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和福祉视角下英国城市公园发展研究

公共健康和福祉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随着时代变迁，其内涵的改变推动了城市公园的发展。如何使城市公园更好地促进公共健康效益是当代景观规划设计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2016 年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实施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我国现阶段城市发展带来的国民健康问题，提出营造绿色环境来促进全民健康[1]。城市开放空间，特别是城市公园，在促进全面健康目标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英国作为西方园林代表，自18 世纪起将公园当作恢复居民精神的重要手段。威廉·皮特（英国首相，1766—1768）将伦敦的公园称为“伦敦的肺”，之后被其他国家多次引用[2]，这是世界范围内在城市健康领域探讨公园的开端。国内学者对于英国城市公园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相关研究：刘竹柯君探究了19 世纪中叶英国私家园林到公共公园的转变[3]，李韵平提出了英国工业革命后城市公园在解决城市病过程中的突出作用[4]，张诗阳探讨了英国二战后城市更新时期城市公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5]，同时也有其他学者探讨西方城市公园健康主题的演变[6]。本文选取英国作为研究区域，探寻城市公园如何满足健康诉求，总结英国在此领域的发展经验，旨在为我国健康导向下城市公园的发展探求启示。

2 公共健康和福祉推动英国城市公园日益完善

英国公园是由皇家或贵族私有逐渐发展到向大众开放的。19 世纪中叶圈地运动的结束意味着政府拥有了公共用地的许可权，才有了建设供居民休闲活动的公共土地的可能[3]。自此，英国开始建设面向公众的城市公园。

2.1 公园“隔离效应”的选址切断传染性疫病传播途径

自18 世纪末期至整个19 世纪，由工业革命发展出的新型工业城市带来的过度拥挤与不卫生的环境条件引发人们对健康的关注。1831 年英国发生大规模霍乱[7]，它被认为与工业革命后英国受污染的空气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英国任命皇家委员会调查处理公共空间问题，其任务是规划开敞空间以作为呼吸洁净空气、公共散步和锻炼的场所，阻断传染性疾病的传播[8]。1833 年政府的公共步行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Public Walks）和1834 年的《新济贫法》（New Poor Law）开始强调公共空间在工人居住区重要意义[9]。

政府在这一时期通过新建公园和开放皇家公园为工人居住区提供新鲜空气，将其和城市其他区域隔离，从而减少疾病发生。1845 年和1858 年，伦敦先后为公众建设和开放了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和巴特西公园（Battersea Park）。维多利亚公园占地86 hm2，选址于工人居住区和工厂区，使其与伦敦其他区域隔离从而防止疾病蔓延。除伦敦以外，利物浦作为受到传染病影响最严重的工业城市之一，1850 年代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市政公园中以实现大胆创新的“公园丝带”（ribbon of parks）政策，服务城市南北两个地区的工人阶级居民[10]，并将工人居住区与中心区隔离以控制传染性疾病传播[11]（图1）。由于霍乱在后期被证实由水源传播而非空气，所以公园的建设并没有起到控制传染病传播的作用，但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把公园和公共健康紧密联系起来。

2.2 公园群风廊道的初步建构改善城市环境

19 世纪中后期，由快速城市化和人口迁移导致的城市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公园对解决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作出了贡献。公共卫生改革者特别是景观园林师约翰·克劳迪乌斯·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提出公园提供“呼吸空间”（breathing space）的概念[12]。在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在规划层面结合城市原有公园和主导风向初步建构了引入风廊道的城市公园群。

在格拉斯哥改造规划中，政府对新增的公共空间在区位上进行了考虑，引入风廊道解决空气污染等问题。格拉斯哥的城市主导风向为西风和西南风，在城市扩张活动中除了将城市主导风向上的几条街道拓宽外，在拓宽道路的沿线还建设新的城市公园和公共空间，以确保城市受污染的空气可以快速排出（图2）。方案在无形之中反映了人们从考虑单独城市公园逐渐发展为设想建立城市公园群或公共空间系统，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甚至影响了城市空间系统的发展。

随后在1898 年，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理论应运而生。他提出通过农田、森林等绿地空间将主城与卫星城隔离，使城市变为“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从而解决了城市环境问题中的烟尘污染问题[11]。这种将治理城市的着眼点由建筑变为公共空间的新思考，使英国的公共空间理念逐渐走向成熟。在此阶段，英国的城市环境问题得到改善，传染病得到控制，在1851—1853 年和1881—1883年间伦敦人口死亡率下降了0.3%[13]。这种开放空间角度的思考方式促使了公共卫生改革，引发了人们思考，进而改善了城市环境问题。

2.3 公园运动设施的增设促进休闲运动

19 世纪末期，生理学的发展突出了运动对于健康的重要价值，“全民健身”成为英国防止种族退化的手段[14]。大众逐渐将视角转向了通过增强体力活动来提高免疫功能，从而达到生理上的健康。在1906 年英国政府出台的《公共空间法案》和1907 年的《公共卫生法修正案》从侧面支持公园在提供体育运动场地方面的推进，同时鼓励大众在公园中开展休闲运动，促进形成绿体结合模式。

这一时期，政府扩大城市公园运动场地、提供运动设施和新建运动主题公园，以鼓励大众体育锻炼，达到提高免疫力、预防疾病的效果。1892 年格拉斯哥建设的鲁奇尔公园（Ruchill Park）提供了慢跑步道和游乐区域等一系列体力活动设施（图3）。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普拉特菲尔德公园（Platt Field Park）在1907—1934 年间，增设网球场、草地保龄球场和提供水上活动的人工湖（图4）。伦敦里士满公园（Richmond Park）中的平地在1915 年被划为足球和板球场。在这一军事准备时期，公园被用于全民健身计划，男孩被视为国家潜在的部队力量，而女孩则是未来的妈妈。

2.4 公园交往空间体系的建立促进社会融合与改善心理健康

二战结束后，英国城市因受到重创而面临更新与重建，城市公园在此时面临着机遇与挑战。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健康定义为完全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福祉状态；福祉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关键概念[15]。1950 年代开始，城市公园受运动会性别分组影响，也开始显露性别针对性，此外还出现了明显阶级划分、宗教冲突和种族歧视[13]。公园中日益尖锐的性别、阶级、宗教、种族冲突和英国公共卫生领域对“社会卫生”（social hygiene）概念的引入[16]引发了政府着重考虑并挖掘城市公园在社会融合方面的积极作用。

2.4.1 公园集会空间及体系的建构促进社会健康

20 纪末期，人们逐渐意识到公共绿地可以促进邻里间沟通，提高社区凝聚力，进而达到社会环境的健康。在场地层面，政府在城市公园中设立大面积包容性空间用于开展集体活动；在规划层面，用城市潜在绿廊连接各功能区多尺度的开放空间网络来促进社会融合。公园设置大面积灵活性空间用于支持宗教等聚集性仪式性活动，被称为“陌生人聚会的场所”[17]。雷丁镇（Reading）的帕尔默公园（Palmer Park）开展集会活动（图5）以增加人们交流的机会，尊重使用人群的异质性，鼓励少数民族的参与。伦敦的德威公园（Dulwich Park）和派克汉姆雷公园（Peckham Rye Park），以及卡迪夫（Cardiff）的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都会开展针对儿童、宗教人群和残障人士的活动[17]。

这个阶段公共健康的落脚点不再局限于城市公园单体，而是整个开放空间体系。1980 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健康城市项目（Healthy Cities Project），英国及欧洲各城市逐步开展健康城市规划[18]。英国政府在1999 年《走向城市复兴》（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报告中强调开放空间系统（而非孤立单元）的重要性，并强调各个开放空间之间的连通性。报告表示，开放空间网络能为居民休闲娱乐提供更多的选择地点，同时能系统串联起承载城市各阶层居民活动的多元空间，促进了社会活动及文化多样性[16]，因此提出城市公共空间体系策略（图6）。策略包括将废弃的铁路线和河流沿线空间发展为线性绿色空间，并通过这些空间连接城市各地区的中心市政广场、地方口袋公园和邻里公园及运动设施等交往空间；由绿廊串联广泛分布于城市中心区及外围郊区多民族多种族区域的公园单体，形成极具包容性的社会交往空间体系。

2.4.2 社区花园与都市农场的建设改善心理健康

居民工作及生活压力的加剧使城市公共绿地相关研究由生理逐渐转向心理健康，园艺疗法促进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接触，改善了居民心理健康[19]，因而开始盛行。在促进居民交流方面，一项伦敦的研究表明，增加社交活动可以增强居民集体意识和区域归属感，从而改善居民心理健康[20-21]。在促进人与自然接触方面，研究表明在绿色自然环境中进行体育锻炼有助于心理健康的恢复[19]。

纽卡斯尔（Newcastle）斯科茨伍德自然社区花园（Scotswood Natural Community Garden）鼓励居民参与到社区果蔬种植活动中，从而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林肯（Lincoln）的绿色协同社区花园（Green Synergy Community Garden）一直利用园艺疗法改善居民的心理健康。这些通过社区花园改善居民心理健康的实践呼应了1984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看法——健康是一种幸福的积极体验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

2.5 公园目标人群的细化催生健康生活方式

自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到1979 年进入撒切尔时期，再到1997 年新工党政府大选，英国城市公园的质量逐步下降[22]。新工党政府认为其“对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和我们生活质量至关重要”，此后对城市公园的复兴力度增强[23]，城市公园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受到关注。1998 年世界卫生组织表明“生活方式是世界卫生组织在欧洲区域健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了包含促进和支持健康生活方式在内的五个目标。但在2010 年，英国卫生与社会保障部指出，国家卫生成果发展中心给出的2006—2008 年数据显示，英国已成为欧洲“最肥胖”的国家，精神疾病医疗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四分之一[24]。

2.5.1 公园密度的增加改变静态生活方式

20 世纪中期，心血管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英国议会委任的弗雷明汉心脏研究中心（Framingham Heart Study）从1948 年开始研究预防该疾病的策略，新建城市公园便是策略之一[25]。英格兰公共卫生部（Public Health England）在2014 年的报告中强调了绿色空间可达性对于公共健康和福祉的重要性[26]。2016 年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中的社区和地方政府委员会（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Committee）对公园使用者进行调查，并发现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提及了公园和绿色空间对生理及心理健康的贡献，其中公园的可达性与公众的心理健康满意度直接相关[27]。在规划上，政府为了预防和缓解城市居民慢性病，利用城市角落空间构建居民步行可达的恢复性口袋公园体系，同时新建不同功能属性的中大尺度城市公园，进而提高城市公园的密度，从而增加居民进入绿地的机会。

因此伦敦开始实施口袋公园项目（Pocket Park Program），利用城市角落空间建设一百多个小于0.4 hm2，步行可达范围在500～800 m 之间的口袋公园（图7），使市民在高压的工作生活中有短暂放松心情和社交玩乐的场所。布里斯托（Bristol）从居民可达性（图8）的角度针对不同服务对象对绿色空间提供功能标准，以确保附近居民都能使用优质的公园[28]；此外，新建的城市公园增加了居民体力活动的概率[29]和频率[30]，减少了肥胖症，促进了居民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后的英国研究显示这些新建的城市绿地空间可作为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恢复场所[31-32]。一项在伦敦的研究表明，新增树木的密度与居民抗抑郁药处方量呈显著负相关[33]。公园通过提供体力活动场所，为非正式的交流创造机会以建立社交网络，使居民获得一种有益心理健康的环境支持感[34]。

2.5.2 公园空间的细化改变目标人群生活方式

英国政府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部门（Ministry of Housing,Communities &Local Government）在2019 年指出，“健康的环境需要在满足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需求的同时，能够适应日益老龄化的人群以及患有痴呆症和其他感觉或行动障碍的人群的需求”[35]。政府在规划层面建立连接城市公园的步行健身路径，在场地层面加入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及青少年活动区来帮助老年人和儿童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城市公园改造中，设立儿童和青少年体力活动区成为重要目标之一。伦敦的派克汉姆雷公园（Peckham Rye Park）和曼彻斯特的普拉特菲尔德公园（Platt Field Park）在21 世纪初期设立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及青少年活动偏好的运动场地（图9,图10）。随后格拉斯哥开展了健康步行项目（Glasgow Health Walks），主要针对老年人组织步行活动，提供多条2 英里（约3.2 km）舒缓、友好且免费的步行线路，把城市公园进行串联，增加其进入公园从而进行更高强度体力活动的可能性（图11）。研究者指出城市绿地可达性对儿童特别是肥胖症儿童有积极影响[36]。对英国65 岁以上老年人的研究表明，新增加的社区开放空间可以促进老年人体育锻炼，从而改善生理健康[37]。同时，老年人通过公共活动获得的成就感、愉悦感和满足感也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38]。

2.6 公园生境体系的构建促进个体、社会与生态系统健康

英国建筑及建筑环境委员会（Commission for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在2004 年绿地空间策略中提到要提高生物多样性及生态栖息地水平[39]。此后研究表明，城市公园可以增强人们与自然的亲和度，进而促进健康福祉并提高其生态和环保意识[40]，这对人类和野生动植物是互惠互利的。英国各城市根据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和城市现状提出针对性的开放空间策略，从公园或廊道单体到城市开放空间体系，将生态系统与个体、社会健康相联系，旨在建设个体、社会及生态系统共同健康的生境体系。

2.6.1 公园廊道建构提高生物多样性

保护志愿者协会（The Conservation Volunteers）作为社区和地方政府委员会，曾对实施空间改善过程中的重点咨询对象提到城市绿地和公园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此外，政府部门指出，城市中的公园和休憩用地起到了绿廊和垫脚石的作用，使野生动物能够在其领土内四处移动[27]。2007 年苏拉（Tzoulas）指出了生态系统健康和人类健康之间的密切联系[12]。在谢菲尔德（Sheffield）的研究发现，物种丰富度能促进公园使用者的心理健康[41]。达利默（DalliMer）指出，使用者的心理与其所感知到的物种丰富度有显著关联[42]，提高使用者对生物多样性的感知力，才可改善人类健康[43]。政府及相关机构应构建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和居民体力活动有共同促进作用的廊道及公园单体；应在城市公园中划定城市物种栖息地和居民活动空间，增设小型物种栖息点。

爱丁堡开展的约翰·缪尔传粉者之路（John Muir Pollinator Way）项目和蝴蝶百米花园（Square Metre for Butterflies）项目[44]在生态方面促进了城市传粉媒介廊道和汀步的构建，在个体健康方面为市民提供骑行、健身步道和儿童游憩场所，加强了居民体育锻炼和科普教育，在社会健康方面提供了结交朋友的潜在机会。伦敦的克利索尔德公园（Clissold Park）和派克汉姆雷公园（Peckham Rye Park）在给城市物种提供人工野生草甸和半自然林地栖息地的同时，建设儿童活动区以及网球场等体育活动场地。此外，英国城市公园内常常会设有鸟箱、蝙蝠箱、猫头鹰之家、虫子旅馆等物种栖息点，将动物生境与市民生活环境结合，使人们在喧嚣的城市中感受自然，释放压力。

2.6.2 健康空间网络的建设促进个体、社会与生态健康

欧盟促进绿色基础设施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人类健康[15]。生态学家提倡发展生态网络，以减小栖息地破碎化对生态的影响，因此认为城市公园网络是城市可持续景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5]。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规划层面设定了城市公园对个体、社会和生态健康三方面的策略，并积极促进居民体力活动、社区参与和生境网络相结合。

布里斯托建设了密度较高的城市公园网络，包含了不同尺度的城市公园：小尺度的口袋公园为社区提供体力活动场所，促进个体健康；中尺度的城市公园为居民提供社区参与空间，促进社会健康；大尺度的城市公园为居民提供社交空间的同时，为生物提供栖息地，促进了社会及生态系统健康[28,46]（表1）。《谢菲尔德2010—2030 绿色及开放空间策略》（“Sheffield’s Great Outdoors,Green and Open Space Strategy 2010-2030”）分别在人口生活方式、场所品质和环境生态的维度提出有关健康的空间策略[47]（图12）。牛津（Oxford）强调将多条骑自行车者和马术者使用的路径和城市公园相互连接起来形成空间网络，促进居民体育锻炼、帮助构建社交网络，同时提供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以促进人口与生态系统共同健康[48]。

3 英国城市公园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公园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背景、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经济及科学发展、城市卫生及环境条件、人们生活方式和健康状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与人口表现出来的生理及精神健康状态，英国城市公园在空间规划和设计层面做出积极回应（表2）。纵观近现代公共健康及福祉视角下的英国城市公园的发展，可总结出以下发展趋势：（1）从建立城市公园到构建公园城市；（2）从加强市民个体健康到追求人口、社会及生态系统全面健康；（3）从“泛健康”到细致深入的“全民健康”。此外，尽管我国在探讨城市公园与公共健康方面也有相关思考和实践项目，但仍存在难点与不足，英国发展趋势和相关保障措施的总结归纳，对我国当前城市公园发展建设可以起到启示借鉴作用。

3.1 我国在该领域发展现状

在政策和规范方面，我国城市公园和绿地发展绝大着眼于提高城市绿地品质和增加游憩功能，缺少站在提升大众健康的角度来思考城市开放空间。早在1992 年我国的《城市绿化条例》中曾少量提及绿地对公众健康的促进作用。此后随着相关学者的研究和国外前沿理论的引入，使得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调控雨洪、科普教育等功能被强化，近几年出台的绿地标准中多次提及“生态”的目标[49]。就健康城市而言，《全国健康城市评价体系中（2018 版）》中将健康城市的标准聚焦在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上，而没有对城市公园、绿地或开放空间配置的考虑[50]。

当前我国城市公园在公众健康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仍存在针对性具体指导措施不明显的问题，导致落地性差、健康视角下开放空间指标缺失、对生态系统健康与人本健康结合欠考虑、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协调性欠缺等不足。尽管英国在历史、文化、经济和体制上不同于我国，但其城市公园在公共健康视角下的发展演变过程为我们在思维上带来重要启示。针对具体的公共健康问题，找到公共健康研究领域的策略依据，详细具体地落实到场地层面的策略制定，有着明显的针对性和价值导向，这种问题—理论依据—解决策略的规划设计思维方式值得学习和借鉴。

3.2 我国城市公园建设途径

如今城市公园已经成为影响国家人口、社会和生态系统、生理及精神健康的至关重要的内容，目前我国仍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且各区域发展阶段不同，城市面临高密度、人口多、环境污染等问题，借鉴英国城市公园发展历程中的众多思考与举措可总结出以下针对我国发展的建议。

3.2.1 建立多维健康认识论

英国城市公园健康策略的对象是由宽泛抽象走向细化具体的，维度是由一维向多维转变的。最初，城市公园在区位和数量上考虑控制疫病传播进而改变社会动荡的局面，随后用于改善工业发展导致的糟糕城市环境，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工人阶级；此后，随着生理学提出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公园变为提高全体市民身体素质、增强免疫力和防止种族退化的手段；后其娱乐和交流功能逐渐被开发和强调，用于促进社会健康，出于公平性包容性考虑，服务对象转变为慢性病人群和包括老人、儿童和残疾人在内的城市弱势群体；现阶段城市公园功能融入了为城市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的生态健康和生物多样性功能，促进个体、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共同健康。

我国现阶段城市公园体系有出于对人口及生态方面的考虑，但仍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社会融合的关注，以及对人口、社会、生态健康的系统整合。在构建健康城市和园林城市过程中，应将生态性及生态系统服务性相结合考虑，合理整合针对个体、社会、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城市开放空间，将对三者健康的考虑详细化，如人口年龄、健康状况、社会发展、城市常见及重要物种等，以全面融入进城市公园体系的建构中。此外，由于我国各城市发展速度不同，各城市应针对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对三者健康与城市公园相结合的针对性思考。

3.2.2 掌握多尺度公园规划设计方法

英国城市公园的策略角度是纵深发展的，载体也由单体走向空间体系，且分别在规划和设计两个层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实施策略。不同策略角度下，城市开放空间的策略载体不同。早期城市公园单体起到隔离贫富区、为工人阶级提供呼气新鲜空气、为市民提供休闲运动场所的作用；而后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慢性病死亡率上升使城市公园的社会属性被关注，社会交往空间体系开始受到偏爱。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考虑，绿色空间网络开始变得流行，其承担的促进人口、社会和生态系统健康的责任在逐渐加重。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由建设单体规划设计转向空间体系规划设计的阶段，且尚缺乏将生物多样性与大众健康相结合的城市公园规划与设计的思考。规划设计机构应依托城市公园现状条件，合理利用其资源特性，充分考虑可达性、生态性、连接度，进而确定城市公园的区位、数量、路径等，建立合理完善的城市公园体系，充分发挥其生态系统服务和健康促进的价值。例如根据城市主导风向及公园现状规划城市通风廊道；根据土地利用现状规划城市恢复性社交口袋公园体系项目等。应在强调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同时兼顾生态系统自身健康，例如城市传粉媒介廊道的构建和城市动物迁徙廊道及汀步构建。在设计层面，充分考虑使用者的集聚性活动功能，设置大面积的包容性开敞空间，同时针对不同年龄的人群布置针对性的体力活动场地和体育设施。在生态健康方面，对于较大面积的城市公园应设有自然或半自然式草甸林地等核心生态区域为城市物种提供栖息地，还可以提供昆虫旅馆、蜂巢、鸟箱等飞行类生物落脚设施。

3.2.3 促进多组织机构协作保障实施

英国议会、特选委员会、研究机构、志愿组织和慈善公司从出台相关法案、撰写调研报告、建设规划设计维护者交流平台、提供高品质绿地建设及评价标准、给予建设和维护公园资金补助等多角度促进和保障城市公园项目的更好实施。其中早期主要致力于公园管理体系的完善，落脚于公园数量和规模，因此相关法案和强制性政策出台较多，现阶段强调公园的多种角色构建，针对于大众公平性和公园品质，因此相关机构和志愿组织占主导，为公园建设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资金支持。

我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自上而下的空间控制规划模式，而参与者多集中在政府机关、领域专家、规划设计机构等，尚缺少从底层社区民众向政策制定者的协调反馈机制。政府应促进多领域多机构组织协作，并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策略制定。领域专家及研究人员应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并撰写报告，提出针对提高公共健康的城市公园改善策略的具体决定性意见。此外，慈善机构和志愿组织可涉猎城市公园建设项目，为其建设提供交流平台和少量资金支持。

4 结语

从英国城市公园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其规划设计策略与实践是围绕每个时代的社会需求的公共健康主题而改变的。公共健康需求受重大历史事件、国际卫生主题、政治经济背景、医疗技术条件，以及居民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由最初的人类中心的生理健康演变为现阶段个体生理心理、社会福祉和生态环境三者的健康共同体。英国政府在城市公园方面从空间系统规划和场地设计层面做出积极回应，从最初的对于公园单体区位上的考虑演变为基于居民可达性、社会融合性和环境生态性的绿色基础设施网络建构的设想。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议会及相关志愿组织共同参与并保证城市公园项目的更好实施。

在城市空间规划中探索安全健康的人居环境建设是规划设计者共同的责任，而城市公园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亟待探究规划设计策略的重要内容。同时，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健康中国”建设期，城市公园在公共健康方面的思考尚欠缺，仍存在许多难点与不足，比如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措施不明显导致落地性差，健康视角下开放空间指标缺失，对生态系统健康与人本健康结合欠考虑，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协调性欠缺等；从健康认识论、规划设计方法和保障实施手段三个角度出发，借鉴英国城市公园针对于公共健康的城市空间策略，有助于快速合理实现我国“全民健康”的最终目标。

[1] 新华社.“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附全文)[EB/OL].(2016-10-25)[2016-10-30].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6-10/25/.

[2] THOMPSON C W.Linking landscape and health: the recurring theme[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1,99(3-4): 187-195.

[3] 刘竹柯君.试论19 世纪英国城市公园的兴起成因[J].国际城市规划,2017.32(1): 105-109.DOI: 10.22217/upi.2015.231.

[4] 李韵平,杜红玉.城市公园的源起、发展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7.32(5): 39-43.DOI: 10.22217/upi.2014.036.

[5] 张诗阳,王晞月,王向荣.基于城市更新的西方当代园林发展研究——以德国，荷兰及英国为例[J].中国园林,2016,32(7),60-66.

[6] 侯韫婧,赵晓龙,朱逊,从健康导向的视角观察西方风景园林的嬗变[J].中国园林,2015.31(4): 101-105.

[7] WALVIN J.English urban life: 1776-1851[M].London: Routledge,2013.

[8] GIROUARD M.The English town: a history of urban lif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

[9] SCHUYLER D.The new urban landscape: the redefinition of city 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M].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1986.

[10] LAYTON-JONES K,LEE R.Places of health and amusement: Liverpool’s historic parks and gardens[M].London: Historic England,2015.

[11] MARNE P.Whose public space was it anyway? class,gender and ethnicity in the creation of the sefton and stanley parks,Liverpool: 1858-1872[J].Social&cultural geography,2001,2(4): 421-443.

[12] MAVER I.Glasgow’s public parks and the community,1850-1914: a case study in Scottish civic interventionism[J].Urban history,1998,25(3): 323-347.

[13] 克拉彭.现代英国经济史：1850—1886 年.自由贸易和钢.中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4] CARPENTER M.From “healthful exercise” to “nature on prescription”:the politics of urban green spaces and walking for health[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3,118: 120-127.

[15] TZOULAS K,KORPELA K,VENN S.et al.Promoting ecosystem and human health in urban areas using green infrastructure: a literature review[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7,81(3): 167-178.

[16] TASKFORCE U.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final report of the urban task force chaired by lord rogers of riverside[R].Londo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1999.

[17] COMEDIA S,GREENHALGH L.Park life: urban parks and social renewal[R].1995.

[18] BLACK S D.Inequalities in health: report of a research working group[R].London: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1980.

[19] ULRICH R S.Aesthetic and affective response to natural environment[J].Behavior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1983(6): 85-125.

[20] CATTELL V,DINES N,GESLER W,et al.Mingling,observing,and lingering : everyday public spac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well-being and social relations[J].Health &place,2008,14: 544-561.

[21] AKED J.Five ways to wellbeing: new applications,new ways of thinking[R].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2011.

[22] MITCHELL R.Is physical activity in natural environments better for mental health than physical activity in other environments?[J].Social science &medicine,2013,91: 130-134.

[23] WOOLLEY H.Urban open spaces[M].London: Spon Press,2003.

[24] Department of Health.Healthy lives,healthy people: our strategy for public health in England(Vol.7985)[R].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2010.

[25] Framingham Heart Study,History of the Framingham Heart Study[DB/OL].(2019-08-20)[2019-09-26] https://www.framinghamheartstudy.org/fhs-about/history/

[26] BALFOUR R,ALLEN J.Local action on health inequalities: improving access to green spaces[R].London: Public Health England,UCL Institute of Health Equity,2014.

[27] CLGC.Public parks seventh report of session 2016-17[R].London: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Committee,House of Commons,2017.

[28] Bristol City Council.Bristol’s parks and green space strategy[R].Bristol:Bristol City Council,2008.

[29] PARK J J,O’BRIEN L,ROE J,et al.The natural outdoors and health:assessing the value and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secondary public data sets in the UK to current and future knowledge[J].Health &place,2011,17(1):269-279.

[30] COOMBES E,JONES A P,HILLSDON M.The relationship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overweight to objectively measured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and use[J].Social science &medicine,2010,70(6): 816-822.

[31] RICHARDSON E A,PEARCE J,MITCHELL R,et al.Role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and health[J].Public health,2013,127(4): 318-324.

[32] GRAZULEVICIENE R,VENCLOVIENE J,KUBILIUS R,et al.The effect of park and urban environments o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patients: a randomized trial[J].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15: 403012.

[33] TAYLOR M S,WHEELER B W,WHITE M P,et al.Research note: urban street tree density and antidepressant prescription rat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London,UK[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5,136: 174-179.

[34] BARTON H.Land use planning and health and well-being [J].Land use policy,2009,26: S115-S123.

[35] DCLG.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S].London: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2019.

[36] LACHOWYCZ K,JONES A P,PAGE A S,et al.What can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 tell us about the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greenspace to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J].Health &place,2012,18(3):586-594.

[37] SUGIYAMA T,THOMPSON C W.Associations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of neighbourhood open space and older people’s walking[J].Urban forestry &urban greening,2008,7(1): 41-51.

[38] MILLIGAN C,GATRELL A,BINGLEY A.‘Cultivating health’:therapeutic landscapes and older people in northern England[J].Social science &medicine,2004,58(9): 1781-1793.

[39] CABE.Green space strategies: a good practice guide[S].London:Commission for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CABE),2004.

[40] COLDWELL D F,EVANS K L.Contrasting effects of visiting urban greenspace and the countryside on biodiversity knowledge and conservation support[J].PloS one,2017,12(3): e0174376.

[41] BARBOSA O,TRATALOS J A,ARMSWORTH P R,et al.Who benefits from access to green space? a case study from Sheffield,UK[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7,83(2-3): 187-195.

[42] DALLIMER M,IRVINE K N,SKINNER A M,et al.Biodiversity and the feel-good factor: understanding associations between self-reported human well-being and species richness[J].BioScience,2012,62(1): 47-55.

[43] SOUTHON G E,JORGENSEN A,DUNNETT N.et al.Perceived speciesrichness in urban green spaces: cues,accuracy and well-being impacts[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8,172: 1-10.

[44] FAIVRE N,FRITZ M,FREITAS T.et al.Nature-based solutions in the eu: innovating with nature to address social,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J].Environmental research,2017,159: 509-518.

[45] OPDAM P,STEINGRÖVER E,VAN ROOIJ S.Ecological networks:a spatial concept for multi-actor planning of sustainable landscapes[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6,75(3-4): 322-332.

[46] CABE.Open space strategies best practice guidance[S].London:Commission for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CABE),2008.

[47] Sheffield City Council.Sheffield’s great outdoors,green and open space strategy 2010-2030[R].Sheffield: Sheffield City Council,2010.

[48] Oxford City Council.Green space strategy 2013-2027[R].Oxford: Oxford City Council,2013.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S].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92.

[50] 中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8)[R].北京: 中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