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尺度流空间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跨界实践与研究

随着现代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区域经济模式从存量经济向流量经济转变，人口、货物、资金、信息和技术等各类要素广泛快速流动，流动和关系成为城市区域经济与空间组织的新逻辑[1-3]。在此背景下，城市群、都市圈的空间组织呈现出从等级化到网络化的发展趋势[4]，推动着行政区跨界协同，促进各类要素的流动和高效集聚。

流空间（Space of Flows）的概念最早由卡斯特（Castells）提出，其含义是“不必地理邻接即可实现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5-6]，与传统的“场所空间”相对应[7]。城市地理学视野下，流空间被定义为信息流引导下的一系列流，以及通过各种流的不断运动所形成的空间场域或载体[6]，是具有多尺度特征的动态空间[8]。从体系特征看，与过去“场所空间”以“中心”为主体的等级联系不同，流空间往往以“节点”为主体，呈现网络联系[7]；从构成要素看，流空间包括人流、物流等实体流，以及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虚拟流[9]；从尺度看，流空间的影响可以体现在全球、区域、地方等不同尺度[10]（图1）。

依托流空间理论，城市群、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相关研究迎来范式转变，从基于中心地理论、位序—规模法则的静态视角转向基于流空间的动态视角，重点研究城市与区域间的网络结构、功能和联系[6,11]。有学者基于交通流[12-13]、信息流[14]、知识流[15]、技术流[16]等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进行了剖析，在粤港澳大湾区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特征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但总体而言，目前流空间视角下对于城市区域的研究仍以分析整体层面的网络联系为主，对内部多尺度的流空间网络测度相对不足。进入新时期，我国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对城市群、都市圈更好地发挥整体协同效应以及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流空间视角下的跨界空间治理成为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城市群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17]。

本文立足流空间的分析视角，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不同尺度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流、资金流等流空间特征和面临问题展开分析，并总结已有大湾区跨界实践经验，为流空间视角下我国城市区域的跨界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2 粤港澳大湾区流空间的特征和多尺度性

本研究从全球、区域、地方三个尺度出发，使用百度慧眼数据、企业工商登记数据等人口、企业多元数据，分析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要素流动网络联系的特征和问题。

2.1 粤港澳大湾区多尺度流空间的特征和问题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因素在城市与区域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在我国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行政边界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流空间运行的“障碍”或“磁场”，与流空间相互作用，共同形塑城市区域。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特征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单独关税区”，由于多元的行政、制度边界，不同空间权利在区域内相互作用[18]，形成了复杂的制度“墙”。评估理论联系流量与现实联系流量①理论联系流量是基于引力模型的优化算法，反映两个城市之间的理论吸引力，这一数量与人口经济规模、实际交通距离相关；现实联系流量则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实际人口流动规模。具体计算参考麦卡勒姆（McCallum）的研究[19]，通过以下公式进行：InRij=K+α（Gi×Gj）+β（Pi×Pj）+γLij+δTij+εQ。式中，Rij 为城市i、j 间的人口或企业联系流量，Gi、Gj 为城市i、j 的GDP 规模，Pi、Pj 为城市i、j 的人口规模，Lij为城市i、j 间实际车行距离（通过公开地图路径导航API 获得），Tij 为城市i、j 间实际车行时间（通过公开地图路径导航API 获得），K 为调整系数，Q 为相邻边界影响系数，α、β、γ、δ、ε 为各因子幂系数。算法来自专利《一种基于要素流动大数据的边界效应测度方法》，公告号CN114281916B。的匹配性和差异性发现，大湾区的人口跨境联系阻碍系数②阻碍系数为理论联系流量与现实联系流量的比值。比京津冀、长三角部分地区大（表1），尤其是珠三角城市与香港、澳门之间的制度、行政边界等给要素流动带来了较大阻碍效应。

同时，作为典型的全球城市区域[20]，粤港澳大湾区流空间网络具有突出的多尺度和多元化特征。在全球尺度上，大湾区各个中心城市共同参与全球资源要素配置，引领城市群融入全球城市网络，中心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和功能分工构筑起城市群网络的“骨架”；在区域尺度上，都市圈是支撑城市群运行的基本空间单元，单元内的要素流构筑城市群网络的“肌体”；在地方尺度上，边界地区的跨界融合也是城市群网络的重要内容。不同尺度的城市联系网络在区域内高度叠加，进而形成更为复杂独特的网络空间[21]。

随着流空间作用范围逐渐拓展和作用强度逐渐加强，要素自由流动并频繁“跨界”，使得理顺粤港澳大湾区全球、区域、地方多尺度“流空间”与“场所空间”关系，形成城市区域跨界治理对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2 去龙头化：全球尺度下的多中心格局

从空间网络看，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出由香港、深圳、广州等体量相当的全球城市构成多个中心城市“并驾齐驱”的发展格局[21]。与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联系的多中心网络化程度更高。从功能分工看，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在全球和区域中承担不同角色：广州是国际性综合交通门户和商贸中心，深圳是国际科技和产业创新中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承担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澳门是世界休闲旅游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四个中心城市共同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竞争。

大湾区多个中心城市之间具有复杂的分工差异和合作网络，但也形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边界，影响着要素流动[22]。以深港为例，受制于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两地专业资格互认不足、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滞后等因素，深港生产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还存在较大障碍，人员跨城发展也面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如何发挥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功能优势，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特有的内外联系优势，是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亟待解决的问题。

2.3 再区域化：区域尺度下的都市圈培育

在区域尺度上，笔者忽略地理空间关系与行政边界，基于各个街镇之间的通勤联系数据，将粤港澳大湾区各个街镇根据通勤联系强度与关系进行重新布局，以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各空间单元的实际联系网络①因数据暂缺，本部分分析以珠三角城市为主。以珠三角镇街为基本空间单元，基于职住通勤数据，采取ForceAtlas2 布局算法，即布局位置与地理位置无关，而与单元之间的联系有关，单元间联系越强则基于重力模型更加靠近。算法来自专利《一种基于要素流动大数据的边界效应测度方法》，公告号CN114281916B。。分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三个都市圈，但三大都市圈的发展阶段、空间形态具有明显差异。其中，深圳都市圈呈现高联系强度、紧凑网络的特征；广州都市圈呈现出以广州、佛山两大簇群为核心，外围地区相对离散的空间特征；珠江口西岸都市圈网络体量相对较小，仍处于培育阶段（图2）。

随着三大都市圈一体化深入推进，各城市亟须从各自为政向整体协同发展转变，但跨区域的空间治理和协同发展机制仍然缺乏，难以适应未来都市圈深度融合发展要求。随着“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纳入国家战略部署，如何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为要素流动创造一体无碍的环境，成为区域尺度跨界协同的关键。

2.4 去边界化：地方尺度下的边界地区崛起

随着区域要素流动的紧密化和建设空间的连绵化，大湾区城市开始走向融通、融合，边界地区从过去的边缘地带逐渐成为人口、产业集聚和要素流动的高地，形成了新时期大湾区空间的跨界化发展趋势。通过社区发现（community detection）算法，可以识别出一些跨界联系强于界内联系的地区。在这些地区，行政边界的壁垒在市场力量下有所消弭，如深莞交界的长安、虎门、凤岗，深惠交界的淡水地区，均呈现与深圳联系更强的特征；莞惠、广佛、佛中交界处也出现了此类跨界融合现象[23]。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推进，边界地区也成为地方政府寻求区域协作、主动干预布局的区域，从而形成了城市群地理格局下的重要战略节点。

然而，在实际发展中，边界地区往往面临空间布局不对接、交通衔接不畅、民生设施和服务配套跟不上等问题，且现行跨界地区合作往往重在项目协调，缺乏一套系统高效的协调架构和执行体系，导致推动一体化发展的规划、管理和服务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难以匹配人口、产业集聚趋势。

3 粤港澳大湾区跨界地区的合作实践

伴随着各类要素的高强度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不断突破制度、行政边界，以新的跨界功能组团对区域空间进行多尺度重构，以不断适应“去龙头化”“再区域化”以及“去边界化”的空间演变和迭代，由此也形成了多尺度、多类型、多模式的跨界合作实践，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的跨界融合发展。

3.1 基于全球服务业和创新网络协同的“强强联合”模式

在“去龙头化”背景下，香港、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形成高度的协作和分工，各城市依据自身优势和功能分工在流动空间中进行要素资源的整合，通过相互支持、协作分工强化全球服务职能与区域发展韧性[21]，由此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的高度整合模式。

3.1.1 以前海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合作模式

前海位于深圳西部的最南端，紧邻香港，是深圳原特区内最后一块成规模开发的增量区域。2010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规划》，将前海定位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引领区”。近年来，前海不断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携手香港发布支持深港风投创投联动发展的18条措施和打造前海深港知识产权创新高地的16 条措施，率先推出“深港通注册易”，获批“港澳药械通”和大湾区首批“跨境理财通”试点等，不断促进深港两地服务要素高效便捷流动，联动香港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前海共推出制度创新成果508 项，累计注册港企1.2 万家。目前，前海已经成为香港现代服务业拓展内地市场的“第一站”“首选地”。

3.1.2 以落马洲河套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合作模式

1997 年，深港双方对深港界河“深圳河”进行治理，在皇岗—落马洲口岸东侧，深圳河河道裁弯取直后，形成了面积约87 hm2 的河套地区。2008 年，深港两地签订《落马洲河套地区综合研究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港深双方共同推动开展河套地区的研究。2017 年，深港签署《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明确双方共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包括“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和“深方科创园区”（图3）。

根据规划设想，河套将着重发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跨境直连互通的独特优势，搭建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深港科创要素平台，并通过创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和法制、税制、科研体制、园区管理体制”的“五流四制”先试政策框架，促进深港科研创新要素跨境高效便捷流动，形成香港研发、河套转化、内地制造的产业链条。目前，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已经吸引了大批一流科研机构和企业落户，成为重要的国际离岸创新中心。

3.1.3 以横琴为代表的珠澳全面深度合作模式

2009 年，国务院批复《横琴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横琴要建设成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2021 年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委会正式挂牌，实行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开创了“一国两制”下的新合作模式。

与前海、河套不同的是，横琴作为一个离岛，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格局和“一线放宽、二线管住”的监管政策成了独一无二的优势，为横琴探索“一国两制”新模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为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因此，琴澳的合作更具深度。近年来，横琴大力发展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以及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旨在破解一直以来澳门博彩业“一枝独大”的现象。同时，不断深化政策创新力度，如推动澳门居民个税优惠政策落地实施，全面放开澳门单牌非营运小客车入出横琴配额，完善“分线管理”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澳门新街坊”等，推动琴澳全面深度合作，共建宜居、宜业的优质生活圈。

3.2 基于“中心—腹地”互动的“腹地拓展”模式

流空间视角下超大特大城市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发挥对周边中小城市和边缘区的“溢出”效应。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特别是深圳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市场活力强，城市发展能级高，通过市场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和政府主导的产业有序转移，深圳与外围腹地形成了圈层化垂直分工体系，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强化。

3.2.1 市场导向下的产业链供应链耦合

大湾区东岸的深莞惠地区，历来民营经济发达，电子信息等产业基础雄厚，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在此过程中，深莞惠三地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施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建立健全深莞惠党政主要领导联席会议等机制，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相融合，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和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目前，随着深圳的产业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强化，深莞惠地区构建起了较为紧密的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关系，形成了“深圳总部—莞惠基地、深圳研发—莞惠生产”的分工格局[24]。

从空间尺度看，深莞惠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形成了60 km供应圈，拥有全球最完整的3C 产业链。据企业公开招投标数据统计，30～60 km 范围是深莞惠电子信息龙头企业供应商的主要集聚地，以华为某款手机为例，其32 个核心供应商（A 股上市）中有24 个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中有21 个在华为总部60 km 辐射圈范围内，占比65%，集中分布于深莞惠三市（图4）。

3.2.2 政府主导的产业转移和“飞地经济”发展

在市场自发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作的同时，深莞惠地区还形成了一种以政府为主导、以跨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为主要特征的“飞地经济”模式。“飞地经济”是政府主导塑造的一种跨界合作空间，是一种区域合作关系，一旦塑造成功将对区域要素流动带来较大的促进作用。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深汕特别合作区。

早在2011 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就批复了《深汕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方案》，提出深汕特别合作区由深圳、汕尾两市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享收益，建立新型区域经济合作关系。但此后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并无实质性进展。直至2017 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深汕特别合作区体制机制调整方案》，明确了深汕合作区管理调整为“深圳全面主导”，标志着深汕合作区正式成为深圳第“10+1”区，由此，深汕合作区的发展驶入了“快车道”。此后，深圳计划在深汕合作区投入数千亿元进行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和重大产业项目的建设，并规划通过深汕高铁等工程实现深汕合作区与深圳半小时的时空链接。可以说，以深汕合作区为代表的“飞地经济”，也成为影响要素流动的一种重要空间形式。

3.3 以跨界生活圈建设为导向的“集合（组合）城市”模式

随着大湾区各城市间经济和人员往来联系日益密切，各类流动要素重塑空间格局，改变了过去以行政单元为核心的空间组织逻辑，边界地区日益成为区域人口、产业集聚的重点。在人员流动、通勤往来密切的临深、临穗片区，广佛、深莞、深惠正以打造高水平、高品质的跨界优质生活圈为目标，在规划共绘、产业协作、环境共治、民生共享、交通互联、文旅合作等重点领域推进同城化，打造跨界集合（组合）城市。

以广州荔湾五眼桥—佛山南海黄岐窖口片区为例，2016年，广佛首次探索“一市规划两地”新模式，试图打破两市行政界限，在功能定位、土地利用、城市设计、道路交通、环境等方面对五眼桥—滘口片区进行统一规划。目前，南海与荔湾已先后实现“跨城通办”，建立了“24 小时”跨城办事新模式，着力推动广佛同城化逐步由设施同城、经济同城走向生活同城。

4 粤港澳大湾区跨界地区规划和治理建议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多种跨界合作模式，但在中心城市之间、都市圈核心与外围之间以及边界地区之间，人员、货物、资金等要素流动仍然面临一定的障碍。面向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目标，有必要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去龙头化”“再区域化”以及“去边界化”的空间演进趋势，从不同尺度探索破解边界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路径，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4.1 多元融合，强化“三大极点”构成的多中心空间网络

正如前文所述，在“去龙头化”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由香港、广州、深圳三大全球城市共同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竞争的局面，这是大湾区区别于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的显著特征[20]。此外，大湾区独特的制度架构，推动着多元制度供给和交叉创新，三大极点（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四个中心城市（香港、澳门、广州、深圳）构成的多中心空间网络实现了区域功能组织的协同互补，支撑了大湾区的复杂性、多元化和韧性。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应立足多中心空间网络格局，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力争实现“1+1+1 ＞3”。其中，广深要突出“双城联动、比翼双飞”，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双子城”，放大核心引擎的辐射带动和示范效应。深港要充分把握香港北部都会区和落马洲河套等地区开发建设的机遇，推动相向而行，优化深港“双城”格局，共建深港国际大都会。穗港要发挥文化融通、语言相通的地缘优势，推动广州南沙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

4.2 核心引领，以都市圈为核心构建现代化城镇群格局

流空间视角下，都市圈成为跨界区域要素流动的组织核心，应充分发挥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其中，广州都市圈重点加快广佛全域同城化、广清一体化，加强广州与肇庆、云浮、韶关等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深圳都市圈重点加强深莞惠跨界协同发展，强化对汕尾、河源等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

针对都市圈城际轨道建设滞后的问题，重点加快城际轨道和市域快线建设，引导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轨道向邻近城市延伸，建设“公交都市圈”。建立都市圈空间资源协同管理制度，协同都市圈跨界地区土地功能布局、开发强度和产业布局，建立跨区域统筹用地指标、盘活空间资源的土地管理机制。针对都市圈生态屏障、跨界河流、海岸线等重点生态要素，以流域、海湾为单元构建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

4.3 跨界协同，探索跨界地区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

随着同城化进入全域深度融合阶段，跨界地区发展诉求、目标和利益协调难度日益增大，亟待加强顶层设计，实现跨界地区从“项目协调”走向“治理协同”的转变。其中，广佛、深莞惠跨界地区要聚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政策等方面，探索行之有效的一体化制度安排，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集成，为跨界地区和都市圈协同治理提供示范。深港、珠澳间要着力加强“软联通”，探索“一国两制”下的新型合作模式与共建共享机制，加强内地与港澳的规则衔接、社会融通、文化认同，充分对接港澳规划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标准，营造与港澳趋同的就业和生活环境，形成港人港企、澳人澳企扎根落地的社会生态系统。

4.4 双向流动，助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要义。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深入推进，新时期深港资源要素将从以香港流向深圳为主，走向深港资源要素双向流通和互动。

以前海和邻近的香港洪水桥地区为例：2021 年，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提出借助前海扩区的契机，将洪水桥—厦村提升为新界北商务核心区，与前海及深圳西部地区共建深圳湾优质发展圈。笔者认为，这是香港积极响应前海战略，主动拥抱前海扩区发展机遇的一次重大战略转变，可以预见，未来前海将成为香港现代服务业进入内地的战略平台，洪水桥则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落脚点，要推进前海—洪水桥之间人员、资金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深化前海—洪水桥在金融及专业服务业、现代物流业和科技服务的高端经济合作发展。要大力支持深圳科创企业、现代服务业企业到洪水桥设立双总部、分公司、研发中心、联合实验室等，主动支持洪水桥地区的发展，共建深圳湾优质发展圈。

5 结论与讨论

随着现代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要素流动成为重塑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和形态的重要动力。在流空间与行政边界构筑的场所空间的共同作用下，粤港澳大湾区在不同尺度呈现出“去龙头化”“再区域化”和“去边界化”等趋势特征。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深港、珠澳、广佛、深莞惠等多尺度、多类型、多模式跨界实践为例，总结了“强强联合”“腹地拓展”以及“集合（组合）城市”三种跨界合作模式，并提出强化多中心空间网络，以都市圈为核心构建现代化城镇群格局，探索跨界地区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助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规划和治理建议，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地区的跨界融合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跨界地区的合作仍处于探索阶段，基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破解跨界地区产权破碎、功能混杂、城乡连绵等突出问题，提升巨型城市区域的空间品质和治理水平，是未来粤港澳跨界地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仍需进一步关注的方向。此外，粤港澳大湾区现有跨界地区治理模式和路径的针对性、有效性也有待于以更加微观的尺度进行深入观察和验证。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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