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易行性及其对老年友好城市建设的启示：以香港为例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范围内，老年人（65 岁及以上）占世界人口的9%[1]。就人口结构而言，2018 年世界范围内老年人的人口数首次超过了5 岁以下的幼儿人口数[1]。到2050 年，全球老龄化率将达到近16%[1]。相比而言，亚洲城市的老龄化趋势虽不及欧洲城市强劲，但面对更多的挑战[2]。例如，大部分亚洲地区由发展中国家组成，城市化进程快，社会富裕度偏低，缺少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以中国为例，现时城市化率达到了50%以上，大部分城市还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养老体系，尤其是居民的整体富裕程度赶不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未富先老”是大部分国内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

从世界范围内看，大多数国家应对老龄化做法是鼓励“在地养老”（ageing in place）。以社区为载体的养老体系不会对城市的医疗体系造成很大负担，城市可以更好地分配医疗资源。大部分老年人对于环境变化十分敏感[3-4]，环境突然变化会导致严重的情绪和心理问题。居家安老在维护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尤其是降低孤独感方面有很大的帮助[5]。史密斯（Smith）指出，老年人的地方依恋（sense of place）和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对于其独立生活与自主能动性存在直接联系[6]。环境变化可能导致依恋感被剥夺，影响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例如，旧居民的外迁和新居民的迁入会影响老年人的认同感。陌生感和对环境的消极感受（environmental press）降低了老年人出门的意愿。户外体能活动（physical activity）不足会加速老年人身心机能的衰退[7]。由此可见，建成环境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尤其重要。未来城市规划，应该从刚性的、指标性规划转向为柔性的、以提升幸福感为最终目标的策略性规划[8]。从积极的层面说，好的社区环境能够提升老年人的户外体验，并直接影响老年人日常的体能活动量和社交范围。

香港是亚太地区老年人口增长较快的地方。目前，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全部人口的17.7%，其中8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5.1%[21]。据预测， 2050 年老年人将占全部人口的1/3[21]。不仅如此，香港的城市发展面临人口和社区“双老”（double ageing）的现象。目前，大多数社区已经有近六七十年的历史。社区改造对于提升老年人的环境满意度和幸福感很有价值。然而，由于香港人口密度很高，单栋住宅往往涉及复杂的权属问题，不容易对其进行项目改造。改造和提升社区环境是老年人友好城市规划的重点。社区既包括空间环境又包括社会关系。城市规划在改善空间环境的同时，应该试图促进积极的社会交往，提升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时下关于老年人友好城市的主流观点，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普遍认为老年人友好并不应局限于某个年龄层[2]。研究城市空间的易行性是对老年人友好城市的积极回应。步行空间不但有助于身体健康，也能增加人与人的交流。步行是老人最普遍采用的出行方式[10]。步行的日常活动多数集中在居住的小区附近。如果小区规划得好，老年人可以“安步当车”，既满足日常所需，又能锻炼身体。基于此，大多数城市和地区纷纷推出“易行社区”（walkable neighbourhood）的概念。“易行”也是交通规划的一个方面。以小汽车交通为主导的城市规划中，运输工具及其道路规划往往成为规划师首先考虑的问题[11]，人的出行行为易被忽视。此外，完全以工程建造的视角规划交通系统常因关注交通“流”而忽略了街区的其他功能。例如，上海陆家嘴商务区在规划之初，以主要车行道连接不同的写字楼。然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上班族的步行空间极为有限，步行系统规划才逐渐被采纳和实施。因此，易行提倡的是回归街区的“以人为本”的本质。

本文以超高密度发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例，讨论如何用较为简单易行的用地规划指标评价城市是否创造了适合步行的社区，从而为香港的社区规划提供参考。基于全港各个小规划统计区（TPU: Tertiary Planning Unit）的易行指数，本文从城市规划范式演进的角度讨论了香港城市中心和新市镇步行空间差异较大的原因。此外，本文比较了不同易行指数街区的社会经济和就业特征。最后，本文对未来社区规划和新市镇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易行指步行主导的城市空间，其内涵包括安全、便捷性、步行舒适度和可达性（混合用地）等[12]。城市规划除了要满足市民“衣食住行”的需求，还要鼓励户外步行和体能活动。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体能活动，尤其是步行，不仅能增加运动量，还可以促进身心健康[13]。易行提倡安全舒适的步行空间，在写意的自然景观中漫步可以减少精神压力，提升幸福感[14]。户外活动可以拓展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增进他们的地方依恋并促进积极的地方认同[15]。一份基于亚洲三大地区（香港、东京、新加坡）的研究表明，社区的步行环境对长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至关重要[16]。以长者友善为目标的城市规划应纳入关于易行性的规划研究和规范制定。

基于“易行社区”的研究主要包括定量和定性两种。定性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讨论老年人对于步行社区的主观感受。比如，瑟瑞琳等（Cerin et al.）用问卷访谈的形式，指出影响步行的主观感受主要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因素：居住密度、用地的混合性、设施的易达性、步行安全性以及有无斜坡和断头路等[12]。定性研究为定量研究中的指标选取提供了一定基础。定量研究多集中在地理学和公共卫生的领域，用建立指标体系的方法对每一个规划单元进行计算。此种方法的好处在于研究结果较客观。由于数据多来自统计年鉴和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实现定期监测，观察建成环境对于步行的变化。已有关于指标建立的文献多集中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比如，弗兰克等（Frank et al.）选取了四个指标：居住密度、道路连通性（street connectivity）、混合用地和零售业用地的容积率[17]。四个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环境对于步行社区的影响。居住密度高的地方往往配备有较齐全的社区设施，适合步行。这一点从规划设计规范中可以找到解释。对于高密度的居住区，大多数国家的规划设计规范都有提到对于周围设施配给的要求。道路连通性是指一个规划单元内道路交叉点（即岔路）。通常认为，节点越多，越促进步行（因无交叉的道路往往是高速公路）。混合用地对于易行社区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用地类型越混合，尤其是商业、居住与公共空间混合程度较高的时候，居民趋向于以步代车。零售业的容积率（零售楼面面积比率）是西方国家比较常用的概念，因为郊区化使大型零售商铺常布局于城市边缘。容积率越小，零售商铺占整个地块的面积较小，说明门口建筑退让多，停车位多，不利于步行[18]。上述四个指标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后加权求和，即得到每一个规划单元的易行性指数。

在定量计算易行性的基础上，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的研究者给居住在不同步行程度小区的老年人派发计步器，计算实际的体能活动[19-21]。研究结果证实了定量测定的方法可以表征老年人的实际体能活动。居住于易行性高的社区，老年人的户外活动有明显的增加。研究结果亦为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参考。然而，回顾既有文献我们发现，针对亚洲高密度城市的定量测度并不多，且相关研究重测度、轻解释。鲜有研究从城市规划的历史和范式演进的角度思考不同社区形成不同空间形态和易行度的成因。考虑到土地和生态资源在高密度城市更为稀缺，易行社区背后的人文和政治（规划）因素应得到广泛关注。

2 以香港为例进行研究的方法

2.1 背景介绍

香港的城市发展可以追溯到1890 年代。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新界地区是英国租界。1911 年内战时期，大批民众从内地迁移至香港，成为香港最早的移民。这些具有丰富手工业经验的移民是香港制造业的基础。1970 年代，香港的纺织业和轻工业在全球工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口增长也促进了香港的房屋和用地政策，包括“十年建屋计划”以及发展新市镇和填海运动。1978 年，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香港的制造业逐步转移，大力发展服务业。“前店后厂”成为联系香港和内地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经济模式。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仍延续了之前的经济结构。香港的四个主要传统行业，包括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和专业服务及工商业支持服务。2017 年，四个主要行业的总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57.1%[22]。

香港的城市发展以高密度、集约型为主，分为四个大区域，即港岛区、九龙区、新界区和离岛。港岛区和九龙区是密度最大的地方，也是所谓的市中心。新界区和离岛区多以新市镇为主，并通过地铁连接起来。香港是全球人口寿命最长的城市，亦是亚太地区老龄化相对严重的城市。不同于内地和台湾城市，香港的老龄政策体现出很强的“自下而上”的特征。从2007 年开始，香港创建“老年人友好城市”的活动就由非政府组织和大学推动起来[23]。政府通过提供财政支持，鼓励地区的老人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然而，“自下而上”的安老政策虽然效率高，在城市层面上仍缺少协调一致的政策安排，地区与地区之间安老服务的供给水平和质量都有差别。2016 年的施政报告中，政府首次提到了建立“老年人友好城市”（age-friendly city）的愿景。2017 年的《施政报告》在老年人友好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人友善环境”政策——“香港好·易行”（Walk in HK）。政府鼓励市民“安步当车”，减少短途汽车出行，以改善交通环境。易行包括四个方面，即连通不同的步行网络，提供安全和舒适的步行环境，打造愉快的步行体验，以及提供智能化的步行信息[24]。

2.2 研究方法

本文结合文献综述，采取专家访谈的方式，并选取了三个表征社区易行性的变量，即居住密度、道路连通性及用地混合度进行研究。专家访谈以焦点小组的形式进行。除本文的两位作者外，专家包括一名英国顾问公司规划部的董事、一名本地研究院从事规划设计的项目经理、一名本地规划师以及一名城市规划专业的研究人员。焦点小组分两次进行。首先，作者简述已有关于易行性的测度指标。不同专家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讨论适合香港且用于评价易行性的用地指标。在讨论中，作者剔除了零售业容积率变量，因为商业楼宇容积率普遍很高。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零售业多少的差别，不存在容积率高低的差别。因此用地混合度已经可以反映零售业这一指标。第二轮焦点小组旨在讨论和解释计算结果，尤其是从香港城市规划的视角讨论产生不同易行空间的原因以及不同的规划范式，并提出一些建议。数据以香港的小规划统计区（TPU）为单位。TPU 并不是一个行政区，而是为城市规划的制定而划定的单元。2016 年全港18 区共有291 个TPU。大多数TPU（尤其是由居住用地的TPU）的尺度和社区尺度接近。不同TPU 的易行性和社会经济指标可以进行比较。表1 是各项数据的算法和数据来源。其中，在计算混合用地时，考虑了五种用地类型，即商业（商业／商贸和办公室）、政府机构或社区设施、工业用地、公共空间、住宅。对于每一个TPU，三个变量的数据标准化后（求z-值）求和，即为其易行性。分数越高代表越适宜步行。

2.3 数据分析和讨论

笔者将全部TPU 的分值从低到高排序，并赋值1～10（对应于10%、20%，以此类推）。图1 是可视化后的全港易行地图。可以看到，市区（即港岛区和九龙区）易行性普遍较高。易行性最高（10 分）的TPU 分布在中西区、湾仔、油尖旺、九龙城和深水埗。而易行性最低（1 分）的TPU 分布在新界元朗、大埔、北区、西贡和离岛区。新市镇的易行性通常较低，原因是大部分新市镇虽然居住密度比较高，但每一个地块较大，混合用地程度很低。新市镇内部地铁站附近易行性较高，这与香港的“地铁+物业”的联合发展模式有关。地铁公司在开发新线路的同时，拥有站点附近土地的使用权。这种土地发展模式既可以使地铁公司从房地产开发中获得收益，又促进了新市镇设施的建设。然而，大部分新市镇在规划之初都以“自给自足”作为核心规划理念，与实际用地发展存在较大偏差。根据统计，新界、九龙、港岛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依次为666 480、402 960 和279 337 人[25]。虽然居住在新界区的居民大多从事第三产业，但大部分第三产业集中在市区，即港岛和九龙，因此大部分居民需要长距离通勤。

笔者将易行性1～4 的TPU 归为低易行度区，7～10 为高易行度区，并将两区的社会经济指标加以比较（表2）。总体而言，高易行性地区面积比较小，分布于市中心，居民大多从事第三产业，平均收入不高。全港有26.1%的老年人居住在高易行性地区。

将TPU 的易行性结合其他社会经济指标通过SPSS 作双变量相关性分析（表3）和线性回归（表4）。TPU 的易行性与人口密度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例存在正相关，与家庭收入和TPU 面积存在负相关。说明易于步行的地方往往从事第三产业人员比例高，人口密度比较大。相反，家庭收入高，TPU 面积越大的区域反而不利于步行。可能的解释是，收入相对较高的家庭倾向于选择小汽车作为主要出行工具，因此收入较高的家庭倾向于住在一些人口密度低，易行性亦偏低的地区。虽然前边的讨论提到了TPU 易行性高的地方65 岁或以上的老年人比率偏高，但老年人的比例与TPU 的易行性并没有相关性。这说明香港的城市规划设计并非根据老年人在空间上的分布因地制宜，即并没有为响应老年人的需求而制定。

将易行性作为因变量，其他作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最终构建的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81.966，P ＜ 0.001），因变量变异的66%可由所选的自变量来解释（校正的R2 = 0.66）。在考虑了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后，只有人口密度和从事第三产业居民比例可以解释TPU 易行性的变化。人口密度高、从事第三产业居民比率高的地区有较高的易行性。

城市内部易行性高的街区属于香港发展最早的地区，比如中环、上环、湾仔、油尖旺等。相反，后来发展的新市镇（新界的新市镇）并没有很高的易行性。我们认为，不同易行度的社区证明了香港的城市规划范式在不断演进。规划分区（zoning）的尺度和多样性决定了城市中心和新市镇拥有不同种类的街区景观和步行空间。规划初期，因为土地资源稀缺，地块划分细碎，街道细小而短窄。由于不同地块由小尺度的街道联系起来，各种用地类型的地块在空间安排上更为紧凑，这体现了港英时期分区规划重效率、讲求资源节约的特点。紧凑社区节约了通勤时间，也有利于管理。细碎而多样的城市空间布局对居民日常生活和上班也很便利。此外，居住区附近紧凑排列着市场和社区设施，居住区与巴士、地铁站的距离也很近。小地块、紧凑型的城市规划的理念导致中心城区用地混合度较高、居住密度大。这也解释了定量计算后中心城区易行性高的原因。

然而，超高密度的发展模式对城市的公共卫生是一大挑战。香港在1894 年爆发了大型鼠疫，人口超高密度的聚集导致此次鼠疫灾难性的后果。后来的城市规划对于公共卫生、尤其是环境卫生与街道通风变得愈发重视。1949 年发布的《初步规划报告》（Preliminary Planning Report）指出，政府希望从1963 起，用十年的时间，通过大力发展新市镇，将城市建成区的面积扩大一倍。相对于市中心，1970 年末代新市镇的发展采用了较为弹性的规划思路。规划师希望营造出更加宜居的环境。分区规划的“区”明显大过中心城区。不仅地块面积大，道路也明显拓宽。大地块除了满足居住用地的需求，也可以提供更多娱乐休憩的空间。存在的问题是，用地类型较为单一，除了地铁站附近用地比较多样，住在新市镇其他地区的居民仍依赖小汽车或公共交通出行。从城市规划范式的演进中我们不难推断，地块划分的规模与类型是导致易行性不同的重要原因。面积大的公共空间较多、活动时空距离长，面积小的用地类型较为丰富、活动紧凑。

3 对老年人友好城市建设的启示

本文梳理了香港城市规划范式的变化，发现规划分区的尺度和多样性是产生不同步行空间的原因之一。虽然居住密度高、用地细碎多样的街区易行指数比较高，但是这样的空间并非最宜居的空间。道路狭窄、高密度楼宇带来的压迫感影响了步行者的主观感受。可以想象，在高密度、街道狭窄、用地分割细碎的环境中，小汽车出行因为道路拥堵与停车场缺乏变得不受欢迎。步行“不得不”成为居民出行的首选。虽然居民的体能活动量明显增加，但步行体验因噪音和汽车尾气污染变得很差。因此，香港城市内部高易行性的城市空间是规划“创造”出来的。居民安步当车是“不得已而为之”。相反，分区较大、用地类型较单一的地块虽然带来通勤上的不便利，但公共空间和绿地却对居民生活有益。因此存在的问题是，因为用地比较单一，居民长距离通勤很难安步当车。达不到社区规划与步行尺度相宜的初衷。未来规划应该考虑如何在地块大小与地块多样性之间寻求平衡。

老年人户外活动的时间通常较长。然而，老年人对于环境的变化又比年轻人敏感。因此，创造好的社区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老年人的活动量，增加社会交往，有助于提升主观幸福感。一直以来，香港都缺乏针对步行空间的专门规划。对于街道的设计往往以服务交通工具为主，缺乏对使用者需求的关注。本文选取了香港研究易行社区中常用的三个指标[25]。我们认为，因为指标简单并容易获得，可考虑将计算结果以“易行性影响评价”（walk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的方式纳入社区规划的前期分析中。以TPU 作为统计单元在实践中不但与香港城市规划的分区一致，且最为常见[26-27]。另外，研究发现，老年人密度反而与易行性无关，说明老年人口较多的地方未必是最适合步行的地方。未来城市规划需要逐步调整和完善城市空间。规划制定需要将老年人规模与分布作为用地划分、设施配给和公共空间设计的参照指标。易行性空间的测度对于未来香港城市规划有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易行性较低的新市镇，可以在市区重建时考虑增加公共服务设施的配比，或是参考内地城市的“绿道”建设，尽可能多地创造步行空间。

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针对易行性高的地方进行了问卷调查，进一步了解老年人的环境感受和出行体验。以荃湾市中心为例（易行性为8），大部分受访的老年人有很强的地方依恋。社区用地越混合，易行性越高，老年人户外活动的时间越长，地方依恋更强烈。老年人选择“居家安老”很大程度上因易行性高带来生活便利。因此，定量测度的易行性可以作为老年人友好城市规划的指标之一。同样的环境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一样的影响[28]。老年人喜欢比较紧凑的城市空间，对于社区设施（例如长者活动中心和医院）的需求更多。对于城市规划师而言，“居家安老”的一个挑战是社区环境很难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如果社区环境和设施仍以年轻人的需求为主，可能变成不利于老年人生活的环境压迫（environmental press）。从人和环境互动的视角来看，虽然环境不能随着需求变化，老年人有心理方面的能力（competence）适应环境。比如，如果老年人觉得自己有能力“驾驭”社区环境，他们会尝试克服环境压迫并主动利用环境资源。研究发现，地方依恋是一种有效的心理特征。地方依恋感强的老年人，对于“驾驭”社区环境变化的能力更强。步行社区可以促进老年人的地方依恋。步行友好社区规划需要得到更广泛的重视。

除了定量的研究方法，城市规划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老年人出行的实际体验。深入研究和讨论易行城市不但与老年友好主题相宜，更可为未来建设低碳城市、智慧城市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善用公共绿色空间或许成为改善步行体验的一个重要媒介。在给特区政府的政策建议中，本文作者曾提出“五位一体”的步行体验提升，包括绿色空间的主观感受、开敞度、娱乐性（不同人群的活动）、通风和写意感。希望通过步行鼓励放松心情、锻炼身体、促进交往等。然而，易行性不是老年人友好城市的唯一指标。未来的研究可以穿插运用不同的研究的方法（如：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探讨完善步行空间、提高宜居性以实现“居家安老”的政策目标。

感谢香港理工大学建筑及房地产系余国宝先生在数据收集及分析上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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