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乡、愁乡亦或兼而有之？ ——论城乡生活条件等值化

乡村、乐乡、愁乡亦或甚至是逃离乡村这类话题将不会淡出视野。德国联邦层面现在设有“家园部”①德国联邦层面的家园部（Heimatministerium）是指德国联邦内政、建设与家园部（BMI: 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für Bau und Heimat），有时也简称“内政部”。——译者注，该部门依照巴伐利亚的蓝本设立了“家园委员会”，旨在制定解决方案，实现或改善全德范围内等值化的生活条件。该委员会并非由议员构成，而是在三位部长领导下，由许多公职人员和地方重要协会组织的代表组成。始料未及的是，该委员会能密切关注持续高涨的向往乡村生活的原因，即非物质层面，毕竟现有的讨论主要与物质有关，很少、甚至完全不涉及非物质的东西。对于依笔者所见绝对应关注的乡村乐趣所蕴含的精神文化背景或根源，时任联邦部长的克里斯蒂安·施密特（Christian Schmidt,2015）并未重视。相反，他警告说不能沉醉于可追溯到浪漫主义时期的对乡村生活的理想化，而要求人们着眼于现实。但如果真能如此简单处理人们的憧憬与现实间的冲突就好了。人们一边向往在郊外建于大片草坪之上的奥特莱斯中心舒适购物，一边又抗议土地使用以及由于建造新的商业区所带来的景观破坏。或者就如同巴伐利亚州最近的案例那样，人们一边想要尽可能低价地购物与就餐，一边又在反对物种灭绝的公民请愿中进一步限制传统农业的生产，导致有机农业增长，相关产品的价格也随之提高。

但是，政策若只指出人们的这种矛盾性，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则没有任何用处。政策必须消解这种矛盾性，否则只会得罪选民。没有人比巴伐利亚新任州长及其政党更了解这一点。一旦选民们在投票中意识到物种、自然和景观会流失，创造就业岗位和提高富裕程度就会失去意义。在巴伐利亚州，“向往幸福世界”①“向往幸福世界”是人们对于乡村田园、自然生态等的憧憬。——译者注（Aiwanger,2019）的愿景取得巨大成功之后，圆桌会议上冲突的各方政党不得不做出代价高昂的妥协。在政策上突然变得如此重要的“向往幸福世界”不仅在巴伐利亚州的城市中广受欢迎，在通常以集约化农业为主导的乡村地区居然也是如此。圆桌会议的主持人阿洛伊斯·格吕克（Alois Glück,2019）对此评价说：“压倒性优势的多数已表明了他们对当前发展的担忧和恐惧。他们也表达了自身的感受：必须有所改变。”

因此，政客、经济界和行政机构应更多关注人们对乡村的深切向往、对乡村趣致的追求（Klöckner,2019）以及对“乡村疗愈生活”的憧憬。长久以来，不仅有诸如原农业出版社的《乡趣》等专业杂志关注于此，其他诸如德国《时代周刊》等非专业杂志也致力于此。伊利斯·拉迪斯②伊利斯·拉迪斯，著名文学评论家，常年为德国《时代》周刊供稿。——译者注（Iris Radisch,2018）谈到这种“幻肢痛”③“幻肢痛”是一种病症，指患者感到被切断的肢体仍在，且在该处发生疼痛，此处为比喻，是指人们对于失去的农村生活仍然存在隐痛。——译者注以及人们对不再存在的乡村的一种与日俱增的向往。城市越发展，村庄和景观带就越显荒凉。一些非常成功的乡土小说如德特·汉森（Dörte Hansen,2018)的《中午时分》（Mittagsstunde）也都不再美化过去的乡村生活，而是反映许多人内心的向往。是的，到底向往什么呢？向往的不仅是印刻脑中的童年时光和青年经历，还有因周边小环境和大环境发生颠覆性转变后，对破坏程度较轻的乡村的向往，对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中所带来的安全感和静谧感的向往。巴伐利亚州史上最成功的公民请愿④指2019 年巴伐利亚州以“物种多样性——拯救蜜蜂！”为主题的公民请愿活动，约180 万公众参与。——译者注带来了海啸般的冲击力。在此之后，托马斯·胡梅尔（Thomas Hummel,2019）写道：“它最大的成功在于揭示了一种沉闷感：许多人都感觉到，有什么他们无法完全理解和掌控的东西即将来临。他们的舒适生活背后可能藏着高昂的代价。”有人尝试揭示并命名这种沉闷感。此人即是提出“减速”（Entschleunigungs）概念的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2018)。他在《共鸣》（Resonanz）一书中谈到，人类要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必须与其周边自然环境保持有效联系，即维持一种完好的共鸣状态。用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2018）的话来说：“生活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用什么方式去（被动地）感知世界和（主动地）适应或改变世界”。这不仅仅涉及当前过度强调的经济以及单纯在量的方面对资源及所有物质选项的追求与衡量，也涉及“身心方面摇摆不定的世界关系，这样的关系让人类只有置身于具有家园感的世界中才能感到安全”。这样的世界关系似乎越来越遭到干扰和破坏。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费里希塔丝·罗迈斯-施特拉克（Felizitas Romeiß-Stracke,2018）也由此解释了一些老城区重建成功的原因，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谓的“家乡布景”。这样的布景重新构建起（环境）世界关系。这同样适用于诸多具有田园气息，且大多被列为古迹保护的村庄与城市形象。

我们不是早就知道这一切了吗？这当真是一个新概念吗？德国天主教红衣主教赖因哈特·马克斯（Reinhard Marx,2018）在表彰气候学家埃登霍费尔（Edenhofer）教授时引用了天主教神哲学家罗马诺·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的话：“技术和经济发展不是衡量进步的唯一标准，进步取决于所有人的身心状况，美好生活、美、文化如何延续，以及人类生活的所有要素如何发展。”

2 向往治愈系乡村的原因

这与乡村空间有什么关系呢？克里斯朵夫·鲍曼（Christoph Baumann,2018）在其博士论文《诗意的乡土——关于乡趣的文化地理学》中科学地探讨了《乡趣》杂志现象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对乡土的向往。他没有停留在诉诸浪漫主义以及诸如“被宠坏的城市居民梦见他们的乡村田园诗”之类的惯用说辞，而是从更深层次上阐述了该现象。他承接罗萨的“减速”和“共鸣”概念，提出了三大原因：（1）技术的加速发展；（2）社会的加速变革；（3）生活节奏的普遍加速。这些加速是乡趣受到推崇的主要原因，因为乡趣能带来减速和稳定。

从哲学角度出发的另一种解释对此亦有帮助——沃尔夫拉姆·艾伦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⑤引自鲍曼（Baumann,2018）。说：“将这些理想的（乡村）生活形式统一起来并赋予它们哲学关联的，是源于我们社会中弥漫着的一种悲伤感，感到要失去与本体、与本体的存在及其环境之间的联系。正如哈特穆特·罗萨所说，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希望能恢复部分世界关系。”

人类生态学家乌尔里希·埃塞尔（Ulrich Eisel）⑥引自马格尔（Magel,2018）。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关乎感官和存在，关乎对与大自然、与自己的世界以及与环境相连的具体生活的向往”。长期担任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所长的丹尼斯·斯诺尔（Dennis Snower,2019）教授也表示：“这应该是很好的开端，设想人们不仅在追求物质财富，而且也在争取一种用自身力量塑造环境并在社会集体中生活的能力。”对于一位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谨慎论证很是罕见，他本来可以按罗萨的说法，即人类努力与周围环境保持联系，产生共鸣，并在主动塑造环境的过程中认识环境。

毫无疑问，乡村（生活）是上述所有原因、感受以及生活愿景的特别体现。因此，我们应认真对待德国人想在简单的乡村小城镇和村庄生活的强烈愿望（迪麦普①Infratest Dimap 是德国民意调查公司，与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ARD）合作，专门提供选举和政策研究相关信息。——译者注。2018 年调查显示，该比例超过78%）。而非将其认为是偏离现实的梦想和向往，并将其搁置不管。即使用迈克尔·威格（Michael Weigl,2014）的妙语“人们喜爱乡村，但更喜欢住在城市”也无济于事。难道我们不需要追问更多，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些愿望，却优心于持续的城市化和过热的大都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3 “如果人们当初未离开乡村，那么就不会有他们如今在城市的问题”

建筑评论家格哈德·马齐格（Gerhard Matzig,2019）给出了相当简单、但适用于德国广阔地区的答案：“如果人们当初未离开乡村，那么就不会有他们如今在城市的问题”。

朱丽·泽（Juli Zeh,2018）在她的小说《底层人》（Unterleuten）中将这种城乡困境描述得淋漓尽致。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试图寻找乡趣的柏林难民格哈德·弗利斯（Gerhard Fliess）。作者通过主人公之口写道：“他搬到乡下本不是为了去体验城市的疯狂是如何触及偏僻地区的。他放弃剧院、电影院、酒吧、面包店、报摊和医生本不是为了透过卧室窗户去瞧一瞧那些机械设备如何将乡村的诗意生活搅和成了一片没有特色的弱势区域。”

而事态还在加剧：“世界在城市中构建，也在城市中得到管理与装点。因此疯子与他们的癫狂也应留在城市里。他们对底层人毫无兴趣，对他们而言，如果说要安装宽带电缆、资助落魄的退休人员或开办诊所，那是否也可以考虑善意地给柏林的动物园安个风车呢。”②该小说选段将“底层人”的实际需求与动物园的加装风车相提并论，体现出城市对于“底层人”的冷酷。——译者注对于弗利斯来说，“底层人”意为自由。自由的象征于他而言是不加修饰的视野！如果世界已不再美妙，那么至少风景要美妙！

对于迁居至乡村的城市移民来说，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他们会面临村庄或小城镇的生活与工作现实。而最初就在此生活的居民和留守者早已知悉此类情况，他们忍受并驱散这种“愁乡”之感，亦或早已习惯。有些人搬到了城市，尽管他们可能绝不想感受城市的癫狂。另有些人选择了日常通勤的癫狂，因为他们虽然想在乡村继续扎根居住，但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其他那些众所周知的引发愁乡和离乡的问题，在此不继续深入。问题更在于：永远都要如此继续下去吗？难道政府出版物和演讲中大肆宣传的“全国范围内（城乡）等值化的生活条件”仅是海市蜃楼？

按照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斯坦迈尔（Fard-Walter Steinmeier,2018）的说法，答案是否定的。那不是，且绝不允许是海市蜃楼！他甚至指出，如果我们接受地区之间的差距甚至放任差距扩大，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就会受到威胁。联邦农业部部长尤利娅·克勒克纳（Julia Klöckner）和联邦内政部部长霍斯特·泽霍夫（Horst Seehofer）也希望最终一切都又变好，为此一个名为“在乡村生活”的新行动联盟得以成立。此外，另有一项30 多年未通过的修正法案终告落实，旨在进一步“改善农业结构和保护海岸”。但这些主要还是对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思考、改进及促进。难道我们不应为了求证并更好地驳斥名为“建议”实则具有“打击性”的经济观点，而将目光聚焦到“为什么”的问题上或聚焦到伦理规范的辩护方面吗？为什么城乡应该或者必须等值化？如果不这样做，人们很快又会陷入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如“我们在财务上完全不能负担”“这不值得”，等等。

4 等值化——首先是伦理层面的要求与挑战

我们要把目光放在物质与非物质的关联上。“巴伐利亚等值化生活条件”调查委员会（巴伐利亚州议会,2018）已为此尝试了三年之久。对于委员会而言，这次并未如最初议员们所规划的那样，考虑看得见、可测量的物质性数据与标准，而是首要考虑了伦理哲学层面问题与答案，这主要得益于在委员会外部专家的坚持下，委员会将奥特马尔·埃登霍费尔等（Ottmar Edenhofer et al.）撰写的《公平的全球》（Global,aber gerecht）（2010）借用至《公平的巴伐利亚》（Ganz Bayern - aber gerecht）。在激烈的讨论中，等值化被追溯到其根本上的公平性思想。空间公平性的伦理规范基本思想和要求均基于普世人权的信条（“人人生而平等”）和人类尊严，而且现已拓展至人类及其设计和居住的生活空间与区域。

讨论的成果就是由马格尔（Magel）和米奥斯加（Miosga）首次建立的空间公平性模型（巴伐利亚州议会,2018）。在关于整个巴伐利亚州实现生活和工作条件等值化的考量以及相应标准时，该模型是易于理解且具有操作性的探讨视角。

原本预期的是，政策及主管乡村发展的部门会立即欣然使用该模型。然而，无论在柏林还是慕尼黑都并非如此。柏林委员会并未深入研究巴伐利亚的基础性工作，而是自选了六个能够反映城乡等值化的专业主题领域。在巴伐利亚州，执政者们则在尝试不可能的任务：一方面忽略委员会的结论，将自身美化为“其他州的模范与蓝图”（Söder,2018）；另一方面，2018 年4 月—10 月，前所未有地启用诸多数百万及数十亿欧元的新计划，几乎覆盖所有生活和基础设施领域，旨在强化乡村空间。在2018 年11 月新的联合政府成立之后，资金的保障也依然在继续推进。

困惑的当代人问自己，现在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巴伐利亚州尤其是乡村地区现在是乐土了吗？还是仍旧缺少些什么才能实现等值化？是否可以理解为缺少一种用以追赶城市的支持力量？当人们将国土秩序报告、家乡报告或数据评估及预测等，以及工作会议委员会的报告拿在手上进行解读时，每个人都能从数据中解读出不同的含义，每个人也都带有其特殊（专业）视角和政治立场。

笔者与乡村空间打交道已有约50 年。1969—1970 年间笔者曾作为青年工程师在慕尼黑土地规划署制定首批村庄更新方案（为1971 年备受期待的城市建设促进项目做准备）并主导了之后慕尼黑周边地区的土地重整工作。50 年后的今天，乡村空间的变化已显而易见。乡村空间不再等同于农业世界。然而，在1988 年欧洲委员会为乡村空间大力宣传以及村庄更新规划大获全胜的30 年之后，人们又开始为诸多乡村空间担忧。一方面，乡村地区正在迅速改变至不可辨认，尤其是大都市周边。这些地区很富裕，当地或短途通勤即可抵达的地方就有着充足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一些落后的乡村地区却面临人口流失以及近距离供给缺失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衰败。因此，我们有理由提问：城市和乡村这两个生存世界是否都在同等发展？乡村是否具有公平的生活条件？

一项对30 位专家和负责人的调查①该调查对象包括时任州议会主席、主要部长、议员、地区行政长官、市长、规划师、乡村发展工程师以及科学家。显示，对巴伐利亚乡村地区的状况评估还未达成统一（Franke &Magel,2019）。该结果证明人们对乡村地区状况的评估往往带有个人特征，因而需要更客观的模型，但如果没有额外调查数据（质性数据）如广泛采样的个人观点，则这些模型也并不能描绘所有方面。政治家更倾向于正面性评估，科学家和工程师则更倾向于保守或负面性评估。调查中亦有部分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异口同声地要求进一步改善那些被长期诟病的领域，如交通、卫生医疗和护理、近距离服务和商品供给、数字化和宽带等。而对于各资助方案的成效以及对乡村地区发展的期望则呈现不同观点。显然，企业的成功入驻和有效的地区经济能力取决于成熟的硬性和软性区位因素，这些因素也可以通过乡村发展和村庄更新得到根本性改善。而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是，更好的公共交通、配套的交通体系、区域性宽带和移动通信设施、教育和卫生基础设施等，这些都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巴伐利亚州议会,2018）中被提及，是许多政府部门应着力深耕的领域。

尽管对能否实现目标存疑，所有专家却都支持坚守城乡在生活与工作条件方面等值化的宪法原则。因为如果缺少这样的立场，那就会失去行动的动力、方向与说辞。

5 对乡村地区保持尊重和公平

笔者在2019 年春与巴伐利亚州各部长和议员的对话中也总是得到相同的回答：城乡等值化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相反，是影响和激发政治行动的国家目标。但为何主管的部长、部门或议会党团中没有人按照调查委员会的建议，着手实现城乡等值化目标并为此开拓尝试呢？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是，最终每个人都能以同样的视角以及相同的理解来谈论同一内容！然而，对于是否正在逐步实现公平这一情况，人们是不是有可能惧怕了解真相？

2019 年2 月，联邦部长赫伯特斯·海尔（Hubertus Heil）关于保证基本养老金的建议引起广泛讨论。正如《南德意志报》经济编辑马克·贝伊斯（Marc Beise,2019）撰文的标题所言：“公平性问题重回社会”，文章仔细讨论了基本养老金建议中提到的所有可能的公平性：社会公平性、绩效公平性、需求公平性和代际公平性，也包括这样的基本养老金是否公平的问题。赫伯特斯·海尔因此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用几乎权威的语气提出，应毫无争议地“尊重养老金”，却无法制止由此兴起的讨论。

尊重和公平性也获得了德国许多乡村地区及其村庄的支持（Magel,2016,2018b）。诸如“我们最好应遣散有些村庄”（Ragnitz,2018）的话语绝不应出现，它不仅伤人且纯粹建立在冷漠利润观念基础之上。它无视村庄及个人历史、传统、文化、身份认同、家乡以及生平由何构成，也忽视了在经济和赤裸的数字之外，生活以及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

使用空间公平性模型将使得对乡村地区的尊重及公平性要求在更宽广、更透明的情境下展开。巴伐利亚州调查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一想法和空间公平性模型（巴伐利亚州议会,2018）。该模型的优势在于透明性和易于理解性，以及在新标准出台前对现有标准及联邦与州统计参数的实时运用性。模型首次清晰地展现了城乡等值化的四个维度：机遇公平、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代际公平（图1,图2）。

6 公平性模型的应用

米奥斯加（Miosga,2018）已就不同空间行动层面（地方、县以及区域层面）的应用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为使空间公平性可衡量，基于四大公平性维度又细分了42 项指标。

图3—图5 以地方政策中讨论最多的分配公平（其原因在于基础设施的高度重要性）为例展示模型方法。图3 和图4 示例性地展示了分配公平的诸多方面，如居住、居住环境以及居住地附近的基本供应以及其中的特色服务。由此可清晰展示问题及行动需求。所有这些都以图5 中摘选的指标和标准为基础。

调查委员会呼吁加强研究，对模型进行补充与试验，深化现有标准（程序公平方面的进一步标准将陆续出台）。此倡议被巴伐利亚乡村发展管理机构采纳。下巴伐利亚整合性乡村发展项目（ILE Bayerwald）将巴伐利亚森林区域内五个县的10 个整合性乡村发展项目合并，其中包括109 个城镇，几乎覆盖整个多瑙河—森林（Donau-Wald）①巴伐利亚州共有18 个规划区域，多瑙河—森林规划区域在其中的编号为12。——译者注规划区域。在该区域将启动由拜罗伊特大学曼弗雷德·米奥斯加（Manfred Miosga）和代根多夫大学罗兰·钦克（Roland Zink）倡导的五年计划，旨在最终为区域内及区域间的等值化评估以及后续行动与措施找到有效依据。如果该试点项目成功，那将是对更透明、更易于理解的等值化讨论的革命性贡献，也将为公正地资助并鼓励贫困区域发起更多自主倡议活动做出贡献。

7 社会性的乡村发展以开创家园

有效且获得地方政客与公众认可的模型应用可以启发人们，在乡村发展战略、工具及其合作领域还应在哪些地方进行具体且精准（根据区域情况）的补充、深化及扩展，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尽管迄今为止，服务于分配公平是重点，但若仅限于此则太受限制；但若夸大分配公平，则会引发违背本意的加速效果，向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方向发展，由此导致破坏性后果（Magel,2018a）或使人们产生之前提及的“沉闷感”。在机遇公平、程序公平、代际公平方面的应用与观察亦是如此。

沃尔夫冈·埃瓦尔德（Wolfgang Ewald,2019）在柏林以“乡村发展面临的新任务”为题所作的演讲中阐述了机遇公平、程序公平、代际公平对推进社会层面乡村发展的意义。乡村发展应该为创业者们（即有推动转型意愿的创造性人群）提供机遇，使他们结成社群并善于利用社群的力量。社群成员间相互邀请，彼此鼓励和启发，实现突破自我的成长。借用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话来描述：“促进社会性的乡村发展，使人能够认识环境并改变世界，创造‘共鸣乐土’，即为家园的构建。”此外，埃瓦尔德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主张在乡村发展的各类变化与参与进程中，除经典的目标导向型理念之外，也应更多遵循方法导向型理念，即依靠当地现有潜能及其网络体系在短时间内开展创新且鼓舞人心的项目。乡村发展，特别是在创造就业岗位以及教育与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应与其他促进项目及相关方（如：经济部、乡村规划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故而埃瓦尔德最终提出如下对未来乡村发展的愿景：

“发挥支持型领导的作用，除目前采取的与空间、土地管理及行政领域相关的行动外，还应发起如下新的倡议。

（1）激活并整合当地所有社会网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扩大村庄与乡村在社会层面的发展。对于《村庄更新2030》今后在规划、技术、基础设施方面的要求（从内生型发展、村庄数字化、近距离服务与商品供给、提供基本供应服务的小企业到合作办公空间以及跨城镇联盟等）会在年度柏林‘乡村发展’论坛或专业学术会议以及巴伐利亚乡村发展管理机构的各类奖励项目框架内开展讨论。当前的新进展是租赁房的建设以及对1960 年代与1970 年代独立式住宅的修复，包括代际更替（即老一辈搬迁至村中心面积较小的住宅，而年轻家庭则搬进在能耗方面翻修后的独立式住宅）。

（2）提升并支持区域内企业家类型、创新型人才的潜力发掘及其创造性项目理念（如：巴伐利亚家园企业倡议）。转型研究（Kristof,2010）将巨大的创造力归功于所谓的变革先驱。他们的座右铭是：‘未来属于那些提前认识到可能性的人’①这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一句名言。——译者注。此举旨在促进乡村地区的形象转变，使其对返乡者更具吸引力。”

根据埃瓦尔德的观点，所有这些都可以促使社群的形成。社群在自我组织的过程中发掘其潜力、自主制定预算，并因此使自身发挥作用，直至达到罗萨共鸣论与完整世界关系意义上的自我认识以及家园空间的强化。强大且具有足够自信的社群可与其项目开发商、乡村发展管理人员、市长、县议会、乡镇议会在城镇间或区域范围内开展规划、行动与建设。具有足够自信的社群不要求经济促进资金以及其他部门的资助，而会从全局上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要求。乡村发展要对挖掘巨大社会潜力，形成倍增式开发，从而开创真正的乡村家园。

8 “若农村停止呼吸，城市亦将窒息！”

30 位受访专家中，多数人表明，乡村规划尤其是区域规划需重新发挥更强的调控作用，以实现城乡间更好的平衡关系。否则，以巴伐利亚州为例，该州将会成为南北人口差异最大的联邦州。这是乡村规划无法接受的。乡村规划最终应再次加强整个州的中心地发展，尤其应在结构较弱区域将中心地作为增长的推动力，重视其作用，增强其效应与吸引力，以平衡过热的大都市。同时也应着力减缓大都市的增长，以缓解乡村人口流失现象，吸引人们在乡村居住、就业。因此，莱布尼茨研究所哈勒经济研究中心（2019）在回顾柏林墙倒塌30 年时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谁加强城市建设，谁就推动整个国家向前”易遭误解，也因此遭到托马斯·哈恩（Thomas Hahn,2019）指责。这种早已过时且被驳斥的溢出效应①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的影响。——译者注论使得面临空心化问题的区域承担进一步的风险。遗憾的是，乡村政策在这一点上依然束手无策，除了早已提出的诸如逐步转移行政机构或高校至乡村地区，以及在大城市周边设立卫星城办公等，乡村发展并未提出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构想。不知是否由于不够规模，城市中行政机构的搬迁迄今为止也依然没有发挥出效应。

我们在思考城乡话题，德国联邦总统斯坦迈尔也在思考。他在2019 年绿色周中将该话题与乐乡、愁乡概念联系起来（Steinmeier,2019），并计划在“可见的乡土”这一口号下前往乡村旅行。作家们也在思考，这也使卡巴莱②卡巴莱起源于1880 年代的法国，是一种具有喜剧、歌曲、舞蹈及话剧等元素的娱乐表演，盛行于欧洲。——译者注表演家们备受鼓舞。从前往往是宫廷小丑讲述令人不适的真相，现今则是卡巴莱表演家扮演这个角色。在网上可以看到扮演斯托伊贝③埃德蒙德·斯托伊贝（Edmund Stoiber），德国政治人物。他曾于1993 年5 月28 日—2007 年9 月30 日期间担任巴伐利亚州州长，1998—2007年期间担任基督教社会联盟党主席。——译者注和泽德④马库斯·泽德（Markus Söder）是一名德国政治家，2011—2018 年期间担任巴伐利亚州财政与家园部部长，自2018 年以来一直担任巴伐利亚州州长，自2019 年起担任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领袖。——译者注的卡巴莱演员沃尔夫冈·克莱布斯（Wolfgang Krebs,2018）的各个短剧。其中，当被问到巴伐利亚想实现怎样的目标时，克莱布斯通过他扮演的时任州家园部⑤此处的家园部是指巴伐利亚州财政与家园部（全称 Bayer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 und für Heimat）。——译者注部长之口说道：“村庄不应流血过多而亡，大城市不应继续发展。”但是如何实现呢？克莱布斯扮演的部长残忍地回答道：“借助城乡不同程度的高氮污染，调整人口发展，由此为城乡等值化做贡献”。

难道这样的嘲讽不应该让所有人（包括政客、商业领袖、行政部门及其他所有决策机构）深感羞愧吗？显然，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力（有些人甚至预言“可能永远没有能力”）在整个国家创造等值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创造等值化条件是为了节省数百万资金与大量时间，避免耗费精力的通勤（格哈德·马齐格[Gerhard Matzig]称之为“每日通勤群魔”）？或是帮助缓解诸如畸形上涨的地价与房价、逐渐越少的绿化带、日益增多的商业用地、拥堵的交通以及热岛效应的大都市等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创造等值化条件也是为了避免空置的村庄按照“极端经济学家”的观点被平整为土地，亦或为了防止村庄绝望地依照“甜甜圈而非油炸饼”⑥甜甜圈（Donut）意指中心区域空置，出现萧条；油炸饼（Krapfen）意指中心区域饱满，不萧条。——译者注式（Rill,2019）的口号来规划与建设。我们承受着这一切，尽管我们热爱乡村并且知道我们需要乡村——乡村是所有人的生活空间、休闲空间、自然空间、共鸣乐土和梦想家园。

大约60 年前，埃德加·佛雷（Edgar Faure）就将这一真理用不朽的话语刻在了石头上：“若乡村停止呼吸，城市亦将窒息。”如果我们的村庄和乡村地区的城镇消失，或在结构上遭到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则为时已晚。此处再次向卡巴莱表演家们致敬：在2018 年的诺克赫贝格歌唱剧表演中，一位女性房地产大亨对慕尼黑中产阶级化问题做出了简短而讽刺的评论：“是的，人们必须能够负担得起自己的家园。”关于乡土问题，我们不应该再说第二次：是的，我们所有人，政治界、经济界、手工业界、商业界、行政机构、协会组织以及城市与乡村的所有人，都希望（能够）为自己提供乡土家园。我们必须共同建设乡土家园，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家园我们才能共同生存（Renker,2018）——而且应多一些乡趣，少一些愁乡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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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D.Bundespräsident Steinmeier wirbt für ländlichen Raum -Sendung vom 23.08.2018[EB/OL].[2019-03-11].www.ardmediathek.de/ard/player/Y3JpZDovL2Rhc2Vyc3RlLmRlL21vcmdlbm1hZ2F6aW4vNTg4 YTRmOGUtNmQ5ZC00MGI2LWEzMGUtZGFmMWJhYTQ4ZGIx/bundespraesident-steinmeier-wirbt-fuer-laendlichen-raum.

[3] BAUMANN C.Idyllische Ländlichkeit.Eine Kulturgeographie der Landlust[M].Rurale Topographien,Band 6,Transcript Verlag,Bielefeld,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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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乡、愁乡亦或兼而有之？——论城乡生活条件等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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