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二战结束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适时提供了高效的空间实践工具，为战后建设提供了支撑，并在短时间内重建了城市面貌。然而，现代主义空间论述话语（discourse）中的功能主义与技术理性，使得设计忽视了人的体验和社会脉络（social context）以及城市的情感和文化价值而生产出抽象的空间，并倾向于消除差异[1]。城市规划作为城市空间的营造方法与管控策略，被有意识地用作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把经济、社会、政治过程化约为一种技术过程，在以区划为核心的技术理性支配下为地方和区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流动资本[2]。
技术“挂帅”的抽象经验主义激起了学者对空间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的反思。20世纪中后期，建筑与城市规划的论述话语发生了从强调功能理性到注重社会文化的根本转型[3]。自下而上的营造、城市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成为研究的热点，空间的论述话语转向寻求新的空间意义、形式和象征。此时，规划与设计也越来越转向社会实践，减少了对宏大叙事的推崇[4]。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1936—2022 年）及其领导的伯克利学派将城市发展看作生命体的生长过程，认为传统城市的整体魅力来源于其生长的整合性（integration），呼吁建筑与城市设计师创造“无名”的空间品质。亚历山大将城市的整体性（wholeness）作为城市设计的最高法则[5]，对简单化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反思。笔者从亚历山大的城市设计思想展开，在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人文主义转向的历史语境下，探讨亚历山大思想对空间意义和设计方法的推动，指出亚氏思想对当今空间实践的启发，即营建都市认同（urban identity）。
1 亚历山大设计思想的源流与内涵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在剑桥大学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和数学硕士学位后，于1959 年成为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第一位建筑学博士，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任教。亚历山大毕生共出版著作20 余部，发表论文200 余篇，建成工程项目逾200 个[6]。其有关人与环境研究的思想集中于《建筑的永恒之道》（The Timeless Way of Building，又译作《营造之常道》）和《秩序的本质》（The Nature of Order）两部著作，关于实践的语汇集大成于《建筑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一书，《城市设计新理论》（A New Theory of Urban Design）则是对其思想与实践方法的综合阐述。
1.1 亚历山大设计思想的脉络与发展过程
亚历山大的早期研究深受系统观的影响。其1964 年出版的著作《形式综合论》（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提出，形式因背景而生，而环境背景的出现根本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7]。这一系统观在1966 年的《城市并非树形》一文中得以深化，形成了对城市“半网络结构”的认识，其理论和方法由此进一步发展。1967 年之后，为进一步检验其理论，亚历山大及其团队在伯克利市沙斯塔大街建立了“环境结构中心”（CES: Center for Environment Structure），以“模式”（pattern）的方法研究“设计—生活”和“城市—建筑”的关系。1975 年，以俄勒冈大学尤金校区的规划实践为依托，亚历山大探索了“模式语言”的制定与实践过程。在该规划中，他尤其区分了“整体性”（wholeness）与“总体性”（totality）的差异——“整体性”在语言学角度具有“齐全”之意，与健康（health）、神圣（holiness）同源[8]，是不能通过计算指标和尺规作图简单生产出来的，而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只能创造城市的“总体性”。在亚历山大看来，整体性的产生有赖于有机秩序、参与、分片式发展、模式、诊断和协调六大原则[9]。
1977 年，亚历山大将上述六项原则中的“模式”研究汇编成《建筑模式语言》。在这部皇皇巨著中，他强调专业者应具备营建“无名”品质①这一“无名”品质，在《建筑的永恒之道》中被描述为7 个词语：生机（alive）、完整（whole）、舒适（comfortable）、自由（free）、准确（exact）、永恒（eternal）、无我（egoless）。的能力，并总结了253 种能够激发活力的空间原型，从区域规划到室内设计。亚历山大认为好的空间本质是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而这些要素关系构成基本的模式语言。同理，人们的生活也由作为模式的事件构成，建筑和城市是由各个要素通过社会—非社会联结共同形成的[10]。此后，与《俄勒冈实验》（The Oregon Experiment）同时出版的《建筑的永恒之道》则在认识论层面借中国老庄之哲学，重建了空间想象。建筑与城市环境的“模式”遵循自组织的原则形成“道”，最终指向生成“无名”品质的序参量[11-12]。从《城市并非树形》到《建筑模式语言》，再到后期的《城市设计新理论》和四卷本《秩序的本质》，亚历山大的理论体系逐渐趋向完整（图1）。
图1 亚历山大设计思想的发展脉络与联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2 《城市设计新理论》的基本内容
1987 年《城市设计新理论》出版，该书将亚历山大既往的城市设计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结合。书籍批评现代主义以来的技术理性规划策略，强调都市营造应该唤回人的精神和感受，重塑都市的整体性。亚历山大希望通过非科层化的、渐进式发展的都市过程（urban process），颠覆将身体视为头脑的支配性产物的倾向[13]。全书详细阐述了城市设计的总法则，即每一个建设项目都必须从如何健全城市的方面考虑，以及七大过渡法则，并通过旧金山湾区的一项城市设计实验案例完整展示了法则的具体应用[14]。七大过渡法则如下[14]：
（1）渐进发展。任何新增的房屋的规模不能过大，不同尺度/规模的建筑应合理混合，保证城市在逐步生长过程中有合理的功能分区；
（2）更大整体性地发展。经营某项工程的人必须清楚了解此项工程将有助于城市哪一部分整体性的形成，然后调整自身的建设行为，以延续、发展城市正在形成的复杂结构；
（3）构想。项目是在对现有建筑不断完善的构想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头脑中的某个抽象概念产生的。每一个建筑项目必须先被体验（experienced），然后被表达为一种可以感受的构想，能在人与人之间交流；
（4）积极正向的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并不是建筑物建成后的空间遗留的部分，每一座新建房屋必须同它周围的房屋一起创造出协调一致的城市空间；
（5）大型建筑物布局。建筑布局本身的整体性是产生邻里或城市范围整体性的基础。建筑入口、交通组织和空间划分等都要同建筑在街道和邻里中的位置和谐一致；
（6）建造。城市的整合依赖于建筑结构和建筑细部的整合，每一座建筑必须形成较小层次的结构和材料整合；
（7）中心的形成。采用局部对称、松散联系的过程来创造中心，顺应中心分布的内在规律，关注中心内在的结构本质。
这七大法则的中心思想是：正是城镇土地利用和行为活动的混合性带来了生活的重叠化和复杂化，营造了一个成功的城市。因此，城市结构应来源于生活，而不是由高位法则强制规范出来，只有这样，城市的发展过程才能产生整体性。新理论强调了基于集体空间意象的设计，目的是重建地方的“精气神”，让地方真正活起来[15]。通过模式语言的应用与都市中心化过程（centering process），亚历山大努力把空间具体化为地方（place）①place 一词在国内城市规划学界通常被译为“场所”，但“场所”并不包含该词“在地的”“具体的”之内涵，因此本文采用人文地理学中更为常见的译法——“地方”。，在不同尺度空间的营造过程中恢复人的知觉感受与场所认同。
2 亚历山大城市设计思想述评
2.1 独特的后现代转向：空间目标的价值判断与营造方法的系统探索
亚氏思想所强调的空间复杂性、地方性和不可化约性挑战了坚固的现代主义空间秩序，使得亚历山大成为建筑学和城市规划领域后现代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3]。总体而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立场或话语模式，其核心是拒绝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等级和分类的“普遍有效性”（universal validity），强调多样化、不确定性、小叙事、去中心化、个体差异的特质[16]。在人文社会领域，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通常源于对现代主义宏大叙事和线性思维的批判，呈现一种解构和“反结构”的立场，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对先验知识、稳定联系和层次结构的质疑和颠覆。
相似的批判性反思也流行于1960 年代以来的城市规划领域。早期现代主义的系统规划理论和理性过程规划理论往往声称规划师是“价值中立”的技术专家，只需要操作“科学”的工具就可以达成目的。而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重要转向就是反对这种简单的工具理性，对现代主义的专家主义本质提出质疑[17]，着重强调城市的多元价值、历史传统、地方特质、社会过程。从这一角度而言，亚历山大的思想无疑契合了后现代转向的总体特点。但是，亚历山大在强调城市空间多元、公众参与和设计过程的同时，并不认为空间设计可以依靠机遇和偶然性来生成，他因此反对游戏和戏谑，希望探索一种相对稳固、普适的设计方法论和系统建构模式。可以说，亚历山大的设计思想形成了相对独特的后现代转向（表1）。
表1 亚历山大设计思想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3]绘制
一方面，亚历山大对空间的目标进行了深入的价值判断，使之超越了实质物理上的先验性与独立性，并以此宣告了物质空间决定论的失败。在亚历山大看来，20 世纪上半叶主导文化支配下的空间生产机制无法创造地方感（sense of place），因此造成了物质世界与人的脱节[18]。这也顺应了1968 年之后对空间意义的全新认识，即：空间不是中性的、先验上的存在，而是一种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空间为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所接合（articulation）[13]。亚历山大将保有复杂性（complexity）视为实现良好城市设计的唯一途径[19-20]，认为人在设计中的本能反应并非“反智力”（anti-intellectual）的行为，而是创造并认同其生存环境的关键纽带。由此，他试图将服从于既定标准和机械秩序的空间实践观扭转到对感知、体验、参与、沟通和共情的追求上来。用亚历山大自己的话解释，即美不是被发明（invented），而是被揭露（revealed）的[21]。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对空间的营造方法进行了系统探索。他并非仅发出否定声明的神秘主义者，而是始终试图完成积极的正向建构。他认为，设计师可以通过探索建成环境中良好的“模式”及其接合关系，把握和再造蕴涵情感、记忆和个体意志的空间。早期的亚历山大提出，设计可以通过子系统分解和形式合成的综合过程为问题的解答提供支撑[7]。但由于实际情况的复杂性以及概念在传达过程中的曲解和模糊化，他逐渐认识到理性方法的局限，即构想和概念永远相互关联、互为参照，而无法自我完成[12]。于是，亚历山大超越了树状的思维模式，强调研究要素间从整体到局部的相互关系[11]，试图通过不断的模型优化，建立一套更完整、相互嵌套的综合体系——这与他本人出身数学专业不无关系。
与同时期城市规划领域发生的转变相比，亚氏思想更加独特和突出。不同于人文生态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亚历山大没有过度转向社会结构与制度经济逻辑，并将空间视为简单的“社会投影”；与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阿恩斯坦（Sherry Arnstein）等学者领导的“过程学派”规划也不同，亚历山大重视设计与规划的空间性与技术性，没有片面强调多元价值影响下的社会决策过程；而与场所理论、文脉主义所提出的现象学空间认识论相比，亚历山大又没有放弃系统化发展空间设计模式的尝试，即事物的生成性与它产生连贯整体的能力[14]。简言之，在亚氏理论中，批判性和建构性同时“在场”，“物质空间”和“设计方法”没有缺位，而是从“要素世界”走向了“关系世界”，形成了基于整体性的系统综合论。
2.2 理论局限的超越：从方法移植到都市认同
亚历山大的旗帜鲜明之处也同时是其局限所在。在对先验美学和抽象原则的颠覆过程中，亚历山大对于设计的能动性强调过高，甚至走向了孤立的设计过程，试图通过严密的“空间社会编码”来创造情感和依恋。这一逻辑并不适应当时设计师的思维路径，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被掌握，因此相比当时的建筑学界，亚氏思想反而在计算机编程领域引起了更大轰动[22]。可以说，近乎宗教性的“无我”、对“道”的追寻[20]，使得亚氏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更像一份有关设计的宣言，而非一份切实可行的改革派实践报告。就连亚历山大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他在《城市设计新理论》一书中提到，自己的理论还未涉及实施，理论和实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自己对城市设计区划、城市管理、财政和经济方面的法规的有意忽略，这种机制存在很大问题，脱离了城市的实际发展过程，方法概念和程序与整体性也不协调，需要引起社会关注[14]。
这些批评和反思十分中肯。亚氏理论并不试图回应既有社会制度约束下的空间生产体系，而是选择绕开（bypass）这一难以撼动的现实逻辑，建构设计理论的新场域。例如亚历山大并未讨论如何应对实际建设过程中快速开发的诉求，而是试图通过设计来凝聚和协调千差万别的利益相关者，这显得缺乏号召力。因此，当实践者试图直接应用模式语言和城市设计新理论时，不同地区都市文脉（urban context）与规划制度（planning procedure）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这些方法移植未能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23-26]。
综上，当今学者和实践者需要超越简单的“操作性”进行讨论和批评，并看到亚历山大对于空间内涵与设计方法的拓展思考，这是重新认识亚历山大城市设计理论价值的关键。有学者指出，与其说亚历山大的主要贡献是对城市作出具体的技术和量上的改变，不如说是为它的未来提供了更广泛的理论基础[27]。对亚历山大而言，这一理论基础仍牢固根植于“空间”这个建筑学与城市设计的基本对象。当然，亚历山大所主张的“空间”概念包含了广泛的社会性，并非现代主义的机械的物质空间概念。
实际上，亚氏思想紧密联系着1970 年代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人文主义转向。亚历山大所强调的模式和设计元素（尺度、中心、构想、脉络、参与等），在人文地理学与环境心理学领域被认为是产生“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关键环境要素[28]——这一概念最早于1970 年代由段义孚、雷尔夫（Edward Relph）等学者提出[29-30]，意指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纽带，并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相关学界享有极高的学术热度。地方依恋的内涵充满流动性[31]，相似的表达还有“恋地情节”（topophilia）、“地方感”（sense of place）、“扎根性”（rootedness）、“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以及稍晚出现的，在城市研究学者和环境心理学者中被广泛讨论的“都市认同”（urban identity）[32]。产生以上地方依恋或都市认同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即人（如社区、家庭）、过程（如时间演变、所有权、建造）和场所（如建筑尺度、环境质量、文脉、空间可识别性）[28,33]，这与亚历山大在设计领域的实践结论异曲同工。事实上，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和城市设计理论被环境心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家认为具有显著的可验证性，而其本人也是找寻依恋过程和地方特征关系的少数成功者之一[34]。环境心理学家莱维茨卡（Maria Lewicka）如此评价亚历山大的贡献：他详细描述了如何创造美好的家园、邻里、城市，以及广场、车站这样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这些都直观易懂地建构了通向地方精神（genius loci of place）的道路[35]。因此总体来看，亚历山大对空间认知的拓展，实际指向的是对都市认同的强调，这是早期现代主义无法提供的人与环境联系，是亚历山大城市设计理论极富生机的当代价值。
3 城市设计的价值转向：都市认同及其侧面
1988 年，在《城市设计新理论》出版一年后，环境心理学家拉利（Marco Lalli）系统阐述了都市认同的内涵，即在个体与复杂城市环境的互动作用下，个人所形成的综合性的自我身份认同[32]，其形成同空间环境与社会脉络密切相关[36-37]。1990 年代以后，学者认为都市认同包括基于集体归因（collective attribution）的城市特征与个人对城市的自我认同[35,38]。一方面，包含集体记忆的空间环境可以成为城市象征领域的一部分，并从本质上提高市民／游客对该地方的记忆能力，因此都市认同根植于对不同城市元素（如街道、广场、建筑、公共空间、城市雕塑）的综合感知和理解中[39]。另一方面，不同地方的社会关系与人口特征（socio-demographic predictors）也起着特殊的作用[28]。例如拉利指出海德堡都市认同包括城市的外部评价、市民的一般依恋、个人生活的连续性、熟悉感和承诺五个要素[40]。作为动态过程的补充，庞特（John Punter）提出城市的活动与发展过程也对市民的认同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规划和设计中的参与机会能够加强市民的主人翁意识[41]。从以上梳理中可见，都市认同包含三个具体方面，即空间环境认同（identity of physical setting）、过程认同（identity of process）和意义认同（identity of meaning）。亚历山大的城市设计理论对于城市整体性、发展性和表意性的论述也与上述都市认同的三个方面相呼应。
3.1 空间环境认同
空间环境认同是人们对城市物理空间的感知和体验所形成的。亚历山大强调，“精心设计的结构”需要根植于城市空间环境[14]。如果支撑一个地方特征的空间组织关系集能够继续存在，那么在剧烈的变迁中，该空间的特征仍然有着存续的可能[42]。如诺贝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对地方的定义，他认为地方是一个有边界的、独特的、有自己明确身份的、根植于历史连续性的空间，这些环境特质有助于产生审美欣赏、意义和与地方相关的认同情感，并且可以持续发生影响[43]，这与亚历山大对于空间内涵的扩展相契合。构建空间环境认同的目标，就是超越实证主义与技术理性支配下抽象、冰冷的空间生产，重新创造被忽视的都市空间人文性，这是都市认同的物质基础。
3.2 都市过程认同
除了对空间环境特征的感知和共情，都市认同也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是共同行为和文化过程的产物[44]。都市的过程认同诞生于对人们参与设计过程的制度性保障，这使得每个公民都能够享有“环境主人”的意识。亚历山大认为，城市设计理论所追求的不仅是发掘和设计那些使环境有益、宜居的特征，更是要以一种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让环境能够有效且自发地生成[14]。这一理论允许和鼓励人们自主参与创造连贯的空间。1996 年10 月8 日，亚历山大在面向对象的编程系统、语言和应用会议（OOPSLA: Conference on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System,Languages and Applications）上提出，首要目的是掌握一些能使环境适合人类发展的物理结构，其次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让好的空间能够通过市民参与和创造的过程大规模再现[45]。市民参与城市设计的过程能够强化城市作为一个容器（container）和锚碇（anchor）的作用，培育都市过程认同。
3.3 都市意义认同
都市意义认同是对城市历史、文化以及共享的价值观的认可和依恋。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地点”（a meaningful location），是一个具有精神维度的实体，是创造者和使用者表达心灵深处情感的产物[14,41]。亚历山大尤其注重想象与移情的重要性，认为好的城市应像故事一样激起我们的无限幻想，把我们重新带回完整的世界中，甚至使孩子兴奋无比[14]，而我们生活的时代，最显著和最有问题的特征就是情感被从中移除了[46]。这一情形在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有关“追赶”“接轨”的论述话语，常常使规划师和设计师盲目挪用（appropriate）发达国家的空间形式，互相参照所谓的“成功模板”，建构了一套扁平僵滞的城市设计模式，忽略了城市空间的本土性和在地性，也逐渐丧失了空间语言的主体性。亚历山大坚定地认为，架空城市社会性和在地性的做法不具备创造出认同感的能力，“这种维持我们生存和养育我们的生命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曾经存在于传统社会、农村社区和早期的城市住区中，但现在它彻底消失了。”①笔者译自参考文献[45]。因此，摆在专业者面前的急迫议题，就是探索将本土性和全球性、物质性和精神性相结合的空间语言和实践模式，营造和凝聚都市意义。
4 走向都市认同：空间实践的启示
亚历山大的思想契合了当下我国城镇化转型发展的需要。在由增量规划转向存量优化的大背景下，亚氏城市设计理论在设计方法、城市发展、学科本体三个维度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发——不仅需要精心营造的空间结构，还要能够设计出好的城市发展路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学科空间内涵和主体性的发展。
4.1 加强空间研究：观察、倾听与因地制宜
培育都市认同的基础是培育空间环境认同，这首先需要重视空间的设计与营造，广泛细致的空间研究是保障因地制宜的空间设计的必要条件。亚历山大认为，要创造人们对城市空间环境的感情，必须深刻了解城市环境的连贯性与复杂性[14]，这对专业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直面现实，深入研究、挖掘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好的空间的特征和模式。今和次郎将这种对当代空间、风俗和世态的持续关注作为研究态度和方法并称之为“考现”（Modernology）[47]，即通过浸入（immerse）都市参与来把握都市日常生活与空间行为的研究方式，倾听使用者、环境和社会的声音，把握易变的城市形态背后存在着的更广泛、更稳定的地方信息承载方式，建立空间的“语汇库”，而不是将专业能力神秘化；段进等将其归纳为“空间基因”，在形态类型相关研究基础上，从城市空间发展理论的视角关注具体城市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空间组合模式[48]——这与亚历山大的主张殊途同归。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计算机与空间信息技术方法的飞速发展，对深度挖掘和认知城市空间特征规律提供了有力工具。无论是借助计算机程序逻辑的空间生成模拟，还是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空间隐性特征挖掘，都需要科学的认知基础和完整的方法支撑，否则就容易陷入技术化的“炫技”和碎片化的拼贴工作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亚历山大的开创性工作和系统化理论能够持续地为这些新兴领域的探索提供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最终在设计方法和思路上将空间研究成果转化为设计资源，将传统营建智慧与现代城市经验的具体模式根据城市环境进行演绎。
4.2 城市渐进发展：小规模和参与
在空间“语汇库”的基础上，亚历山大强调城市发展过程和规模的重要性，对城市发展路径提出了切实建议。在21 世纪初出版的《秩序的本质》中，亚历山大将其城市设计的一般方法理论化为“结构保持转换”（structurepreserving transformations）的策略——这一过程试图在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保全整体，但逐渐引进一个个新的差异（differentiation），如果这些转换真的能保全甚至增强结构，那么最终就会得到一个好的整体[45]。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次调试都需要开发商、政府、周边居民共同协商和讨论以达成一致（consensus）。这对我国城镇化的下半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传统增长主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下，企业化的地方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往往运用土地市场、经营城市、大型公共项目等方式追求数平方公里的“一体化开发”[49-50]；而规划设计单位出于生存需要不得不采取“批量生产”的样本移植并且互相参照，导致“千城一面”的城市面貌；市民参与规划设计也大多停留在“征询”甚至“安抚”的层次[51]。因此，培育都市认同的价值理念应同时指导城市发展模式的改良，变“增长”为“发展”，高度重视历史文脉，小规模渐进式地处理空间问题，在设计尺度、设计程序、设计制度方面作出精细化、人性化、渐进化的调整。
4.3 聚焦学科本体：规划的实质性与空间价值
回顾亚历山大对城市空间和设计方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城市规划的学科发展与实践范式。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跨学科理论方法的蓬勃发展伴随着物质空间规划设计的式微，规划师的角色观念更多地转向协调者而非实践者，引发了“学科空心化”的担忧[52]。近年来，这种担忧在我国各大建筑规划院校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并且伴随着城乡建设速度的放缓和研究实践重心的转移而与日俱增。彼得·霍尔曾评价道，“朝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向已经使规划师转向一种完全的相对主义，对于任何形式准则的否定。”[53]城市规划空间实质性的相对失语同时来源于关于空间本身的“道德、政治和审美价值观念”的模糊。何种空间能够被称为“好的”城市空间，在政策制定者、开发商、市民群体之间难以形成共识，即使在学术界内部也难以统一，这种充满游离感的空间相对主义必然进一步弱化有关空间本体的研究。而营造都市认同、“以人为核心”的总体目标，为培育城市规划学科的空间设计共识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亚历山大以城市研究为基础，以设计实践为检验，体现了理论研究转化为社会实践的完整路径。他聚焦于学科本体的跨学科融合创新，以及理论结合实践的宝贵特质，对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建筑规划学科而言更是值得深入借鉴的思想遗产。
5 结语
面对城市急剧增加的复杂性，专业者必须认识到，城市化不是资本运作的途径，城市不是资本运作的容器，也不是城市规划者对想象的产物，而是人的生活所在、精神所在、文化所在。亚历山大是建筑和城市设计范式转型过程中的先行者，也是对于人与建成环境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奠基者。他的设计思想通过对整体性、多样性、人文性的追求，希望建筑学和城市设计走出理性的囚笼，在科学与人文、个体与整体之间找到平衡，从而营造都市认同。这值得当下我国城市设计实践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深刻反思。
走向能够塑造都市认同的空间实践，离不开专业者对城市空间的细致研究和因地制宜的设计，城市开发模式和规划与设计制度的转变，以及学科本体的强化、空间价值的共识。亚历山大曾说：好的城市是那些受到深刻精神感染并通过建筑弘扬这种精神的人类杰作，而精神的深邃是不能被“制造”的。只有当我们的城市规划与设计能够踏实学习既有经验、接纳市民的想象和参与、促进都市精神意义的保存时，才能使城市结构成为有人性、有深度的生命结构，都市认同才能够发自肺腑、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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