网络地位上升幅度尤为引人注目；（3）地理邻近程度对城市组类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的航空客流数据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包括：（1）缺乏区分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数据；（2）航空数据一般不区分客流类型，因此使用客流总量可能导致过高地估计旅游和度假城市的网络地位；（3）有些航空枢纽城市的过境客流比例高，可能导致它们的地位被过高估计[84-85]。近年来，有学者对改进航空客流数据使用方法进行了探讨[86-87]。
1.3.2 信息和通信网络/流量与世界城市网络
信息和通信设施是支撑城市间互动的重要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通信网络在全球尺度不断扩展和强化，从而将越来越多的城市连接起来。因此，通过信息与通信网络揭示世界城市网络的结构和变化，是已有实证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格拉汉姆（Graham）较早地研究了当代通信设施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全球城市网络的影响，发现：（1）全球通信网络的发展将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连成一体，从而推进了全球城市网络（global city networks）的浮现；（2）光纤通信设施的空间走向具有明显的选择性；（3）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s）是高端通信网络的关键节点；（4）高端通信设施在全球城市—区域内部的分布非常集中；（5）总体来看，当代通信设施网络塑造了一种全球性的城市空间，那些对通信设施投资缺乏吸引力的城市和城市的内部地区，将被当代的全球城市空间忽视，从而加剧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和空间极化（polarization）[88]。从数据和分析对象看，崔等（Choi et al.）的研究颇具特色——同时分析了基于互联网和基于航空客流的世界城市网络，目的是比较这两个城市网络系统在结构上的相似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就单个城市的网络中心性而言，欧美城市主宰了全球互联网，其中伦敦、纽约、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位列世界前五名；（2）城市的互联网中心性与航空网络中心性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3）基于互联网与基于航空客流的世界城市网络的总体结构相似；（4）这两个网络系统中的城市聚类结构也相似。总的结论是，互联网复制并强化了传统基础设施网络的空间结构[89]。
1.4 基于其他联系途径的世界城市网络
除了APS 企业、跨国公司、国际交通和通信设施外，少数城市学者也研究了基于其他联系途径的世界城市网络。在制造业方面，克拉特克（Krätke）分析了基于全球性制造企业的世界城市网路结构，发现在汽车制造、高技术设备制造、制药和生物技术等行业，全球城市排名与GaWC 的全球服务中心排名很不一样，金融/服务产业并非后工业化城市的唯一发展途径[63,70]。在文化产业方面，霍勒和沃森（Hoyler &Watson ）分析了跨国媒体公司（trans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s）业务单元的全球网路结构，发现跨国媒体公司的业务网路在北美、欧洲地区和日本等本土市场（home markets）尤其密集，并通过具有战略意义的媒体城市延伸到世界其他地区，以此将相关城市连成一体[90]。在政治等方面，泰勒较早地考虑了政治因素如何连接世界各地的城市，他通过分析74 个全球性非政府组织的分布结构，发现发展中国家城市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城市的地位显赫；更值得注意的是，基于NGO 的世界城市网路的地理分布相比基于APS 企业等的分析结果更为均质，在世界各大区域（world regions）都有所显示[91]。
虽然基于其他联系途径的实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这些研究揭示了世界城市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不同渠道连接而构成的世界城市网络，在网络成员组成、网络结构、单个城市的网络地位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一个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取决于所考虑的网络类型。这意味着，世界城市网络是一个层间异质性相当大的多层复合网络。
2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20 多年的世界城市网络实证研究，大大丰富了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研究内涵。但是，世界城市网络实证研究仍然在研究方法论、内容、对象和理论基础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
2.1 “将苹果当成橘子”的问题
缺乏覆盖全球的可靠和可比的数据是世界城市网络实证研究中的一大挑战。世界城市网络研究需要能够反映城市间联系的信息，例如城市间各种实际的“流”的数据。但是，由于城市间的关系数据要么不存在，要么难以获取，绝大部分已有研究使用城市属性数据（例如APS 企业业务规模或跨国公司总部数量）来推测城市联系，并不直接反映城市间实际的“流”或关系[92]。使用属性数据替代关系数据，颇有“将苹果当成橘子”的味道，使得所有结论的可靠性都存在疑问。这是世界尺度城市研究中的一个公开“小秘密”（dirty little secret）[93]。在我国，可以考虑利用日益丰富的大数据和开放数据，识别真正的“联系”和“关系”并开展针对性的实证研究。
2.2 量化/宏观分析的方法偏向
绝大部分已有的实证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而且偏重于世界城市网络的宏观结构分析，无法回答与世界城市网络形成和发展机制有关的核心问题。例如：世界城市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世界城市网络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城市发展？过于偏重定量的宏观分析忽视了世界城市网络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针对具体功能和企业开展深入的案例和质性研究，有望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
2.3 狭窄的“经济主义”研究取向
大部分已有研究偏重于分析城市的经济功能，因而带有很浓的经济主义色彩[94-96]，忽视了城市间联系方式的多样性。狭窄的经济主义研究取向可能导致一种错觉——以为经济因素是连接城市的唯一途径。这种错觉可能影响政府的城市发展思路和政策。即使在基于经济联系的实证分析中，已有研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1）大部分研究局限于APS 企业和最大的跨国公司；（2）所有基于APS 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定量研究只考虑了同一（类）企业内部的联系，却忽视了不同企业间的联系。
2.4 排名游戏
将城市排序几乎成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的一个惯例[42-43]。此类的排行榜常用来代表城市的世界地位或影响力。早期的研究简单地根据某项原始数据，例如城市拥有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将城市排序。更多的已有研究使用网络节点中心性数量指标，例如点出度或总体网络连接度，代表城市的地位或影响力[19,97]。迄今为止，既没有成熟的理论也没有系统的证据，说明一个城市的网络中心性指标的数量值与该城市的影响力之间在什么意义上或多大程度上有关联。甚至已有理论演绎认为，城市经济也可能存在被区域网络联系替代和削弱的情况[98]。因此，这种城市排名既不能揭示城市影响力的本质，也不等同于城市发展的趋势与问题，不应成为宏观经济决策的过度参考。
2.5 被遗忘的“普通城市”
全球/世界城市研究带有明显的欧美中心主义的烙印。已有研究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那些排名前列的全球城市，特别是纽约、伦敦、东京等，是全球化时代的“成功者”，它们代表了当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因此，许多城市试图模仿这些成功者，指望有朝一日成为全球或世界城市。值得强调的是，全球/世界城市的形成是地方条件、全球因素、历史机遇以及偶尔事件长期共同作用的产物。此外，全球/世界城市主要为全球资本“精英”服务，伴随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成本，如加剧了城市内部的两极分化。一个城市真正需要的，是寻找适合当地条件、有益于普通居民的发展方式。而截至目前，已有研究都忽视了全球化时代的“普通城市”发展问题。对于地域广大、中小城市众多的中国，更应该警惕过于推崇单一发展模式的负面影响。
2.6 对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质疑
除了基于APS 企业和基于跨国公司的世界城市网络实证研究路径，表1 中所列的其他实证路径普遍存在缺乏理论基础的问题。例如：虽然相当数量的学者通过交通、通信网络和流量分析了世界城市网络的结构和特征，但是基于基础设施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坚实的理论支撑。虽然连锁网络模型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该模型的关键性假设、计算城市间连接度的理论依据、模型构架、计算方法以及模型是否充分反映了实际情况等都受到了质疑。此外，后结构主义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提出了挑战[99-101]。由此，世界城市网络研究还有待从理论基础到方法论的系统突破。
3 有待推进的研究方向
对已有研究的系统解读表明，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仍存在多个有待深化的方面。因篇幅限制，在此简要讨论以下几个需要推进的主要研究方向。
（1）加强城市网络的形成机制与过程研究
城市网络是由企业等社会成员的具体行动所构成，作为网络节点的城市本身并不直接“编织”网络。那么，城市网络由哪些行动主体构成？这些行动者如何构建它们的网络？不同类型的网络间在多大程度上有交叉或镶嵌关系？行动者的网络（networks of actors）如何转变成城市的网络（networks of cities）？定量的宏观结构分析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在我国，政府是宏观联系的又一重要行动主体。除了企业自发形成的联系，还存在着行政区划、区域协调政策、历史与文化、交通与自然条件等因素催生的城市联系。针对不同行动主体开展系统深入的案例研究和质性研究，有助于揭示城市网络的形成过程和微观机制。
（2）进一步丰富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方法论
近年来，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但总体上看，已有研究依然偏重宏观、定量分析。城市网络的形成机理复杂、内涵非常丰富，具有多层次、多维度、动态性、复杂反馈回路以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等特征，且跨境的社会、文化、宗教、历史、政治等“间接”联系也是连接城市的重要纽带。基于日益丰富的多源大数据和开放数据、辅以针对性的案例调查和小数据分析，进一步丰富并有机地整合城市网络分析的视角、层次和方法，有助于推进理论和方法论根基更加扎实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
（3）研究互联网经济视角下的城市网络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我国的互联网经济走在了世界前列，并呈现与区域乃至全球贸易的快速整合趋势，随之形成电子商务、网络零售、直播带货等更独特、更复杂的网络联系[98]。这些新的网络具有什么结构特征和区位偏好？其形成机制是什么？如何与传统的城市网络相互作用？对城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基于我国的城市网络研究能够为世界城市网络理论建构提供的独特贡献，甚至足以形成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同等的研究流派，值得国内学者开展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4）揭示城市网络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
从全球尺度、大都市尺度到城市空间尺度，网络化已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主流趋势。迄今为止，有关城市网络对城市内部空间所产生的效应和影响的研究有限。但究其根本，城市网络是由城市内部的功能所引发或承载。城市网络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城市内部空间产生的效益和影响，即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加强城市网络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深入分析各类网络联系与城市功能的关联性特征及其影响，不仅可以丰富城市网络理论，也可以为我国当前的区域一体化、城市群等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更科学的政策建议。
（5）开展面向发展中国家、“普通城市”的网络研究
已有研究不仅偏向经济因素，而且局限于经济因素的一个部分，即世界上APS 企业、跨国公司以及当代前沿性交通和通信设施。由于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占有很大优势，因此在已有的研究中，发达国家的城市往往霸占世界城市网络，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城市要么完全失踪、要么显得无足轻重。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跨境城市网络的发展程度、过程、途径等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102-103]。我国的部分实证研究可以在这一方面起到很好的补充。加强这一方向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世界城市网络的多样性，也可以为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6）探讨城市地位与影响力的本质和形成机理
城市在网络中的权力（power）和影响力（influence）关系，是一个具有理论和政策意义的重要问题。已有研究尚未全面回答有关城市地位和影响力的核心问题[104-105]，例如：城市网络中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是什么？哪些主体（行动者）在城市网络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网络中的权力和影响力如何影响城市的发展？城市地位和影响力的内涵非常丰富，形成机制和过程十分复杂。城市学者可以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博弈论、组织行为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寻找有益的营养和灵感，选择多种类型的城市进行深度的案例分析，将有助于揭示城市影响力的本质和形成过程。
（7）探讨城市网络的韧性及相关干预策略
在新冠疫情和“百年变局”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世界城市网络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既随着网络联系从一个节点影响其他节点城市，也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网络之间相互作用。一个城市与世界城市联系越是紧密，也意味着受到的影响越是深远。从这个角度看，在合适的时空尺度干预特定的网络联系，加强或隔断某些联系，有助于提高网络韧性，从而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全面且深入地理解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机制和相关影响显然是提高世界城市“网络韧性”的前提和关键。
4 结语
197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形式和国际经贸格局等方面发生了多维度、大尺度的深度重组，由此推动了新一轮的全球经济整合。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以世界为尺度，以网络为视角，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基础设施网络、其他联系网络等角度开展实证研究，形成了完整的研究脉络、成熟的方法论和较系统的认识体系。综合而言，已有研究丰富了我们对当代世界城市化和城市体系发展趋势的认识，得以从多角度、多层次分析和理解城市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的分析表明，已有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在诸多方面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在理论基础、方法论、空间尺度、研究对象、研究深度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推进。因此，对于已有的世界城市网络实证研究，需要以加倍的批判性眼光进行合理解读与深度思考。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所面临的多方面挑战也表明，这是一个仍在探索中的研究领域，很多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有待进一步思考。如果本文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兴趣，也就达到了我们的初衷。值得指出的是，除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实证研究，1970 年代以来众多学科的学者也对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网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流派。因篇幅所限，有关理论研究将另文讨论[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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