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我国原本熟人社会下的强社区网络在时空要素的流动下逐渐演变为原子化的弱邻里关系，社会资本弱化与沟通渠道有限导致社会冲突增多，亟须在有效的治理手段介入下促进社区营造，城市规划理应在社区治理中有更大作为[1]。当空间规划与社区治理相结合，社区规划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国际上对社区规划的共识是涵盖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综合发展规划，其实质是“与社区一同规划”[2]，公众参与成为社区规划的固有之义。然而，社区参与式设计何以增强？既往研究多从机制层面探究自上而下的社区参与模式[3]，但往往因群众联系不紧密而陷入参与效果不如人意的尴尬境地。此外，社区规划师[4]和责任规划师[5]制度目前仅在上海、北京等少数城市推行。社区参与诉求与现实条件有时难以匹配，知其义而无从解答的迷思需要更具操作性的工具予以应对。针对如何在面向地方更新的社区规划中增进居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管理权的主要困境，发轫于西方的影像发声法提供了有效可行的破解路径。
国际上，影像发声法最早在公共卫生领域得以运用[6]，之后被用于社区健康评估与促进[7]、政治暴力与歧视[8]、健康饮食机会[9]等多种问题的探讨，虽目前城乡规划领域已引入该方法，但尚未引起广泛关注。2017 年起，影像发声法零星出现在我国公共卫生[10]、身份建构[11]、社区发展[12]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内基于影像发声法的社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多集中于新闻传播[13]和社会工作[14]领域。规划学科的首次尝试是于一凡等在2020 年应用影像发声法探究新冠疫情突发下的社区压力响应与网络韧性[15]，之后该团队还将其运用到女大学生的校园场所依恋研究[16]，但都只停留在技术分析阶段。虽然目前国内直接应用影像发声法的社区实践较少，但已有类似的简要尝试——无论是根据老照片的口述历史[17]，举办未来照片模型展[18]，还是基于场景照片[19]和手绘意象[20]的行为感知等，都将图像分析纳入了社区规划的工具包。不同的是，这些探索多从研究者视角记录空间，对现况问题的挖掘不够深入，即使出现参与者视角的尝试，也因其认知水平差异而效果有限，未能触及普遍转变参与者角色和实现社会变革目标的核心涵义。
作为社区发展和环境管理学科中不断发展的新方法，影像发声法的应用潜力既体现于其参与门槛低，还表现在以影像为媒介有助于激发居民参与兴趣、启发社区问题讨论和鼓励居民意愿表达，但其在我国城乡规划领域的相关研究中还未得到足够重视。一方面在操作理念和工作流程上有待规范；另一方面社区影像在各地区和领域的发展并不均衡，有待进一步推广和完善[21]。对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外基于影像发声法的社区参与式规划的理念回顾、案例讨论与阶段反思，结合中国社区发展实际，发展和完善这一方法，为我国社区规划提出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的经验启示。
2 影像发声法的社区参与路径
2.1 影像发声法的概念与溯源
从发展起源上，人类学家最早借助摄影技术开展研究[22]，并逐渐尝试将摄影功能交予被研究者，这种“反客为主”的研究过程从更贴近被研究者的角度建构地方意义[23]。人本主义转向下，这类摄影方法被拓展为摄影启事、自动摄影、解释学摄影、自动驾驶、影像发声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不断加强[24]。其中，影像发声法可追溯至王和伯里斯（Wang &Burris）于1994 年提出的“照片中篇小说”（photo novella）概念[25]，随后影像发声法作为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在1997 年开展的中国云南农村妇女健康促进项目中被正式提出[26]。作为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影像发声法指导了后来学者的实践探索，通过自我发展、问题分析和向决策者传达需求的过程来讨论参与者赋权[27]，这与社区参与性研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的社区授权、不同利益关联行动者的共同学习[28]等原则相契合，成为社区参与研究的战略性方法，也是一种质性的视觉研究方法[29]。
影像发声法的发展主要归功于三个理论来源：批判性教育方法、女权主义理论和纪实摄影。首先，弗莱雷（Freire）提出的赋权教育理论以人本身在其生活中扮演“专家”角色的命题为基础，激励参与者拍摄、分享他们关注的生活场景和照片意义[30]。其次，女权主义理论意在通过消除男女间不平等的表述，引申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试图创造条件使他们获得权利，并产生积极的社会变革[31]。最后，类似纪实摄影，影像发声法使用视觉图像记录重大历史和日常生活，不同的是参与者也可以成为社区变化的催化剂和推动者[32]。受上述三方面议题影响，参与、赋权、变革、社会转型和空间正义成为影像发声法的价值目标。
2.2 影像发声法的实施过程
影像发声法的实施过程包括问题识别、参与者招募、项目培训、影像记录、小组讨论、分析、影像传播、推进决策制定者参与和推动政策变革行动[33]。应用中常会灵活调整这些步骤，但整体行动框架不变[34]，可将其归纳为以下6 个环节（图1）。
图1 影像发声法的行动过程
（1）问题识别与参与者招募。问题识别即为选择社区研究主题，已有实践中研究者一般先验地选定研究问题，导致参与者未能真正介入问题识别的过程[35]。因此，有必要在前期居民参与的情况下，根据其谈论频率的高低选取当前更受关注的社区议题。此外，国外学者往往在当地相关机构的协助下有偿招募尽可能多的参与者，由政府、企业或教育专项资助的经费保障项目实施，持续时间多为1～6 个月，超过1年的长期观察较少。
（2）项目培训。培训参与者是为了使其了解影像发声法的基本原理，对项目意图有所认识，培训一般在研究起始和之后的访谈和数据收集阶段进行。
（3）照片收集与小组讨论。传统的影像发声法以数码相机为指定工具，智能手机的普及为参与者提供了更便捷的记录方式。摄影按照参与者意愿单独或集体进行，照片收集完成后，由参与者和研究者组成会议小组挑选照片并展开讨论。这一环节研究者常采用SHOWED 提问策略启发参与者回忆和思考：S.你在这里看到（see）了什么？H.这里究竟发生（happening）了什么？O.这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our lives）？W.为什么（why）会存在这种情况？E.如何通过新的理解增强（empowered）力量？D.我们能做（do）些什么？[36]
（4）分析。对讨论和访谈素材进行整理后，运用文本叙事、归纳演绎或是基于Nvivo 软件的扎根理论等方法分析数据。除此之外，融入社区居民的检验反馈，将有助于促进研究者与参与者权利关系的平衡[37]，同时将参与者进一步纳入研究，增强居民赋权。
（5）影像传播。通过举办线下展览、互联网宣传等方式使项目成果被更多在地居民和大众认识[38]。一方面吸引潜在参与者，为持续性社区参与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有利于扩大社会效益，为下一阶段政策制定者的介入创造机会。
（6）推进决策者参与及推动政策变革。项目的最终目标是让决策者听到“隐藏在角落”的居民声音，在社区问题和需求“浮出水面”时，政策制定者能及时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这也是影像发声法作为一个供无差异人群参与的实践初衷。
2.3 影像发声法的优势与挑战
影像发声法在丰富研究数据、推动居民分享和识别主要矛盾等方面具有多方面优势[39]（表1）。首先，影像发声法可以增强社区参与者的表达和行动能力，达到赋权于民的目的。以图像为媒介开启的交谈较传统的正式访谈更容易被接受[40]，同时提升研究者从参与者角度准确捕捉问题的能力。其次，影像发声法有利于记录社区特征[41]，通过照片反映物质空间、社区记忆、行为轨迹、社会交往等多种主题，居民的共同参与可促进社区归属感，也为新的邻里关系建构创造了机会。再次，照片为论点和政策建议的提出提供了佐证，照片的传播可能会引起决策者注意并作出行动指示。事实上，研究者、参与者和决策者拥有各自的行动意图，关键在于维持社区治理、提升居民福祉、推进研究开展和带来政绩效益等方面的平衡。
表1 影像发声法的应用优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39]绘制
当然，影像发声法虽然有许多优势，但在现实应用中也面临着挑战。一是摄影过程常牵涉各种伦理道德问题[42]（表2）。西方研究十分尊重他人隐私，主要表现在对项目的详细说明、意见书的签署和影像处理的正当性使用等方面。参与者对隐私泄露等抱有的担心和警惕，可能导致研究者无法获得其许可从而失去研究机会。即便如此，伦理道德问题仍应在我国研究中得到重视，以防止纠纷的发生。二是影像发声法固有的理论预设是引发政策介入和社会变革，但既有研究较多阐述居民参与和分析过程，仅少部分对照片展示和政策变化及其影响给予说明[43]。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的社区跟踪调查和实施评估难以推进，而无法确定的决策态度又致使预期效益不明朗。当参与者认为努力的结果与期望不匹配时，他们可能会感到绝望、无能为力和不再参与，这将导致研究过程的不完整、难以维续，甚至一定程度的失败[44]。
表2 影像发声法的伦理挑战：最低限度的最佳实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42]绘制
3 基于影像发声法的社区参与实践与评价
3.1 实践案例：加拿大社区健康环境项目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社区健康环境项目旨在建立对社区环境的全面了解，同时减少肥胖和预防慢性病，影像发声项目作为其中的一个阶段为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撑。选取此案例一是因为其拥有较完整的实施过程，并产生了直接的社会影响，从执行层和响应层的综合维度提供了思路和借鉴。该项目开展于2009年的春季，涉及圣保罗镇、邦尼韦尔镇、雷德克里夫镇和埃德蒙顿中北部4 个社区，由在地居民、单位部门、非营利组织和决策者等组成了社区工作小组[45]。首先，研究小组和工作小组共同确定了影像发声法的拟解决问题：建筑环境要素如何促进或阻碍个人在社区中的健康机会？其次，采取多种方法招募参与者，包括在当地媒体或关键场所发布信息，目的性抽样后保证每社区有8～10 位参与者。再次，在3 个月的时间里推进项目实施，实施主要分为以下5 个环节。
（1）项目讨论与培训。研究小组将项目集体讨论改为了一对一访谈，初次讨论在当地图书馆或社区中心进行，研究者借此了解居民对社区环境的初步看法，以及向参与者说明项目意图、注意事项并获得知情同意。
（2）照片采集。为参与者留有两周时间拍照，建议他们拍摄认为有利于或阻碍在社区进行体育活动或健康饮食的地方和/或事物的照片，并提供联系方式以解决即时疑惑。未规定拍摄照片的数量，但提前告知了后续访谈时间仅够讨论几张照片。此环节结束后，各社区参与者拍摄了9～182张照片，平均每位参与者拍摄40～50 张照片。
（3）后续访谈。单独的后续访谈持续约90 分钟，参与者在研究者的引导下阐述照片故事和摄影经历，研究者将采取SHOWED 提问策略获取居民观点，最后参与者会被问及此类参与是否会影响他们对社区的看法。由于参与过程占用了日常时间，研究小组会为每位参与者准备答谢礼物。
（4）分析总结。选取参与者选定的前5 张照片并附以基于访谈记录的简短摘要，照片和摘要会反馈给参与者以获得公开许可和措辞修正（图2,图3）。
图2 “体育活动”照片故事示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5]
图3 “社区联系”照片故事示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5]
（5）照片展示。照片展示地点和类型由社区工作小组决定，最后该项目成果在社区聚会场所如娱乐中心、公共图书馆等地的艺术节等活动中呈现，吸引了市议会的关注，同时线上社区网站、大众媒体的传播推动了更广泛的社区分享。
3.2 项目评价与经验反思
基于影像发声法的加拿大社区健康环境项目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个人层面，项目获得了居民的极大认同，摄影和讨论的参与性过程促使他们重新审视了社区环境。通过拍照，培养了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兴趣，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居民自我改变和邻里共筑的社区行动，也为居民社区学习创造了契机。在社区层面，他们产生的照片故事从“内部人士”的角度描绘社区图景，为当地支持体育活动和健康饮食的决策作出了贡献。基于影像发声项目等所得的分析报告得到了市议会的重视，其中谈及的社区基础设施问题立即得到了应对，建立在公众参与的社区更新路径得以建构，并通过切实的自下而上传导达成了预期目标。
在方法应用过程中，因操作方式的未及完善导致仍存在一定不足，对其展开阶段性反思可在今后的方法借鉴与社区实践中加以改进。不足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讨论形式。该项目将传统的小组讨论以一对一访谈的形式代替，在肯定其为参与者带来更多私密感的同时却忽视了集体讨论的潜在裨益，而共同讨论有助于启发新的观点。此外，小组讨论有利于引起其他居民注意，获得更多潜在居民参与和反馈，有助于评估从部分参与者收集到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与广泛的社区视角产生共鸣，为下一步的项目推进提供依据。（2）拍摄与讨论的限定。研究中应对参与者拍摄照片的数量设定上限，或者在讨论中提供足够时间，避免忽略重要信息。摄影方式上，手机取代相机成为更方便的随拍工具，除静态照片外，动态录像也可成为生动的讨论素材。（3）弹性。政策效应是阶段性的，有时难以在短时间内观察到显著的社区变化，但这并不代表影像发声项目的失败，对其成果的评估一方面要给予一定周期，另一方面项目成功的评价标准也要弹性划定，因为实践目标还包括赋权参与者发声、促进邻里互动和增强地方感等。
此外，影像发声法在提高社区共治意识和推动地方融合方面的正外部性建立在研究者主观的经验判断之上，未来可通过参与前后的感知数据对比予以佐证。参与者招募上，非正式环境的口口相传和“滚雪球”式的彼此邀请也是较为有效的方式。在访谈中，可增加居民对参与过程的建议讨论，从参与者视角完善方法的适用性。最后，由于参与者数量有限，所得结论能否广泛代表整体居民意愿还有待检验，但目的性分层抽样可减少这一质疑，适当的三角互证也可增强结论的说服力。
4 对我国参与式社区规划的经验启示
参与式社区规划是一场社区赋权和民主化的过程，通过上述西方基于影像发声法的社区参与性实践理念、过程、案例和评价研究，笔者提出对我国的经验启示（图4）。
图4 影像发声法介入参与性社区规划的运行机制
4.1 因地制宜：影像发声法的多元参与和渐进推广
我国虽与其他国家存在意识形态、政体结构和治理框架等方面的差异，但在社区规划层面对人的需求关注是一致的。影像发声法作为源于西方理论、始于中国实践的公众参与增强工具，本身具有在中国开展的适应性。当获得政府的立项支持和第三方组织的推进，影像发声法的介入可行且可为。由于有效的公众参与依赖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协调，社会资本较丰富的社区如单位社区更适合开展试点实践。应用中，影像发声法多是遵循以物质环境更新促进社区空间治理的逻辑，未来还可增加主观的空间感知探讨，通过规划教育的间接技术路径推动社区发展，如将影像发声法运用于居民对如何建构社区地方性等议题上。该方法强调对居民意愿的尊重，但现实难免出现矛盾的声音，结合我国国情，应采用国家行政引导下“强化社会”的公众有序参与模式。除了将参与者限于居民的传统做法，还可扩大参与人群类别，如居委会社工、组织者等，从不同视角解读社区有助于弥合分歧、激发创新，促进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当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和行动经验，再以点及面推广到其他社区。需要指明的是，在影像发声法的辅助下，还需根据在地特征，综合多种方法推进社区规划。
4.2 视听互构：从居民视角发现社区问题与诉求
在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区规划实践中，要尽量避免精英主义的叙事出现。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居民意见，将其角色从以往被动接受采访的居民转化为主动讲述社区故事的主人翁。对此，影像发声法已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摄影作为鼓励居民参与的“引子”可激发其行动兴趣，潜意识里他们会更加细致地观察和思考所处环境，视觉图像也有利于开启与研究者的自然交谈，一张看似简单的照片也可能蕴含丰富涵义。参与者的视、研究者的听以及彼此间的对话，使社区问题和居民需求逐渐清晰。另一方面，社区规划的“一同规划”内涵意味着在政府、研究者和其他主体引导下的社区实践始终强调参与者的共同培育，既包括居民在影像发声法中对自我定位、社区认同的个人思考，也包括居民互动交流织就的新邻里关系，研究者、地方政府等亦在此过程中建立与居民相互平等的社会关系。社区权利的平衡鼓励了其他居民的项目参与，也为长久自治创造了可能。这点还需更多团队开展社区影像的参与性规划实践，在实证中推动社区治理。
4.3 程序正义：推进行动过程的正当性与影响力
基于影像发声法的社区规划需要注意三方面的程序正义。一是官方上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可和顶层制度的设计保障，借助行政手段得到纵向机构的配合，促进项目的正当性开展，消除居民疑虑，并走渐进式民主化的决策道路[46]。在发展至较成熟阶段时，可考虑将影像发声法纳入社区规划体系，编制一般化的操作规范，记录历时照片了解社区建成环境，并通过数据开源获得居民信任和及时反馈。面对既有研究对照片展示环节缺乏阐述和行动，应推动项目成果的社区分享来增强影响力。二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社区党委、居委会和业委会协作，或是举办党日宣传、其他主题活动为更多居民提供知晓途径[47]。由党员群体开始动员，建立多方交流机制，保障居民话语权和实施公正性，可逐渐从有限参与向全面参与过渡。三是影像发声法每一环节的程序正义理应得到重视。其一体现在照片使用均需获得许可；其二当照片中出现人物需要经得他人同意，尤其在学术研究中应及时说明照片引用的正当性。最后，参与者人数、社会属性结构以及照片数量都要根据社区规模和研究议题进行明确和解释。
4.4 实施保障：地方参与性社区实践的路径建构
西方影像发声项目的开展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社会组织的机构服务和高校团体的自组织行动，我国基于影像发声法的参与性社区实践也需在此三类主体的引导下进行。首先，高校研究团队和社会组织机构可率先尝试，当其正外部性逐渐获得社会关注和政府重视，以地方政府为主要资助力量，在研究团队与社会机构的主导以及居委会的协助下，可建构基本的行动路径。其次，针对不同社群的影像发声项目要采取不尽一致的过程策略，如国外在招募参与者时多借助非营利机构的力量，而我国可重点发挥居委会牵线搭桥的作用，社区领袖和热心居民的发现和发动也同样重要；再如，当研究对象聚焦老人或儿童时，研究小组成员可通过陪伴式摄影方式解决技术和安全担忧，并要避免对参与者主观判断的干扰等。为提高居民全程参与的积极性，适当的物质奖励是必要的。再次，社区规划后的治理效应评价是对实施过程的回顾总结与反思展望，多层次评价体系的建立是重要的反馈机制，目前国内外在该方面的研究欠缺亟待填补。
4.5 空间治理：居民赋权与政策配套的下上联动
影像发声项目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使人们能够记录和反映所在社区的优势和关切；二是通过照片讨论促进社区问题的批判性对话；三是接触政策制定者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受众，如新闻媒体、学者专家等。这些目标逐一达成的过程也是社区空间治理的推进过程，具体反映在社会空间、政治空间和物质空间的互相反馈上（图5）。首先，影像发声法创造的参与机会使居民以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观察他们的居住环境和表达喜好，这从社会空间维度赋予了在地居民社区权利，也在政治层面促使政府部门、社区规划师、社会组织等能够站在居民角度重新看待社区。政策跟进是对居民赋权的有效延续，也是影像发声法的原初目标，即引起政府关注和实施适时决策推动社区物质空间的更新。居民赋权与政策配套的下上联动，有助于矫正社区实践中施方与受方的思维错位，持续性的社区营造离不开居民的长期参与，积极治理带来的信心增强无疑会推动这一过程的良性发展。由此可见，影像发声法每一环节的目标都要得到及时回应。
图5 影像发声法介入下社区多维空间的互馈关系
5 结语
公众参与是渐进式社区规划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反观现况，公众参与在我国更多体现在随机的问卷发放、座谈会和事后方案公示等“走流程”层面，缺乏理论、制度和可操作层面的深入思考[48]，导致公众参与陷入涉及但未达成的低效状态。基于此，影像发声法提供了增强社区参与的可行工具，其不仅强调政府、规划师、居民等不同行动者的权利平等，更是通过倾听图像背后故事的参与方式，促进多方交流、邻里交往、空间更新和社区培育，潜在的社区变革也可能产生超越社区物理边界的社会影响。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社会无法被简化为经济和政治的[49]，应当尊重居民日常生活的能动性和差异性，在社区实践中建构主体并改变生活[50]。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数字技术的提升极大改变着公共治理方式，但数字治理在强大的信息收集和计算能力的工具理性下，难免出现对人的情感关怀不足。以影像发声法为代表的社区规划方法，通过与居民的线下互动促进社会资本联结，发现隐藏的社区核心问题，这是一种更具温度的人文治理方式，两者应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决策。
毋庸讳言的是，影像发声法在为我国社区领域探索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开展一项标准化的参与式社区影像发声项目？怎样让更多主体参与进来？过程效益如何评断？方法本身又该如何结合实际议题作进一步改进？对此本文进行了一定阐释和思辨，但更多问题还需在实践中发现、应对和讨论。总之，影像发声法作为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参与性研究工具，为规划更加包容公正的城市社区提供了有效的行动路径，对此期待更多的在地尝试和研究出现，进而逐步建立起人人享有社区权利的城市治理格局。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真诚感谢匿名审稿人细致中肯的评审意见，对本文内容的完善起到重要引导作用。
[1] 申明锐,夏天慈,张京祥.从“单位小区”到“业主社区”：公共产品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规划与治理演进[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8,10(4): 179-198.
[2] 莫海彤,魏宗财.居住环境品质优化下的中国社区规划演变研究——以广州市保障房社区为例[J].南方建筑,2021(5): 38-43.
[3] 刘佳燕,邓翔宇.基于社会—空间生产的社区规划——新清河实验探索[J].城市规划,2016,40(11): 9-14.
[4] 朱弋宇,奚婷霞,匡晓明,等.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实践探索及治理视角的优化建议[J].国际城市规划,2021,36(6): 48-57.DOI: 10.19830/j.upi.2021.519.
[5] 唐燕.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基层规划治理变革中的权力重构[J].规划师,2021,37(6): 38-44.
[6] SEITZ C M,STRACK R W.Conducting public health photovoice projects with those who are homeles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Journal of social distress and the homeless,2016,25(1),33-40.
[7] ALLOTEY P,REIDPATH D,KOUAMÉ A,et al.The DALY,context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severity of disease: an exploratory comparison of paraplegia in Australia and Cameroon[J].Social science &medicine,2003,57(5): 949-958.
[8] LYKES M B,BLANCHE M T,HAMBER B.Narrating survival and change in Guatemala and South Africa: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nd a liberatory community psychology[J].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003,31(1): 79-90.
[9] MARTIN N,GARCIA C A,LEIPERT B.Photovoice and its potential use in nutrition and dietetic research[J].Canadian journal of dietetic practice and research,2010,71(2): 93-97.
[10] 刘芮寒,王婧,邹宇,等.应用影像发声法干预护生护理职业风险认知的实践[J].护理学报,2018,25(7): 12-15.
[11] 丁争此姆.阿佳“记者”：一个藏族女性社区影像实践中的互动与身份建构[D].昆明: 云南大学,2017.
[12] 张传云.影像发声、居民参与和社区发展[D].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2019.
[13] 韩鸿.参与和赋权：中国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式影像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1,33(6): 19-27.
[14] 朱眉华,吴世友,CHAPMAN M V.流动家庭母亲的心声与社会工作的回应——基于T 村母亲形象影像发声项目的分析[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32(5): 86-91.
[15] 于一凡,张庆来,詹烨,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区压力响应与网络韧性——一项应用影像发声方法开展的研究[J].建筑学报,2020(增刊2): 197-201.
[16] 于一凡,张庆来,沈宛仪,等.女大学生的校园场所依恋研究——一项应用影像发声方法开展的研究[J].上海城市规划,2021(4): 72-78.
[17] 章征涛,罗赤,孙萍遥,等.参与式社区规划理念和方法实践——以珠海红旗社区参与式规划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8): 1-7.
[18] 芮光晔.基于行动者的社区参与式规划“转译”模式探讨——以广州市泮塘五约微改造为例[J].城市规划,2019,43(12): 88-96.
[19] 黄瓴,尹雪梅.山地城市社区儿童活动行为与空间关联性研究——以重庆渝中区上大田湾社区为例[J].城市规划,2022,46(1): 87-98,120.
[20] 邓元媛,常江.旧社区中居民的微观空间意象——徐州贾汪区第二机械厂工人社区调查[J].工业建筑,2014,44(5): 34-38.
[21] 孙瑞婷.社区影像的赋权困境——云南禄劝县金多村社区影像实践研究[D].昆明: 云南大学,2015.
[22] COLLIER J,COLLIER M.Visual anthropology: photography as a research method[M].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Albuquerque,N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6.
[23] LAL S,JARUS T,SUTO M J.A scoping review of the Photovoice method:implications for occupational therapy research[J].Canadi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revue canadienne d ergotherapie,2012,79(3): 181-190.
[24] COEMANS S,RAYMAKERS A L,VANDENABEELE J,et al.Evaluating the extent to which social researchers apply feminist and empowerment frameworks in Photovoice studies with female participants: a literature review[J].Qualitative social work,2017,18(4): 1-23.
[25] WANG C,BURRIS M A.Empowerment through photo novella: portraits of participation[J].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1994,21(2): 171-186.
[26] WANG C,BURRIS M A.Photovoice: concept,methodology,and use for participatory needs assessment[J].Health education &behavior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education,1997,24(3): 369.
[27] TETI M,PICHON L,KABEL A,et al.Taking pictures to take control:Photovoice as a tool to facilitate empowerment among poor and racial/ethnic minority women with HIV[J].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Nurses in Aids Care Janac,2013,24(6): 539-553.
[28] ISRAEL B A,SCHULZ A J,PARKER E A,et al.Review of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assessing partnership approaches to improve public health[J].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2003,19(1): 173-202.
[29] STRACK R W,LOVELACE K A,JORDAN T D,et al.Framing Photovoice using a social-ecological logic model as a guide[J].Health promotion practice,2010,11(5):629-36.
[30] FREIRE P.Pedagogy of the oppresssed[M].New York,NY: Seabury,1970.
[31] WANG C C,REDWOO-JONES Y A.Photovoice ethics: perspectives from Flint Photovoice[J].Health education &behavior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education,2001,28(5): 560.
[32] POVEE K,BISHOP B J,ROBERTS L D.The use of Photovoice with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reflection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J].Disability &society,2014,29(6): 1-15.
[33] EVANS-AGNEW R A,BOUTAIN D M,ROSEMBERG M.Advancing nursing research in the visual era: reenvisioning the Photovoice process across phenomenological,grounded theory,and critical theory methodologies[J].Advances in nursing science,2017,40(1): 1.
[34] WITKOWSKI K,REYES A M,PADILLA M.Teaching diversity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through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 case study of the Photovoice methodology[J].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education,2021,27(2): 218-237.
[35] FOSTER-FISHMAN P G,LAW K M,LICHTY L F,et al.Youth ReACT for social change: a method for youth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J].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010,46(1): 67-83.
[36] SHAFFER R.Beyond the dispensary: on giving community balance to primary health care [M].African medical and research foundation,1991.
[37] McDONALD L E,CAPOUS-DESYLLAS M.Navigating ethical issues in Photovoice: balancing 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ethics with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requirements[J].Journal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human research ethics,2021,16(4): 364-373.
[38] CATALANI C,MINKLER M.Photovoic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 health and public health[J].Health education &behavior.2010,37(3): 424-451.
[39] MYSYUK Y,HUISMAN M.Photovoice method with older persons: a review[J].Ageing and society,2020,40(8): 1759-1787.
[40] HARRIS J C.Vulnerable youth’ s perspectives and priorities for informal settlements: Photovoice evidence from Lusaka,Zambia[J].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2018,38(4): 398-412.
[41] NOVEK S,MORRIS-OSWALD T,MENEC V.Using Photovoice with older adults: some methodological strengths and issues[J].Ageing &society,2012,32(3):451-470.
[42] EVANS-AGNEW R A,ROSEMBERG M.Questioning Photovoice research:whose voice?[J].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2016,26(8):1019.
[43] SUFFLA S,KAMINER D,BAWA U.Photovoice as community engaged research: the interplay between knowledge creation and agency in a South African Study on safety promotion[J].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Africa,2012,22(4): 517-526.
[44] WANG C C,YI W K,TAO Z W,et al.Photovoice as a participatory health promotion strategy[J].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1998,13(1):75-86.
[45] NYKIFORUK C,VALLIANATOS H,NIEUWENDYK L M.Photovoice as a method for revealing community perceptions of the built and social environ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2011,10(2):103-124.
[46] 李友梅.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与社会治理再转型[J].社会学研究,2021,36(2): 14-28,225-226.
[47] 王德新,李诗隽.新时代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2): 66-72.
[48] 刘佳燕,谈小燕,程情仪.转型背景下参与式社区规划的实践和思考——以北京市清河街道Y 社区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17(2): 23-28.
[49]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50] 杨宇振.发现列斐伏尔：规划日常生活的时空革命[J].城市规划,2021,45(4): 84-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