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冠疫情期间，基本生活物资的应急保障能力成为考验一座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物流、商业停摆对生活的巨大影响。如何将城市基本生活物资高效、安全地配送到居民手中成为紧急状态下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全社会抗击疫情合力的基础性工作。武汉市作为我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国家动用军队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1]，显示出在紧急情况下生活物资配送的极端重要性。从各地疫情期间生活物资配送情况来看，配送方式主要包括自行采购（大型商超、社区商业网点、菜场、药店等）、网购+无接触配送、社区统一配送等。自行采购导致小区内外人流接触、购物场所内人群集聚，增加交叉感染风险，而各类场所提供物资各有分工，会进一步增加出行次数，加剧感染风险（图1）；此外，市场自发育形成的商业网点难以实现均等覆盖，存在配送盲区。网购+无接触配送、社区统一配送则过度依赖物流公司或社区组织的配送人员。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生活物资应急保障存在短板，缺少统一的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体系。因此，建立一种兼具日常使用和紧急状态使用的配送终端体系，是对城市综合防灾应急服务设施的重要补充，也是后疫情时期提高城市服务设施韧性的内在要求。
图1 市民自行购买物资增加感染风险示意图
日本是一个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形成了一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完善的防灾、减灾、抗灾、救灾的综合性灾害对策体制[2]。日本在生活物资配送终端方面，将便利店纳入“指定公共机关”[3]，充分发挥便利店服务半径小、网点密度高、营业时间长、管理规范等优势，在基本生活物资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经验为解决我国紧急状态下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不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与日本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便利店灾后救援网络不同，我国便利店发展水平明显滞后，没有体现出灾后救援功能，聚焦便利店防灾功能的研究也较为少见。本文介绍日本便利店在灾后基本生活物资保障方面的作用，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依托便利店构建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的具体措施，以建立起紧急状态下生活物资保障的安全线。
1 日本便利店在城市灾后救援中的作用
1.1 日本便利店发展概况
随着超市的大型化和郊区化，超市距离较远、商品种类较多，消耗了购物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只需购买少量商品或希望立即使用商品的购物者来说并不友好，便利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日本便利店最早产生于1970年代，凭借便利性、长时间营业、精选商品、附加服务等优势，该行业持续发展，增速远超超市和百货业态[4]。根据相关统计，便利店销售面积一般为30～250 m2，营业时间为14 个小时或更长[5]，全天营业便利店的平均销售面积为128 m2（根据2014 年商业统计计算）[6]，在居民生活中发挥了比较综合的作用，不仅售卖传统的方便食品、饮用水、日用品、杂志等，还提供新鲜蔬菜、冷鲜速食食品、现做咖啡饮品等，并可以代缴水电煤气费、有线电视上网费以及多种税费，提供收发快递、打印复印等服务。在日本，便利店凭借全天候提供小而全的商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市民生活的“必需品”，构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便利店文化。
1.2 便利店空间分布情况
本文检索了日本47 个都道府县的便利店数据（截至2020 年3 月）和人口数据（截至2020 年4 月）。通过统计排名前十的便利店品牌店铺数据发现，日本便利店品牌集中度极高，7-11（7-ELEVEn）、全家（FamilyMart）、罗森（LAWSON）店铺数占排名前十便利店品牌店铺总数的近九成，且仅有上述三个品牌实现了47 个都道府县的全覆盖。另外，考虑到三个品牌已被列入具有灾后救援职能的“指定公共机关”，符合本文研究主题，因此本文所指日本便利店数量仅指这三个品牌店铺数据，不涉及其他品牌。
从各地区总量看，东京都拥有6 913 家便利店，数量居首；店铺数超过3 000 家的还有大阪府、神奈川县、爱知县；最少的是鸟取县，拥有250 家店铺（图2）。
图2 日本各地区便利店数量分析示意图
从人口服务水平看，日本全国平均每个便利店服务2 430人，可见日本三大便利店品牌实现了高密度的分布。各行政区中，山梨县服务水平最高，平均达到1 915 人/店的分布密度；服务水平最低的是奈良县，平均每店服务人口数为3 133 人；其他行政区大都处于2 200～2 800 人/店的密度区间（图3）。整体看，各行政区店铺分布较为均衡，并未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等原因出现明显差异。
图3 日本各地区每店服务人口数分析示意图
从空间服务水平看，日本便利店总数是邮局网点数量的两倍以上。在东京等大城市，便利店密度很高，甚至一个十字路口就有四五家便利店；在乡村或者小城镇，便利店就是当地的购物中心[7]。本文以东京都为例进行了定量计算，东京都面积约2 194 km2，便利店数量6 913 家，每店服务空间范围约31.74 hm2，服务半径约300～350 m。
1.3 便利店在灾后救援中的主要功能
1995 年阪神大地震以后，日本推进灾害风险管理模式转型，由基于政府的灾害风险管理模式转向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治理模式[8]。作为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治理模式的支撑，地方政府从21 世纪初开始尝试与便利店进行合作，与便利店缔结支援协定的地区逐年增加，以更好地发挥便利店在灾难发生时的社会作用[5]。此后，国家防灾计划中也开始尝试在灾害发生后通过便利店及时提供各种基本生活物资。
2017 年7 月开始，日本政府将包括7-11、全家、罗森在内的七个品牌的日本便利店和超市确定为“指定公共机关”[3]。根据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9]，政府指定从事公益事业的公共机关和企业为“指定公共机关”。此前，“指定公共机关”主要包括防灾技术研究院、医院、银行、红十字会、广播协会、邮政等公共机关和电气、煤气、运输、通信等经营公益事业的企业[3]。本次将便利店列入“指定公共机关”，旨在利用覆盖全国的便利店网络向灾区提供快速物资供给，其义务主要包括平时制定、修改防灾工作计划和实施防灾培训、保证物资储备，灾害时期根据灾害对策指挥部的指示实施救灾紧急措施[10]，包括在恢复生命线、运输支援物资等方面采取紧急应对措施[11]，构建了一种地方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救灾的新模式。因此，日本便利店有“第四基础设施”[12]的称号。
综合日本和国内相关研究，日本便利店在救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营业时间长，可以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日本便利店，尤其是被列入“指定公共机关”的7-11、全家、罗森品牌便利店，大部分都是24 小时营业，对于应对灾害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很有必要。例如：阪神大地震发生时间为1995 年1 月17 日5 时46 分，营业中的便利店成为附近居民的集聚地，及时提供了食物和应急服务[13]。类似情况也发生在2016 年4 月14 日21 时26 分的熊本地震中。
（2）自身库存可满足灾后初期的物资供应。根据日本救灾经验，由于政府储备有限、交通线路中断等原因，公共救济物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灾民手中，所以在灾害初期，食物等生活物资供应主要依靠自助方式[6]。便利店已经成为日本居民灾后获取生活物资的主要渠道，便利店也有计划地增加食物等生活物资储备量，以应对紧急情况。例如：根据吉田裕実子等在金泽市开展的研究，全市便利店库存的主食可以满足全市居民3 天以上的使用量[6]。另一项对于东日本大地震后仙台市的研究表明，受灾地区小型超市和便利店的使用量是平时的两倍以上[14]。
（3）提供基本生活服务和应急救援。日本便利店在社区范围提供基本生活服务，同时凭借自身与政府等机构的数据端口发挥救助中心的作用。例如：2011 年3 月11 日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当天，便利店为数万名因地震无法回家的居民提供厕所、照明等各种设施服务[11]。另外，政府将便利店一角开辟为“防灾据点”（图4），为这些店铺配备应急电源、应急食品、日用品等，还可以开通行政服务接口，开具身份证明、受灾证明书等[12]。本次地震后，便利店作为防灾据点的功能在社会上逐渐形成共识[15]。
图4 7-11 便利店开辟的“防灾据点”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4）自身物流优势，快速补充生活物资。大规模灾害发生后，食物等库存物资将很快耗尽[16]。便利店作为指定公共机关，可以实现在灾情信息、交通信息、救援信息方面与政府的互通，快速调拨周边货源，保障应急物资快速运输和精准供应。例如：7-11 便利店的母公司7&i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Seven & i Holdings Co.,Ltd）基于谷歌（Google）云基础架构，汇总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信息和店铺位置、工厂、物流网络等信息，构建了一套灾害对策系统——7VIEW（セブンVIEW）[17]（图5），该系统方便更改和添加信息，可以自由发送和共享信息。遇到灾害时，可依据县政府提供的交通管制、避难场所位置等信息优化路线，高效完成物资配送。例如：熊本地震发生后，7-11 位于熊本的4 处工厂全部停产，7-11 便要求九州地区其他16 家工厂增产，确保向熊本地区门店正常提供商品[12]。
图5 7&i 公司灾害对策系统7VIEW 架构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7]绘制
（5）灾后开店率较高，恢复营业速度较快，作为灾后救援设施体现出较高的韧性。便利店即使自身受到破坏，能源、物资等依靠自身储备或补充，可以很快重新营业[5,18]。例如：熊本地震主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区域便利店的关闭率超过70%，但从第二天开始关闭率快速下降，大约一周后关闭率降至30%，表明业务已经迅速恢复[19]（图6）。扩大统计范围，熊本地震发生后五天，受灾地区各大便利店企业的店铺重新开业率高达97%[11]。
图6 熊本地震主震后震中区域便利店店铺关闭率变化
注：熊本地震主震时间为2016 年4 月16 日1 时25 分（JST），是日本九州地方观测史上出现的最高级别地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9]绘制
1.4 小结
可以看出，日本便利店不仅满足了居民日常购物的便利性需求，还在灾后救援中承担了重要任务，很好地兼顾了平时使用和紧急使用，实现了社区商业设施网络与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网络的融合。这种基于社区的“两网融合”灾害风险治理模式得以实施，一方面得益于成熟的便利店市场形成的高密度便利店网络，以及几乎全天候的营业时间，这构成了便利店参与灾后救援的“硬件”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将便利店龙头企业纳入“指定公共机关”，将灾后救援内容纳入便利店的日常管理和运营，使便利店具备了灾后生活物资配送的“软件”能力。可以说，便利店已经成为日本灾后救援尤其是灾害初期居民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的主要方式，其长期积累的灾后救援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我国的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体系
2.1 应急物资储备分发设施和社区商业
根据2019 年实施的《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应急物资储备分发设施可按照救灾物资储备库和大型救灾备用地、市区级应急物资储备分发设施、避难场所应急物资储备分发设施予以分类[20]。可见，国家标准主要规范政府负责建设、管理的应急物资储备分发设施，设施服务人口数量较大，且重在储备分发而不是配送；同时，设施专项使用，未考虑与市场主体的合作。
日常状态下，生活物资配送主要依靠各级商业网点完成。我国城市的商业结构体系主要为市级商业中心—区域商业中心—居住区（社区）商业中心三级体系[21]。其中，生活物资配送终端的功能主要依托居住区（社区）商业。根据2018 年实施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22]，居住区被划分为15 分钟、10 分钟、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和居住街坊四个层级。15 分钟、10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的商业网点以商场为主，社区商业网点主要分布在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和居住街坊，包括小超市、便利店、药店、洗衣店、美发店等。可见，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主要指5 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和居住街坊的社区商业网点。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和商业布局规划主要关注大型、中型商业设施和居住区级（或15 分钟、10 分钟生活圈）公共服务中心的布局，对5 分钟生活圈和居住街坊的社区商业网点考虑不周，设施密度和均衡度普遍存在问题。此外，社区商业网点的布局主要考虑日常使用，对灾后救援使用考虑较少。
2.2 我国便利店的发展现状与分布特征
我国便利店起步于1990 年代初期，经过20 多年的快速增长期，已经发展到12.2 万家，营业额约2 264 亿元[23]。从品牌来看，全国超过1 000 家门店的品牌共20 个[24]（图7），品牌集中度不高。从地域来看，上海、广东等地发展较早，已形成规模化经营格局。近些年，在线零售发展迅猛，对实体零售业冲击较大，但便利店的增速远超超市、卖场等其他零售业态[25]。商务部于2019 年7 月出台《关于推动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发展的工作通知》[26]，多个城市也出台有力政策，扶持便利店连锁化、品牌化、社区化。可见，受居民收入增加、市场发展规律、政策扶持等影响，便利店产业正处于快速增长期。
图7 我国TOP20 便利店品牌门店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4]整理
2.2.1 典型城市数据
目前，国内尚没有关于便利店分布特征、服务人口数的系统研究。为真实反映我国城市便利店发展现状，本文参考《第一财经周刊》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20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一线城市（4 个）、新一线城市（15 个）和二线城市（30 个），选取1 个一线城市、3 个新一线城市、6 个二线城市，共10 个样本城市。样本城市在城市等级、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可以代表我国一二线城市发展情况，详见表1。
表1 样本城市基本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GDP、常住人口、人均GDP 为2019 年底数据，源自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部分数据为推算；市辖区面积、市辖区常住人口为2018 年底数据，源自《2018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笔者通过高德地图API 获取10 个样本城市便利店POI数据（2020 年6 月），共87 820 条。根据店名、坐标、地址等信息进行查重处理，并筛选出属于TOP20 品牌或单个城市连锁店数量≥20 家的品牌作为研究数据，最终得到有效数据14 613 条。便利店店铺数和每店服务人口数详见图8 和图9。在此需要说明，未纳入统计的其他便利店、小超市、小商店等，对于满足居民日常需求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8 样本城市全市/市辖区便利店店铺数
图9 样本城市全市/市辖区便利店每店服务人口数
2.2.2 服务水平评价
（1）总体服务水平偏低。虽然我国便利店总量较大，但仍不能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27]。从每店服务人口数看，样本城市便利店覆盖率和服务水平明显偏低：全市每店服务人口数平均值为6 733 人，约为日本全国平均值的2.8 倍。分城市来看，各城市间差异较大：上海市服务水平最高，接近4 000 人/店；石家庄、昆明的便利店发展相对滞后，每店服务人口数超过了10 000 人；其他城市基本处于5 000～8 000人/店的水平。
（2）城市内部分布差异明显。笔者利用ArcGIS10.0 软件对10个样本城市POI数据进行了空间核密度分析。限于篇幅，本文仅展示了上海、武汉、绍兴的分析结果（图10）。可以看出，在中心城区范围内都实现了每平方公里1 个以上便利店的密度分布，上海市最大密度为18.2 个/km2、武汉市为10.0 个/km2、绍兴市为3.8 个/km2，与城市等级和商业魅力排行榜较为契合。在城市郊区的便利店分布上各城市差异明显：上海郊区表现出小范围组团式分布特征[25]，武汉、绍兴等其他城市郊区便利店则明显分布不足。
图10 上海市、武汉市、绍兴市便利店分布核密度图
（3）上海核心区服务水平接近日本东京都。为对比中日大城市核心地区服务水平差异，笔者选择上海市黄浦、徐汇、长宁、静安、普陀、虹口、杨浦7 个区作为我国便利店密度最高的城市中心区代表，计算得出每店服务人口数为2 898人，接近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约为东京都的1.4 倍；每店服务空间范围42 hm2，约为东京都水平的1.3 倍。
（4）品牌集中度较低。与日本TOP3 品牌占比超过九成不同，我国城市便利店品牌集中度明显偏低。以便利店市场较为成熟的上海为例，店铺数超过20 家的便利店品牌共33个；占比超过10%的便利店品牌共4 个，合计占比约55%。
2.3 构建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体系的目标
新冠疫情期间，各城市在物资配送方面采取了形式多样的配送方式，但暴露出很多问题。而便利店由于其365 天24小时无休的商业模式，大部分店铺在春节前就做好了物资储备、人员安排等准备，成为疫情期间保障物资供应的零售主力[28]。我国与日本都属于人多地少的国家，城市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普遍较大。日本的实践经验和相关研究表明，以社区为单位的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体系可对城市灾后救援发挥重要作用，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治理模式是成功的治理模式[29]。
依托便利店构建统一的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体系，可以兼顾日常和应急使用，达成政府与市场合作，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应急使用目标。因此，这一配送终端体系应满足：（1）空间分布密度要达到一定标准，空间服务半径不宜太大，应在步行距离内；（2）单店服务人口数不宜太多，以避免人群集聚和拥挤，传染病疫情期间更应减少人员接触；（3）应具备持续的物资调拨、运输能力，储备多类型物资，具有综合性配送功能；（4）统一管理，在应对突发情况时可以采取统一、及时的措施调整工作方案，增加或变更服务内容。
3 基于便利店构建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体系
3.1 平战结合：基于战时思维，将部分便利店纳入应急服务设施进行管理
日本的灾后救援经验是将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三个便利店企业纳入“指定公共机关”，承担一定的灾后救援服务，同时给予政策、信息、通行权限等方面的优待。本文提出，应选择部分便利店纳入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的应急服务设施进行管理，建立平战结合、政企合作的基层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体系。在灾情、疫情发生后，可以充分利用连锁优势和专业力量调拨、运输、配送物资，在响应速度、运输速度、分发速度上具有明显优势。为此，政府首先要在店铺内部设计、物资数据统计、服务功能设定、救灾信息联通、应急救援预案等方面制定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标准，通过一定的奖励政策引导企业加入应急服务设施管理约定，明确便利店承担的灾后救援义务，在保证企业正常经营前提下，预留应急使用条件。灾害发生后，可以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店铺内部布局可以调整，救灾信息系统可以联通，物资运输和配送可以提速，适应灾后救援需要。
3.2 规划布局：基于人口分布，规划街坊尺度、布局均衡的便利店网络
基于人口分布情况形成满足一定密度要求且分布均衡的便利店网络，是便利店作为物资配送终端的前提，可以在灾害发生后及时向社区居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各种服务。笔者梳理了国家标准、北京市[30]、福州市[31]、贵阳市[32]、石家庄市[33]和日本相关数据，详见表2。综合考虑上述标准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店铺面积、灾害发生频率、灾后救援使用等因素，笔者认为满足灾后救援功能的便利店面积应大于100 m2，按每店服务3 000～5 000 人（相当于5 分钟生活圈和居住街坊）进行规划布局，可以较好地兼顾日常服务和紧急使用。需要指出的是，该建议是指纳入应急服务设施管理的便利店，其他便利店、食杂店、小型超市等商业设施主要为了满足平时使用，分布密度可以更大。
表2 便利店每店面积和每店服务人口数梳理
3.3 空间保障：制定扶持政策，引导便利店均衡分布
市场自发形成的便利店布局通常是不均衡的，而政府主导建设配送终端显然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要实现便利店物资配送终端的功能，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其均衡发展。近几年，北京市[30]、福州市[31]、贵阳市[32]、石家庄市[33]等多地出台扶持政策，扶持内容包括引入知名便利店品牌，增加单个品牌门店数量，增加服务内容，延长营业时间，提高信息管理水平，提高物流配送能力等。笔者建议扶持政策还应考虑便利店的空间分布问题，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政策。
根据前文分析结果，我国大城市中心区便利店密度可以满足建立生活物资配送终端的要求，但需要筛选出符合要求的便利店来承担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的功能；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市、小城镇的便利店则明显不足，需要制定扶持政策，引导便利店覆盖主要的人口集聚点。此外，对于新城区，要避免大尺度的居住街坊和低密度的商业网点，可以细化便利店规划布局方案，通过规划条件、土地出让合同、建设方案审查等方式严格落实到项目建设中。通过多措并施，最终实现大中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城市不同片区之间基本均衡的便利店分布，为实现灾后救援服务的均等化提供物质保障。
3.4 品牌集中：适度提高地方品牌集中度，提高灾后救援组织效率
日本便利店市场是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这种格局在灾后救援中有利于统一管理，提高灾后救援效率。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市通过中百仓储超市承担了全市一半以上的民生保供任务[34]。可见，从灾后救援角度看，纳入应急服务设施管理的便利店不仅要满足覆盖率和分布密度要求，还不宜纳入过多品牌，否则会大大提高灾后救援的组织难度。但是，我国现状便利店市场品牌集中度较低，与灾后救援需要存在一定矛盾。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缺少全国范围居于龙头地位的便利店品牌，但各地发展起了一批区域性便利店品牌，如广东的美宜佳、武汉的中百、成都的红旗等。因此，尊重市场规律，通过引导区域性便利店品牌发展，适度提高城市级或区域级便利店品牌集中度，是一种可以兼顾市场规律和灾后救援需要的发展策略。
4 结语
本文从我国新冠疫情期间生活物资配送暴露出的问题出发，认为缺少统一高效的生活物资配送终端是导致多种配送问题的重要原因。通过借鉴日本便利店在灾后救援中发挥的作用，认为依托便利店构建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可以兼顾日常和应急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从平战结合、规划布局、空间保障、品牌集中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最终可通过应急服务设施管理约定实现平战结合、政企合作的生活物资应急配送机制，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扶持形成3 000～5 000 人/个、布局均衡的应急服务便利店网络，通过适度提高地方便利店品牌集中度提高灾后救援的组织效率。
与防洪、抗震、消防等防灾规范不同，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体系的建设在我国尚处于研究阶段，并不成熟。本文基于新冠疫情期间的观察和思考，借鉴日本经验提出要尽快从管理体制上依托便利店构建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体系是对我国城市综合防灾体系的补充。当下，我国便利店正处于快速增长期，具备条件抓住这一历史窗口期，实现市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和频共振。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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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等.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便利店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EB/OL].(2018-10-12)[2020-06-24].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1905/t20190522_61601.html.
[31] 福州市商务局,福州市商务局,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关于印发促进福州市便利店企业发展的若干扶持措施的通知 [EB/OL].(2019-05-23)[2020-06-24].http://tzfz.fuzhou.gov.cn/zfxxgkzl/gkml/xzfggzhgfxwj/201903/t20190322_2786543.htm.
[32] 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阳市推动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EB/OL].(2019-11-06)[2020-07-01].http://www.guiyang.gov.cn/zwgk/zfxxgks/fdzdgknr/lzyj/gfxwj/szfgfxwj/qfbh/202001/t20200122_44504399.html.
[33]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家庄市大力推动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发展工作方案（2020—2022 年）》的通知[EB/OL].(2019-12-20)[2020-07-01].http://www.sjz.gov.cn/col/1547174730996/2019/12/30/1577690054728.html.
[34] 贺广华,侯琳良,付文.打好武汉生活物资供应保障战（人民眼·武汉保卫战）[N].人民日报,2020-03-25(13 记者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