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问题域（the problematic of space），即理论上重构空间的发问，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理论的重要特征。作为当前都市理论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社会理论在空间性方面最出色的知识建构。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中区分了三种不同层次的空间：从天然原初的、自然的空间到逻辑与形式抽象的精神空间再到更复杂的、由社会性生产的社会空间。他所区分的“建筑空间”[1]89,104,129,300,304 与“建筑师的空间”[1]300,360 是精神空间的一种。列氏指出，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的空间，因为受制于社会或生产关系所施加的秩序、法令等言词符号系统，被专业的话语操作所左右，是必须被批判的空间再现。这是列斐伏尔对现有建筑与规划专业的最直接批判，其关键词在于话语。
对列斐伏尔而言，空间化（spatialization），或者说，空间生产的不同方式非常重要。而“社会空间”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辩证“三重性”。
（1）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主要指空间的知觉感知（perception）层面，指涉一种外部的、物质的、能够感知的物理环境。
（2）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主要强调空间的构想（conception）层面，是指引实践的概念模型，也包括对时间的空间想象。作为概念化的空间，空间再现也是由科学家、规划师、都市主义者、专业技术官僚与社会工程师等再现出的空间。
（3）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强调空间的生活经验（life experience）层面，指使用者与环境之间互动生活出来的社会关系。经历其相关意象与象征后，空间成为居住者与使用者的空间，也就是象征的空间。
而笔者的阅读心得在于，即使厘清上述三个维度后，对于“感知、构思、生活”或“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再现空间”，宜将其相互连结，思考三者关系的转换，才不容易困惑。其中，最关键的认识是，空间生产并非狭义的产品制造，而是一种社会实践。它由三重辩证联系组成：第一层是物质生产，即商品、物体、交换物（如衣物、家具、房屋、住宅等）的生产——由必需性支配的生产；第二层是知识生产或知识积累，它们渗透到物质生产的劳动中，在过程中发挥作用；第三层象征空间的表现是最自由也是最有创意的过程，它预示了“自由王国”（reign of freedom）的到来。当支配劳动的直接必然性终结后，创造真正作品、意义和快乐的过程就开始了。因此空间生产不应只被理解成物质和知识的生产，它更重要的是人的自我生产和整体的社会实践[2]。
这种理论取向也再现了动人的、有魅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面向明天的空间实践。在左翼学者关于这个向度的争论中，笔者比较支持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的“第三空间”论点。他传承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与列斐伏尔的观点，认为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s）概念与“空间的生产”概念相通。索亚的“第三空间”论点除了有助于打破二元对立关系所隐藏的神圣化权力关系，更有助于我们对空间世俗化和去神圣化[3]。尤其在当前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紧张关系下，异托邦概念的建构关联着空间意义竞争①作为对抗场地（counter-sites），异托邦是生活中身体体触（haptic）感受的另一种真实空间，有别于虚构空间。异托邦或异质地方与“镜象作用”有关──在虚象空间中看见自我己的能力。在自我缺席之处，看见自身，关乎镜子的虚构空间与异托邦之间微妙的互动，即在主体不在的地方，看到自身，我凝视自己，在我所在之处重构自我（self），这是建构主体性必需的反身性计划，也是象征空间的力量。。
在《空间的生产》开篇，列斐伏尔梳理了西方认识论的空间概念史。他指出空间概念原本是主体命名和分类诸多感觉迹象的范畴，例如亚里斯多德传统。但笛卡尔后来以数学概念理解空间，“使客体（res extensa）相对于主体（res congitans），物质实体相对于思想实体，空间透过含纳他们，转而支配所有知觉与身体。”[1]1 空间于是成为绝对范畴。即使康德的空间观比较相对，但仍认为空间先验于“意识主体”的[1]2。至于与笛卡尔、康德传统对立的现代认识论，其研究还是认为空间是“心灵事物”或“心灵场所”。在这些所谓的基本认识论研究中，缺席的不仅是“人”的概念，还有“空间”的概念[1]3。
列斐伏尔的知识贡献在于批判了上述将空间视为“心灵事物”或“心灵场所”的认识论。他的另一贡献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都市空间的社会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根本，也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根本。列斐伏尔这一社会性生产的社会空间思想迥异于笛卡尔理性主义影响下的西方传统空间观念，后者视空间为绝对范畴。这种空间观以现代主义理论为代表。它浮现于18 世纪的欧洲，建构于19 世纪末的欧洲主要城市，二战后“移植”到美国并以之为中心。1968 年起源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都市理论对这种西方传统认识论衍生下的空间意识形态予以批判，它不再将空间认定为笛卡尔式的中性与实质的既定物，而是特定历史建构的社会关系。这一都市理论之后发展出两个彼此不同的知识走向，分别以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和列斐伏尔为代表，两人之间的思想分歧相当大。卡斯特的理论代表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学院话语，即视经济为相对较主导力量的结构主义②卡斯特的《都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1972[1977]）（比法文版《空间的生产》早两年出版）的立场全然不同，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式的。他用简短但严厉的措词批评了列斐伏尔的理论论点及其过于主观的取向[4]——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不应只被书斋里的学者所了解，尤其要面对真实的社会运动者。这一批评确实是致命的要害。在1968 年学运中，列氏在《进入城市的权利》（Le Droit à la ville,1968）的诸多提法，换来的直接是现实世界中残酷的警察暴力相对，学生头破血流。与其说，他们的争议是同一左翼社会学学院（两人同属南特校区，即巴黎第十大学）的同事不和、文人相轻（研究后工业社会议题的历史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和卡斯特师徒与列斐伏尔的意见分歧），或者说，年轻的卡斯特在学生群与学运中的吸引力给予列氏年龄上的压力，倒不如说是实践的理论取向上的知识争议。这一点更为重要。在《资本主义的存活》（1973[1976]）一书中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对卡斯特的回应。在接受了一些学术批评后，列氏也全力撰写理论密实厚重、长篇大论、行文却如云中漫步的《空间的生产》里程碑著作。而另一方面，甚至可以指出，卡斯特着重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凯恩斯式福利国家的社会空间再生产，即聚焦都市冲突过程中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界定，分析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角色，分析规划师的专业角色与规划话语的意识形态再生产作用。但后来，卡斯特改变了受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影响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空间理论取向。1980 年之后，后结构主义同时强调结构化过程与社会作用者（social actors）主体性对空间意义，其实与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列斐伏尔理论取向殊途同归。某种层次上甚至可以这样说，由于共享葛兰西主义的实践角度，他们在认识论层面的分歧已经没有早期1960 年代那么显著。面对当下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者说，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的挑战，他们之间还有多少分歧继续再坚持着?。而列氏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1]26，或者说，基于价值与意义的社会生产、复杂的社会建构，影响着空间的实践与知觉。这意味着研究的角度须由空间移转至生产过程，拥抱空间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是在实践中由社会生产出来，集中体现在空间生产过程的矛盾的、冲突的以及政治的特性。
这就意味着，空间的社会生产被领导权阶级（hegemonic class）控制为一种再生产其支配性的工具。空间生产既是思想与行动的工具，也是生产工具，同时还是控制工具，所以是支配、权力的工具。“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与被社会关系生产。”[5]186
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意味着：首先，（实质的）自然在消失中。虽然自然还是各社会过程的共同起点、源头和背景，但是现在，自然已沦为各种生产力塑造其特定空间之原料——自然已被征服了，成为第二自然[1]30-1。其次，每个社会，更准确地说是各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一种属于它专有的特定空间。列斐伏尔论证了古代世界城市的知识与思想都会关系着其空间的社会生产[1]。
基于“空间是社会产物”的论点，列斐伏尔批评苏联城市规划师未能生产出社会主义的空间，而仅再生产现代主义模型的都市设计。这一批判十分重要，因为苏联的城市规划仅仅是现代专业者对实质物理空间的话语干预，他们未能充分掌握社会空间。列氏说道，“‘改变生活!’ ‘改变社会!’若未生产出适当的空间，这些箴言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从1920年—1930 年代苏联构成主义者及其失败中学到的教训是，新的社会关系要求一种新的空间，反之亦然。”[1]59
除了“日常生活空间”的批判视角，列斐伏尔的上述批判也对都市象征与再现空间进行话语干预提供了相应的反思视角。举例来说，呼捷玛斯（Bxytemac,Vkhutemas）1920 年成立，1930 年解散，与包豪斯同生共死①呼捷玛斯即俄罗斯高等艺术暨技术学院，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包豪斯”（Russian Bauhaus），是一所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艺术学校，尤其在1920年代一度成为至上主义、构成主义、理性主义这三个俄罗斯先锋派艺术与建筑运动的中心。该学院1920 年9 月由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创立，是一所国立艺术技术学校，共拥有八个学院：五个技术工坊（木工、金属、纺织、版画制作和陶瓷）、三个艺术工作室（绘画、雕塑和建筑），学生达数千人。。它们代表着现代建筑教育的两个思想节点。前者在苏联，代表人物有塔特林（Vladimir Tatlin）、尼古拉·拉多夫斯基（Nikolai Ladovsky）、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等人，他们后来成为了现代主义、理性主义与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先锋派艺术与建筑的代表。后者在德国，以柯布西耶和瓦尔特·格罗庇乌斯为代表，后由德国移植到美国，使哈佛成为现代建筑完胜巴黎美术学院的制度中心。二战之后，随着“美国强权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领导权的建立，自由主义思想的空间再现与现代主义国际风格的再现空间被进一步建构。呼捷玛斯与包豪斯发展成现代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断裂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②借取尼采的措辞，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企业家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等的重要观点。在他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事实。的空间再现。
再以二战后英国新城计划的实施为例。英国规划师致力于将市场为导向、强调私有住宅的资本主义大都市城郊转化为一种模范城市——一种自给自足的社区共同体。点缀在绿色田野里的花园城市，远离中心商业区，能分散大伦敦的增长，是揭橥战后福利国家理想的、反都市取向的、都市改良主义的现代性空间再现。作为英国工党的政治计划，新城建设试图在二战后重建1915年格拉斯哥的妇女运动、都市运动、劳工运动的传统，并提供公共住宅与美好新生活的意象和表现。这也就是说，它试图像建设社区共同体一样重建英国。
这是伟大的改良主义构想，把工人运动的社会期望与工党的改良计划结合起来。它代表着大都会现代性转化的一个方向，也是战后英国规划师的历史性计划，它试图在社会与空间中产生更大的结构性转化，只是1950 年后的大英帝国缺乏支持它实现的历史与政治条件。然而，作为规划师空间想象的新城意象却一直存在于现代专业者的心灵深处，一有机会就会在新的脉络下“移植”并开花重现。
对建筑规划的专业教师来说，前述列斐伏尔对苏联历史教训的批判也很重要。今天的规划设计专业教育，尤其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被世界市场接纳的发展中国家的规划设计教育，要有深刻反思。当下的都市化③“都市化”在大陆常用术语为“城市化”，英文为urbanization。但urbanization 已充满意识形态偏见。举例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都市化，被称为“依附型都市化”(dependent urbanization)以区分西方既有的“都市化”(urbanization)提法。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界多将其翻译为“城市化”，避免“都市”一词，是1950 年代的政治考虑。“城市化”作为学术研究的分析术语并不妥。譬如说，哈维将urbanization 改造为都市过程 (urban process)，卡斯特则将其改造为都市与区域过程(urban-regional processes)，用意都相同。至于列斐伏尔，他关心由“城市”(the city)到“都市”(the urban)的深刻历史转化。正因为列斐伏尔与卡斯特的理论措辞，我们在翻译上必须面对urban 与city 之间的区分，不能混为一谈。参见夏铸九.由马克思主义重新发问: 重构认识都市中国的起点假说[C]//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全国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南京: 东南大学.2020.过程密布暗流与漩涡，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挑战。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言，其空间化过程不能再继续重复支配阶级领导权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了，不能再是形式主义移植，而应该是社会空间生产的创新，新的社会关系与新的空间形式同时并举。换句话说，新的结构性空间会要求新空间功能与新都市形式的象征表现。
我们已可以看到，香港或台湾的建筑与规划经验，既是制度的再生产，也是不同版本的现代性“移植”。无论是中心商务区、副都心、都市中心性，还是忽视混合使用、缺乏活力的简单化分区（zoning），新镇、城郊、大面积绿地、住宅与集合住宅、摩天楼……其原型或话语均来自殖民、现代、理性、父权、技术挂帅、两元对立的西方形式化元素，来自与传统断裂且非连续的现代性空间元素。作为空间再现元素，被移植的“物”化思维模型潜藏着未经批判就被接受的西方普适价值。而香港或台湾的政治历史现实并没有条件对此反思，未能创新社会空间生产，也没有生产出与新社会关系匹配的新物质空间。发展中经济体的都市与区域过程不是没有都市改良/改革的空间，不是没有成功的都市政策执行的经验，比如1997 年前的香港公屋政策和1990 年后台湾的社区营造/社区设计与遗产保存的经验，以及巴西的库里蒂巴（Curitiba）的可持续城市与公共巴士经验。问题在于专业分工下的形式主义移植，经常不能认识移植之物的原有脉络，再加上不能认识自己的现实问题，其后果就是列斐伏尔所批判的苏联经验的结局，陈旧的空间将会回过头来要求复辟陈旧的社会关系并反挫革命后的新社会关系。
进一步而言，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并非不可模仿、移植或接地气的改造，但要经过适当的“诊断”与“对治”的过程。而判断适当性与不适当性的关键在于：（1）分析发展中国家都市问题的能力；（2）适合解决此问题的可实施的规划与设计技术。而人们在发展中国家应用这些知识和专业时，所犯的错误却两者都有。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专业者所具备的关于“自己的社会与空间是什么”的知识往往又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规划设计不接地气的主要原因。
假如缺乏这种批判思维的反省和检验，只有技术层面的形式化移植，那么在网络都市化（networked urbanization）下①网络都市化(networked urbanization)是研究信息社会的社会学与都市社会学者的术语，这一术语被用于分析1980 年后大陆特殊的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行历史过程的“都市化”。原出处可见CASTELLS M.Networked urbanization: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as the urban form of the network society,implications for China[C]// 信息化条件下中国都市化发展的选择.北京,2014；夏铸九.理论重构: 由城市区域到都会区域[C]//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台湾地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第五届海峡两岸经济地理学研讨会-经济地理学的创新发展.南京,2014。出现国土领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因都会区域崛起、房地产开发带来都市蔓延，或由不可持续发展导致城市生态危机、社会碎片化与空间隔离，以及出现文化陌生又无归属感的“千城一面”，就不再是意外。这其实是由市场力量驱动、创造性破坏造就的现代性空间的再现，也是不断抹去重写的现代景观，然而其后果却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地方（places）与城邑（villes）的瓦解与破坏。
举例来说，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空间类型——科技城、高科技园区——也许是一种特殊的企业新城。一如凤栖梧桐，我们所期待的，不正是由新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塑造出具有“创新氛围”、富有吸引力的新空间形式吗？或者说，新“文化的花朵”？
目前，阿里巴巴已有杭州、北京双总部；腾讯起家于深圳而在广州也建立了微信总部；网易在北京、广州、杭州、上海四地办公；而华为在深圳建有园区，在东莞松山湖建有终端总部，在全球各地都有分部。这些不正是最值得研究的个案？它们如何构建创新氛围，如何经由网络与研究项目，越界连结起研究性大学与机构的创新节点，取得技术积累与5G 突破的成就呢？
另举一例来说明在当今信息社会“流动空间”条件下，空间意义的新建构方式。
2021 年1 月28 日上午，上海市卫健委举行2021 年援摩洛哥医疗队新任队员欢送会。2021 年2 月初，一段视频在抖音上流传：“上海市政府为即将出发的援摩洛哥医疗队举行欢送大会，在外滩安排了500 架无人机专场表演壮行。”后经记者查证，并没有无人机放飞活动，这个动人表演的场景原来是网民的虚构。
欢送会为真，无人机放飞却是抖音拼贴于外滩天空之上，这是网络建构出的“虚拟真实”，是后疫情网民建构的象征空间，它宣示了空间的意义：替代传统烟火，抖音视频在长三角都会区域的龙头城市上海的天际线上，再现出信息化中国的仪式空间——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vs.疫苗民族主义的空间再现，是后疫情时期医疗服务支援亚非拉的象征空间。
本文要提醒专业者注意的是：此时，设计即“媒体”，“网络”即是全球城市的都市中心，信息技术支持的编程控制无人机阵列，无线技术数控发光二极管显示的图案，将“流动空间”拼贴再现在都市中心的“地方空间”的夜空之上。
今天，长三角都会区域作为带动长江流域经济带的龙头，已是国家赋予的任务。长三角都会区域的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或者说网络都市化，其政策执行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同时需推进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拒绝技术挂帅与形式主义拜物教，这已是规划与建筑话语在空间实践上的历史必然之道。从区域空间再结构化到新型科学园区，如何营造跨越实体围墙的创新节点与网络；从长租社会住宅政策与设计到国家政策执行，如何让地方空间从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结合的第三部门中涌现出来，落实整合性保护和城区活力的复苏……以至城市的重建，长三角都会区域不但将成为列氏所说的支持都市社会动员的“新都市价值”温床，也将是都市实践开放越界合作的人才培养基地。
即使从作为政策突破口的优化教育空间布局角度来看，长三角区域也是战略重点。推动高校融入区域创新体系，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培养链融合发展，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在这种历史形势下，是建构全新话语的时候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2000 年因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集体出走”造成“保守的建筑学院教育制度”的地震，也算是第一次教育改革与教学话语求索的初步尝试。今天，面对百年变局与东风劲吹的新形势，在南京大学建筑学科重建20 周年纪念会上，王建国院士作了面向明天挑战的主题报告，素有见识的赵辰主持了南雍讲堂——作为异类公共空间的非正式发声，昔日带领集体出走的鲍家声提醒莫忘初心于教育与教学改革，再加上一些学者的发言，似乎显示出仍有跨出学校围墙，在过去的成果上再出发的意志与欲求？
而南京，已具备足够的条件建设学院的联合体。当前专业教育已不再是100 年前的被动技术传授与移植——民国时期的巴黎美院—宾大—中央大学/东南大学专业学院成为现代性建构与移植的路径；也不再是19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既有领导权的穿透与移植——在当时的历史前提和物质条件下，教育仍无法摆脱“美国强权治下和平”的现代主义话语体系[6]；而面向后疫情时代，一个更开放的建筑与规划教育节点与网络将成为学习批判性思维的基地与创新节点。而前述的区域创新，正是引领“南京学派”的“规划设计”专业学院再现空间实践的方向。
列斐伏尔所谓的空间再现，即话语空间的建构，是建构以长三角为区域基地的“南京学派”的线索。目前应该有足够的政治自信，以百年前中央大学的历史校园/机构为出发点，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河海大学……的相关院系所之间，以及与中科院南京地理所之间，构建跨界的聚集节点与互动交流网络。这种话语空间的建构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
西方社会脉络中的“规划”与“设计”与发展中国家本无差别，然而，其实践却又不然。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分析规划与设计之特性。那么，什么是规划与设计呢？
3.1.1 技术资源与工具
规划与设计是技术资源与工具，涉及一系列不同的领域，像城市与区域规划、建筑、风景园林（或景观设计）、工程①这是十分重要的科技，如土木、水利、环境、防灾与都市韧性、尤其要包括信息工程与技术、云端信息库等等。、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管理、法律、文化研究等等。这些技术工具，有助于我们处理层次不同、尺度不同的小区，城市，区域之发展，组织空间与社会间的互动。这些是专业学院中传授的主要技术性内容，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当前专业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扩张，会造成规划与设计边界模糊后的专业认同危机②针对“技术”的问题，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就资本的逻辑，提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古代中国有着卓越的技术（当然包括营造技术）和组织创新，但是无论是技术还是组织创新却都未能扩散或延续。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出现了推动技术和组织持续创新的动力。马克思认为，这种力量始终伴随着资本增值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它是在资本主义对相对剩余价值的永恒求索中塑造的。……竞争越是激烈，越有可能出现跨越式的创新。”[7]168,[8]107-108。
20 世纪晚期，围绕信息技术组织起来的新范型已经形成，面对21 世纪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如何链接社会理论与设计理论？由于技术是物质文化，我们可以引用一段卡斯特的话来帮助思考：“技术是运用科学知识，以一种可以复制的方式来详述做事情的方式，从电子、计算机硬软件、电信/传播、光电、遗传工程、环境信息等汇合而成的整套技术，也仍然包括了营造、构造、材料的发展与应用，因为它是对营造信息符码与设计模式的操作，由力作用的行为与结构的系统，以及客体材料的认识，到关系着精神心理流动到身体的真实感受。”[9]31-32,[10]27-28
但仍要加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提醒。对规划与设计而言，不能偶像化任一种知识。规划与设计是一门专业而非学科，专业者需要对知识一直保持着百科全书式的关心，必然是杂家，他们需要运用不同知识在规划与设计过程中加以“移形换位”，而不能专注于、也不偶像化某一门知识[11]476-477,[12]179-201,[13]180,[6]。
就如何认识从而全面掌握技术而言，专业者或许应学习古代匠人之道。古代能工巧匠之为“大匠”（其实也就是希腊字源的architect），其重要的技能在于全面掌握技术逻辑进而服务社会空间营造，而不是限定在技术之中，这才是专业的以人为本之道。
3.1.2 意识形态的文化话语
规划与设计作为文化话语，或者说意识形态话语，试图以空间语汇表现社会组织，提出合意的并所欲求的对象、地方、建筑群、地景、城市以及区域。虽然，规划与设计专业者常常提出理性的答案，但事实上这是关于未来城市的话语，是视野、愿景与明日的憧憬，所以也是未来社会的空间再现，即理想社会与合意空间，或者说，乌托邦的虚构空间再现。对华夏文化圈而言，“规划设计即是妙计，妙计展现的是明天，这是明天决定今天。”[14]
但是，未来发展与时空转变总是反转回旋跌宕，充满惊奇，哪里是简单线性的现代理性？历史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众多时空营造的历史实例，它们是如何上应星宿节气下合地理山河。这就提醒我们，历史研究在规划和设计学科中的重要性。而从18 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开始，理论与历史就是建筑学之所以成为人文学科的构成部分，技术与史学教育始终相伴。历史研究是规划与设计专业在学院话语体系构成中被划为人文学科的认定标准。因此可以这样说，理论与历史是建构专业话语的核心课程知识，它提供了认识现实的基本知识。作为基础研究，它建构了专业认同，也就建构了专业正当性。
然而，历史研究又应区别于菲利普·布鲁涅内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所开启的西方文艺复兴传统。在其中，历史成为建筑师挪用的元素，他们重新建构传统，发明历史，致使师与匠分离，主体与客体间对立①在这种对历史的侵蚀与遮避(the eclipse of history)中，建筑对象成为客体，随手摆弄拼凑(bricolage)[15]15。。还必须反思启蒙主义后逐步成形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建筑史。在其中，历史写作被俘虏为专业设计操纵的形式主义工具。当代的批判史学者如吕西安·费夫贺（Lucian Febvre）②吕西安·费夫贺（1878.07.22—1956.09.11），法国历史学家，与布洛克同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其研究发问关心“集体”，关心“日常生活”。顺应这样的研究脉络，关心都市，关心都市变迁与草根市民，使我们专业面对日常生活与寻常百姓，空间专业实践才可以站稳脚跟。由空间实践创造的历史与经验，开启的历史智慧，是专业的活力与生命源泉。
3.1.3 延伸至文化的象征表现
规划与设计是多技术集合的工具，是以文化决定的话语方式安排这些技术的特殊工具。人们使用技术工具来投射意象、憧憬的城市意象以及令人向往的社会。在这个层面上，规划其实就是设计，这样你就懂得西方建筑话语中的建筑在讲什么。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建筑是寻求便利与梦想之间的双向运动，或再进一步说，建筑是语言上的把戏。这样，建筑最核心的部分——设计，是象征性地呈现知识。建筑提供的是语言的表演。
自觉的设计师有能力发挥建筑再现的力量，摆弄符号，而不是消除符号。设计师可以将符号置于语言机器之中，形成各式各样的同形异质体（heteronymy），展现对权力论述与理性论述颠覆之道，形成令人愉悦、有快感的偏离（excursion），形成孩童般、在欲望中来来去去的游戏，一种无权力的话语实践[11]476-477,[12]179-201,[13]180。
3.1.4 磋商过程──在政治体制内的协议过程
规划是既定权力结构内的磋商过程，这是规划最重要的特性。由于社会日益复杂与多变，已经不可能因为某些单纯的政治意志、经济利益或文化价值，规划就能被系统地施加于建筑、城市、区域之上，在复杂的社会团体与经济利益之间必然有对立。然而，为了塑造城市之未来，未来之社会，需要专业者提供磋商过程，有话好好讲，讨价还价，在既有政治体制之内进行协议。何况，即使在相同的利益下，仍然有复杂的需要，虽相互矛盾，却需并存。规划与设计需将不同利益间的社会政治协议转译成空间发展的不同形式。
3.1.5 规划与设计是中立的过程吗？不，规划与设计是政治的过程
（1）规划与设计无法在既定的地方性（locality）中改变权力关系（除非是革命）。然而规划与设计并非全然中立，并非纯粹是交易协商过程，其角色有如权力的掮客。
（2）规划与设计不是全盘的限制，和权力关系一样，它不是静态的，不是全然的限制，而有赖于过程。
（3）规划和设计是不同资本与不同利益的表现。它们以特殊的方式用空间话语包装事物。
（4）规划和设计可以发挥策动的作用，是折冲协商空间。专业者需要能够扮演策动的角色，在一定的“空间”（此处所说的“空间”就是话语的空间，空间的再现）里进行调遣与谈判。
（5）规划与设计过程中的限制与调遣能力就是政治过程。
3.1.6 这个社会是什么？规划与设计过程是什么？
人们不知道语言，就不会说话。譬如说，你谈的是政治，而你却习惯以“建筑”来发言，尤其是，建筑不过是技术分工下的一个专业。语言的贫困再现了思想的贫困，是现代拜物教的表现。现代建筑话语里根本没有面向社会空间的语言。专业者在特定脉络中被训练出来，他们只有技术的训练。至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划与设计专业者，往往只有很少的知识是关于认识自己的社会与空间是什么以及认识这个规划设计过程是什么。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专业者不接地气的主要原因。
3.1.7 工具与实践的链接？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没有针对特定脉络的知识，我们就根本无缘启用自己的知识行囊与技术工具箱。
综上所述，专业话语根植于专业者对权力关系的基本认识：任何一种社会，其实并没有绝对统治的权力。新的专业者要有在不同利益往来基础上行事的能力，要能够在政治权力间周旋折冲，激励有潜力的团体，特别是阶级、性别、族群、年龄上弱势的团体，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的沉默团体，尚未出生的下一世代团体。可持续发展价值即在于此。但如何才能动员呢？首先必须有能力认识地方政治，从长三角都会区域到南京的都市政治均如是。
而真实世界中，专业话语能够发挥工具作用需源于以下两个条件：（1）具备最根本的社会政治分析的能力，这是研究最重要的知识贡献了。（2）不论个人喜好与否，专业者必须面对永远过度政治化的现实环境。
规划与设计作为过程，是超越纯粹管理决策的一种技术，也是超越文化与话语的符码，是对未来视野、愿景与憧憬的营造。规划与设计最关键的特质在于其政治过程。任何规划上构思的远景或设计上提出的奇想，都必须经过制度过程落实执行并与社会的改变互动。这就是为什么对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的分析能力举足轻重。在地方政治分析性知识的基础上，施展磋商过程的协议能力，才能够有效发挥专业日趋分工下的技术专长。
上述规划设计过程的再认识提供了整合专业分工的知识条件。在前述共同认识之下，南京学派已经具备初步整合分工的话语空间。南京学派的专业认识核心必须立足于新的专业者及规划与设计话语的建构，而不只是专业者分工后的“理论整合”，也不只是建筑、规划、风景园林三个专业分工的“理论整合”，甚至也期待工程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哲学等专业能在研究上与规划设计专业产生知识接合（articulation），即研究与实践的接合。虽然规划设计不宜偶像化上述任一学科，但仍值得指出，由于中国大陆学院与学科的制度特殊性，地理学专业超越了西方18 世纪启蒙主义学科知识上的自然与人文的分裂及制度分割，从不同角度贡献给规划专业不可或缺的资源能量，尤其在区域尺度、在长三角与南京层面，老一辈知识分子如南京大学崔功豪教授等成熟的经验尤为重要。
其次，理论反思使得规划设计的公共话语空间成为可能后，认识长三角都会区域和南京的社会与空间就是研究的首要任务。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或是区域与都市的政治社会分析，都能为基础研究作出主要贡献，然后再推动社会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相互接合，作出好的研究。
那么现实的问题是，建构“南京学派”话语空间的理论与研究实力何在？与空间实践链接的社会理论何在？有意思的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异宾尚未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南京学派的建构事业，已贡献了大量人才，而已有的相关研究与教学，也就成为前述规划与设计“南京学派”的理论起点。至少在“空间发问”与“都市发问”的议题上，话语知识积累的空间再现有极大的潜力。这里列举几位在南京学院里任教的学者，如南京大学哲学系刘怀玉对列斐伏尔经典文本的翻译、推介、再认识，胡大平对哈维著作的翻译与认识，季勇对福柯的研究，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翁寒冰对资本论文本与资本的空间的研究，陈硕对福柯的研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鲁宝对列斐伏尔与空间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吴静对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以及在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杨舢对列斐伏尔的认识，罗震东的淘宝村研究与对科斯特的认识，胡恒对曼菲德·塔夫里（Manfredo Tafuri）与威尼斯学派的研究、翻译、期刊出版等等。当然最后必须加上重量级学者大卫·哈维，2016—2019 年他曾担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薛君度讲座教授，2020 年为新冠疫情所阻，延至2021 年5 月将继续客座东南大学建筑国际化示范学院，哈维为南京学派的存在象征性地升起理论的旗帜。为帮助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建筑学院的学生，理解哈维的理论思考，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陈硕将于2021 年春季开设“国外左翼空间与城市理论前沿”博士班课程计划，组织夏铸九、陈硕、翁寒冰、鲁宝四位教师，以10周时间，导读从《后现代性状况》（1990）到《叛逆的城市》（Rebel Cities,2012）等10 本哈维著作。这是教学的一个起点，日后当能进一步组织起有更多南京教师参与的理论性讲座。在南京，批判性理论的基础研究已有强大的阵容与理论水平，较诸西方重要的学习型城市与研究性大学不遑多让。当然这只是起点，下一步可以联系长三角都会区域的中心城市上海与全球电子商务中心杭州的学院，甚至再进一步连结台湾西海岸北台都会区域的台北—新竹科技走廊的学院、机构、学者，以及一带一路上的其他城市，如珠三角都会区域的香港、深圳、广州，东京—大阪都会区域、首尔—仁川都会区域以及新加坡—新山都会区域、吉隆坡、雅加达等等。相关的学术活动可以连结成共同体，譬如连结代尔夫特、威尼斯、巴塞罗那等欧洲都市网络的“国际都市规划、设计、研究论坛”（IFOU）。最后，不能遗漏早已在伦敦任职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巴特利特规划学院教授的吴缚龙。
在初步描绘南京学派话语空间的基础上，为了理论总结，记录知识发现、技术突破、规划与设计实践创新的工作报告，强化学术交流，激励年轻学者，评论既有相关出版物等，南京学派话语空间的创新生产需要有一个核心期刊，它的名称可以是《营造(Yinzhao)——理论与历史》，或直接用《建筑理论》甚至《建筑教育》，作为号召的旗帜。实际发表论文的主体，当然要放在经验研究的部分，适当增加兼顾技术与实践领域的学术论文。
除了负责公共事务工作的专业者如在北京担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的石楠是推动主角外，“南京学派”话语空间建构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当然就是在南京的各个学院里负责规划与设计教学的教师们，以及参与规划设计实务工作的专业者。中国大陆的历史特殊性造就并积累了富有实践传统的技术资源雄厚、实力强大的规划设计院，譬如说，始建于1965 年的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就是最好的例子。
2021 年2 月15 日，由国际建协建筑教育委员会主办，面向全球建筑院校表彰建筑和城市设计教育中的卓越表现的首届“建筑教育创新奖”（The UIA Award for Innovation i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获奖结果公布，该结果与本文主题直接呼应，值得一提：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报送的三个提案悉数入选，其中张彤师生团队提案“生息营造”获创新奖，王建国、韩冬青、鲍莉师生团队提案“互喻式学科融通专业教育”和韩冬青、鲍莉师生团队提案“城市转型的积极干预”分别荣获提名奖。这一获奖信息可以为本文提出的南京学派的想象空间提供适时的注脚[16]。
现在，专业者可以正面回应列斐伏尔对既有空间再现的批判，尤其是他对苏联的专业者未能生产出社会主义的空间，而仅再生产现代主义模型的设计的批判。如何致力于社会空间生产的创新？新的社会关系与新的空间形式如何同时并举？这些是当前都市问题的根源之一，亟须专业者反思。当前在某种程度上，专业者非但不能解决都市问题，反而经常制造了问题，这不正是目前国家推动规划“制度性改革”的部分原因吗？因此“设计专业的入门教学”可谓专业创新实验的关口，是塑造新专业者基本认识的“启蒙关键期”（initiation），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对推动教育与教学的改革者而言，这块话语权的“地盘”（turfs），曾是巴黎美术学院的古典美学品味，包豪斯式的现代主义基本设计模式，后现代主义支持下建筑入门教育（如1970 年代初的耶鲁），以及在人与环境研究影响下参与式社区设计经验（如1970 年代中期的加州伯克利）等。因为极其重要，所以是入门教学的战场。而东南大学建筑国际化示范学院顾大庆教授对于建筑入门教学的研究，已经投入多年，是跨东南大学与南京大学共享的教学经验，目前也正在推动入门教学改革重任[17]。站在全球领导权建构与新的范型转移的门槛之上，今天的设计专业入门教学，面对疫情后的新世界格局，面对流动空间的垄断性支配，地方空间营造必须根本上反思社会现实，重建规划路径与营造措辞。正因为领导权与范式建构，没有现成的答案与可移植的教案，十分不容易。但换句话说，当前的地方空间营造，必须面对历史的、社会的、都市的以及网络的多重建构过程，才能培育我们需要的创造性的设计人才。这才是想象话语空间建构的真实挑战。
为了避免理论措辞过于抽象，最后用正在推进的空间实践案例来说明，希望有助于南京学院中负责规划与设计教学的教师及实务专业者了解社会空间生产创新，激励富有想象力的专业实践。南京正在推动的紫金山与玄武湖管理一体化项目是面向高质量发展、有挑战性的、能直接提升南京市民都市生活质量的重要机会，值得对其社会空间生产的创新、对其激励社会关系与空间形式同时创新的潜力作出说明。
首先，紫金山与玄武湖是南京市民高度可及、高度认同的“邑郊风景区”型社会空间。南京的市民文化对二球悬铃木行道树和紫金山的保护几乎是高度警觉，已变成极富压力的公共舆论，不容都市开发造成破坏，所以生态条件始终维持良好。对于都市南京，紫金山与玄武湖是有补偿作用的场所。
对照南京城里的市井烟火气，明清之后秦淮世俗逸乐的都市空间，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之间，玄武湖、天文台和紫金山其实是另外一种真实南京，通过生活中身体经验而得到的“化外之境的想象”。
建筑史家彼得·柯林斯（Peter Collins）认为，建筑师的问题其实是18 世纪中叶现代专业起源时“现代建筑理论”的美学品味与个人创新带来的致命吸引力所造成的，这是专业话语戴在现代专业者头上的紧箍咒，亟须解放[18-19]。现代专业者应该意识到，当今的社会被不同技术工具与资源支持。在李子柒兼具田园诗意和烟火气味的日常美食短视频的网络经验启发下，即将出版的《汉声》（南京野菜）在田野调查中提及南京市民不同季节，尤其是初春时节的“七头一脑”与采摘野菜、耕种野菜的习惯，采摘提供了既物质化的又虚拟的、网上邀请开放参与的方式。在参与的过程中，紫金山与玄武湖其实有条件通过新的规划与设计过程，营造为一种“异托邦”——让南京人看到自身。
结合疫情后健康城市的营造，上述参与过程还可邀请到境外城市的环境保护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团体。这种都市开放空间的开放性带来的吸引力，它的空间模式与活的保存，邑郊风景与地景空间修复，通过市民亲身动手参与和保护过程中的体验得以实现。譬如说，玄武湖部分水上活动设施有些过于人工化，可以改善和修复；从玄武湖边与紫金山的不同角度都可以看见南京城市的优美剪影，有助于认识与记忆城市，强化了市民的都市认同与地方自豪，或许还有机会成就为另一种真实空间，让南京得以再度看到南京，同时也使世界得以在新的视角之下（排除不自觉的、习惯性的傲慢与偏见，如同一些双标国际媒体曾如此俯瞰疫情时的武汉），重新看到南京紫金山、玄武湖，建构为疫情后的新全球城市的南京异托邦。
这也就是说，明代汤显祖昆曲里有名的《牡丹亭》（游园惊梦）皂罗袍唱段空间再现的诗意想象，在城市中世俗快乐生活的良辰美景，有机会在紫金山与玄武湖的花木廊桥地景山水中再现，这正是城市世俗文化盛开的空间花朵，也是再现的空间。它开启了创造意义的快乐过程，因此空间生产不只是物质的和虚拟想象的生产，也是南京人的自我生产和整体的社会实践的起点。
本文借取了1968 年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假说，虽然这些观点并非铁板一块。它们对语言措辞的精确性要求与对语言隐喻的变化和诗意想象，是话语实践的特殊性所在。但华夏文化注重实践，“行胜于言”，这是空间实践，尤其是建筑与规划专业实践的根基，再加上汉语本身富有智慧与诗意的文化想象，这不正是挑战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建构的魅力所在吗？总而言之，列斐伏尔的批判性思想与反省角度，要求我们接合经验与历史的现实，开展研究，引领实践，并回过头来与其平等对话、检验、深化、丰富、甚至颠覆既有的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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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reading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Reconstituting Discursive Space and Nanjing School Imagination of 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