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与城市致密化发展，一方面引起了环境污染、汽车依赖的生活方式等问题，进而使得人类疾病谱发生改变，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肥胖等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病因；另一方面，此种城镇化发展模式还造成城市绿地在数量上不断受到挤压，在空间格局上面临破碎化的风险，导致其可达性与服务质量随之降低[1]。然而，城市绿地（尤其是公共绿地）作为建成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证明具有改善社会经济条件差的女性的妊娠结果[2]，减少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3-4]，减少健康不平等状况[5]，促进体力活动[6]，缓解压力[7]，降低患肥胖症风险[8]，提高总体健康状况（general health）[9]，改善社会关系[10]等促进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的效益，并能够引导居民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11]。此外，接触自然能够对人类产生长期健康效益，儿童时期与自然有亲密接触或者经常使用公园等绿色空间，成年后更倾向于产生“亲环境行为”[12]。因此，国内外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通过改善绿地的可达性和可获得性、减少绿地服务不平等等方式来缓解公共健康问题的政策与文件[13-16]。关注和重视接触自然产生的健康促进效益，对于保持和改善公共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些政策措施并未为城市建设提供具体引导[12]。在健康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绿地如何规划和管理，成为间接改善公共健康的关键问题[1]。
以促进公共健康为目的的城市绿地规划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1]。在中国，这项挑战更为严峻，因为在绿地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绿地规划过多地强调绿地总体空间形式（结构与布局），将景观/美学功能及生态价值作为规划的重点，对使用者真正的需求考虑不足[17-19]。相应地，其制定的绿地指标仍围绕传统的如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维度展开[20]，使得建成绿地未能有效发挥提高体力活动水平、缓解心理压力、促进社会交往等健康促进作用。此外，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及其差异化的研究现状，使得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因切入点不同而呈碎片化发展态势，鲜有文章基于城市规划视角，对相关理论和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21-25]。因此，对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进展的综述，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现有绿地规划在健康导向的新时代背景下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还有助于厘清当下研究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为未来此领域的研究提供参照。
目前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流行疾病学领域[23-24]，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绿地能够产生的健康促进效益，且研究成果主要基于北美、欧洲的发达国家[23]，对于产生这些效益的具体作用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26]。流行病学研究已证明绿地某些测量指标（如可达性、质量）与健康效益之间的关联性[27]。但是，创造、优化具有健康促进功效的自然环境，并将其以更好的方式融入建成环境，需明确：哪些健康结果最有可能受到绿地的影响，哪些绿地特征影响居民的绿地使用，哪些接触途径对使用者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以及从根本上说，健康与绿地之间具体存在怎样的关系，绿地如何影响健康和健康促进行为等问题[23]。研究表明，城市绿地通过影响居民的绿地使用，发挥着健康促进作用[28]。其中，城市绿地对居民的健康作用途径因城市绿地特征、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及建成环境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并因此产生不同的健康促进效果[29]。且居民通过使用绿地获得健康效益后，一方面，可能会影响其对绿地的需求及价值导向，从而对绿地使用产生新的影响；另一方面，规划师与决策者可基于绿地的使用情况和居民的反馈，重新调整、改善现有绿地特征，同样会对绿地使用产生新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述评：第一，城市绿地对居民可产生哪些健康效益？第二，城市绿地哪些特征影响其健康功效的发挥？第三，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产生促进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对这三个问题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述评，不仅有助于从全貌把握哪些绿地指标对改善健康具有显著的贡献，为未来绿地系统规划中应该重点考虑的绿地指标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健康城市领域的理论探讨提供参考。
1 城市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
研究表明，居民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暴露于自然、半自然环境中，均能产生一定健康促进效益[30]。根据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所采用的健康结果衡量指标，绿地的健康促进效果主要包括促进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社会健康和总体健康四个方面（表1）。其中，降低全因死亡率、延长寿命、提高总体健康感知（perceived general health）、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福祉等归为总体健康效益。
表1 城市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
注：（1）表中梳理出的健康结果并不包含绿地的所有健康促进效益，文章仅梳理了目前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研究得出的主要健康结果；（2）对于表中列举的健康结果，并不是所有研究都得出一致性结论，虽出现少数不相关或相反的结论，但多数研究结论支持了绿地的这些健康促进效益。
一直以来，绿地被认为是缓解压力、恢复注意力的理想场所[31]，心理健康也因此成为绿地与健康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23]，其中，大部分学者通过压力感知量表（PSS: Perceived Stress Scale）、自我评估（self-rated/reported）等方法对心理健康结果进行测量，但这些方法的主观性可能会引起数据偏差问题[32]。为更好地衡量健康促进效益，部分研究通过唾液皮质醇、皮肤电导率等生物指标进行客观测量[33-34]。分析方法上，除少数学者通过采用自然剂量效应模型，量化了绿地促进心理健康的因果关系外，大部分则属于相关性研究，但都基本证实了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23]。
相较于心理健康效益，绿地的生理健康促进功能在结论上呈现多样化[23]。但这并不影响绿地促进生理健康的事实，因为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可能与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社会经济及周围建成环境等特征有关[24]。虽然绿地具有产生多种生理健康促进效益的潜力，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地与超重和肥胖之间的关系上，这可能因为超重和肥胖既是目前主导的慢性疾病之一，又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重要病因[35]。
对于绿地的社会健康效益，值得一提的是，建筑周围的绿地并不总是能降低犯罪率的发生。郭等（Kuo et al.）在芝加哥市公寓大楼附近的犯罪率研究中，发现植被密度高的建筑周围犯罪率低[36]，而特洛伊等（Troy et al.）在巴尔的摩的研究发现在犯罪率高于某一阈值的街区，靠近绿地的地方反而有较高的犯罪率，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绿地又可被认为因视线阻碍，提高了犯罪率[37]，绿化程度应该在一定阈值范围内产生积极影响。
涉及总体健康效益的研究，目前大部分采用自我报告（self-report）或自我评估（self-assessment/self-rated）的方式获取相关总体健康效益指标（马瓦达等[Mavaddat et al.]通过队列研究（cohort study）证明了这种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衡量人的三维健康[38]），虽表现出一定主观性，但研究结论具有相对一致性，即绿地能对居民的总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39]。
2 影响城市绿地健康效益发挥的因素
绿地作为供给侧，其自身特征，例如植被类型、尺度大小等对健康具有不同影响，但是，由于健康效果表现在利用绿地的人群身上，因此绿地与人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空间关系，也构成了影响城市绿地健康效益的重要因素，总体来说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可获得性与可达性。此外，即使在相同的绿地特征、绿地可获得性和绿地可达性条件下，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居环境中的不同人群所能获得的健康效益也会有所差异。因此，这种与人群自身条件和总体环境相关的因素被统称为潜在调节因素，而绿地自身特征、绿地可获得性和绿地可达性等影响居民绿地使用的因素被统称为直接影响因素[40]。
2.1 绿地自身特征
绿地自身特征是针对单个绿地而言，主要指影响健康促进效益发挥的内部特征及属性，包括尺寸、构成要素、质量等多个方面。研究表明绿地的这些自身特征通过影响绿地使用，促进或抑制健康效益的发挥[41-42]。如施皮普林等（Schipperijn et al.）通过横断面研究发现居民室外体力活动与最近城市绿地的尺寸、步行/骑行路径、水体特征、照明、怡人的景色等有积极联系[43]；而更有说服力的是布拉纳（Branas）[44]、韦斯特（West）[45]、维奇（Veitch）[46]、科恩（Cohen）[47]等采用准实验（quasi-experiment）和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的方法，证明绿化土地、定期维护、增加步行道/绿道等干预措施能够明显提高绿地使用频率和使用者体力活动水平。这可能因为绿地内的元素和设施对游客的偏好、活动和使用量产生影响[39]，同时高质量的城市绿地能够优化居民的审美体验，促进其进行户外社交活动和体力活动[23]。
目前大多数基于绿地自身特征对其健康效益发挥的研究，主要从绿地的构成要素、绿地的基本属性、绿地的质量以及绿地的管理/监督四个维度展开（表2）。其中，城市绿地的维护和干净度被认为是影响居民使用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因为不良的维护、脏乱差等问题，会降低绿地的安全感，从而减少或阻止绿地使用[39]。
表2 健康导向下的绿地自身特征衡量指标
提高现有绿地质量，被视为促进绿地效益发挥的一项重要措施，因为在不能提供更多公共绿地的情况下，提高绿地质量能够提高其吸引力，促进居民使用[48]。但是相较于量化指标（主要指可达性、可获得性指标），目前对绿地自身特征这一维度的健康促进效益研究较少，这可能是因为绿地质量等自身特征并未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文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1]。
2.2 绿地可获得性
绿地可获得性是基于绿地供给与人群需求之间关系提出的一个概念，如目前国内绿地系统规划中常用的人均绿地面积，即是表征绿地可获得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可获得性并不等于居民的实际绿地使用，但大量的研究已证实其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联性，毕竟它是满足居民绿地使用需求的重要前提，也是绿地发挥生态调节功能的重要保证[49]。可通过缓解热岛效应[50]、改善空气质量[3,51]等途径达到促进居民健康的效果。绿地的这种健康作用机制无需居民与绿地接触即可发挥健康促进效益。目前大多数学者在进行绿地可获得性与健康促进作用关系研究时，采用的指标及具体测量方法如表3 所示，主要包括一定区域内（研究单元）的绿化水平及特定绿地密度/数量两大指标，每类指标可由不同方法进行衡量。
表3 健康导向下的绿地可获得性衡量指标
提高居住区绿化水平一直被认为是相对直接且低成本的促进公共健康的政策和干预，并且能够产生缓解气候和雨水径流控制等协同效益（co-benefits）[52]。但在紧凑的城市环境中，城市（尤其是密集区）绿地的供给不足或缺乏，以及在高密度发展中城市绿地不断遭受侵蚀，使得保证城市绿地的可获得性成为目前建设健康城市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1]。
2.3 绿地可达性
绿地可获得性未考虑个体对绿地的实际可获得的机会与邻近度的具体情况，因此，单纯地考虑绿量指标，而不考虑可达性问题，可能会造成：在大尺度范围内（如城市尺度），平均每位居民的绿地供应量很高，但实际在小尺度范围内（如社区尺度），部分地区出现绿地供应不足现象[53]。绿地的可达性，主要基于个体的绿地获得机会与使用可能性视角，将公平性问题纳入考量范围。如深圳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公园500 m 范围居住用地覆盖率”这一绿地可达性衡量指标，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绿地及人口分布不均导致的绿地供给不公平性问题。但这仅从空间（距离）上保证了居民有到达或接触绿地的机会，而公园的500 m 服务范围内人均绿地使用面积是否合理，同样影响绿地的实际使用。
目前在研究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时，流行疾病学领域，将城市绿地可达性作为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要素，认为其是衡量城市绿地效益发挥的重要指标[39]。由表4 可知，绿地可达性指标测量方法多样，既包括客观可达性测量，又有主观可达性感知，但所有测量方法都基于使用者视角。此外，可达性作为城市绿地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能提高居民室外体力活动水平，许多国家或地区已将提高城市绿地可达性纳入公共健康干预策略，如哥本哈根公共健康办公室早在2006年时，就已提出保证90%以上的居民的城市绿地可达距离在400 m 范围内[43]。
表4 健康导向下的绿地可达性衡量指标
然而，城市绿地的分布及其可达性，一方面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如城市中心部分的绿地往往比靠近城市外围地区的绿地少[54-55]；另一方面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如低收入水平或社会地位较低的居民，通常居住在绿地覆盖率低的城市地区，导致其住区绿地的可达性较差[56-57]。但如果通过提高贫困地区绿化水平的方式平衡绿地分布的非均衡性，可能存在另一个挑战，即绿地面积的增加可能会提高房屋价格上涨的风险，使其又转向更高收入水平的居民[58]。因此，在紧凑型城市中，提供高可达性的城市绿地成为健康干预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居民渴望更加公平的绿地可达性[59]。
2.4 潜在调节因素
绿地使用者作为需求侧，其年龄、性别、家庭收入、居住周围交通量等特征能够对绿地与健康效益之间的相关性产生潜在影响，这类因素统一称为潜在调节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某些调节因素，如工业用地布局、道路密度等特征本身就能影响居民的健康状态[60]，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这些因素对绿地与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些调节因素可概括为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建成环境特征三类。
大多数研究中涉及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民族/种族、就业情况等；社会经济特征包括个体层面与地区层面两个维度；建成环境特征主要考虑了用地混合、社区安全、城镇化水平、交通流量、住房特征、居住密度等[8,61-65]。个体和地区层面的社会经济特征、城市绿地周围的建成环境特征等因素都有可能改变个体使用绿地的方式[23]，它们结合个体的性别、年龄、文化背景等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偏好、价值导向，共同决定了城市绿地供给与所需服务的匹配度[66]。换句话说，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及建成环境特征通过影响个人偏好（preference）、需求及价值导向等方面影响其对绿地的使用情况。正如段（Tuan）在《恋地情节》（Topophilia）一书中认为的那样：年龄、性别、职业和爱好等个体特征决定了其对环境的偏好，人们往往选择符合其生理与社会需求的环境[67]。根据这一论点，不同人群因自身的特征及所处环境特征的差异性，导致对绿地的需求不同，继而影响绿地的使用及绿地健康效益的发挥，这也一定程度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学者在研究绿地的同一特征与健康的同一维度之间关系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3 城市绿地促进居民健康的作用机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绿地的生态服务在绿地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联性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40]。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 Mille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将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划分为四种类型①分别是生态供给服务（provisioning ecosystem services）、生态调节服务（regulating ecosystem services）、生态支持服务（supporting ecosystem services）和文化生态服务（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其中，生态供给服务是绿地为人类提供食物、燃料、淡水、药品和其他材料等功能；生态调节服务是绿地通过调节局部或全域气候、空气质量、媒介传播途径等方式改善人居环境的功能；生态支持服务是绿地提供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文化生态服务是绿地促进人类进行体力活动、社会交往或放松减压等各种活动的功能。，结合本文的研究核心主题（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联性），文章对绿地的健康作用机制归入文化生态服务、生态调节服务及生态支持服务这三种服务类型。其中，根据居民受益的方式又将绿地使用分为主动参与（直接使用绿地，如通过在绿地中运动而获益）与被动接受（间接使用绿地，如无需接触绿地就能享受绿地净化后的空气）两种（图1）。
图1 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的潜在作用机制
3.1 基于文化生态服务途径的作用机制
3.1.1 提高体力活动水平
目前，不管是主观评估还是客观测量，大部分研究发现绿地与体力活动之间存在积极关联性[23]，且在绿地中进行体力活动要比在其他地方进行活动更有助于身心健康[68]，即使是很小的体力活动水平增加也会对公众健康产生显著的有益影响[69]。相关学者认为这可能因为绿地通过为使用者提供体力活动机会而提高体力活动积极性，同时，绿化水平高的绿地可以延长使用者户外活动的时间，提高绿地使用频率，从而鼓励居民进行体力活动，形成健康生活方式[23,70]。因此，许多研究致力于将体力活动作为研究绿地与健康促进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向。
3.1.2 缓解压力和恢复注意力
缓解压力和恢复注意力已被证实是城市绿地的健康促进的一种重要作用途径[29]。其主要涉及两个理论，即心理进化理论和注意力恢复理论。其中，前者认为人们面对压力时，接触自然能快速产生积极反应，使消极想法被阻断，低落的情绪得到缓解，恢复积极的情绪和态度，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无需后天的学习和积累[71]；后者认为当人们长时间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时，容易导致神经中枢抑制机能使用过度，引起注意疲劳，但当人们处于自然环境时，状态放松，能够无意识地消除注意疲劳，减少导向性注意力的占有，继而恢复脑力和体力[72]。因此，在城市地区接触绿地，一方面能远离压力源，使身心得到放松，另一方面绿地的自然元素能引起审美体验，使注意力得到转移，从而有助于居民缓解压力，改善精神状态，恢复心理健康。
3.1.3 促进社会交往
研究表明绿地与社会交往之间具有积极关联性，而社会交往及社会支持又能改善个体健康状态和社会健康状态[29]。关于这一点，神经科学研究从侧面给予了一定解释：场所在神经元处理过程（neuronal processing）构成了人类健康的一项重要维度，即由社会和自然环境作用而形成的“场所感”（sense of place）和“场所认同感”（place identity）[73]。换句话说，绿地通过提供活动机会，促进社会接触与交往，从而增强社区归属感，提高社区和谐度与凝聚力[74]。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绿地如何增强社会交往，进而促进健康这样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3.2 基于生态调节服务途径的作用机制
3.2.1 改善空气质量
乔木、灌木及其他植被可通过影响空气质量，降低空气污染物及PM2.5 等的浓度[75-76]，直接或间接地减少空气污染产生的急性和慢性负面健康效应（如过敏、哮喘、心血管疾病和过早死亡），从而促进人类健康[77-78]。绿地的这一作用途径在控制空气污染诱发疾病的发病率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40]。如维伦纽夫等（Villeneuve et al.）发现绿化水平越高，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越低，空气污染的整治可以减少患缺血性心脏病及中风死亡率[3]；王兰等发现绿地布局分散（一般更靠近污染源），肺癌患病率高，且绿地的最大斑块指数（具有较好的净化空气效果）与较低的肺癌患病率显著相关[60]。
3.2.2 缓解热岛效应
由于人类体温调节的适应能力有限，过热容易使人患病，某些敏感人群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增加其慢性疾病恶化的风险[40]。而城市中植被覆盖区不仅本身降温效果显著，对周围建筑环境的降温效果也比较明显[79-80]。绿地通过发挥降温作用调节高温对居民健康状态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影响与高温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故不少学者开始从炎热气候视角来关注绿地与健康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时候，在极端炎热的天气时，那些NDVI＜0.23 地区的死亡率高出4.7%，而那些NDVI＞0.48 地区的死亡率仅高出3.0%[81]。
3.2.3 降低噪声污染
噪声污染被证明与人体健康存在负相关[82]。而绿地的组成结构及类型对城市噪声产生影响[82]，所以植被配置常被作为减少室外噪音污染的一种方式。研究表明，设计良好的城市绿地可以缓解噪音及对噪音的负面感知（因为植物能够影响人们的情绪处理，高估绿地的实际降噪功效[83]），从而降低噪声污染。同时，绿地还能通过提供各种自然声音掩盖城市噪声，营造远离城市喧嚣的氛围。如在交通噪声环境中，添加喷泉声，能够降低噪声的响度感知；添加鸟鸣声，能够提高声景观的愉悦性和丰富性[84]。因此，城市绿地可通过降低噪声污染/感知来改善居民健康状态。
3.3 基于生态支持服务途径的作用机制
对于绿地的生态支持服务，存在三个主要理论假说，即“亲生物假说”（biophilia hypothesis）①“亲生物假说”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自然有内在的亲缘关系，因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具有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环境，通过使用绿地等自然环境改善精神状态。、“生物多样性假说”②“生物多样性假说”认为人类接触生物多样性，能够调节人体微生物群落的物种组成，从而改善免疫系统，因此，接触有益的环境微生物群落可降低过敏、哮喘及其他慢性炎症疾病的患病率。（biodiversity hypothesis）以及“稀释效益假说”③“稀释效应假说”认为高脊椎动物物种丰富度能够降低人类感染疾病的风险，因为在大量不同于其感染无脊椎动物媒介物种能力的动物物种库中，病原体被“稀释”，因此，尽管可能有更多样的病原体及更高的基于不同宿主的病原体向人类扩散的风险，但在富含动物物种的自然环境中，传染病的传播和负担预计较低，因为受感染媒介的流行率较低。（dilution effect hypothesis）[85]。每种假说从不同维度强调自然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绿地的健康促进机制。其中，第二种假说的解释机制，一些文章中称为“老朋友假说”（old-friends hypothesis）[86]，虽然叫法不同，但都强调通过增加自然环境的接触提高人体微生物群落多样性，从而达到降低患感染性及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的效果。尽管已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程度地支持了后两种假说，但目前基于绿地生态支持服务视角展开的绿地与健康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第一种假说的解释机制[87]。
除上述探讨的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部分学者还基于其他相关视角展开。如有学者开始探索虚拟现实自然（virtual reality nature）对健康产生的影响，以期通过模拟自然环境缓解绿地分布不公平引起的环境正义问题[88]。从研究场所来看，除了基于不同尺度与层次的住区环境，还有部分研究基于学校、工作单位等场所，发现学校自然度（naturalness）高的操场能够减少病假，改善运动功能（motor function）和注意力集中问题[74]；工作场所周围绿地的实际可达性和视线可达性有助于改善员工的幸福感（wellbeing）、满意度和降低压力水平[89-90]。“投入产出”的经济学理论借鉴，也引发了部分学者对绿地的经济投入及其产生的健康效益、相关经济价值等问题的思考，发现：虽然绿化投入与所有收入水平的居民健康结果正相关，但提高绿化投入也会进一步扩大社会健康的不平等性[91-92]。此外，基于绿地有益于健康的证据，一些研究聚焦于森林浴、园艺疗法等与自然环境接触的方式，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93-94]；同时也有学者开始基于规划、设计视角，从理论上探索如何规划设计具有健康促进作用的城市绿地与建成环境[95]。
4 结论与讨论
文章从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影响居民健康效益发挥的因素以及绿地健康效益发挥的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对绿地与健康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述评。概括而言，绿地的可获得性、可达性及自身特征三个维度的因素，在居民的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及其所处的建成环境特征调节下，能够产生促进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及总体健康等有益影响，而这些健康促进效益的发挥，主要基于绿地的文化生态服务、生态调节服务以及生态支持服务三种作用途径得以实现。
目前，相较于绿地产生的社会效益，研究更多地关注接触绿地能够产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效益。相关研究多属于横断面研究，缺乏纵向追踪，无法得出绿地在时间维度上对健康的促进效果，且普遍采用调查问卷、采访等方式获取相对主观的健康指标数据，这可能会因“霍桑效应”等原因导致数据产生偏差。此外，大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是绿地与健康效益之间的正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所以不同影响因素对健康结果的解释力度以及各指标发挥健康促进作用的阈值范围均未得到充分探索。多数研究主要分析绿地的量化指标，尤其是绿地可达性对健康的影响，而对于绿地的质量、管理等自身特征对健康的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北美）、欧洲（西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城市具有典型的城市结构、绿地系统、社会文化，并伴有高密度人群特征，那些已证实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是否适用以及适用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与探索。虽然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具有不同潜在作用机制，但大部分研究并未涉及绿地的完整作用路径，即仅聚焦于绿地作用机制的部分环节，而且绿地健康效益的发挥涉及具体哪些机制，以及哪条途径起主要作用等问题仍不明确。
未来研究可考虑使用一种随机、可控的实验设计，这种设计考虑绿地可获得性、可达性、自身特征三个维度的自变量因素以及使用者的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建成环境特征等调节变量因素，控制并对照绿地不同作用途径对健康产生的不同影响，以深入探索绿地健康效益发挥的作用机制。鉴于现有研究缺少量化测量的健康结果指标，后续研究可结合一些新兴技术，如国外已经开始在研究中使用的手机移动端应用程序“移动健康应用程序”（mobile health applications），通过GPS 技术联网后，能够精准地获得人的行踪，以及个体数据（如活动和心率）、环境数据（如空气质量和温度）、医疗数据（如过敏症状），精准地量化居民的暴露剂量（exposure-doses）及健康结果，减少主观评估可能产生的数据偏差。
此外，未来研究可加入时间序列，借助生存分析模型等方法，探索绿地与健康关系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追踪长期使用绿地产生的健康效益。还可采用剂量效应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进一步探索绿地发挥健康效益的阈值范围，量化绿地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绿地使用者健康状态的变化，提高研究结论的精准度。同时，研究需要考虑健康偏好对绿地健康效益发挥的影响，因为那些更关心健康的人可能更倾向于花时间到绿化环境好的地方。这种潜在偏差（bias）属于日常选择性活动偏差（daily selective mobility bias），也是相关领域在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从研究区域来看，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需要进行更多的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领域的研究，以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而从指导我国规划实践的角度来看，相较于绿地的可获得性或绿量的供给，城市绿地的可达性及绿地质量、维护管理状况等自身特征指标，尤其是绿地的质量等定性指标，目前并未在我国的城市绿地建设中得到应有的重视，更多强调的是绿地的生态调节服务。根据研究可知，城市规划中过度强调量化标准可能很难产生最优的社会效果和健康结果。此外，城市绿地的安全感、社区的凝聚力、个体的收入与年龄等特征，同样对居民健康产生影响。因此，规划应跳出传统的强调物质标准重要性的范围，同时关注居民的社会—个人维度的影响因素，综合考虑绿地特征与相关调节因素，注重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的多途径发挥，以减少社会的健康不平等性。
综上所述，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需要对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详细的研究，尤其需要基于中国的城市现实、“健康中国”的战略导向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开展研究：（1）分析绿地自身特征（如类型、尺度、质量、生物多样性、安全感）对绿地使用（如活动类型、频率、时长）和居民健康的影响；（2）验证国外已发现的具有健康促进效益的绿地特征（尤其是可获得性和可达性指标）在中国的适用情况（即研究结论是否一致）；（3）探索绿地可获得性指标（如研究单元内绿地占地比例、NDVI 指数）和可达性指标（如绿地缓冲距离/时间、特定缓冲距离内的绿量）发挥健康促进作用的拐点及阈值范围；（4）分析不同绿地特征对社会健康（如降低犯罪率、增强社区归属感、提高幸福感、促进社交活动）的影响；（5）探索建成环境特征（如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周围用地性质）对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的调节作用；（6）探索绿地对居民健康的完整作用路径（如绿地通过提高体力活动水平改善心血管疾病、绿地通过减少空气污染降低患呼吸系统疾病概率、绿地通过促进社会交往改善孕妇妊娠结果）；（7）比较相同维度的不同量测方法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如比较定性评估的绿地可达性和定量测量的绿地可达性分别与绿地使用的关系）。
注：文中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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