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寿命延长和出生率降低导致我国老龄人口的规模和比例迅速扩大[1]。2018年,全国总人口增长率由2017年的5.3%降至3.8%,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加859万人、增幅34.4%。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老龄人口将达到3.4亿左右,老年人口抚养比逼近50%[2]。社会的加速老龄化为养老制度保障、环境设施建设和服务体系构建等环节带来巨大挑战。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工作任务。城市更新作为资源优化、空间提升、存量转型的有效工具,是应对社会老龄化的一项重要手段。受制于传统规划思维和政府主导的运作机制,我国城市更新缺乏系统性、福利性和持续性,长期忽视城市老龄群体的发展诉求[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突破单一增长主义的思维枷锁[4-5],注重社会公平、空间正义等公共属性的适老化更新逐渐成为城市研究中的重要议题[6-8]。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与我国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老龄化进程①我国于1999年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迄今已超过20年,与日本1970年代—1990年代的老龄化进程相似。。围绕日本少子高龄化状况[9]、社会保障改革[10]、老旧房屋无障碍化改造[11]等主题,国内学者已有较深入的成果,而关于适老化更新的演进机制和治理策略方面尚有缺环。本文从时间跨度和空间尺度两方面同步考察日本城郊住区适老化更新的基本框架和更新策略,以期推动我国城市更新实践更有效地响应老龄化社会的转型需求。
日本适老化更新作为城市更新在老龄化社会形态下的一种重要更新类型,已从单一考虑物质空间老旧化改造向适老化空间资源优化配置转变,以期应对超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因此本文依据城市更新在进行适老化空间资源配置时的价值导向,将日本大城市适老化更新的历程演进分为自1990年代起至今的“全面重建”“存量活用”“团地再生”“网络重构”四个阶段,其更新模式逐渐完善、实践成果较为丰富(表1)。
表1 日本适老化更新发展历程的阶段特征
发展阶段更新模式更新规模更新结果结果评价全面重建(1990年代—2004年)对老旧化住宅进行全面适老化重建建筑本体扩大居住面积;增加无障碍化设备;提升居住性能注重物质空间“老龄化”,但引发“空间绅士化”;缺乏老年福利设施供给;郊区机构集中养老存量活用(2004—2007年)对老旧化住宅进行修缮、改建的存量活用建筑本体保留团地原有布局;修缮、改建以提高居住环境质量有效抑制“空间绅士化”;年轻家庭逐渐搬走,间接加重区域老龄化;“孤独死”案件时有发生团地再生(2007—2011年)综合“集约重建”“存量活用”“用途转换”三种方式的团地再生住宅团地存量空间资源嵌入老年服务功能;老年福利设施整合扩充;综合环境整治适用于区位、资本优势明显的团地网络重构(2011年至今)在团地再生基础上,网络化紧凑配置功能要素和资源,建立区域综合护理体系多个相邻社区的综合片区以原宅为原点将多重适老化空间资源进行网络重构;实现在地养老适用于区位条件不佳且老龄化严重的区域;合理利用存量空间资源进行适老化再开发
1.1.1 发展特征:早期物质空间水平大规模提升
由日本住宅公团① 住宅区在日本称为团地,公团即公共住宅。日本住宅公团是法人名称,负责为城市低收入人口提供公共住宅。于1960年代大规模建设的公团住宅② 指建筑面积50万m2、计划人口超过1万人、租赁住宅计划户数在2 000户以上的公团开发的住宅区。,自1990年代起开始出现全面老化和居住环境恶化的现象[12]。以改善住宅面积、增加无障碍设备、提升居住性能为目标,日本社会采取了拆除原宅并建设新型住宅的大型再开发模式。
这一阶段单方面注重物质环境改善的适老化空间再开发,衍生出绅士化的空间结果。租金大幅度上涨,使得多数家庭难以负担、被迫迁出,而老年人得到特别减租措施的待遇得以继续留在团地中,这也加速了团地老龄化进程[13](图1)。同时,由于1990年代的日本适老化更新主要关注住宅的老化,并没有深入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实际需求,忽略了相关养老服务设施的配给,迫使大量空巢老人在城市边缘设施破旧的大型养老机构中集中养老。
图1 首都圈近郊地区大规模团地与老龄化程度高度重叠
资料来源:国土交通省http://www.mlit.go.jp/index.html
1.1.2 实践案例:高根台团地项目
作为1961年开始入住的公团住宅,建筑老旧的同时老龄化现象严重,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26.0%。该住宅区于1996年开始进行更新,分六个阶段,在20年内完成了适老化重建[14]。全面建替后,回迁房只提供给有意愿且可以负担起的家庭[15]。事实上,由于重建后住房品质和住区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户均占地面积和住房总数大大减少[15],同等户型的租金比原住房上涨两倍,导致1期实施后仅有26.7%的家庭回迁。不仅如此,仅适用于老年人的房租特别减租措施颁布后,老年居民回迁率达到45.5%,高居所有年龄层之首[15],加剧了此住宅区中老龄人口需求与设施供给不匹配的矛盾(图2)。
图2 高根台团地项目重建前(左)和重建后(右)
资料来源:UR都市机构官网https://www.urnet.go.jp/chintai_portal/rebuild/takanedai/index.html
相关研究指出,住宅公团作为日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型国有公司,所实施的住宅全面重建项目本应具有充分的公共性和社会性[16]。早期启动的重建项目因破坏原有团地结构、加剧绅士化乱象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抨击,其更新方式面临重新评估。
1.2.1 发展特征:过度拆建后对于可持续利用的思考
基于对全面重建模式的反思和对可持续利用的追求,存量活用的适老化更新模式应运而生。该阶段主张适老化空间资源的自我修复,尽可能不对老旧房屋进行拆除重建,而是通过改建、用途变更、大规模修补等手法进行再生,使住房得以可持续利用,老年人可以长期居住。
在全面重建阶段的后期,绅士化进程将住区内的大量本地家庭驱离原居所[17],导致公团住宅区成为大量高龄者聚居的地方。伴随“重建反对运动”的兴起,拆除重建工作被迫停止[18],租赁住宅存量活用的更新办法① 即有效利用现有建筑物,保留原有肌理,在实施适当修复的基础上,根据每个住宅区的布局特性实施无障碍化等。随即于2004年出台。主要办法包括:(1)有效利用空置存量住房,并根据相关法律,确保老年人、育儿家庭等政策性照顾者在住房供给条件筛选时被优先考虑;(2)在住房安定的基础上,提出缩小规模、功能置换、出售房屋等更新计划,尽可能使改建更加合理化等。
1.2.2 实践案例:常盘平团地项目
松户市金作地区常盘平团地是第一批大规模公团住宅区中少数没有经历拆除重建,而采取修缮保护和无障碍化改造更新的老旧公团住宅[19-20]。出于对重建住宅区可能带来的绅士化现象的担心,常盘平团地自治会举行多次审议会,探讨可能避免拆除重建的更新议程② 自1996年推进松户市综合计划草案以及公团住宅更新计划起,自治会更是多次向市长致公开信,反对公团以重建为目标的一切行动等抗议活动。1997年,为保障将来重建过程中的临时迁移居所,停止对空置房屋进行招租。至此,自治会对公团进行了长达一年以上的抗议活动,最终双方签订恢复空置住房招租协议。。2004年,UR都市再生机构对常盘平团地采取了存量活用的更新方式。改造后的住宅区在保留原始空间结构的基础上,有效降低了房屋空置率,避免了原始居民的异地安置。
但是在存量活用模式的进程中,物质环境的微弱改善对年轻家庭缺乏足够吸引力,部分中青年居民搬离,而老人对原地继续居住的青睐,间接导致老龄化现象持续加剧③ 常盘平团地老龄化率从1995年的10.4%,急速上升至2008年的34.4%。。21世纪以来团地内发生的多起“孤独死”案件[21],使当地组织更加意识到单一维度的存量活用将导致年龄结构整体偏移,可能带来超老龄化的后果(图3)。
图3 建设中的常盘平团地(1960年,上图)和存量活用更新后的团地原貌(2007年,下图)
资料来源:http://www.realdanchiestate.jp/?p=159
总体来说,因老旧住宅更新难、老年人支援设施缺乏、土地资源利用低效、年龄结构持续老化等相伴而生的结构性问题,相关专家和学者在肯定“存量活用”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创新出一种与以前登记维修、无障碍化改造不同的更新模式,以应对21世纪的适老化更新[22]。
1.3.1 发展特征:地域福祉化的集约更新
基于对全面重建和存量活用两个阶段的经验总结,日本城市更新的目标在2007年被创新性地确定为“建设一个可以使各代人持续安心生活的住宅和城镇”,团地再生的发展阶段由此开启。一方面延续老旧建筑适老化改造的主题,另一方面开始带有强烈的“福祉化”色彩,致力于追求以团地为更新单元的福利最大化。此阶段的适老化更新模式在继承“分期迭代、集约建设”的城市更新基本模式外,提出将存量空间资源分为多种类型进行差异化、混合化更新,以适应建筑老化与居民老龄化的不同需求。
1.3.2 实践案例:光之丘团地项目
始建于1959年的光之丘团地作为东京最著名的第一批大规模团地建设先驱,于20世纪末出现社会经济、年龄结构、生活方式和居民需求等多元化问题。为此,UR都市机构于2000年3月着手再生项目,通过不断与地方政府和居民协商合作,同时采取集约重建、存量活用、用途转换等综合再生手段(表2,图4),最终完成了公团住宅更新、老年人福利设施整合扩充、综合环境整治等可持续友好居住的复合性更新[23](图5)。团地再生的适老化更新模式是对存量空间资源配置的更优解。通过其类型混合的模式,实现了多元模式混合下老龄化社会需求与存量空间的更精准匹配。
图4 光之丘团地再生的三种更新模式
注:(a)集约重建型,拆除重建后的房屋提升了隔音隔热、安全和无障碍等性能;(b)存量活用型,即建筑经翻修和无障碍化改造,成为带有服务的特定老年人住房;(c)用途转换型,即功能置换为社区综合管理中心。
资料来源:UR都市机构网站http://www.ur-net.go.jp/rd/rnl
图5 团地再生历程演进(1955一2015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
表2 团地再生阶段三种类型混合的更新模式
更新类型集约重建存量活用用途转换更新动机住宅老旧化严重、居民重建意愿强烈 住宅老旧化严重、居民不愿拆除重建 住宅空置且老旧化、公共服务设施被低效利用更新方式 根据回迁数量确定重建用地,临时迁出部分居民,分期迭代“连锁式”重建,腾挪出新建设用地延长使用寿命、增强抗震性、实现无障碍化和安装智能预防设备,以改善住宅单元老化通过空置房屋置换,将底层房屋调整为提供公共福利的适老空间;功能转换引入照护、支援、医疗等养老功能更新成果用地集约化后建设老年租赁住宅、公共福利设施;空间品质得到大幅提升建筑结构、功能不变;内部更新为带有服务的老年人租赁住宅成为团地内新配置的老年人福利设施
1.4.1 发展特征:信息化时代建立区域综合护理网络化基地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婴儿潮一代① 婴儿潮一代将在2025年达到75岁以上,届时日本社会将面临65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三成的困境,即每3个人中有1人为65岁以上老人和每5个人中有2人为65岁以上老人的超老龄化。老年人受灾情况严重,面临独自生活、无人照看的局面,信息化时代的养老方式优化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新千年后城市外围的萎缩,促使城市更新主张城区现有存量空间承载更重要的城市功能,重构成网络型紧凑城市[24]。因此,在延续团地再生思路的基础上,出现了区域多要素资源网络化配置的更新趋势。该阶段以建立兼具“医疗、护理、预防、住房、生活支援”的社区综合护理体系为基础,致力于让老人可以在一定区域内的任何地方都能得到全方位服务(图6)。不同于以往依赖实体空间配置适老化服务的传统模式,网络化资源配置阶段聚焦各类资源协调统筹,搭建以原宅为原点、社区生活支援设施为支点、区域医疗中心为节点的多层级生活圈,并依托移动互联的资源信息平台精准提供定向服务,使团地转变为动态的、系统的区域医疗福利基地。
图6 在地养老模式下适老化社区构建
1.4.2 实践案例:卫生、医疗、福利城镇发展的推进方案
为应对超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够支持日常生活的适老化社会环境。2015年3月,由国土交通省相关部委和机构组成的“紧凑型城市建设支援小组”和下属“医疗福利工作组”倡导结合区域医疗政策和城市更新政策共同推进紧凑型城镇建设,将医疗、护理、预防、住房和日常生活支援等城市功能通过网络化的资源配置为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在地养老的相应服务。冈山县总社市、爱知县武丰町等多个城市区域响应政策建立“区域综合护理体系”并推出具体方案:这些承担服务功能的适老化空间资源通过合理划分的区域日常生活圈,整备、配置和布局相应设施点[25](图7)。目前日本全国范围内已有150个社区全力推进搭建“区域综合护理体系”,并利用存量空间再生打造多代共同安心居住的混合社区。
图7 日本国土交通省推进“健康、医疗、福利城市建设”的规划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5]整理绘制
总结研究适老化更新演进的内在机制,是探索其迭代动力的关键路径。通过日本适老化更新的四个典型阶段的特征分析,可以发现规划思潮、参与主体和养老方式三方面在更新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日本的适老化更新历程起始于1990年代,其本质是在当时城市规划思潮影响下,对1960年代城市更新产物的适老化再生。其后,随着城市规划思潮的不断演进,日本适老化更新受其影响而呈现出不同阶段内的差异化更新模式(图8,图9)。
图8 1960年以来日本适老化更新历程及大事件发展演变
图9 日本城市规划思潮推动适老化更新进程示意图
1960年代,为应对人口和产业在都市圈范围内的集聚,日本住宅公团建设了大量居住功能的“睡城”型卫星城[26]。19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城市规划思潮由粗放扩张转向质量提升[27],适老化更新实践受其影响而进入注重物质水平提升的全面重建阶段[28]。
进入21世纪后,受到1990年代城市规划思潮注重对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适老化更新停止全面重建,更加强调基于永续利用的存量活用。随着城市规划思潮转变为城市经营和科学的空间管理,城市更新不再局限于土地整备的规划设计而更加关注城市存量空间的可持续管理,适老化更新转向以提升地域价值的团地再生[29]。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福祉、公正、高效、集约”成为城市规划思潮的代名词,日本的城市建设转向建立一个让高龄人群安心生活的“多极化网络式集约型城市”,适老化更新因此以互联网信息化平台为媒介,联动社区存量空间嵌入医疗、护理、养老多样化功能,实现智慧健康住宅和服务网络化的集约建设。
在城市更新制度的管控下,日本先后提出多种更新主体参与模式,包括民间主导的“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官民合作的“都市再生整备计划”、政府主导的“选址优化计划”等三种主要类型[30],并在近年呈现出多元主体融合的新趋势。适老化更新的演进历程中,随着更新主体中公共资本的不断加码,呈现出注重社会公平、空间正义的演进趋势(图10)。
图10 更新主体公共化推动适老化更新公正化
以地方自治体及民间事务所主导的适老化更新广泛存在于全面重建阶段。对老旧住区和工业区的改造进行居住、商业与金融中心混合开发从而完成土地增值的考量,但忽视了促进公共卫生及社会福利的本源。本地老年人无法享受到可负担住房和其他福利,引发了社会对于经济效益最大化更新模式的强烈质疑。
伴随公共资本的逐渐参与,产生了严格落实前期评估与后期总结数据量化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40%“城市建设补助金”① 市町村等自治体根据《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第46条第1项制定城市再生整备计划,并交付补助金以支援该计划所筹划的项目所需费用。2004年,该制度创立,最初名为“城市建设补助金”。的官民合作更新模式。其后,又演化出以最大福祉化为导向,通过引导用地布局及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推动“集约型城市+服务网络化”建设的政府主导模式[30]。公共资本通过指标保障和政策激励成功引进,社会福利与公平得以切实落地。
近年来,在“智慧服务”的城市建设驱动下,基于政府部门、私营企业、科研院校和社区组织多方合作的适老化更新主体,正在尝试以更公正、更高效、更专业的理念,激活区域内既有空间资源和养老资源的活化和资产化,实现区域内的利益共享。
日本的养老方式在“居家、机构、社区”三者的主导与附属关系转变中,先后经历了传统居家养老、大型医疗机构养老、社区福利设施养老和智慧服务在地养老这四个阶段。相应地,城市中的适老化空间呈现出居家养老化、郊区机构化、区域分散化、社区在地化等具有时序性的结构特征(图11),深刻影响了适老化更新历程的演进。
图11 适老化空间布局结构特征示意图
1960年代以前,日本传统的养老方式以家庭抚养、子女看护为主,此时的城市空间呈现出中心工业化、郊区居住化的结构特征,因此居住空间即养老空间。二战后,经济复苏和人口集聚所产生的空间隔离与代际隔离使居家养老逐渐被产业化养老服务所替代[31],郊区养老机构快速发展。
随着1961年“国民皆保险”福利制度的建立,住区周边开始兴建大型医疗养老机构,机构养老占领主导地位。1990年代前后,石油危机爆发,城市空间由扩张转向集约发展,小规模、区域化的福利设施为社区承接“机构”提出了可行性。
2000年,《地域介护保险法》明确了“社区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的养老方式,此时的适老化空间呈现出区域分散化的特征,即以市町村的行政单元划分区域,以区域为中心,统筹配置区域内的存量空间及养老资源。
近年来,为应对超老龄化的新趋势,日本政府提出了“区域密集型服务”的设想[32],以优化养老方式向“在宅为主、社区支撑”转变。适老化更新逐渐突破建设空间维度的15分钟生活圈,开始致力于打造将居住、医疗、护理、生活援助合为一体的社区综合服务体系,通过智能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时间维度的30分钟服务圈。适老化空间布局因此呈现出以在宅为原点、多元资源共享的在地网络化格局。
1990年以来,日本城市不断探索、优化其适老化更新的进程,完成了由物质空间全面重建向智能化生活服务营造的转变。其中,城市政府围绕制度设计、空间支撑、服务供给三个层面的高效治理,是日本适老化更新取得成功的关键。
完善的制度设计贯穿在日本适老化更新模式演变的全过程中。基于社会福利和城市更新制度的双重保障,适老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环境建设得以发展促进,催生出日本政府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各项有效举措(图12)。
图12 日本社会福利制度与城市更新制度双重保障推动适老化更新
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在机构养老泛滥、质量恶化的进程中[33],相关制度的制定和修订一度经历了一些曲折。最终,通过反思理想的适老化社会形态,日本于2000年创新制定了低负担、高给付的“照护保险制度”,支持在地养老模式下的福利供给。基于此,日本的养老环境在制度法规的建立和福利设施的建设上得到了全面改善。
城市更新制度方面,起源于1969年的《都市再生法》是日本都市开发与更新活动的基本制度[34]。1980年代后,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基本国情,日本政府对《都市再生法》进行修订,协助私营企业成为城市更新实施主体。公私合作、多元发展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日本住区展开适老化更新。进入21世纪,《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的推出[35],多维度保障了适老化更新历程的不断推进。
最终,社会福利制度与城市更新制度相互促进,共同助力适老化更新。“照护保险制度”等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城市适老化建设的“上位规划”,推动了城市更新的适老化制度设计;而《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等城市更新制度则从调整城市结构、增进城市居住职能等宏观层面,落实存量空间高效利用与整合资源合理配置医养功能的适老化需求。
对日本来说,建成空间是老龄化社会的物质载体,空间支撑作用贯穿适老化更新进程的始终,并与不同阶段长寿社会的多样化需求保持高度一致。
在适老化更新初级阶段,对于长寿社会的认知尚停留在依靠医疗设备齐全的机构解决健康和养老需求的层面,空间领域主要通过兴建低密、宽敞、洁净的大型机构作出回应。适老化更新中期,日本1960年代—19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形成的首都圈、京阪神、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周边的团地成为“空心化”严重的高龄社区,人们更加期望在社区范围内解决养老、健康、医疗等需求[36]。于是,在存量活用和团地再生阶段,适老化更新针对区域内低效利用的存量空间进行资源整合,通过着力改善老旧化的居住环境实现多样化长寿社会需求。近年来,受到当代城市信息化、集约化发展的影响,适老化更新中的空间资源利用更加强调可持续开发与管理,并致力于依靠“智慧互联”,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在宅养老、社区服务”的无限可能。
长寿社会每一阶段下整体年龄结构的调整,均会引发家庭居住方式、社区住宅功能、社会公共生活等领域的深刻变化。日本的适老化更新正是顺应城市扩张、停滞、集约的空间资源流动和区域空间资源重置的时代契机,不断以更高效的空间支撑满足高品质、多样化的长寿需求的理想城市实践历程。
“空间开发—服务供给—运营管理”的传统养老产业链,充分体现了承载养老服务的城市物质环境的重要性。但同时,日本社会同样重视构建最先进的适老化服务体系,并在持续的实践中不断优化升级,将其视为适老化更新中另一核心生产资料。
早在1990年代,日本就开始专注建设以专业治疗和看护为核心的“医疗系”、以休息疗养和机体康复为核心的“保健系”、以日常照顾辅助为核心的“福利系”这三大类综合的适老化服务体系[37]。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智慧城市”的未来城市发展目标和密集型城市建设的提出,促使2010年后的日本适老化服务体系逐渐转向构建“医疗—护理—养老”智慧服务网络化的新型服务体系[38]。“云就医、云养老、云服务”的大数据智慧化服务供给,无疑节省了土地空间成本和老年人异地居住成本,盘活利用了社区存量资产,激发了社区活力,在广泛的经济、文化领域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当前,AR、VR、MR等新兴视觉技术的发展,再一次推动日本养老服务的高品质升级。从依托各类福利设施的综合性服务供给,到智慧互联的可移动性服务供给,“科技引领、服务至上”的养老理念一直推动日本适老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
目前,我国城市更新正处于从物质性更新向全方位更新转型的阶段,亟待解决社会福利不健全、资源配置不公正、以人为本不充分等问题。尽管在土地制度、福利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我们仍能从日本适老化更新的演进历程中得到以下启示。
(1)建立“政企学民”多元合作的适老化更新制度。我国的城市更新由于缺乏完善、有效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仍呈现“政企二元主导”的局面[39]。在老龄化加速的局面下,需要协同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建立新时代的适老化更新制度。可借鉴日本政府、企业、科研院校和居民多方力量参与适老化更新的制度设计,让居民积极参与,确保公私多方合作[40]。
(2)以社区为更新单元推动存量空间适老化再生。在社区层面,建议以现有社区空间结构为基础,调配整合所有存量空间资源,通过对其更新模式的适宜性评价,嵌入医疗、照护、保健、娱乐等普惠服务,在全面覆盖社区老年人多层次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存量空间的可持续再生[41]。
(3)建设综合护理系统支撑的老龄化社区。在我国的社区级养老服务设施中仍普遍存在养老“最后一公里”问题,即社区服务无法走进家庭、服务输送出现停滞。建议在未来的实践中坚持家庭医疗、社区护理和在地终身工作的理念,在住宅区中建立依托智能服务网络化系统的社区医疗福利基地,使养老服务惠及全社区。
当代社会中,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医疗和福利领域范畴,广泛关联着城市经济、文化和社会中的各方面要素。日本城市中存量空间适老化更新的规划实践成果丰富,随着制度设计、空间支撑和服务供给领域的不断调整,至今仍在不断完善中。我国城市更新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起步较晚,社会老龄化的最优空间应对措施尚处在摸索期。进入新时代,面对存量资产闲置和养老需求加大的客观现实,我国应以适老化为导向,推进城市更新向注重社会效益与可持续的方向转型,构建出符合我国城市空间现实的适老化更新路径。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感谢英国卡迪夫大学于立教授对本文在研究方法和行文框架方面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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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Strategy of the Adaptive Aging Renewal of Japanese Settlements
李媛媛,硕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1934187524@qq.com
李晋轩,硕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iioojk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