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工业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的经验与启示

当前，工业遗产的适应性再利用已是国际城市彰显特色、提升影响力的核心策略。伦敦泰特美术馆由发电厂改造而来，跃升城市文化新地标；纽约高线公园源于废弃的货运高架铁路，通过政府民间合力已成为公共空间的典范；德国鲁尔区自1990 年代以来持续推进工业转型和创意复兴，变身工业遗产旅游最佳目的地。这些工业起步早、经济发展快的城市纷纷跳出固有开发模式局限，积极看待工业遗产与城市更新的关系[1]。

自2006 年国内发布保护工业遗产的《无锡建议》以来，关于工业遗产再利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保护方法上对保全历史信息和创新功能用途的关注[2]，建筑设计领域针对空间改造模式的讨论[3-4]，文化价值上对工业文化传承的呼吁[5]，景观旅游方面对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经验总结[6-7]，等等。整体来看，目前研究仍局限在相对单一的层面，理论滞后于实践[8]。近年虽涌现出上海杨浦滨江、北京首钢、广州广钢等工业遗址改造的佳作，在规划、景观、建筑设计上取得进展，但在实施管理层面的研究总结较少，表现为时常看到的一些失当做法。有的城市保护意识淡薄，将工业遗存视为城市开发的阻碍，不在保护框架里的就一拆了之[9-10]；少数城市则不惜成本、跟风而上，将工业遗产打造成政绩工程和商业炒作点[11]；一些侥幸保全的工业遗产项目，在产权、改造、运营中也面临种种困难[12]。如何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留下这些工业遗产，并将其融入当代城市生活，总结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了解多样化的实施管理手段非常关键。

澳大利亚工业化脱胎于英殖民时期，拥有丰富的工业遗存资源，工业遗产既被视作国家和城市历史的重要组成，也从城市再生的角度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机遇[13]。澳政府和保护主义者积极开展了工业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的保护理念和实施经验推广，经受时间检验的遗产项目也获得广泛认同。本文尝试从工业遗产管理、经营模式以及遗产与城市关系等方面，选取澳大利亚三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提出城市工业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的三种模式并作比较归纳，着力探寻工业遗产的可持续实施模式。

1 澳大利亚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实施模式：三个案例的剖析

与管理体制相对应，澳大利亚的工业遗产按不同保护等级被纳入联邦、州、地方遗产名录，分属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14]，并重视政府与企业、社会公众的合作。澳大利亚为联邦制，实行三级政府体制：联邦政府负责国家事务；各州有独立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地方政府是基层行政单位，管理权限来自州政府授权[1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并非垂直领导的上下级，而更类似分工不同的伙伴关系。联邦政府一般不干预州和地方事务，但涉及国家层面或国家意义相关的项目，也会介入或“圈地”管辖。各州行政机构、规划立法和规划体系的具体名称有所差别，但主要特征相似，都由州政府负责规划建设方面的立法并部分授权地方，形成州层面的“规划政策+区域规划”、地方层面的“地方规划”等法定文件[16]。自2000 年来，联邦和各州重视工业遗产的再利用，积极推广保护理念与经验，发布了《澳大利亚遗产战略》《遗产场所的新用途》《工业遗产的适应性再利用》等指导文件，本研究的案例样本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综合而来。

笔者侧重探讨工业遗产与城市的关系，故将所选案例限定为城市型工业遗产。选取原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工业遗产所在城市有一定代表性，均为工业起步早、经济势头好、管理水平高的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城市更新与转型需求；二是覆盖了不同尺度的工业遗产，既有单体建筑、一般尺度的工业厂区，也有成片旧厂区组成的较大尺度的工业遗产地段；三是选取不同保护等级的工业遗产，有联邦、州、地方政府保护名录内的重点工业遗产，也有保护价值并不明显的一般工业遗产；四是兼顾工业遗产与城市融合的不同阶段，包括转型起步期、融合发展期、超越城市期三种。

1.1 悉尼鹦鹉岛：法定机构主导的一体化模式

悉尼鹦鹉岛（Cockatoo Island）是世界遗产和澳大利亚国家遗产，位于悉尼港附近，距悉尼歌剧院20 分钟船程。鹦鹉岛占地面积20 hm2，四面环水，经人工开山劈石后，呈中央高地、四周平地的地貌特征，便于早期军事化管理和工业化活动。其整体格局与工业遗迹保存较好，包括监狱时期的牢房、禁闭室、地窖、隧道和巨大粮仓，以及造船厂时期的旧厂房、老码头、吊装设备等（图1）。因其承载的重大历史意义，2001 年联邦政府依法成立专门机构对其进行保护再利用，经修复整治后于2005 年面向公众开放，定期举办音乐节、双年展等文化艺术节庆，平时也有各种文化休闲活动，现已成为悉尼新兴的文化目的地。

1.1.1 独立事权的实施主体

鹦鹉岛采用“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模式，由法定的专责机构承担“产权持有、规划统筹、保护修复和管理运营”全过程。因鹦鹉岛地处城市重要区位且具有国家层面重大历史意义，联邦政府于2001 年出台《悉尼海港信托法》（简称《信托法》），成立法定机构“悉尼海港联邦信托”（简称海港信托），负责接收海港周边包括鹦鹉岛在内的前国防工业遗址，并进行整体管理运作，宗旨是向公众开放这些工业遗产，创建世界知名的滨海公园，为澳大利亚提供可持续的遗产和营造城市的文化场所[17]。

1.1.2 严格依规的管理方式

鹦鹉岛严格按照生效的规划开展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工作。《信托法》赋予海港信托高度自治的事权，属联邦政府管辖范围，不受州和地方制约，其名下土地的规划建设活动无需遵照州制定的法律政策和法定规划文件执行，包括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的环境规划政策（SEPP）、区域环境计划（REP）和地方环境计划（LEP）。与其高度自治权相对应，海港信托需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在“海港信托综合规划、年度管理计划、专项行动、系列配套细则”的规划管理框架下，采用公开透明、企业化运作方式，对鹦鹉岛等工业遗产进行长期、持续的规划实施。

1.1.3 稳定持续的经营运作

鹦鹉岛能保持长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得益于其稳定持续的良性运营。作为自筹资金的机构，海港信托在获得政府初始注资后，后续不依赖财政拨款，而是通过名下土地资产和工业遗产的合理利用，靠企业化、项目化运作实现盈利，将收益用于反哺工业遗产的保养维护和管理运营，最终实现了工业遗产保护、公共利益维护、项目可持续的平衡。其主要做法是制定了长期融资的战略目标和一系列分解任务，运用好政策优势，通过赠款、财税奖励、房屋和场地租赁等不同渠道募集资金和获取回报。公开年报显示，海港信托在2016—2019 财政年并未获得联邦政府的经常性资金拨款，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其营运自足的业务。

1.1.4 适应场地的文化活动

发展特色文化活动是让工业遗产“活起来”的重要手段。海港信托通过策划多样化的文化项目，持续提升鹦鹉岛的文化活力，成功举办了鹦鹉岛音乐节、悉尼双年展等有影响力的活动。鹦鹉岛的可取之处在于跳出世界遗产和国家遗产的保护束缚，寻找到了符合地理特点、遗产特征和当代需求的新用途，比如：依托悉尼经典的城市天际线背景和海边观日出日落活动，建成世界首个城市水岸露营地（图2）；利用“教堂式”、大空间的老船坞工厂，举办悉尼双年展等文化艺术展览；借助岛上神秘的监狱历史和“废墟式”工业遗存氛围，策划互动性强的夜晚探险游等项目。2018—2019 年度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8 项，几乎每个月都有重量级活动来持续增强场所文化活力，这些主题化的项目带来了较好的收益回报，也助力城市文化特色的彰显和国际知名度的进一步提升。

1.2 墨尔本河滨工作坊：多方合作的微改造模式

墨尔本河滨工作坊（River Studios in Melbourne）由一座建于1930 年代、未列入任何遗产名录的旧仓库改造而来，是维多利亚州艺术协会的首个“创意空间”项目，在保持产权不变的前提下探索了地方政府、艺术社群和业主共同出资、合作共建的工业遗产实施模式。该项目位于墨尔本富茨克区马瑞巴农河畔，与区公共艺术中心隔河相望，地区文化艺术氛围浓厚。2011 年由州艺术协会旗下“创意空间”团队具体运作，按“结构外观不动、成本严格控制、空间划分灵活、装修建材可再利用”的保护策略，以低成本、可负担的改造方式，将一个旧仓库转变为60 余个艺术创意工作室（图3）。经过近十年发展，河滨工作坊现已成为墨尔本新兴的创意产业集聚地。

1.2.1 全面务实的风险评估

全面的建筑安全风险和财务风险评估，是微改造类工业遗产项目成立的基础。“创意空间”驻场之前，这座旧仓库已闲置近20 年，亟须全面整治维护，结构上的隐藏问题也随着场地踏勘逐渐暴露。为规避安全隐患和财务风险，团队在专业评估后进行了详细的成本预算，一方面将房屋结构加固、安全措施、水电工程、无障碍、卫生清洁等基本需求作为强制性内容纳入成本清单；另一方面对内部空间分隔和室内装修，则鼓励用经济灵活的方式来压缩成本。同时，项目还借助州艺术协会的官方平台，在启动前充分调研市场接受度，掌握目标用户需求。

1.2.2 既有框架下的临时用途

既符合上位规划又适应场地约束的合适用途，是工业遗产短期再利用的前提。项目位于墨尔本法定规划的1 号工业区范围内，根据相关法规，该类工业用地允许被改造为艺术工作室、小型集会地点等，这为项目功能的转变提供了保障。艺术家的需求也与场地环境相吻合，多数艺术工作空间无需像住宅、办公楼那样精致装修，特别在墨尔本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低租金、大空间、良好采光通风才是最受关注的内容。河滨工作坊位于正常运行的工业仓储区，周边虽有一些工业噪音和灰尘问题，但找准了既适应场地短板又符合上位规划的临时用途，最终实现了良好的入驻率和综合效益。

1.2.3 严格的产业准入门槛

严格的产业和用户准入门槛，是促进工业遗产项目主题特色的保障。河滨工作坊并不在墨尔本官方的创意产业集群规划中，但项目团队主动与之呼应，依托周边已有的文化艺术氛围自下而上作出努力，首先明确项目准入业态必须是创意产业，并对具体覆盖的业态进一步细化，包括文学和平面媒体、表演艺术、设计、视觉艺术和手工艺等行业。其次，根据艺术作品的影响力与成功潜力、艺术家个人能力与创造力、对城市创意产业的贡献度等因素，进行严格的准入筛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工业遗产项目聚焦主题特色，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并为项目自身影响力提升和城市战略产业的壮大打好基础。

1.2.4 适应成本的改造方式

低预算限制了工业遗产建筑的改造力度，但也带来了低影响、可负担的工作空间。创新之处是尽可能保留建筑原始结构和内部表皮，运用灵活的、建材可拆卸再利用的设计策略，将仓库大空间划分为62 个不同大小、封闭程度各异的多用途工作室。为压缩成本，空间分隔时使用了很多免费或廉价的二手建材，人力则由“创意空间”团队与艺术家、志愿者合作完成，所有附加设施均可再利用。比如新添加的门窗、楼梯、电梯等都用螺钉螺栓固定，使其在租期结束时可轻松拆除并重新使用；施工中没有使用任何湿性粘合剂，为最大化保护工业遗产、保全历史信息作出了积极贡献[18]。

1.3 布里斯班羊毛厂码头区：政府持续引导的城市更新综合模式

布里斯班羊毛厂码头区（Woolstore Precinct）是以工业遗产再利用为契机推动地区整体更新的案例。该项目地处布里斯班河沿线，邻近市中心，1900 年代因水运和铁路优势，成为羊毛加工厂和羊毛商店集聚、经济繁荣的工业商贸区；1980 年代随着地区经济减缓、居民企业大量外迁，羊毛厂码头区也关停生产线，大量工厂房屋废弃空置，迅速滑向衰败。为缓解市中心人口压力和居住需求，重振地区发展活力，当局于1992 年启动该地区730 hm2 旧工业区的整体更新，实施过程严格依照市区更新计划分阶段、分重点推进。历经30年更新，现在的羊毛厂码头区创造了可持续的生活工作环境，实现了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的互促共赢，成功变身为布里斯班最受欢迎的河滨生活休闲空间。

1.3.1 超越一般事权的联合主体

三级（市议会、州政府、联邦政府）联动、超越地方一般事权的布里斯班市区更新委员会（URB），是统筹推进工业遗产地段保护与城市更新发展的保障。这类规模大、投资巨、周期长的更新项目尤其需要政府背书，整体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公园绿化、市政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建构和布局优化，建立羊毛厂码头区与外部优质资源要素的紧密联系，提升片区的吸引力和可达性[19]。同时，积极开展工业遗产的识别与保护，9 处列入州文化遗产名录，4 处列入市遗产登记数据库，明确价值特色和保护要求，对邻近工业遗产的新建建筑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设引导。

1.3.2 适应时代需求的混合用途

在法定规划框架下，对住宅、商业、工业和娱乐用途的“兼容组合”是工业遗产功能更新时的重要依据。羊毛厂所在的纽斯特德区和特内里费区编制了更新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个规划，兼顾灵活性和约束性，在其指导下开展了保留工业遗产、转变功能用途的大量实践。1995 年特内里费羊毛商店改建成的公寓是第一个建成项目，至2000 年，该地区大多数羊毛商店已转变为住宅用途，建筑底层可混合便利商店、办公、餐饮等功能。绝大部分工业遗产改造成的住宅外观保持历史原样，墙体上的历史店名、招牌广告都得以保留（图4）。此外，市议会还将原发电厂改造为表演艺术中心等公共建筑。

1.3.3 高品质的公共空间供给

对高品质、特色化公共空间的投入，是工业遗产类更新项目的最佳催化剂。地方当局将羊毛厂码头区置入城市区域整体考虑，在更新过程中基于公共空间对城市品质和项目价值提升的正效应，沿布里斯班河岸规划控制了滨河长廊步道、滨河公园、景观街道、艺术文化场馆等一系列公共空间项目，并由政府机构负责逐步落实。蜿蜒曲折的河岸现已成为城市最具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受到市民和游客青睐，每年举行的河滨徒步节、烟火节等活动也进一步增添了空间活力。

1.3.4 密切的政企合作与公众参与

确保工业遗产的良好实施成效，离不开市场企业的力量和社区公众的关切。当局十分重视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始终保持密切接触：一方面需要通过企业介入对工业遗产地段更新开发；另一方面又要加强监管，确保工业遗产的再利用符合保护要求，改造时不减损遗产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为确保上位规划的传导落实并及时干预，一是派出政府建筑师参与工业遗产再利用项目开发过程；二是加强与当地社区联系，在更新改造中加强规划宣传，充分征求社区公众意见，唤起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使其主动配合反馈遗产再利用时的突发问题。

1.4 三种实施模式的特点与比较

三个案例处在不同城市地区的规划体系与法制框架中，工业遗产的尺度规模和保护等级各有不同，遗产与城市融合发展的程度也有所差异，但共同之处是都选择了与工业遗产相适应、与城市发展相匹配的实施模式（表1），让曾被遗忘的“工业锈带”重焕活力，实现了工业遗产再利用与城市更新发展的良性互动。

鹦鹉岛所采用的“一体化模式”适用于官方遗产名录内、历史渊源深厚、在行业发展史或国家地区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被普遍认同的重点工业遗产。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依专项法案成立专门机构，明确任务和路径，严格按规划、计划开展保护利用工作。高度自治、独立的事权是其最大优势，专门机构负责工业遗产的产权持有、规划编制、保护利用、管理运营全过程，能确保初始意图的坚决贯彻。当然，也对经营水平有更高要求，既要在严苛保护限制下寻找最契合的用途，也要获取良好收益以支撑遗产后期维护和对外开放所需资金。鹦鹉岛成功实施这一模式，为国内外游客喜爱，在保护遗产、铭记历史的同时，进一步彰显城市特色，提升了国际知名度。

河滨工作坊的“微改造模式”适用于未列入保护名录、价值特色不明显，但有一定年代历史和空间潜力的工业遗产。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由民间团体和产权所有者发起，在官方指导或介入的情况下合力完成。这种模式秉承最小扰动原则，通常在产权不变、建筑原状不变、上位规划不变的条件下进行，一般为短期临时行为。虽然低预算限制了改造力度，但通过精细化设计和组织管理，可化弊为利，在供给可负担空间的同时，为最大化保全工业遗产原貌和历史信息提供可能。考虑到普遍存在这类“一般型”工业遗产，该模式具有极强的推广意义，适应场地、成本和规划约束的精准化微改造，以最少投入、最小干预的方式，通过主动作为对这些潜在的工业遗产进行点状保护和激活，并有望带动工业遗产的“面上开花”。

羊毛厂码头区采用的“城市更新综合模式”适用于规模较大、工业遗产集中、建成情况复杂的旧工业区。该模式的开发难度大、周期长，因此特别需要政府层面的组织与协调，统筹制定总体规划与专项行动，通过公共部门、私营企业和社区居民的密切合作，分阶段、分重点地持续推动工业遗产再利用与城市更新。在项目实施建设时，地产开发商需在规划框架和过程监管下进行，赋予工业遗产新的住宅、商业或娱乐等兼容用途，配套建设高品质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从而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与地区发展活力的综合效益。

2 对我国城市工业遗产再利用实施操作的启示

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在澳大利亚取得了较显著的成功。澳大利亚目前并没有专门保护工业遗产的特别法规和特定部门，而是将之纳入既有管理框架和规划体系中，确保其实施成效的关键是正确看待工业遗产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观念的转变是首要之举，当工业遗产不再只是一个特定行业的行为或静止尘封的“博物馆”，而是开始与城市关联，与政府、市场、社会团体结合，当其进入城市发展体系中成为可持续发展要素，成为城市功能转型和特色彰显的途径，成为开放共享的文化和空间资源，也就有了更大的保护价值和更广泛的保护认同。整体来看，国内城市工业遗产在实施层面的研究和经验依然欠缺，加上全国性的法规并未强制要求对工业遗存的保留保护，导致不少城市对待工业遗产项目只是简单处置[20]。结合澳大利亚成功经验与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中的不足，笔者提出四点实施层面的具体建议。

2.1 多措并举，拓宽工业遗产的保护面

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正处在探索期，国家和地方正着手建立不同层面的工业遗产名单。值得提醒的是，不是列入名单名录才应被视作工业遗产，大量潜在的甚至使用中的工业遗存同样值得保护，这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研究机构、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的多方合力，多渠道拓宽保护面，最大限度地保留城市工业文化印迹。对于旧厂、旧工业园类的更新类项目，可参照鹦鹉岛和羊毛厂码头区案例中的做法，由官方机构联合专业力量与民间线索来识别潜在的工业遗产及其历史信息载体，明确文化价值和保护重点。在规模较大的项目中，还应明晰原生产流线与功能格局，将重要关联性要素一并纳入。

2.2 建规立矩，建立强约束的管控机制

无论工业遗产的实施主体是谁、保护等级如何、置于何种规划体系和制度环境下，规划管理都不能缺位，需要积极在既有框架下灵活运用，建立与遗产价值匹配的管控机制。国内工业遗产再利用经常看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博物馆式”的过度保护，缺少造血机制，开局容易维护难的不在少数；另一种则完全放手给市场，过度依赖开发商的自觉，建设性破坏时有发生[21]。工业遗产的保与用，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无论重点工业遗产还是一般工业遗产，都需要严格管控和积极引导。只有建立保用互促、灵活有效的管控机制，才能更好地保护工业遗产并唤起广泛的保护自觉。可通过政府层面的一揽子规划、计划和专项行动，既约束保护要素和保护要求，又充分保障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功能性和灵活性，并为产权所有者和使用者提供清晰的公开承诺和操作路径。对于不在名录内、价值特色尚不明显的工业遗产建筑，也需审慎对待，可参考河滨工作坊的做法采取临时措施，并遵照“日落条款”，即在短期使用后恢复建筑原有状态，避免因一时认识不足、大拆大建导致无法挽回的缺憾。

2.3 功能适宜，筛选契合度高的新用途

寻找与场地特征和当代需求相契合的新用途，是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核心。不同于其他类型建筑，工业遗产建筑转民用时有一定局限，但其空间大、结构坚固、环境氛围独特，适合创造性地植入新用途。目前澳大利亚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常见用途包括创意文化、教育培训、办公、酒店公寓、休闲游憩场所，以及临时用途。为确保实施成效，应精心筛选适应性强、契合度高的新用途，在保护历史信息、传承场地文脉、满足现代需求、支撑城市转型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对于一时难以找到合适、固定用途的工业遗产，可采用低影响的改造方式[22]，仿照河滨工作坊案例的做法植入临时用途，确保短期使用不影响长期遗产价值，而处在使用状态的工业遗产，也能最大化避免空置毁损。

2.4 动态反馈，重视可持续的运营维护

工业遗产会随着时间和外部环境变化渐增新的风险，应在项目之初就将可持续的维护监管和动态反馈纳入整体保护框架。对于政府部门持有的工业遗产项目，比如悉尼鹦鹉岛，可采取主动公开管理年报或保护工作技术报告的方式，由全社会进行监督；对于产权归属市场企业或私人业主的工业遗产项目，比如羊毛厂码头区由羊毛商店改造出售的公寓，可建立政府建筑师定期回访制度，检查遗产的维护保养情况，同时发动热心社区团体提供及时反馈。良好的动态反馈机制能持续保护好工业遗产，还有助于及时响应使用者对空间、功能的新需求，促进遗产保护与人民需求之间的和谐。

3 结语

随着国内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土地资源利用方式转变、旧城改造更新理念升级，大量的城市工业遗产将成为新一轮焦点。保护工业遗产与促进城市空间发展并不矛盾，寻找“适应场地文脉、适应城市战略、适应人民需求”的工业遗产再利用实施模式是其关键。本文结合澳大利亚工业遗产实施的三个成功案例，从遗产管理、经营模式以及遗产与城市关系等方面探讨了工业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的三种实施模式——法定机构主导的一体化模式、多方合作的微改造模式，以及政府持续引导的城市更新综合模式；比较归纳了三种模式的适用范围和预期效果；最后结合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面临的困境，提出“拓宽保护面、管控不缺位、功能相契合、经营可持续”的实施策略。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共同将工业遗产融入城市生活，在实践中探寻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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