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全球城市的发展规律看，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其文化影响力也越显著。中国亦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中国一线城市的功能定位正在从生产制造转向生产服务，科技、文化等软实力愈发受到重视。
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北京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版城市总体规划都明确将城市性质定为“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首都职能）。在近几版的总体规划中这种定位还在不断强化，呈现出从国家走向国际、从相对静态走向相对动态（交往、创新）的趋势（表1）。上海的变化更为有趣。1983 版的总体规划将上海定位为“全国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及国际港口城市”。1999 版总规响应国家对上海经济外向功能的期许，定位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虽然没有了“文化”，但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开始制定从生产制造向生产服务转型的发展战略。在2018 年版的总体规划中，上海又提出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在1999 版四个中心的基础上，增加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职能，“文化”再次回到了这座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表2）。
表1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历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性质
资料来源：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83 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 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
表2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历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性质
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 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 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
比较2017 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2018 版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两个城市在“城市性质”方面新增的关键词不谋而合：北京为“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上海为“科技创新中心”“文化大都市”。可以预见，“创新”“交往”“文化”将是这两个中国大都市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的“文化回归”带有很强的国际视野。无论是“文化中心”（北京）还是“文化大都市”（上海），在全球城市的竞争格局中都需要从“国际交往”的视角来审视。北京是古都，是首都，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上海曾经是东亚地区的文化大都会，近年来在文化产业方面的投入不可谓不多——但它们的文化影响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辐射全球？它们在全球城市的文化网络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在制定国家和城市文化战略之前，我们应当首先对这些基本问题建立一个科学理性的认识。
本文采用跨国电视媒体数据，借鉴城市网络的分析方法，尝试建立“基于大众传播视角”的全球城市文化网络。通过网络分析，对主要城市的文化影响力进行排序，描述其影响的范围（广度）和程度（深度）以及接受国家的开放度。最后借鉴全球城市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城市未来的对外文化战略提出发展建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采集
1.1 研究方法
（1）网络研究方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发展，自1990 年代末以来，城市网络研究的方法与应用正趋于成熟[1-2]。在衡量城市在网络中的等级、地位时，通常需要定量计算城市“对外发生”的关系。这种“对外关系”可以来自多种维度，例如企业分支机构[3-5]、航空运输流[6-10]、新闻信息流[11-12]等。
城市提供的文化产品服务也会发生“对外关系”。以电视媒体为例，总部设于城市A 的媒体可以为本国服务，也可以为国外提供相关的产品与服务。总部设在该城市的所有媒体，为国外（境外）提供的所有产品与服务的总量，可以视为这个城市的媒体文化产业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所发生的“对外关系”（图1）。克拉特克（Krätke）[13-14]针对33 个媒体公司的办公分布地点进行过实证研究，发现纽约、洛杉矶等城市是全球媒体的服务中心。霍勒（Hoyler）[15]也选取部分大型跨国媒体公司的办公网络数据，对全球城市在大型跨国媒体公司办公网络中的节点地位进行了测度。
图1 总部位于城市A 的媒体跨国传播结构示意图
（2）媒体办公网络与传播网络的差别
上述关于“媒体网络与全球城市关联性”的研究多聚焦于媒体企业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分布网络。但这一方法的主要缺陷是，某些“二线”全球城市，可能拥有较多的“一线”全球城市的媒体分公司——但这显然不代表该二线城市在全球文化网络中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原因有两点：（1）该城市的媒体分公司“文化影响”的实际输出端为一线全球城市；（2）媒体办公地点不等于文化传播地点。一线城市的媒体公司在二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可能是采访、编辑、制作等“非传播型业务”（这种情况在跨国大型媒体公司中相当普遍），并不一定会直接提供媒体产品与服务。也就是说，分支机构的数量并不等同于文化影响力。因此，媒体办公网络与媒体传播网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后者才能更准确地测量某城市在全球城市文化网络中的实际影响力。本文就是针对媒体公司实际的传播网络进行的一次研究尝试。
（3）指数计算方法
本研究借鉴城市网络研究的方法，聚焦城市内的总部电视媒体的跨国传播服务，衡量跨国传播发生的服务量。显然，研究需要同时测量跨国电视媒体的“输出端”和“输入端”：“输出端”即媒体总部所在地，需要所在地的国名和城市名；“输入端”即媒体提供的产品的服务地，需要服务地的国名，以及市场容量。
我们提出一个指数（CityIndex），用来衡量一个城市在全球网络体系中的文化影响力，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以下公式所示：
其中：CityIndex 即该城市在全球文化网络体系中的影响力，本研究以跨国电视媒体为视角。i 为电视节目服务商的序号。SumCi 为电视节目服务商i 中，总部设在该城市的跨国传播频道数量（一个服务商一般拥有多个频道）。Popui 为电视节目服务商i 所服务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单位为亿。SumPi 为电视节目服务商i 所服务地区的服务商总数。
需要指出的是，本指数计算考虑了跨国电视媒体服务国家（地区）的人口规模，以及多家服务商共同竞争的情况。
1.2 研究范围与数据
（1）跨国电视媒体数据
跨国电视媒体数据采集自LyngSat 网站（https://www.lyngsat.com/index.html），数据采集时间为2017 年6 月。我们从该网站获取了全球215 个卫星电视服务商的所有电视频道数据，共约3.7 万条数据，有效数据3.4 万条①有效数据筛选自KU 波段。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选的服务商为商业服务商，类似于有线电视节目的服务商（如上海的“东方有线”），是直接面向观众用户终端的服务，一般是需要付费获取服务。广电系统的差转、中继信号的频道不符合本研究所需的数据范围，因而不予采用。。同时还获取并完善了所有服务商的服务国家（或区域），以及频道所属公司的媒体总部所在城市，用以甄别筛选出跨国传播频道，共计约1.0 万条跨国传播频道，覆盖全球155 个国家和地区，共计人口69.2 亿②中国广电总局批准的、合法转播境外电视节目的平台为“中视卫星”（旧称“统一平台”），该平台提供CNN、BBC、NHK、National Geography等境外电视频道。该平台可以面向电视观众直接服务，但是审批较为严格，且费用相对较高。该平台转播的境外电视节目经广电部门审核，符合中国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其境外节目源为中国境内唯一的合法信号源。若中国境内的其他电视节目服务商需要转播境外节目时，必须采用“中视卫星”的节目信号源，例如深圳地区的有线电视服务商。中国境内经广电总局批准的合法传播的卫星电视服务商还包括“户户通”和“村村通”，其平台传播的节目完全为境内节目。此外，中国境内实际上还有“数码天空”和“艺华卫视”等服务商面向终端用户提供卫星电视服务，其转播节目以国内频道为主（包括部分港澳台地区节目）。本研究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考虑了上述多家服务商客观存在的情况。（图2）。
图2 服务商数据采集区域
（2）行政区划与人口数据
根据研究需要，我们获取了2017 年的全球分国家（地区）行政区划的shp 文件，并获取了各国家（地区）的人口数据（2016 年或2017 年），用于估算市场容量。
2 跨国电视媒体视角下的全球城市文化网络
2.1 总体排名及指数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而得的跨国电视媒体视角下的全球城市文化网络影响力（前50 名）如表3 所示。排名前50 的城市中有12 个是美国城市，其中，前10 名的城市有4 个是美国城市，显示出美国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文化影响力的优势显著。纽约、洛杉矶、华盛顿占据了前三的地位，在全球城市文化影响力中处于支配地位。观察指数数值（根据公式的定义，该指数值具备直接进行数值比较的意义），第一名的城市的数值是第10 名城市的10 倍以上，显示出顶端城市的相对优势明显（表3,图3）。
表3 跨国电视媒体视角下的全球城市文化网络影响力（前50 名）
图3 全球排名前50 城市分布图及其跨国影响指数
亚洲城市中，最靠前的城市为印度孟买（第6 名），其次为中国香港（第8 名）、卡塔尔多哈（第10 名）、中国北京（第11 名）、日本东京（第16 名）和韩国首尔（第17 名）等。中国城市排在前50 名的城市除了香港和北京外，还有台北（第31 名）、上海（第45 名）和长沙（第46 名）（表3，图4）。香港和北京的排名与其他中国城市拉开较大距离，体现出这两个一南一北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在中国的优势。
图4 全球排名前50城市分布图及其跨国影响指数（亚洲部分）
欧洲城市中，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法国巴黎（第4 名）和英国伦敦（第7 名），其次为葡萄牙里斯本（第12 名）、俄罗斯莫斯科（第14 名）、瑞典斯德哥尔摩（第15 名）、德国柏林（第19 名）等。巴黎和伦敦一般都是欧洲地区全球城市前两位的城市，其文化网络影响力的排序与之相匹配（表3，图5）。
图5 全球排名前50城市分布图及其跨国影响指数（欧洲部分）
北美洲的城市中，排名前50 的城市主要为美国城市，美国以外的城市只有墨西哥城（第23 位）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第41 位）。除了洛杉矶等城市外，美国城市多集中于该国东部地区（表3，图6）。
图6 全球排名前50城市分布图及其跨国影响指数（北美部分）
南美洲的上榜城市只有3 个，分别为巴西圣保罗（第29名）、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第36 名）和巴西里约热内卢（42 名）。
非洲只有一个城市排名前50，即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第9 名）。
2.2 8 个城市的影响区域分析
从总体指标及排名并不能看到具体城市的影响区域情况，因而我们选取排名前12 的城市分析了其影响的区域和分区域的影响指数。分区域的影响指数的计算方法与前文的总体指标的计算方法相同。一个城市对于世界各国（地区）的影响指数的总和等于表3 所列出的总的影响指数。
我们试图从影响“广度”（范围）和“深度”（程度）两方面对前12 位城市中的8 个城市进行进一步分析（图7—图14）。
图7 纽约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8 洛杉矶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9 华盛顿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10 巴黎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11 亚特兰大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12 孟买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13 伦敦影响区域及指数
图14 北京影响区域及指数
（1）影响区域的广度
从区域影响的广度来看，美国的4 个城市表现最好，覆盖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亚特兰大虽然排名第五，列在巴黎（第四名）之后，但是亚特兰大的影响区域广度明显好于巴黎。巴黎在中南美洲的影响较弱。
类似地，排名第七的伦敦在影响区域的广度好于排名第六的孟买，甚至好于排名第四的巴黎，这说明虽然伦敦总体指标表现不算突出，但是其影响区域的“均衡性”较好，没有明显空白的区域。
第八名至第十二名间的城市中，影响区域的广度表现最好的城市是排名第十一的北京。除了北京，其他城市的“短板”区域明显。香港的“短板”区域为东北亚、中亚、欧洲和拉丁美洲。约翰内斯堡的影响区域只及非洲的中部和南部，其余地区几乎是空白，其影响区域是前12 个城市中范围最小的。多哈则在东北亚、中亚、中美洲等地区有空白。里斯本在整个亚洲和北非地区几乎都是空白。
影响区域的广度与总排名差异较大，这说明另一个维度的因素影响也较为明显，那就是影响区域的深度。
（2）影响区域的深度
区域影响的深度即影响指数的数值，反映了媒体的数量和区域的人口规模以及服务商竞争情况。纽约、洛杉矶、华盛顿、亚特兰大这四个美国城市在拉丁美洲的影响深度好于非洲地区。
巴黎在非洲地区的影响深度则显著好于拉丁美洲地区（加勒比海地区除外）。孟买则对其邻国（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以及东非地区、英国的影响深度较高。伦敦的区域影响深度显得相对均衡。香港对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影响较深。约翰内斯堡对中南非洲的影响较深。多哈对印度、印度尼西亚、中东、南欧等地区的影响较深。北京则对东非、东南亚和北美的相对影响较深，但总体影响深度已经较低。里斯本对东南非洲和巴西的影响较深，总体影响深度也较弱。
（3）小结
总体来看，美国的几个城市在区域的影响广度和深度上表现均较好。伦敦虽然总体指标弱于美国城市，但是其在影响广度和深度的表现上比较均衡。其余城市虽然在部分地区的影响深度表现较好，但是以牺牲区域影响广度为代价的。
巴黎和里斯本的表现可能与殖民历史和语言有关，巴黎影响深度较高的区域，即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历史上部分区域是法国的殖民地，这些区域不少国家和地区现在仍以法语作为第一或者第二语言。巴西和南部非洲部分地区历史上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部分地区现仍以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或者通用语言，这些可能是里斯本在这些区域的影响深度较高的原因之一。
香港、孟买和约翰内斯堡均表现出了对邻近国家和地区影响深度高、优势明显的特征。这些城市似乎都把周边地区作为了重点影响区域。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我们把表3 中排名前50 位的“文化输出城市”与“输入国家”（跨国电视媒体的接收地）关联起来，利用网络分析工具（Gephi）就可以得到全球城市的文化影响网络（图15）。在这张网络图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处于中心位置的文化传播主要城市（纽约、洛杉矶、华盛顿、巴黎等），还可以看到文化接受方面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印度、巴西、英国、墨西哥、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尼日利亚等）。
图15 全球城市的文化影响网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7 年跨国电视媒体数据绘制
3 借鉴与发展建议
3.1 文化领域的选择性发展
作为文化影响大国，美国城市的影响输出体量巨大，其区域影响广度和深度均首屈一指。仔细分析美国排进前50的城市，可以发现，从跨国媒体文化领域来看，各城市有明显的特色。
· 纽约较为综合，覆盖新闻、财经、影视、科学、少儿、音乐、生活、时尚等节目；
· 洛杉矶主要是影视节目（如WB、Fox、Disney、AXN等）、娱乐（E!）、体育；
· 华盛顿主要是科学教育类节目（Discovery、National Geographic 等）；
· 亚特兰大主要是新闻（CNN）、体育（NBA TV）、卡通（CN、Boomerang）节目；
· 丹佛主要是户外节目，如Outdoor Channel；
· 诺克斯维尔（Knoxville）主要是生活类节目，如HGTV，Fine Living；
· 布里斯托尔主要是体育节目，如ESPN。
综上，除了纽约是名副其实的综合类文化对外输出城市，其余城市的文化输出均有一定的专业特色。这说明，除了像纽约这种全球城市的顶端，其他城市很难在所有文化领域都有出色表现。因而，对于尚处于文化影响培育阶段的中国城市来说，更有必要根据自身的文化特色，重点发展优势领域，逐步在全球城市的舞台上形成影响力。
3.2 全球与区域文化影响力的分层次发展
本文的研究表明，除极个别排名较前的城市，其他城市还很难说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有效的文化影响，更多是区域性的影响。中国幅员辽阔、城市众多，也可以考虑两个层面的对外文化战略：少数一线城市，可以以全球文化影响力为远期目标；其他的区域性大都市可以结合自身的文化与地缘优势，重点选择周边邻国和地区作为文化产品的输出地，例如广州、昆明之于东南亚，乌鲁木齐之于中亚，延边、丹东之于朝鲜半岛等。
此外，人口优势可以是目标市场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孟买、约翰内斯堡的媒体影响力排序靠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外传播的重点区域多是人口总量高的新兴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集中在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地区。
3.3 大都市区的媒体总部分布
我们在整理跨国电视媒体总部的资料时，注意到在很多大都市区域，不少跨国媒体总部并没有选址在市中心，而是选择在距离市中心10～50 km 之间的区域（图16,图17）。这一现象可以给中国城市的媒体文化企业选址提供借鉴。文化传媒产业并不像一般商业公司那样，对于集聚办公有较高的要求。从选址上看，它们对于“中心地段”并不敏感。因此，中国大都市的近郊地区（距离市中心10～50 km 的区域）可能是发展文化传媒产业的机遇地区，特别是对外交通便利的区域，如国际机场附近，这一优势更为明显。
图16 洛杉矶都市区跨国电视媒体总部集聚地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谷歌地图绘制
图17 纽约都市区跨国电视媒体集聚地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谷歌地图绘制
4 结语：进一步思考
彼得·霍尔（Peter Hall）指出，全球城市的发展经历了“技术—生产创新”“文化—智能创新”“文化—技术创新”三个阶段，在后两个阶段中，文化因素的效果将愈发明显——这种文化既包括城市内生的文化属性，也包括城市对外的文化影响力。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城市的对外文化影响力远超其他国家。GDP 排名全球第三的国家日本，其首都东京对外电视媒体文化影响力仅排名第十六，显然与其国家经济地位不符。
除了经济因素，影响文化影响力的其他重要因素可能包括语言、外交关系（包括殖民历史）。从里斯本和巴黎的表现来看，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在旧殖民地的文化影响已不明显；而法国首都（巴黎）在部分旧殖民地的影响力虽然高于里斯本，但与强势的美国文化相比，法国文化在上述地区的传统优势也在逐渐丧失——这进一步证实了综合国力才是决定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因素。
对外文化传播不一定是内部文化传播的简单延伸。不能简单用生产对内文化产品的思维去生产对外文化产品。对外文化产品要达到好的市场接受度，则必须要针对目标市场进行“本地化”处理。以国外的几个大型跨国媒体公司为例，如National Geography、Discovery 等媒体，它们在进行跨国传播时，都会推出进行针对目标市场地区的本地版本。本地版本考虑了目标市场的语言、风俗习惯、受众偏好、时差、版权的因素，这比直接使用总部所在地的国内原版传播效果要好，中国媒体目前也在做类似的尝试①关于版权，媒体公司在购入部分节目的播放或转播权时，通常有播送地区的限制。例如CCTV5 购买并转播的赛事通常只有中国大陆地区版权，所以该频道不可以直接传送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采用跨国电视媒体网络作为城市对外文化影响力的测量方法仍存在三方面的局限：首先是文化影响力的内涵要远比跨国电视媒体丰富，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表现方式；其次，本文未考虑收视率的问题，以上分析是基于媒体生产数据而非真实的消费数据；最后，电视媒体正受到互联网媒体的冲击，虽然传统电视媒体也在积极转型，两种平台提供的文化产品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互通（譬如部分赛事转播与影视产品首播），但未来互联网媒体的优势可能会进一步放大，取代电视媒体也未可知。尽管如此，基于跨国电视媒体数据的网络分析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和评估全球文化影响力的全景模型，后发国家（如中国）能否抓住机遇，借助新的传播平台扩大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文化影响力，值得期待。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1] BEAVERSTOCK J V,SMITH R G,TAYLOR P J.World-city network: a new metageograph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00,90(1): 123-134.
[2] TAYLOR P J.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M].Psychology Press,2004.
[3] 赵渺希,唐子来.基于网络关联的长三角区域腹地划分[J].经济地理,2010,30(3): 371-376.
[4] ZHAO M,LIU X,DERUDDER B,et al.Mapping producer services networks in mainland Chinese cities[J].Urban studies,2015,52(16): 3018-3034.
[5] 唐子来,李涛,李粲.中国主要城市关联网络研究[J].城市规划,2017(1): 28-39.
[6] SMITH D A,TIMBERLAKE M F.World city networks and hierarchies,1977-1997: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global air travel links[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1,44(10): 1656-1678.
[7] 周一星,胡智勇.从航空运输看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网络结构[J].地理研究,2002,21(3): 276-286.
[8] DERUDDER B,WITLOX F.An appraisal of the use of airline data in assessing the world city network: a research note on data[J].Urban studies,2005,42(13): 2371-2388.
[9] ZOOK M A,BRUNN S D.From podes to antipodes: positionalities and global airline geographies[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06,96(3): 471-490.
[10] 于涛方,顾朝林,李志刚.1995 年以来中国城市体系格局与演变——基于航空流视角[J].地理研究,2008,27(6): 1407-1418.
[11] ZHAO M,TANG Z.Local network research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economic news[J].GaWC Research Bulletin 312,2009.
[12] 熊丽芳,甄峰,王波,等.基于百度指数的长三角核心区城市网络特征研究[J].经济地理,2013,33(7): 67-73.
[13] KRÄTKE S.Global media cities in a world-wide urban network[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03,11(6): 605-628.
[14] KRÄTKE S,TAYLOR P J.A world geography of global media cities[J].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04,12(4): 459-477.
[15] HOYLER M,WATSON A.Global media cities in transnational media networks[J].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2013,104(1):9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