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宏观背景下,城市发展逐步由经济增长的单维度目标,向以包容为核心的可持续、繁荣、公平、公正、平等、安全的多维度转变,城市间的竞争也由人口及经济要素为主导,逐步转向以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多要素的深度融合为导向。值得注意的是,自1980 年代以后,西方意识到“城市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它不仅是城市确保自身特色的途径,也是振兴经济的有力措施”[1],文化政策与城市文化生活赖以存在的公共空间紧密联系[2],并开展了大量以文化主导城市更新与复兴的探索与实践[3-4]。2016 年10 月,“人居三”会议发布的《新城市议程》提出“将文化作为城市规划和战略的优先组成部分”[5],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文化:城市未来》(Culture: Urban Future)全球报告,提出“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应以文化为中心、优质的城市环境由文化塑造、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基于文化的综合决策”[6]的倡议,承载着文化资源的城市空间逐渐成为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焦点。
当前我国大城市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发展与物质建设经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幕也徐徐拉开,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发展的诉求不断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与文化层面,人民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追求也转向以多层次、多元化、高品质、重内涵为主导。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文化以强大的创造力、驱动力、持续性和特质性凸显其重要地位,对于大城市文化空间的规划与建设,“需要从城市整体发展的角度进一步进行理论指导和体制机制保证”[7],才能发挥文化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动力作用①在2015 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指出:“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因此,在我国新一轮大城市更新改造中,探索如何传承和发展城市文化特色、促进文化对于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营造具有地域文化意境的城市空间、提供公平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城市文化空间塑造视角,选取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四个国际城市为典型案例,在梳理城市文化空间的现状特质基础上,对其塑造手段进行深入剖析,为我国大城市更新、城市文化再塑造、文化空间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和对策建议。
通过CSSCI、CSCD 期刊搜索,以城市“文化空间”为主题的文献达6 000 余篇,主要以城市的公共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设计、权利主体、网络空间、文化设施、地理空间、文化创意产业、地域文化、全球化、历史街区等作为研究主体;通过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搜索,以此为主题的文献接近2 万篇,主要从地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环境学、艺术学、历史学、文学、城市研究、考古学、建筑学等多层面展开。对城市“文化空间”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化空间”又称“文化场所”(culture place),也作为专有名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所使用,定义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进行任何概念界定难免受到研究视野和学科领域的限定,伍乐平等学者指出:“中外学者从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人文地理、都市研究等不同视角出发,对其概念的界定历来存在诸多不同表述”[8]。而基于都市层面的文化空间研究及规划实践,则是当前具有领先地位和创新意识的国际城市所关注的重要话题:黄鹤[9]对文化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西方城市文化规划的历程、文化规划的方法及实践都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观点;对于“欧洲文化之都”②“欧洲文化之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是1985 年由欧盟主导的在欧洲国家间开展的以文化交流和展示为主题的城市活动,截至2019 年,已有60 个城市入选并在当年开展文化主题活动。、“东亚文化之都”③“东亚文化之都”(Culture City of East Asia)是2013 年由中日韩三国文化部门发起的政府间多边性城市文化活动,截至2019 年底,我国已有泉州、青岛、宁波、长沙、哈尔滨、西安、扬州入选。的评选及相关研究[10-12],推动了文明悠久和文化创新地区对城市文化的热衷和再造;在全球范围内“创意城市网络”④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ies Network)是2004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致力于促进将创意视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因素的城市之间的合作项目,分为手工艺与民间艺术、设计、电影、美食、文学、媒体艺术、音乐7 个主题,截至2019 年底,中国有哈尔滨(音乐之都)、深圳、上海、北京、武汉(设计之都)、成都、顺德、澳门、扬州(美食之都)、杭州、苏州、景德镇(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长沙(媒体艺术之都)、青岛(电影之都)、南京(文学之都)等15 个城市入选。更是指引了文化导向下城市复兴和改造的全新路径[13-15];城市文化是塑造地方特质和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资源之一,在全球城市竞争中起到关键作用[16-18]。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推进,文化空间在全球城市中的作用和意义逐渐得到认可:首先,文化空间是城市各种历史记忆、现代文化、创新思维最重要的载体,满足民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其次,文化空间能够反映城市独特的面貌与内涵,在决定城市的精神尺度与价值追求的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是国际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核心内容;最后,文化空间是城市空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规划的手段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实现城市更新语境下的城市文化再塑造。
由于当前城市功能的多样化和市民追求文化的多维度,城市文化空间的类型丰富多元,规划学者们对城市文化空间划分的标准、尺度也不同(表1),这一方面体现了城市文化空间研究和规划的多层次、多角度,但另一方面不利于对文化空间内涵进行整体性辨析,造成以文化空间为对象的规划边界不明确、标准不统一等矛盾冲突。
表1 城市文化空间的现有分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9,19-27]整理
自萨森提出伦敦、纽约、东京为全球城市[28],对于最具代表性的全球城市、国际城市、世界城市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只有四个城市在所有资料中得到了一致认同: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29]。在国内较有影响力的几份国际城市排名报告中(表2),这四个城市也颇具代表性,尤其在有“文化因子”衡量的《全球城市报告》(Global Cities Report)和《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报告》(Global Power City Index)中,这四个城市的文化相关指标在所有城市中遥遥领先。本文选取这四个国际城市作为研究案例,探究其城市空间与文化发展的互动过程与演化机制,对于我国城市塑造文化空间、提升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表2 代表性国际城市排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30-33]整理
考虑到文化空间不仅具有尺度和时间特征,还兼具功能性和需求度,为形成统一的研究标准,参考表1 对现有文化空间各样化分类方法的梳理和辨析,并结合文化规划“从宏观到微观、引导城市整体发展”[21]的多层次目标,本文将城市文化空间界定为城市整体发展、文化功能分区、文化基础服务三个层次(表3),包含文化空间的城市建设物质要素及其所承载的城市文化精神要素。
表3 城市文化空间的层次与内涵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3.2.1 城市整体发展
(1)城市整体文化意象
城市整体文化意象是承载文化要素的城市整体空间所反映出来最具代表性、最具特质、最具认同的城市精神、城市形象。根据《2019 年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报告》,在城市“文化交流影响力”(cultural interaction)方面,伦敦、纽约、巴黎、东京显示出强劲能力,但“每个城市的优势各不相同”[31],具有鲜明的城市文化意象。
伦敦连续8 年位居榜首,在文化交流的16 个指标中,有13 个位列前5 名,其中世界级文化活动和文化交流机会领先于其他城市。回顾其发展史,伦敦成功地实现了从“工业之城”向“金融之都”“创意之都”的两次完美转型,伦敦借助辉煌历史树立了历史与现代、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国际城市形象。2018 年《伦敦市长文化战略》提出坚持“今天以及未来全球创意强城”的愿景。伦敦文化推动着创意产业发展,主要包括电影、时尚和设计以及日益活跃的科技产业,“每年为英国经济创造470 亿英镑,雇用1/6 的伦敦人”[34],吸引世界级的机构和全球知名人才,为伦敦城市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伦敦也以其独特丰富的文化和遗产资源吸引着数百万游客,并提出构建“所有伦敦人的文化”[35],为伦敦人提供国际、多元、丰富的公共文化生活。
纽约自17 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贸易中心,“其经济实力、对思想和移民的开放以及世界级的文化资源成为强有力的城市动力”[36]。《纽约2050,只有一个纽约》(OneNYC 2050)提出“公平、增长、弹性、可持续、多样包容”[37]的价值观和建设一个强大而公平的城市,这是对纽约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内在动力。纽约还是“创意产业中心”,据城市未来中心2015 年报道,纽约市拥有全国8.6%的创意部门工作岗位[36],从根本上巩固了纽约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文化空间和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吸引力和居民生活质量,“所有纽约人都能轻松接触到文化资源和文化活动”[38],“将公民抱负与慈善家联系”[34],建设世界一流的文化空间,“在剧院、音乐厅和创意活动环境评选中占据领先地位”[31]。
巴黎在战争、瘟疫、革命以及工业化、旧城改造中不断受到洗礼,“在这座城市留下大量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其本身就是一座蕴藏丰富艺术价值的人文城市”[16]。巴黎极为重视人文历史保护与再利用,以此打造鲜明的城市特色品牌效应,使巴黎乃至整个法国成为浪漫、时尚、艺术的代名词。巴黎是世界公认的创意文化中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生活中心”[34]之一,“以其‘生活艺术’而闻名”[39],《巴黎市文化政策》提出巴黎市文化规划主题为“遗产、创造和教育”[40]。
“东京起源于江户市,在17—18 世纪的江户时期,已然成为日本的商业、艺术和文化中心”[34]。今天的东京是创新与传统相融合的城市,一方面闻名于其历史悠久的神社、寺庙以及表演艺术,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中心,另一方面“以美食、时尚、音乐、艺术、动画和科教的新趋势崛起,并成为创作者的文化中心”[34]。东京始终秉持着“干练、优雅、合作”[41]的精神,迅速从战后的废墟中振兴,促进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东京紧紧围绕2020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为核心,以建设“世界第一都市”[42]为目标,明确提出“以文化开拓东京未来,建设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都市”[43]。
(2)城市文化空间格局
城市文化空间格局是承载文化资源的各层次城市空间与城市整体发展框架的耦合,各层次城市文化空间主要包括各级各类文化服务设施空间、文化遗产资源、教育文化机构、文化产业空间、公共文化活动场所等,强调完整性和系统性。依据2018 年《世界城市文化报告》的文化统计指标[44],提取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图书馆、历史文化遗产、大学与科研机构、剧院、电影院、书店、咖啡酒吧、夜店舞厅、美食中心、社区中心、公共绿地及广场等文化空间要素,利用核密度分析法梳理文化要素的空间耦合特征,对城市文化空间布局进行判别与辨析(图1)。
图1 伦敦、纽约、巴黎、东京文化空间核密度分析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Open Street Map 开放空间数据分析绘制
伦敦文化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高强度的向心集聚性,并沿主要道路呈放射状延伸:在中央活动区内形成以伦敦西区和金融城为核心的热点区域,其中伦敦西区集聚了众多剧院、电影院等消费文化设施,金融城形成了以金融机构、企业总部为主的城市特色金融空间。巴黎文化空间丰富且数量巨大,整体上呈现出“中心集聚+外围扩展”的态势,形成以西堤岛为核心的文化空间集聚区,涵盖了巴黎圣母院、卢浮宫、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巴黎第五大学等多种文化服务功能,同时在凡尔赛形成小型集聚空间,包括凡尔赛宫、小特里亚农宫等历史遗珠。纽约呈现出“一主多副、多中心”的文化空间分布特征,文化集聚中心位于曼哈顿中城和下城,副中心包括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展望公园以及皇后区的阿斯托里亚等;曼哈顿中城和下城以创意多元文化和金融文化为代表,威廉斯堡以时尚文化为主,阿斯托里亚则充满着纽约典型社区文化的气息。东京文化空间格局受城市规划与铁路网延伸影响较大,以“网络状+带状”形态覆盖拓展,千代田区作为文化核心区域,以传统文化为主、较好地保留了江户时代的文化,新宿、涩谷和品川区集聚多功能文化副中心,共同构成了东京城市文化空间网络。
(3)城市文化轴线
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演进脉络与城市建设的交互影响,城市往往形成线性的文化轴线,引导城市布局,形成富有层次的空间序列;同时文化空间轴线也是城市文化的集中载体,代表了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和独特魅力。
纵观四座国际城市,均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城市空间轴线(图2),伦敦和巴黎依托自然环境要素形成泰晤士河轴线、塞纳河轴线,纽约和东京以城市道路为载体,打造了曼哈顿第五大道轴线、品川—涩谷—新宿环状轴线。城市轴线不仅连接了实体空间,也能够反映城市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交叠变迁。以塞纳河为例,这条河流自东向西经过了巴黎第七大学、贝西公园、巴黎第六大学、巴黎圣母院、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卢浮宫、协和广场、波旁宫、荣军院、埃菲尔铁塔等多种文化空间,其中巴黎圣母院所在的西堤岛是巴黎城的发源地,卢浮宫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埃菲尔铁塔则是工业时代智慧与技术的结晶,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展现了现代文化的多元化与市民的多元需求。以文化为核心规划布局城市空间轴线序列,延续城市人文秩序底蕴空间,打造城市战略性文化品牌,激发城市和与社会活力。
图2 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城市轴线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3.2.2 文化功能分区
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功能要素的空间积聚,较为集中地展现了分区文化的主导特质,打造出分区乃至城市的标志性名片。四座城市的文化空间功能极为丰富,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图3):在城市核心区以历史文化空间为中心布局,辅之以商业消费空间、创意产业空间、教育空间等多种文化功能;大型生态型文化空间多分布于城市中心区的边缘,既改善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市民提供休憩娱乐之所,也起到约束城市无序蔓延的作用;“复合功能型文化空间成为国际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的趋势之一”[21],公共文化设施结合生态文化空间集中布置,教育型文化空间促使创意型文化空间的兴起与发展,消费型商业文化空间与创意文化空间高度复合化布局。同时,城市特色的文化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素质也引导了特色商业文化空间的自发形成,如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以剧院为主的消费型文化空间、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与东京银座以时尚消费为主的商业型文化空间、伦敦金融城和纽约华尔街以银行、证券、跨国企业总部为主的金融型文化空间等。
图3 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功能型文化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3.2.3 文化基础服务
文化基础服务直接面向居民基本文化生活,是满足日常公共文化需求的基底,也是营造城市特色文化氛围的载体。
(1)文化设施配置与布局
基础性文化设施及场所是城市居民参与文化生活的保障性公共空间,主要包括各级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活动场所和独立消费文化设施等,强调公共性、服务性和保障性特征。从主要文化设施及文化活动的数量来看(表4),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的文化设施总量大、人均占有量高,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同时也保留了各自的文化特征。巴黎在博览文化、阅读文化、表演艺术、影视作品的生产和推广等方面遥遥领先,有博物馆297 处(是纽约的2.1 倍)、公共图书馆1 047处(是伦敦的3.0倍)、电影院836个(是东京的3.5倍)、电影节190 个(是伦敦的3.6 倍)[44],这主要得益于其悠久而持续的城市建设,沉淀了浓郁多元的人文底蕴与大量的历史遗产。“纽约和伦敦在音乐表演场所、美术馆、音乐厅方面有明显优势”[44],人口与文化的多元化促进了艺术与创意的迸发。而东京的书店和酒吧数量遥遥领先,其“购物和餐饮选择的吸引力排名第一”[31]。
表4 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基础型文化空间统计对比
从主要文化设施的空间分布来看(图4),四座城市均呈现出局部集中、整体分散的布局形态,实现了网络化全覆盖。其中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艺术中心、特色商业中心等重大文化设施分布较为集聚,形成特色功能型文化空间,打造独具魅力的城市形象,而图书馆、书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公共绿地及广场等基础性文化设施呈分散式均等化分布,保证文化设施的覆盖率与可达性,提高城市文化服务水平。
图4 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基础型文化设施分布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Open Street Map 开放空间数据绘制
(2)文化活力氛围培育
城市承载着各种有形的物质文化空间和无形的精神文化氛围,更汇聚着人类文明不断演进的历史积淀和社会生活不断丰富的城市灵魂。城市文化空间不仅是城市文脉与精神的物质环境集合,更是贮藏、展示和延续居民价值、情感、记忆的场所。多元的居民背景造就丰富活力的城市文化氛围,纽约每年有3 万多场音乐表演活动[44],舞蹈表演数量更是超过伦敦和巴黎的总和。巴黎在节日庆典、电影节、文艺演出等方面领先,东京则是以“相互沟通和文化参与”为原则,将文化活动与生活方式结合,为市民提供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机会,积极的文化氛围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吸引力。而对伦敦而言,2012 年奥运会作为国际文化大事件,既是伦敦文化的国际展示,又是将国际文化资源带入伦敦的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和国际声誉带来积极影响。
梳理国际城市文化空间现状可以发现,每个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既具有独特个性,也具有相似之处,特性源于差异化的城市精神与人文脉络,共性则体现在包容多元的空间形态及其塑造机制。
3.3.1 统筹城市远期发展,制定文化规划体系
城市文化的精神与物质空间塑造离不开政府的科学审视和合理规划,国际城市遵循“多元需求与挑战—城市愿景与理念—分解发展目标—分解文化目标—空间/政策支撑”的规划范式(图5),建立统一全面的文化规划体系,将文化建设放置在一个整体有序的城市总体发展框架下统筹开展。一方面强调文化规划与城市发展规划、空间性规划、专项规划的相互衔接与支撑,将文化建设纳入发展战略规划、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城市设计等各个层面,如在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当中可以从城市精神特质与整体意象着手,定义城市形象与城市未来,在制定城市文化战略时,则需注重将文化纳入空间策略、经济发展、人居环境、区域更新和社会包容等全方位的城市塑造当中。另一方面在文化规划编制中,协调文化部门与发展规划、国土、经济、遗产保护、旅游、教育等横向部门,以及文化机构、社区组织、相关公众团体之间的积极合作,达成文化塑造城市发展的共识。例如在《创造纽约》编制过程中,纽约政府与当地艺术家、文化机构、企业、文化艺术专家、领导、社区居民等进行了为期6 个月的资源评估和咨询调查,结合城市总体发展战略确立了纽约市“包容、经济、弹性、社区、教育、公共空间、协调、部门健康”[38]的文化主题,最终形成了综合全方位社会声音的城市文化蓝图。
3.3.2 以文化大事件触媒,实现城市跨越式提升
文化大事件策略日益成为当代城市文化再造、增值和营销的有效途径,与趋于饱和的城市物质环境建设相比,增量扩张更强调存量优化,激发城市公共空间活力,促进社会融合经济转型,实现城市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等全方面良性再生,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为实现文化事件可持续供给的有效性,必须倚赖系统合理的政策策略,将其纳入城市发展与空间策略的考量,制定一致有效的策略目标与实施计划,强调多方的公众参与,以文化大事件为触媒续航城市发展。以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为例,首先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物质环境更新改造,“使得斯特拉特福德成为伦敦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现代化交通枢纽”[46];其次秉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伦敦东部地区转型为集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企业和创新部门的生态城”[46];再者鼓励公共机构和私人对其进行长期投资,改善城市物质环境建设;最后利用奥运场馆建设来增加就业机会,公共建设也作为“遗产”服务居民,提升地区吸引力。伦敦奥运会实现了伦敦东部地区的复兴,提升了伦敦的全球形象与综合竞争力。
3.3.3 整合空间服务功能,塑造多样化文化空间
国际城市文化空间呈现出服务多元化的功能性集聚特征,可以依托空间功能的梳理,激发城市文化的创新、交流和供给。
(1)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与利用。通过制定法律对历史街区进行划定并予以严格保护,将历史环境保护当作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立体、多维、活力的城市资源进行动态更新与利用;如在巴黎的建筑与遗产价值提升区,通过对遗产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形成延续性与创新性并存的城市文化价值,并建立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拨款的资金保障制度,用于资源保护、设施配套和文化活动等。
(2)高等教育与科研的集群构建。优质的高等教育和科研集群是国际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志之一,集群构建有助于科教系统的内部资源整合,形成多层次、差异化的整体发展态势与空间布局,提升城市间与城市内部的人口、能量、知识、信息的交流质量,形成城市软实力的核心竞争力。
(3)生态文化空间的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国际城市主要依托于生态环境治理和公共空间建设的紧密结合,激发生态文化与社会活力互动,提高城市文化气质与品质。伦敦以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泰晤士河整治为典型,通过立法、修建大型下水道、实施水质监控等手段净化水域;制定《大伦敦战略规划》引导协调“公—私—社区”三方利益,将河流拓展成为城市交通、休闲旅游等公共领域的组成要素;维护滨水景观空间质量,构建具有整体意义的开放空间,达到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的目的。
(4)特色文化空间的展示。城市特色空间是城市某种文化特质的重要表征,具有地域化特征和不可复制性,是不同于其他城市的魅力所在。根据国际城市的发展经验,应基于空间文化积淀与地域特色,协调现实性功能融合,发挥社会力量的能动性,通过城市更新或城市设计获得新生。
(5)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城市转型发展的催化剂,植根于良好的文化土壤,离不开政策支持与外部环境驱动。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依赖于政府的支持与指导,比如伦敦专门成立创意产业特别小组以指引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向;其次,包容的城市环境是吸引创意人才聚集的土壤,本土与外来文化融入城市,激发城市创造活力;最后创意产业的成功是多方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东京采取政府联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多方筹集资金的方式,推动文创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在巴黎市政府的支持下,文化机构通过企业资助艺术家公私合作创意项目的方式,使文化既能吸引企业赞助,也能产生经济社会效益。
3.3.4 社会公平主导设施布局,公众参与营造文化氛围
丰富且有层次感的文化基础服务空间,既是城市发挥文化服务功能的抓手,也是营造城市文化氛围的重要载体。
一方面,国际城市以追求社会公平为导向进行文化设施配置,不仅要求设施在空间布局上的均等化配置,更强调以人为本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多样化、品质化与差异化逐渐成为未来文化设施配置的发展趋势,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人人共享与社会公平。如伦敦在城市总体规划框架中纳入少数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建设少数民族的祷告场所等。
另一方面,在国际城市文化氛围塑造中,社会公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文化政策制定、文化事业融资、文化空间服务、文化创新、社区文化氛围营造等全方位事务参与。居民的意志共同定义和塑造城市,城市也同时引导、教化城市居民甚至旅客,最终使城市在不断交融与碰撞中形成其独特气质。如纽约政府与文化机构、非营利组织、社区团体等合作进行社区文化建设,多种族移民背景也为多元文化的孕育提供了优质土壤,“文化活动与特定社区相联系共同定义和激发城市”[34],下东区的意第绪语剧院、布朗克斯的嘻哈和涂鸦、东村的流行艺术和朋克摇滚、哈莱姆区文艺复兴时期的爵士乐和文学以及百老汇剧院文化等日益蓬勃,社区和基层组织在创造文化、定义分区方面发挥了革命性作用。《东京文化愿景》明确提出动员基层政府及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相关公众团体和文化机构(包括新闻媒体、教育机构、艺术文化团体、文化设施机构、奥运会、残奥会组委会等),建立“全日本参与体制”[43],全社会力量共同推进“文化都市”建设。巴黎政府组织社区居民与艺术家合作,创造有轨电车线路公共艺术。
我国城市文化空间塑造,既要考虑国际城市的经验是否适合我国国情,不能一概沿用,也要正视我国文化规划及相关文化空间建设的现实问题:第一,由于文化管理部门职能的有限性,传统的文化专项规划在目标、策略和实施途径上容易出现与城市建设的脱钩现象,而原来由建设部门主导的城市总体规划、现由自然资源部门主导的空间规划,也往往与文化体系衔接不足,容易忽视文化对于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全面引领作用;同时,文化规划也因缺乏法定地位和标准规范而难以立足;第二,我国多地城市政府依然存在以经济、社会等政绩指标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思维,致使城市文化建设流于“竭泽而渔”式的短效发展,或“立竿见影”式的形象工程;第三,我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尚处在摸索阶段,文化规划及其相关内容在编制、实施、反馈、修编等环节中往往出现被动参与和决策的现象,公众参与文化规划决策和管理的机会、话语权和有效性有待提升。
在我国大城市面临转型的重要时期,基于以上现状背景影响与国际城市文化引领发展的前沿经验,本文从规划体系、文化理念、空间布局和公众参与四个层面提出适应我国城市文化塑造的思考。
文化规划不应是孤立于城市规划体系的单一部署,而是贯穿于规划体系并推动城市长远发展的核心价值、内在动力与城市愿景。纵向上,我国文化规划体系建设应以发展规划为战略性统领,将文化融入城市长远发展愿景,提出文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的有机路径,提升城市能级与竞争力;以国土空间规划为空间保障,合理配置空间所承载的文化资源,使城市成为蕴藏、创造、传承文化的空间载体,推动城市文化空间塑造和城市更新。横向上,以专项规划为支撑,文化专项规划应注重将文化融入城市规划的经济产业、人文社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景观、社区等各个方面,逐层分解文化目标,构建多层级、多部门统一衔接的文化规划框架,以文化引领城市改造与可持续发展。
依据地方特质塑造城市形象,厘清文化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协同关系,为我国城市发展找到自己的“文化通路”。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不应是静态、孤立、被动的,而应将其放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进行整合,以传承、挖掘、创新等方式提升城市文化供给能力,使文化资源在满足居民需求和促进经济发展层面发挥独特的助推作用。以我国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多样的自然地理风貌为底色,营造更具地域特质的物质环境空间,促进新旧元素重组与交融,实现文化资源动态激活与更新 ;围绕文化创意与资源旅游产业,促进城市活力提升并增加就业机会,带动城市经济多元化发展 ;积极演绎文化大事件,寻求城市发展“弯道超越”的途径。
为顺应当前“高能级文化空间日益呈现多种功能复合化的发展趋势”[21],我国文化空间建设应采取“适度集聚,基层均等”的发展策略。一方面,鼓励高能级文化功能集聚,提高复合化利用,实现资源共享、多元融合,构建文化功能集聚区,塑造城市文化魅力标志性门户;另一方面,推进城乡一体的基层文化设施均等化全覆盖,结合地区人口布局与城市发展方向,以满足居民现代化需求为导向引导文化设施多层次建设,完善城市文化服务体系。
在文化空间建设中突出人的核心价值,积极调动政府、企业、文化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创造、参与、传承城市独特的文化环境与氛围。在文化规划编制中,政府应于前期积极探索咨询调查方法,实现与该地区文化机构、企业、专家、居民文化评估互动,寻求地区文化特质,规划也应提出激活地区全社会力量的行动指南,使公众成为规划的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在文化创新和资金扶持方面,鼓励企业发挥联动效应,带动其他行业、区域的发展,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业态,并支持文化机构与非政府组织、艺术家、企业资助合作,激发文化场所及城市活力并产生效益;鼓励非政府组织对文化指标是否达标、文化空间塑造是否合理进行有效监督,提升社会公平氛围;支持公共文化空间营造,鼓励居民与艺术家合作打造公共空间,提升居民的城市归属感、自豪感与文化意识。
“人类进入1990 年代后,新的文化产业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和创新方向”[47],“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48],城市文化力量当今已成为促进全球城市发展的主流;同时,“全球城市展现了文化聚合的强力,以全球社会秩序基础之姿态,变成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主要替代”[49],在文化的引领和创新层面,国际城市为我们提供了参考的样本。审视国际城市文化空间发展现状与塑造手段,有助于反思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为我们塑造城市文化形象、营造城市多元化文化空间与配置多层次公共服务设施等提供了经验参考。但是,城市文化空间的塑造模式并非具有唯一性,重点在于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的优势资源,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的悉心修改。
[1] 曹康.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简史[M].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247-248.
[2] 尼格尔·泰勒.1945 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M].李白玉,陈贞,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143.
[3] 郑憩,吕斌,谭肖红.国际旧城再生的文化模式及其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3,28(1): 63-68.
[4] 杜坤,田莉.基于全球城市视角的城市更新与复兴: 来自伦敦的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5,30(4): 41-45.
[5] 新城市议程[J].城市规划,2016(12): 19-32.
[6] UNESCO.Culture: urban future[R/OL].[2019-05-18].http://openarchive.icomos.org/1816/1/245999e.pdf.
[7]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丛书”缘起[M]//黄鹤.文化规划: 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8.
[8] 伍乐平,张晓萍.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3): 7-12.
[9] 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10] 马晨吴炜,袁海琴,尹俊.文化引领复兴:“欧洲文化之都”的启示与正定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17(S2): 216-221.
[11] 陈慰,巫志南.从功能城市到文化城市: “欧洲文化之都”公共文化建设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72-83.
[12] 方丹青,陈可石,陈楠.以文化大事件为触媒的城市再生模式初探——“欧洲文化之都”的实践和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7,32(2): 101-107,120.DOI:10.22217/upi.2015.410
[13] 克劳斯·昆兹曼,唐燕.欧洲和中国的创意城市[J].国际城市规划,2012,27(3): 1-5.
[14] 王长松,田昀,刘沛林.国外文化规划、创意城市与城市复兴的比较研究——基于文献回顾[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5): 110-116.
[15] 甘霖,唐燕.创意城市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化建构[J].国际城市规划,2012,27(3): 54-59.
[16] 杨辰,周俭,弗朗索瓦丝·兰德.巴黎全球城市战略中的文化维度[J].国际城市规划,2015,30(4): 24-28.
[17] 单卓然,张衔春,黄亚平.1990 年后发达国家都市区空间发展趋势、对策及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5,30(4): 59-66.
[18] 尹稚,王晓东,谢宇,等.美国和欧盟高等级中心城市发展规律及其启示[J].城市规划,2017,41(9): 9-23.
[19] 王承旭.城市文化的空间解读[J].规划师,2006(4): 69-72.
[20] 方遥,王锋.整合与重塑——多层次发展城市文化空间的探讨[J].中国名城,2010(12): 13-19.
[21] 申立,陆巍,王彬.面向全球城市的上海文化空间规划编制的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16(3): 63-70.
[22] 田涛,程芳欣.西安市文化资源梳理及古城复兴空间规划[J].规划师,2014(4): 33-39.
[23] 安德鲁·塔隆.英国城市更新[M].杨帆,译.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300.
[24] 朱文一.空间·符号·城市: 一种城市设计理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81.
[25] 李伟东.“世界城市”视角下的北京文化空间建设[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4): 14-17.
[26] 刘润,杨永春,任晓蕾.1990s 末以来成都市文化空间的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J].经济地理,2017,37(2): 114-123.
[27] 蔡建明,林静.中国新愿景下的文化与空间有机融合的地理途径与机遇[J].地理研究,2016,35(11): 2001-2014.
[28] SASSEN S.The global city: New York,London,Tokyo[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29] 彼得·泰勒,本·德鲁德.世界城市网络[M].刘行健,李凌月,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8: 49.
[30] KEARNEY A T.2019 Global cities report [R/OL].[2019-5-29].https://www.kearney.com/global-cities/2019.
[31] The Institute for Urban Strategies.Global power city index 2019 [R/OL].[2019-11-25].http://www.mori-m-foundation.or.jp/pdf/ GPCI2019_summary.pdf.
[32] GaWC.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 2018[R/OL].[2018-11-19].https://www.lboro.ac.uk/gawc/images/GaWCLinks2018_alphabeta.pdf.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人居署.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9-2020) [R/ OL].[2019-11-14].http://gucp.cssn.cn/yjcg/yjbg/201911/W020191118666044996886.pdf.
[34] Mayor of London.World cities culture report 2018[R/OL].[2019-05-18].http://www.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assets/others/181108_WCCR_2018_Low_Res.pdf.
[35] Mayor of London.Mayor of London’s culture strategy[R].London: London City Hall,2018.
[36] 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Creative New York[R/OL].[2019-05-18].https://nycfuture.org/pdf/Creative_New_York.pdf.
[37] Mayor of New York.One NYC 2050: building a strong and fair city[R/OL].[2019-05-18].https://onenyc.cityofnewyork.us/
[38] Mayor of New York.Create NYC[R/OL].[2019-05-18].https://www1.nyc.gov/assets/dcla/downloads/pdf/cultureplan/createnyc-finalplan.pdf.
[39] Mayor of London.World cities culture report 2014[R/OL].[2019-05-18].http://www.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assets/others/World_Cities_Culture_Report_2014_hires.pdf.
[40] Marie de Paris.La politique culturelle de la Ville de Paris[R/OL].[2019-05-18].https://francearchives.fr/file/535e4c11cdab228d48263c67da86d27780 3d03a0/static_3820.pdf.
[41] 冷观.城市精神与城市现代化[J].上海经济研究,2003(4): 27-29,43.
[42] 东京都政府,创造未来——东京都长期展望[R/OL].[2019-05-18].http://www.seisakukikaku.metro.tokyo.jp/tokyo_vision/index.html.
[43] 东京都政府,东京文化愿景[R/OL].[2019-05-18].http://www.seikatubunka.metro.tokyo.jp/bunka/bunka_seisaku/houshin_torikumi/0000000210.html222222
[44] Mayor of London.World cities culture report [R/OL].[2019-05-18].http://www.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data.
[45] Mayor of London.The London Plan[R/OL].[2019-05-18].https://www.london.gov.uk/sites/default/files/the_london_plan_2016_jan_2017_fix.pdf.
[46] 田莉,桑劲,邓文静.转型视角下的伦敦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J].国际城市规划,2013,28(6): 13-18.
[47] HALL P.文明中的城市[M].王志章,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3.
[48] 雅各布斯 J.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6: 448.
[49] 帕拉格·康纳.超级版图: 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M].崔传刚,周大昕,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6: 310.
Creating and Shaping Cultural Spaces in International Cities: Take London,New York,Paris and Tokyo as Cases
刘畅,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乡规划系,硕士研究生。2627189484@qq.com
张帅权,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乡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王兵,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乡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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