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儿童友好城市的概念与由来
儿童友好城市（CFC）是指致力于实现《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童权利的城市体系，其核心是儿童参与。此项目于1996 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人居Ⅱ（HABITAT Ⅱ）会议上最先提出，紧密联系当时会议的两大主题是“所有人的庇护所”与“可持续发展城市”。1992 年，地球环境峰会上针对“可持续发展”的地方目标议题，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十分关注，公众参与社区营造的重要性也被纳入了讨论。会议提倡中央政府、社区、公共部门和民间组织联合起来，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上述国际课题。同时，会议中确立了“男性和女性、少年和少女都必须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贡献，并需要为城市中公民的生活质量负责任”的目标。
正如联合国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又称“布伦特兰[Brundtland]委员会”）所述：“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为满足当代需求时不损害后代需求[1]，当代的成年人要对未来一代的需求负责。因此，在满足现代人需求的时候，也要明确把握未来一代人的需求，避免出现损害后一代人的错误。倾听儿童的意见、推进儿童参与是目前最接近后一代需求，并能解决问题的手段。
纽约市立大学罗杰·哈特（Roger A.Hart）教授是儿童参与方面的世界领军人物之一，《儿童权利公约》的第12 条与第13 条，也是基于他与同事在儿童参与社区发展领域的理论与实践而提出的。在《儿童权利公约》生效之际，受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委托，罗杰·哈特对全世界的儿童参与状况进行了调查，整理成了报告[2]。在此背景下，通过儿童友好城市的全球网络，将儿童友好城市倡议（CFCI:Child Friendly Cities Initiative）纳入政府施策的项目也开始了（图1）。
图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中CFC 的9 大建构模块
儿童友好城市倡议项目提出的口号是“儿童是否幸福，社会是否健康，政府是否顺利运转的证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随后在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加盟国进行了儿童幸福度调查，并发布了结果[3]，儿童友好城市的发展也与此脉络有关。
2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儿童友好城市的关系
儿童友好城市的事务局最初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伊诺琴蒂（INOCENTI）中心/儿童研究所。2013 年儿童友好城市的主管事务被移交给纽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政策战略部。自2015 年联合国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以来，包含儿童友好城市、安全社区和卫生城市在内的各类计划已被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统一框架内，并在2015 年9 月下旬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强调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其主题是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旨在建立一个民主、和平与可持续的社会，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并确保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为了实现社会中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的各种方案都将其定为共同目标，成为一项国际使命。
其中，“儿童”比曾经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主题的“未来一代”更具实质意义，备受期待与关注。因为在1992 年地球环境峰会时还是儿童的那代人，现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中心一代。儿童的成长是非常快的，作为不应该掉队的未来一代的主角，儿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伙伴。从这个意义讲，“儿童”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关键词之一。
如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儿童参与为主的儿童友好城市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其他项目，如健康城市、安全社区等项目一样，被定位为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项目。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内委员会也在行使使命，并准备了相关的检查清单。日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内委员会（即日本联合国儿童基金协会）也在致力于完成这个使命，将检查清单修改得适应本国国情，得到了一些自治体的响应并开始着手实施。
儿童友好城市（CFC）主要涉及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11 个目标（图2）：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即建设具有包容性、安全性、坚韧性的可持续城市和人居环境。以儿童参与为中心的儿童友好城市正是富有包容性、儿童能安全成长，且儿童可以孕育自身韧性的城市和居住环境。
图2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儿童友好城市（CFC）的关联度分析
其中，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1 个目标中第7 个小目标明确记载：2030 年以前，普遍提供安全、包容性、无障碍和绿色的公共空间，尤其是供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使用。
目前世界上关于联合国提出的儿童友好城市（CFC）的研究大多是介绍性的内容。早期的内容主要有儿童友好城市事务局成立初期时，由人居Ⅱ国际研究网络发布了儿童友好城市倡议（CFCI）相关报告 [4]、关于儿童友好城市概念的报告 [5]、关于儿童独立出行能力（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的论述[6]。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到一定程度后，出现了多样化的类型研究 [7]，还有韩国在全国7 个地方自治团体新展开的努力[8]及欧美的最新动向[9]。在日本，儿童权利条约批准后，为了研究对儿童权利的理解及政策实施，2002 年法律人士、行政人员及民间人士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儿童权利研究所，每年在不同的地方举办研讨会，持续调研对儿童权利的理解和相关推动活动。这其中也交织着很多与地方政府层级的权利推广活动，“儿童友好城市”主题也逐渐出现在活动中。笔者也在杂志上发表了数篇相关的特辑文章[10-12]。
如今的日本社会，儿童没有“居场所”①“居场所”：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译者注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城市化，公园里规定了各种禁止行为，如不准在道路上玩耍、不许下河等，儿童自由游戏的场所在不断被挤压。不只是空间，儿童在补习班、学习班等各种被安排的时间里度过，缺少自由游戏时间。另外，在少子化背景下，儿童身边缺乏玩伴、被不断升级的电子游戏所吸引、长期待在室内等趋势明显。研究表明，儿童时期如果不能充分地在户外游戏会影响额叶发育，会对人的成长产生影响[13-15]。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Heckman）等在学前教育项目中对贫困家庭的123 名3～4 岁儿童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游戏质量不同的孩子在非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和未来经济情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让一半的儿童计划如何游戏，按照计划执行，并且让他们每天反思如何使游戏变得更好。此后进行的跟踪调查显示，参加该计划的儿童，14岁时的基础学习能力比没有参加此计划的儿童高出近35%，40 岁时月工资达到2 000 美元并拥有家庭的比例比没有参加此计划的儿童高出20%[16]。简言之，以游戏活动为代表的儿童自身的主体性活动如能在幼儿时期得到重视，可以培育儿童的干劲、热情、创造性等非认知能力，其长大后也会给社会带来创造力。然而，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儿童游戏仍然不被社会普遍理解和宽容，这可能对国家未来的创造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推进发展儿童友好城市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非常重要。
3 研究的目的和方法
本文阐明日本推进儿童友好城市的背景与经过，并介绍如何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友好城市项目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中以及介绍地方政府的推进情况。
方法是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中的、也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儿童友好城市检查清单结合日本国情来改良活用，于2018 年秋季在5 个自治体②自治体：即地方政府。——译者注（二世谷町、安平町、富谷市、町田市、奈良市）开始试行，以追踪日本型儿童友好城市倡议（CFCI）的开展进程。笔者是日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协会儿童友好城市倡议工作委员会委员长，调研方法主要是讨论、访谈和资料调查，通过工作委员会会议讨论的形式，与5 个参与评估的地方政府的负责人，以及工作委员会的专业委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事务局的宣传促进办公室负责人三上健先生展开了讨论与访谈。
4 日本儿童友好城市评价量规的确定
4.1 发展背景
在日本，可作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背景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儿童参与的社区营造；第二，儿童权利保护条例的制定；第三，儿童居场所的营造。
首先，从1980 年代开始，笔者与其他人一起在东京都世田谷区的太子堂地区通过儿童参与工作坊的形式推进儿童参与的社区营造，儿童友好城市的领军人物罗杰·哈特和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城市中成长”（Growing up in Cities）项目的罗宾·摩尔（Robin Moore）看到之后有所触动，向日本介绍了儿童友好城市理念。这也促成了2009 年在日本千叶市召开的首次儿童友好城市亚太地区网络会议（CFC Asia Pacific Regional Network）。
第二类是2000 年川崎市儿童权利保护条例的制定，随后，条例制定工作开始在日本国内各地推广，包括个别条例和原则条例在内，已有85 个自治体完成了条例制定的工作。
第三类，向中学生开放以小学生活动为主的儿童馆，并让儿童参与其运营。如1997 年设立“YU 杉并”儿童馆，就是儿童积极参与运营的先行案例。此外，2011年“3·11地震”后，依托儿童参与震区社区营造活动而建成的“RIGHIT”（权利）儿童馆，更是展示了新的儿童馆存在方式。
然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事务局对国内支援儿童的儿童友好城市活动一直持消极态度。直到“3·11 地震”后，支援国内儿童的契机才得以出现，尤其在2015 年，儿童友好城市被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并确定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事务局承担该使命后，儿童友好城市的相关准备工作开始快速推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事务局出示了儿童友好城市的检查清单，面向日本的检查清单的转换工作也持续在进行。终于在2018 年，有5 个市町村启动了检查清单的验证工作。参加的自治体分别为北海道的二世谷町、平安町、宫城县富谷市、东京都町田市及奈良县奈良市。在日本，各个自治体基底不同，有各自独特的工作方法。今后，随着这5 个自治体验证工作的开展，儿基会也计划向更多的自治体推广这种方法。
4.2 认证式与自我评估式的选择
儿童友好城市被编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之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发布了针对发达国家国内委员会的儿童友好城市检查清单。自2017 年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事务局呼吁并召集国内感兴趣的自治体和专家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笔者担任主席），开始针对检查清单的相关推进工作。自治体一方提出了希望将此清单中不相关或不适用于自治体的条目删除，并将清单翻译成更浅显易懂的日语等意见。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检查清单进行项目验证时，采取了二选一的方法，即非黑即白的判断，为了通过儿童友好城市认证而开展检查的色彩较浓。这一点，从儿童友好城市事务局迁往纽约时，主管官员曾担任过可持续性城市评估的主管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
此外，在开始推进儿童友好城市之初，儿童友好城市的质量保障是委托给各国自行完成的。法国最初不是认证式，从2002 年开始改成了认证式。意大利从1996 年开始实行认证式，这之后的国家也采用了认证式。虽然日本已有许多各自治体制定了儿童权利保护条例，开展了儿童友好城市相关的儿童参等颇具特色的多样化实践案例，但因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事务局没有为国内儿童提供支援的使命，所以日本的儿童友好城市认证工作并未进入正题。与之相反，韩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内委员会来日本考察后，于2013 年快速启动了儿童友好城市认证工作（表1）。
表1 全球儿童友好城市的认证状况（截至2015 年9 月）
注：“—”表示没有相关数据；“不适用”表示没有规定认证的有效期限。
日本国内儿童友好城市工作委员会在认证式和自我评估式之间进行了大量讨论。如前所述，日本已有儿童参与、儿童权利的法律框架等多样化的实践，这些实践在儿童权利公约中权重不同，很难进行评估，各自治体也很难适应权威认证式下的检查清单式的验证工作，很难决定到底从哪个方面、由谁以及如何获得儿童友好城市认证的整个工作流程。自治体的意见分为两种，一种是获得认证，取得称号；一种回避标准化，显示出自治体各自特色的自我评估方式。讨论的结果是日本决定采用自我评估的方法。
在选择自我评估方法之前，笔者参加了2010 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关于如何在社区一级推广儿童友好城市的专家研讨会。笔者也与儿童参与领域的学界先锋——纽约市立大学的罗杰·哈特教授及其学生团队（以博士为主）一边开展幕后工作，一边把研讨会的成果开发成了儿童友好社区检查清单，并发布在儿童友好城市的网站上（图3）。这正是自我评估方式的工具。
图3 儿童友好社区检查清单示意图
最初，罗杰·哈特开展了全世界儿童参与的事例调查，归纳总结在《儿童参与》[17]（Children’s Participation）一书中，其中推荐了一种PDCA 研究法。根据此方法，由孩子们选取当地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Plan），然后实行（Do），对结果进行检查（Check），如果进行顺利则结束课题。如果不顺利，再重新执行（Act），之后再制定相关联的计划（Plan），执行“Plan-Do-Check-Act”的PDCA 循环以便于解决问题。
4.3 评价量规
经日本儿童友好城市工作委员会讨论，最终选择了三阶段的评价量规式（rubric）评价，用◎、○、△表示不同的等级阶段以确定定性评价的具体项目（表2）。原因在于，根据日本的社会风俗习惯，难以适应黑白分明的二者择一的选择方式。自治体负责人更是如此，判断该项目做不做的依据为是否存在因追究自己的责任而被退职的可能。相比非黑即白的判断，处在之间的灰色更接近现实的风俗习惯，因此用◎、○、△三段式的评价标准更为合适，然后再在◎、○、△三段中计入具体的项目。
表2 自查清单（部分实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事务局资料
根据此方法评价各自治体的年度施策情况，并在下一年度的计划里，把△变成○、○变成◎，来进行项目计划的制定，就实现了PDCA 转换，完成了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面向发达国家国内委员会的检查清单转换为日本版的工作。从2019 年4 月开始5 个自治体正式启动了儿童友好城市自我评估工作。
5 日本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经验、评估与管理
5.1 日本型儿童友好城市案例
如上所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事务局开始推动日本式儿童友好城市事业。参加的自治体为北海道的二世谷町、平安町、宫城县的富谷市、东京都的町田市及奈良县的奈良市（图4）。
图4 首批参加日本儿童友好城市自评的城市
5.1.1 二世谷町：儿童参与的社区营造
二世谷町是一个小城市，截至2019 年6 月的人口数为5 001 人。因为拥有世界闻名的滑雪场，不仅有以澳大利亚为首的海外滑雪游客，还有很多外国人移居到该城市。为此，城市明确提出要对外开放。2001 年二世谷町制定了《社区营造基本条例》，在第11 条中明确写明“未满20 岁的青少年及儿童，拥有参与符合各自年龄的社区营造活动的权利”。之后，二世谷町成立了面向中小学生的社区营造委员会（图5）。在通过儿童考察城市、讨论问题并汇总提案的工作中收集儿童的声音，从中选取有意义的提案来实现。
图5 二世谷町的中小学生参与社区营造
5.1.2 安平町：增强儿童户外游戏的学前教育
安平町位于札幌千岁机场附近，截至2019 年5 月底的人口数为7 902 人，是北海道奶酪和畜牧业的先驱城市。其中的“早来儿童园”（はやきた子ども園）以重视学前游戏体验的保育事业而闻名，许多安平町外的人们也慕名带孩子来入园（图6）。此外，安平町还将重视开展保育园、幼儿园和小学联合游戏的学习项目。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整个城市都重视儿童的茁壮成长。
图6 安平町的儿童参与儿童园庭院建造
5.1.3 富谷市：授权初级领导者（中学生）活动
宫城县富谷市是仙台市郊区的一个新居民区，截至2019年5 月底的人口数为5 249 人。自治会中设立了促进这一地区儿童之间联系的传统地域儿童组织——儿童会，政府的社会教育部门会支援从儿童会毕业的初高中生。初高中生志愿者活动组织、高中学生领导活动的异常活跃是宫城县的特征。富谷市还有“蚂蚁”少年队长，儿童的防灾活动和游行活动也很活跃。富谷市通过听取中学学生会论坛中儿童的声音来推进城市建设。同时，还举办婴儿上学日（婴儿和母亲一起上小学，婴儿与小学生之间互动）此类独特的活动（图7）。
图7 富谷市的“婴儿上学日”活动
5.1.4 町田市：青年中心及参与城市政策和项目评估
町田市是东京郊外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截至2019 年6月1 日的人口数为434 410 人。在名为maara（まあら）的儿童中心中，无论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都可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居场所）。适合中学生活动的有体育馆和音乐工作室，同时还开设青年与市长的交流会等措施，积极倾听儿童的声音（图8）。另外，在被称作“町田市市民参加型项目评价”活动中，市民对行政政策、项目进行评价，高中生也可作为评价者参加。
图8 町田市大型儿童馆中初高中生的音乐室活动
5.1.5 奈良市：儿童参与制定CFC 及其管理条例
奈良市是从平城京（710 年）以来日本最古老的历史都城，截至2019 年9 月1 日人口数为356 198 人。它首次制定了对儿童友好的城市条例——儿童友好社区营造条例，该条例也是通过儿童参与制定的（图9）。笔者以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参加了儿童参与制定儿童友好社区营造条例的会议。条例制定后，仍将持续召开儿童参与的会议，将儿童的意见反映在政策实施上。
图9 奈良市儿童参与的幼儿园庭院改造
5.2 儿童友好城市的管理
启动儿童友好城市的评估程序后，是怎样进行自我评估管理的呢？每年年末，参与此项目的市町村会将检查清单的评价量规结果和作为证据的基础数据一起报告给专用网站①https://www.unicef.or.jp/cfc/，听取公众对此的意见。公开一定时间后，参加的市町村将收集的公众意见一起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事务局的儿童友好城市委员会汇报。委员会收到报告后，如果有任何建议，会将其返回给参与的市町村。在参考这些评价之后，市町村也会制定下一年度的目标（包括提高哪个方面的等级等）和具体的计划（事业计划）。这个计划也将在专用网站上公开。如此，开展PDCA 循环（图10）。
图10 日本儿童友好城市管理流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事务局会把报告递交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部的儿童友好城市部门。如果其中有值得推荐的好案例，也将上网推广。
5.3 中期评估的结果
儿童友好城市倡议的验证工作还没有达到2 年的实施期，目前正在对1 年的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下面为各地政府的自我评估结果。
（1）二世谷町的儿童人数在不断增加。虽然不能断定是儿童友好城市项目的促进结果，但从澳大利亚等地前来滑雪、滑板的游客逐渐增多。政府内部设立了“二世谷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委员会”，是以镇长为委员长，全体24 名管理人员组成的横向组织。面对旅游开发的压力和提高环保地区品牌价值的课题，政府设定了“可持续的二世谷町（SDGs 二世谷）的发展目标，主要检查针对儿童的各项政策实施，在环境、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性上是否得到了反映”（表3）。
表3 二世谷町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倡议的特别项目
（2）安平町在2018 年9 月6 日遭受了M6.7 烈度7 级地震灾害，之后几乎所有的行政工作都忙于地震灾难后重建工作。这期间儿童得到了大量支援，收获了很多心与心的交往体验，感恩之心得到了培育，这成为儿童参与学校校舍重建的契机。学校重建会议上积极推进了儿童参与事宜，在城市的网站主页上设立了儿童友好城市倡议的专用网页。
政府集中精力把不利于儿童友好城市倡议推进的纵向行政体制改为以“儿童友好”视角来研讨政策实施的联动型横向管理体制，同时也十分注重对职员在此领域的培训。市长也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与体育原则”表示支持，在全国首次发表了《为了儿童的体育宣言》。政府以“欢欣雀跃儿童会议”为起点，开始倾听儿童的声音，并积极研讨相关政策实施，开展了一系列的儿童参与活动。
（3）町田市对儿童生活部的6 个科尝试进行了评价量规的检查，发现若干不够明确的问题。
• 难以理解什么是特殊问题？
• 什么是特定的儿童群体？
• “困难情况”等同于“特殊支持和考虑”吗？统一的措辞似乎更容易理解；
• 表达方式难以理解；
• 对儿童意见的尊重不仅限于儿童领域吗？感觉像是拐弯抹角的表达；
• 评估示例与检查表并不相互呼应？
另一方面，对于评价量规的良好评价有：
• 可以对不容易定量评估的活动和课题进行公平和有效的评估；
• 比用数字解释更快、更容易想象；
• 町田市将其作为人事考查的一部分（以助力理念的渗透）。
为使评估语汇的表达更易于理解，增加评估工作的标准性，今后有如下三点重要的改善事项：评估的客观性；评估的一贯性；标准的具体化。据此，今后的工作方向有三个：继续研讨评估语汇的表达；添加补充说明；对政府现有政策进行全面评估。此外，为了使评估更具象化，也研讨了是否能增加定量化的说明与具体示例。町田市还积极让青年参与此项目评估，并将其与市长对话结合起来，启动了“町田创造项目”（图11）。
图11 町田市CFCI（儿童友好城市倡议）促进儿童和青年参与
像町田市这样，在以批判性眼光看待评价量规的同时，还积极吸收各部门的意见，对评价量规进行改良，并将其全面部署到政府机构的施策中去。这正是PDCA 的功能，也显示出了儿童友好城市倡议的效果。
（4）奈良市根据《儿童友好城市发展条例》制定了《儿童友好城市发展计划》（图12）。在儿童和育儿支援项目计划中制定了100 多项措施，以全面推动本市儿童友好城市工作的开展。其推进体制是设立由市长担任部长的“儿童·育儿支援推进部”，确保政府内部相关部门之间全面合作，形成合力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工作的开展。在儿童友好城市检查清单方面，计划将其与《儿童友好城市发展计划》的实施评估结合在一起，检查10 个方面的项目。
图12 奈良市 《儿童友好城市发展计划》和儿童友好城市倡议
奈良市今后面临的课题有：
• 各部门负责的工作需要具体化，否则无法明确如何落实。实际上，通过部门工作部署来研讨所有的具体事项还是存在难度；
• 政府的各行政部门有必要评估目前的工作状况，但是由于评估的范围很广，因此需要在政府内部进行阶段性的调整（周知、解释、评估研讨、应对评估等）。这需要时间和精力。
总之，从五个城市自我评估的中期考察来看，梳理此自我评估方法的效果与问题如下：
• 不仅是主管部门，整个政府都要围绕检查清单，开展对话与讨论；
• 除二世谷町率先将儿童参与纳入城市社区营造条例的框架中之外，其他城市也以儿童友好城市项目为契机开始倾听儿童的声音，推动了儿童参与的发展；
• 检查清单的语汇需要修改得更加通俗易懂。另外要尽可能研讨定量化标准的提示，以及增强标准的客观性。
6 结语
日本已经在许多地方自治体开展了诸如儿童参与、儿童权利保护条例制定等一系列的儿童友好城市基础运动。在多样化的努力中，综合评估是否符合儿童友好城市的认证已成为课题。由于儿童友好城市被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事务局承担了实现此目标的使命，经过为期两年的工作，将检查清单改良为日本版。自2018年10 月开始试行，2019 年4 月正式开始施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事务局以5 个自治体为试点，开展了自我评估方式的儿童友好城市项目。自我评估方式是否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取决于1 年后的PDCA 周期是否能顺利运转，以及相关管理的优劣。
总之，虽然只存在5 个城市试行CFCI 自我评估1 年后的中期评估结果，但是大体上能够按照PDCA 的周期运转，起到了评估的效果，也成为政府内部各个部门对话与讨论的契机，在推进儿童参与方面的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检查清单的表达、评价量规的标准的定量化示例等标准的客观化问题仍然是下一步的研究课题。今后，应以中期评估的意见为参考，修改检查清单，进一步加强其与地方政府工作的呼应关系。
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拍摄或绘制。
[1] WCED.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R].The United Nations,1987.
[2] ROGER H.Children’s participation: from tokenism to citizenship[R].UNICEF Innocenti Center,1992.
[3] Comparing child well-being in OECD countries[R].UNICEF Innocenti Center,2007.
[4] RIGGIO E,KILBANE T.The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for child-friendly cities: a global network for urban children[J].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2000,12(2):201-205.
[5] RIGGIO E.Child friendly cities: good governanc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J].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2002,14(2):45-58.
[6] TIGHT M,GIVONI M.The role of walking and cycling in advancing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urban areas[J].Built environment，2010,36(4): 384-390.
[7] VAN VLIET W,KARSTEN L.Child-friendly citi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a typology of children’s roles[J].Children,youth and environments,2015,25(2): 1-15.
[8] HYOJIN N,SEOK N.Child-friendly city policie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J].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2018,94(8): 545-556.
[9] BROWN C,DE LANNOY A,MCCRACKEN D,et al.Special issue: childfriendly cities[J].Cities &health,2019,3(1/2): 1-7.
[10] 木下勇.子どもにやさしいまちー子どもが群れて遊ぶまちを創るー」『子どもの居場所ハンドブック[J].子どもの権利研究,2013,22: 16-19.
[11] 木下勇.世界で展開する子どもにやさしいまちづくり」『子どもにやさしいまちづくり第2集[J].日本評論社,2013: 42-54.
[12] 木下勇.子どもにやさしいまちづくり-遊びの権利と子ども参画を軸にして-，子どもの権利研究，第25 号,子どもの権利条約総合研究所[J].日本評論社,2014,36-38.
[13] BROWN S.Consequences of play deprivation[J].Scholarpedia,2014,9(5):30449.
[14] BURLESON C,PEDERSEN R,SEDDIGHI S,et al.Social play in juvenile hamsters alters dendritic morphology in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attenuates effects of social stress in adulthood[J].Behavioral neuroscience,2016,130(4): 437-447.
[15] GRAY P.Risky play: why childeren love it and need it[J/OL].(2014-04-07).[2019-11-10].Psychology today 2014.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freedom-learn/201404/risky-play-why-children-love-it-and-need-it.
[16] HECKMAN J.The productivity argument for investing in young children[J].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2007,29(3): 446-493.
[17] ROGER H.Children’s participation[M].UNICEF,Routledge,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