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空间与时间高度复合的巨系统。长期以来,地理学和城市规划领域偏重于城市空间维度的研究和规划,大多数研究基于静态的视角,形成了“无时间的空间”[1-3]。而关于时间维度的研究长期缺位,现存的相关研究也多将时间视为研究议题或研究工具,而非研究维度或尺度。实际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不再仅仅是外在的“坐标”,而越来越成为内在的基本变量[4]。
理论语境下,时间与空间具有相互定义和转化的特性,时间被锚定在空间中,空间被视为在时间上的展开[5]。但在实践语境中,时间与空间都是构成人类活动的基本要素[6]。并且,现代生活实践中也出现了新现象: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影响了人们的时空可达性,影响了个人和组织的时刻表,带来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因此,无论在理论语境还是实践语境中,时间与空间都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一对概念。但是,现有的城市规划理论较为重视空间规划和场所营造,较少涉及时间要素、时间属性以及时间与空间的复合关系。因此,本文在总结现有城市规划理论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时空间整合的时间城市规划(temporal city planning)。
从地理学视角出发的城市规划语境中,时间城市规划将以时间地理学的“全生态”理论为基本视角,以时空间行为规划为核心方法论,从空间规划、时间规划、现代技术背景三个角度来探索具体实现路径,并强调规划者应具备时间意识。
时间城市规划,当然也可以看作时间维度上的城市规划,即在原有的基于三维空间的城市规划理念和手段上加入第四维度“时间”,是传统城市规划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补充和拓展。时间城市规划的核心是“时间性”,这里首先解读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和城市规划背景下的时间性,进而提出时间城市规划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阐释。
时间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多重含义。哲学层面的时间观大致可以分为线性时间观、循环时间观;绝对时间观、相对时间观;主观时间观、客观时间观;等等[7]。社会学并不总是将时间视为单一的物理现象或纯粹的主观心理认知现象,而是强调时间的社会建构性,即时间具有社会特质的一面[8]。也有哲学家探讨时间与空间的异同。例如:康德(Kent)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经验之前的先验存在,是所有知觉的基础,因此人类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感知物体,时间和空间是体验和理解世界的必要条件[9];柏格森(Bergson)认为,时间的本质特征是绵延,时间的绵延性与空间的拓展性是时间与空间的本质区别[10];吉登斯(Giddens)则运用结构化理论把社会实践统一于时空框架中[11];在马克思的时间观中,时间和空间共同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也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可见,现代社会科学趋向于时间和空间的整合框架,这种趋势也为城市研究领域的时间性探索提供了理论支持。
时间观在进入近现代化进程以来也出现了一些转变。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常常依据自然节律从事生产生活,以日、周、月、季度等自然时间为单位,形成具有地方特性的时间观。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出现了西式日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和跨地区时间的标准化,每个人都遵循同样的计时体系[12],因此出现了现代化的时间观、时间意识和时间制度,并带来主体“人”的现代性转变。目前所探讨的城市时间性本质上属于现代化的时间观和时间意识。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变迁,时间开始出现碎片化和加速化的趋势,研究者逐渐关注时间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多元性[13],力图理解人们如何在当下社会中感知和经历时间,出现时间研究的后现代转向。
人文地理学领域的时间性被界定为可以被定量测量的时刻或持续时间,并区别于社会、历史概念的时间。时间性正逐渐成为弥合实证主义框架下“空间—社会”二元论的重要理论视角,并且在跨学科研究中整合形成多元化的研究框架。在传统人文地理研究中,地理要素建立在共时性基础之上,往往会忽视地理要素的历时性和动态性;或对时间性的理解较为局限。而时间地理学以综合性的“全生态”视角将时间要素率先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14]。
城市规划和建筑学领域也存在着时间相关的规划概念,如城市生命周期理论、过程景观、基于时间要素的城市设计等,但这些概念并未上升成为规划范式。现代城市规划则越来越强调城市的时间性。首先,城市时间性将“时—空—人(社会)”三元整合,补充了以往的“空间—社会”二元视角。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认为,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15]。时间与空间二者均为社会生产的客观形式,依赖于社会实践活动的创造与主体的表达;社会生产实践创造了时间的形态与空间的结构,时间与空间的客观描述则能够反映特定的社会现实。
其次,城市时间性从时间节奏和时间利用的角度拓展了城市规划的分析框架。时间经常被集体生活的节奏所固定,对社会协作的需求是社会时间系统的根源[16],因此,城市的时间性是城市时间秩序的核心[17]。列斐伏尔和雷居利耶(Lefebvre &Régulier)认为,社会时间表现为一种节奏,反映了资本主义空间部署和安排的机制的连续、多重、复杂特征,其本身包含线性和循环的时间流动,这里的时间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的产物[18]。吉登斯则把“钟表时间”视为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是能动者建构结构的最重要的客体因素,而时空间被视为社会实践的构成部分[19]。
另外,城市时间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某种工具价值属性,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城市基础设施,能够影响、促成、约束和建构城市的实践[20]。通过基础设施的概念来理解城市时间性,能使城市规划者发现时间运作上的不平等现象,突出不同地方的关系特征,并且对城市中物质性的基础设施硬件提供软性补充[21]。
在哈格斯特朗(Hägerstrand)提出时间地理学后,时间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于人文地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空间视为整合的时空间[22]。目前,中外学界并未出现对于时间城市的统一定义,但笔者认为,时间城市即“时间属性中的城市”或“时间主题下的城市”[23]。而这里的“时间”一词仍较为含混,不同研究中的时间具有不同的含义。
笔者认为,时间城市规划是基于时空间的整合思想,在时间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等关于人的理论的指导下,具体分析时间概念在城市规划中的角色和应用,创新时空间行为规划等新规划范式。因此,时间城市规划不仅仅是时间属性或时间主题的城市规划(或称“城市时间规划”),而是将时间作为同空间一样的关系框架或维度,在时空间四维坐标系中开展以时空间行为规划为核心的规划治理。可见,时间城市规划的独特性在于充分考虑时间维度、关注时空间整合、提倡时空间行为规划。
时间城市规划具有独特的时间观、空间观、人间观。时间观是时间城市规划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基础,奠定了规划的路径与方向;空间观将空间与时间结合,显示出时间城市规划的可行性;人间观则体现了时间城市规划的价值取向。
时间城市规划并不是简单地以时间为切入点来看待城市规划,而是将时间作为城市的要素之一融入现有城市规划体系之中。因此,时间在时间城市、时间城市规划中会以物质化、客体化、属性化的概念存在。时间作为抽象的概念,在实证科学研究中一般不能直接作为研究对象,而更多地被客体化地表达为研究对象的属性或特征,或被主体化地表达为个体或群体的观念或理解。这也是英美时间哲学中的两种时间本体论[24]。不同于被主体化表达的时间观,在时间城市规划中,时间的概念被物质化和客体化,成为可以测度、研究、解释和规划的对象,或成为附属于研究和规划对象的属性。因此,时间城市规划的时间观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时间观影响下,具备物质性、客体性和属性特征的时间观,时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方式[25]。
时间的“资源化”特征亦即时间的可用性,以及时间转化为生产生活中重要组成要素的能力。时间被视为一种资源或要素,具有规律性、不平衡性、稀缺性、消耗性等基本属性。在生产领域,时间的资源化特征与劳动价值论和时间经济学密切相关[26],时间资源也构成了效率的基本内涵。时间地理学把时间作为与空间同等重要的一种连续性的资源,提出时间与空间紧密嵌套的“时空间”(space-time)概念。对于个体和群体而言,时间都是有限的资源,并且由于个体的不可分割性,只能在同一时间从事特定的活动,因此活动时间的分配就尤为重要[27]①在这个研究里,凯萨·爱莱伽尔德等(Kajsa Ellegård etal.)针对瑞典全国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构建了居民时间分配模型与出行需求测算模型,并模拟了瑞典未来发展愿景下的时间分配与出行需求。这篇发表于1977年的文章被公认为时间城市规划领域的奠基之作。该文的中译文已在“国际城市规划”微信公众号推送,扫描右侧二维码即可阅读。。这样,时间和空间就互嵌在一起,不存在只占据空间而不消耗时间、只消耗时间而不占据空间的情况[28]。
城市规划领域也“将时间视为资源”[29]。例如可达性分析认为,时空资源的有限性会成为日常出行的约束条件,并将时间表达和空间表达进行相互转化;又如通勤分析认为,通勤距离和时间过长将会挤占有限的时间资源,并将长距离、长时间通勤视为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制约[30]。另外,时间资源还可嵌入行为决策研究,解决活动决策过程中的时间分配问题[31-33]。
随着ICT 的发展,时间资源的使用呈现出破碎化、多重任务化等新特征,前台和后台活动的概念改变了“同一时间只能从事一种特定活动”的假设[34]。但在本质上,这只是挑战了时间资源分配的方式,并未改变时间的资源化特征。同时,在快速的技术和社会经济变革过程中,还出现了社会加速、时空压缩等现象,多互动、多任务和过度诱导的需求等使得日常生活逐渐加速,时间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增加[35-36],使得人们在生产时间和消费时间之外需要更多的个人时间来实现更充分的社会参与[27]。
时间的“结构化”特征体现为时间能够作为一种多分辨率的时刻表(timetable),能够体现事物的时序性和流动性特点[37]。以往的空间研究视角往往强调所有要素的“共时性”而忽略时间变化的可能。
时刻表在城市规划领域中是线性时间观和循环时间观的综合体现,亦在单一时刻表内部体现线性时间观,在多个时刻表之间体现循环时间观。首先,时刻表的线性特征决定了一定时间段内研究对象的线性变化与序列特征,且能够进行跨时段的比较研究[38]。例如:城市内一日的人口时空动态分布及交通流量、流向等的分析[39],是解析城市时空间特征的重要方法。并且由于个体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同一时间从事活动的有限性,活动之间存在着先后的次序关系[40],此即个体行为在时刻表上的线性变化。其次,时刻表的循环特征决定了一定时间周期内研究对象的周期性规律,并且能够根据以往的规律来推测未来的特征。比如城市日常生活中不同要素内在的周期性时间节奏规律(如工作、就餐、节日的循环等)以及在时空体中的统一,成为刻画城市时间性特征的主要手段[41-42]。不同时间段内城市的使用需求和交通状况等可以预测一定时期后的城市特征[43];个体在一日、一周内的活动次序也存在周期性的节奏特点[44],主要以由生存性和生计性活动等时间弹性较小的活动作为节奏规律的“时间锚点”[45]。
在新的数字化背景下,时间的结构性特征正在被技术手段改变,体现出时间灵活变化的可能性。ICT 的使用能直接引发时间利用的变化,会影响活动序列和活动时间结构[46]。ICT 的使用还能以时间信息传导、他者替代等间接方式让用户作出更精明的时间利用决策,比如实时导航信息带来的时间规划即时变动、即时配送行业带来的时间制约的减小和灵活性的提升等。
时间的“尺度化”特征或时间尺度(temporal scale)体现为不同时间范围内所观察和描述事物的特征。这类似于地理学中的可变面元问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所选空间面积单元的不同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不同时间尺度下的分析结果也会有所差异[47-48]。
按照时间长短可分成瞬时尺度、短期尺度和中长期尺度[49]。瞬时尺度一般以秒或分钟为单位,在景观和旅游行为研究中常被使用,如空间环境的变化能够激发行动者的瞬时心理体验[50]。短期尺度一般以小时、日或周为单位,常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体现出一天、一周之内的节奏分异[51]。中长期尺度一般以月或年为单位,通过与生命周期理论等结合,体现长时间尺度下多时段的对比等演化规律[52]。社会时钟(social clock)和生命历程事件成为人们在特定年龄段所追求的里程碑式的社会期望[53],家庭生命周期与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分异有显著关系[54]。城市系统中的参与者,包括家庭、邻里、产业等要素都存在着周期性的发展,影响着城市生命的空间演化[55],比如过滤理论即揭示了住房(城市空间)生命周期与家庭(人类)生命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56]。
时间的尺度化特征还包括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主要运用于城市尺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城市空间变迁研究、生活史分析等,往往以年为单位;而中短时段的“生活时间”[51]主要运用于社会时间节奏分析、生活时间分配研究、城市内部动态结构研究等,往往以天或小时为单位。例如:空间尺度上的地方、城市再到国家、世界,相对应的时间尺度也会逐渐变大;若聚焦于城市和更小的城市内部空间尺度,则对应的时间尺度以小时、分钟为单位[57]。对伦敦、新加坡和北京等城市的刷卡数据进行1 分钟到24 小时的时间尺度测量,可在多时间尺度上分析人类移动的昼夜周期规律[58]。
人类活动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展开构成了日常生活和生命历程的复杂图景[59]。时间城市规划将多尺度的时间维度融入城市规划领域之中,体现出长、中、短期等全时间尺度的时间性、动态性、历史性的规划思想。近期的时间城市规划更具中短期尺度的特征:从日常生活研究入手,通过复合手段解决城市生活的时间问题,减弱时间制约。
时间城市规划无法脱离“空间”进行理解。时空路径、时空棱柱等图示都将时间和空间统一到三维框架中,三维的空间被简化为二维的平面,有向时间轴则替代高程轴融入三维框架。这类图示能够直观、清晰地呈现事物之间的时空关系,包含着时空间整合的思想。
空间是一系列时间的外部世界中同时的现实化与描写,是城市及其人类活动的节奏,城市则是展开的时间[60]。时间与空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维度,二者均为社会性的产物,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交织和统一。空间锚定在时间上,时间又可以说是在空间中展开的[5]。对于关注城市日常生活的时间城市规划而言,其空间观正是时空间整合和相互转化的空间观。
时间的空间化(spatialized time or spatial time)指在时间地理学理论范式下对时间要素进行空间化的表达方式,即从空间的角度定义时间的展开方式及存在价值,是时间的具体化和符号化的过程。经典时间地理学中的时空路径(spacetime path)反映了不可分割的个体在时空间中连续的运动轨迹[40],呈现出个体活动的空间信息随时间的变化[61],是时间要素的空间化表达。基于这一概念,时间的空间化表达方式逐渐发展起来,如时空棱柱(space-time prism)等可视化方法被不断开发并应用于不同人群的差异分析[62-63]。
时间的空间化有两种基本表达方式。首先,时间作为一种物质化的资源,能够与空间资源进行统一表达或相互转化。许多将时间视为“时间资源”的研究广泛采用这一表达方式。例如:时空棱柱测度了个体在现实物质环境的制约下可能实现的路径的最大时空边界和潜在活动空间,其中时空边界受到个体时空预算的制约[28,64]。中国城市的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国际上流行的X 分钟城市规划等广泛存在着将时间表达与空间表达进行相互转化的现象。可见,这种表达方式的实质就是将时间预算与空间可达性相统一,采用时间与空间的融合方式进行描述,构建个体和群体对时空间资源的综合利用。
其次,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时间资源分配模式形成了时间利用的空间结构性特征,反映了空间行为的前后次序与相互关系,并且这种时间利用特征本身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具有特异性,比如个体、家庭、社区、学校、地区等不同尺度下的时间利用模式和时间节奏[65]。因此,时间的空间化也可视作时间利用模式在空间尺度上的差异化特征和表现。
空间的时间化(temporalised space)指在传统三维空间中加入时间化的属性或变量。任意地点(包含设施)都是锚定在时间上的,因此人的活动类型、活动时间等属性共同赋予了空间和设施的场所性[66]。
空间的时间化也有两种体现方式。首先,在宏观层面,城市空间具有时间上的动态性。例如:空间模式、空间结构等在时段切片上的特征,因此传统的空间结构研究转变为时空间结构研究[5,65]。社会空间、城市活力、交通系统等空间要素都可以进行分时段呈现[67-68]。城市空间的时间动态性既是不同尺度空间中存在的组织化时间,如学校和工作单位的日程安排、公共交通时刻表和服务设施的开放运营时间等;也是进入不同尺度空间中活动的个体时空间行为节奏。另外,多个个体之间的时空决策相互影响、博弈,并受到空间中的组织化时间制约,最终交织成为不同尺度空间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性特征[69]。总之,宏观层面上空间的时间化提供了一种理解汇总层面空间行为动态性的重要视角。
其次,在微观层面,个体的活动地点同时具有时间上的动态性。不可分割的个体在连续时空间中的行为及其与时空间的互动,避免了因忽视地理情境不确定性问题和邻里效应平均化问题而导致研究结果不可靠的问题[70-71],并广泛应用于个体时空间行为与健康、社会、安全等效应的探讨。比如:在探讨个体日常环境暴露所带来的健康问题时,考虑了时间维度的时均暴露测度比仅考虑空间维度的日均暴露测度更能真实评估个体所处环境对健康的影响[67]。因此,微观层面空间的时间化是更为准确地测度移动性背景下个体行为与空间交互影响的重要视角。
现代空间分析与城市研究越来越关注人类主体性[72],时间城市规划正是“人”的城市规划。《庄子·内篇》有《人间世》一文,日本东京文献学派认为其中的“人间世”可以被理解为“人间的生活”[73]。笔者认为,“人间”一词更多地指代人们所真实存在和生活的世界,强调个人生活、情感体验和日常活动,十分接近于英文语境中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一词[74],因此这里的人间观首先指的是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切理解。
现代社会的转型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与空间、时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生活与社会节奏的关系。在现代城市中,时间节奏逐渐加快,时间稀缺性不断凸显,时间也越来越成为理解“人”的现代生活实践的关键[75-76]。时间城市规划的人间观也是以人为本的人间观,是个体与社会相结合的人间观,同时也是在规划方面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人间观。
时空间研究难以脱离“人”而理解,行为则是理解“人”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时空间行为范式为理解人类活动和城市环境之间在时空间上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77]。
传统的时空间行为研究往往把个体人或群体人视为客体化的研究对象。从个体的角度而言,重视微观个体的时空移动性制约,对个体的日常活动空间进行刻画,建立人的行为、时间、空间的对应关系,分析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机制[78]。从群体的角度而言,利用多源数据来展示某个集群中人类行为或活动的时空间变化特征,进而揭示空间层面可能存在的城市规划问题[79]。
近年来的时空间行为研究越来越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人具有双重属性,首先是作为时空间行为决策的“主体人”,其次是时空间环境中受到制约的“客体人”。时间城市规划希望运用企划、地方秩序等新时间地理学的概念,将主体人和客体人进行统一,以实现时空间行为范式的主客观结合[80-81]。
时间城市规划强调“时—空—人”的三元整合,主要目标就是满足人的需求和发展。可见,时间城市规划在目标和手段上是实现“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规划思想,采用基于人的研究和规划范式[82]。时间城市规划的规划引导手段具有特殊性,能够从人的时间观念的调整来实现规划目标,以内化的方式来达到行为的自我引导。因此,不仅强调外在条件的规划和调整,同时也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参与性,认为居民有能力进行自我改变、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实现“时间的自主性”[83]。时间城市规划相较于传统的空间规划而言,能够从观念和政策、场所和设施等“软”和“硬”的两个方面同时对城市进行改造,通过多种手段来引导和干预居民的时间观念和行为,强化居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居民的行动能力[84],使人们自发地从时间的角度进行生活实践。
时间城市规划需要紧贴社会关键议题,从时间和城市规划的角度解读社会问题,如城市化、教育机会、活动系统、家庭组织等[27]。时间城市规划中所重点关注的人,正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较强的时间制约的人群。例如:城市中的就业人员中可能存在由于强时间约束导致的时间贫困人群,具体体现为家外非工作活动参与率低,对通勤沿线设施依赖程度高等现象,其原因在于工作、家庭、通勤等三方面的时间挤压[85]。当下,信息技术手段能够通过改变活动的在场特征,扩展个体的感知渠道,使个体之间的时空组合更为弹性等方式来减弱时间制约[86]。
时间是属于人的时间,时间城市规划中的人是生活在时间中的人,是处于发展阶段中的人。在一定时间内,人的需求往往被视为一成不变的,并且由社会经济属性等外在的因素而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时间城市规划要重视人本身的发展以及外在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发展。
时间城市规划重视城市时空系统与行为系统的交互和关联,因此其核心手段是时空间行为规划(spatiotemporal and behavioral planning)[72,84]。时空间行为规划并不仅仅是对行为的规划,而是通过多种途径最终实现行为的优化和调整,其核心在于优化时空间资源供给,引导时空间行为需求。时空间行为规划能够创新中国城市的治理路径,拓展空间手段之外的时间手段。
就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层面而言,时空间行为规划的主线是优化时空间资源供给,引导时空间行为需求。其主要内涵就是基于时空间整合的视角,从城市空间规划(生活空间规划、移动系统规划)和城市时间规划两个方面,对城市的时空间资源进行统一调配与管理,提高空间的可达性和时间的可用性。同时,还需通过信息发布与决策支持、政策干预与价值导向等途径,为个体提供更好的、容易接受的、调整幅度较小的优化建议,引导个体时空间行为的逐步合理化。
就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层面而言,时空间行为规划的主线是合理调整时空节奏、充分利用时空间资源。时空间行为规划能较为灵活且便捷地通过多元主体治理而与每一位城市居民产生切身关联,充分发挥居民个体的能动性,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个人时间,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时空间行为规划希望通过个体的时间预算规划以增加时间的可用性,这一过程需要来自个体、家庭、社会组织等多方的支持。例如:通过自愿出行行为改变或预约出行等方式来实现现有时空间资源的更高效利用,通过工作组织内部的上下班时间调整来促进工作活动与非工作活动的平衡,通过社区提供的家庭照料支持服务来减少时间压力。
如前所述,时空间行为规划是时间城市规划的核心手段。时空间行为规划由空间规划、时间规划和行为规划(行为引导)三部分构成[72,84]。其中,行为规划(行为引导)既是时空间行为规划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又是空间规划和时间规划的传导途径和纽带,因此行为规划(行为引导)应融入时空间行为规划、时间城市规划的全周期和全过程。
时间城市规划的独特目标是实现时间在资源、结构和尺度特征层面的合理配置,因此整体路线图集中体现了时间观的相关内容。时间城市规划的三种时间观分别对应三个主要规划目标。在资源特征层面,通过空间设施的合理布局来减弱个体时间制约、拓展个体时间用途;在结构特征层面,通过个体与社会时间的同步化和去同步化(详见5.2.2 节)来实现个体与社会总体的总体利益最大化;在尺度特征层面,通过短、中、长期等多尺度的时间分析来拓展和深化时间城市规划的动态性理解。并且尺度特征更多地是作为一种规划思维,在实际运用中贯彻到时间城市规划的空间规划和时间规划之中。
时间城市规划主要从资源特征、结构特征和尺度特征三种时间观出发,衍生出空间规划、时间规划两条最主要的城市规划途径。技术的发展重塑了传统城市规划中时间、空间、人间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现代技术背景下的时间城市规划会呈现出新的趋势。空间规划、时间规划、现代技术背景分别通过行为层面的空间引导、政策引导、技术和信息引导等方式,实现并回应时空间行为规划的目标(图1)。同时,时间城市规划还要求城市规划者具备一定的时间意识,加深对城市要素的时间性理解。
图1 时间城市规划的整体路线图
5.2.1 时间城市规划中的空间规划
在时空间整合的空间观指导下,时间城市规划中的空间规划采用时间的资源化和尺度化视角,从活动系统与移动系统出发,在有限的时间预算内获取更充分的时空资源,力图在较小的、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实现需求的最大化满足,并通过合理的功能分区、空间设计、设施配置等空间规划方法来实现目标。一个典型的例子即是X 分钟城市的概念及实践。X 分钟城市的概念综合了多种规划理念,包括基于邻近性的规划、混合土地利用规划、公众参与式规划和社区规划等[87],通过本地化与邻近性、多样化土地利用、高密度的设施布置等方式来拓展时间用途,并结合不同时间尺度(10 分钟、15 分钟或20 分钟)进行不同等级的设施配置,实现多尺度的空间圈层结构[88]。
可见,诸如X 分钟城市等空间规划直接调整了城市物质空间和基础设施,并间接地传导到居民个体,从活动—移动系统的角度引导出行行为、休闲行为、工作与就学行为等实现空间上的紧凑衔接[71]。因此空间规划一般是更直接的规划方法和常规性的干预方式。
5.2.2 时间城市规划中的时间规划
时间城市规划中的时间规划,采用时间的结构化和尺度化视角,通过调整时间的结构化特征来实现个体和城市总体的效率提升以及利益最大化。例如:城市时间政策(urban time policy)实践从制度层面调整时间使用结构并减弱时间制约,通过增加高效服务时间占比,优化公共空间的时间秩序,提供交通出行预约等方式,从不同角度对城市的时间利用进行规划[89-90]。因此,城市时间政策存在两种可能的管理思路:一种是“同步化”,即挖掘城市居民的一般活动节奏,并据此规定城市设施与服务时间;另一种是“去同步化”,即重视个体日常活动安排的差异性与主观偏好,鼓励差异化的错峰时间安排[72]。“去同步化”的典型案例如临时城市主义(Temporary Urbanism)认为,应该拓展空间或设施在一定时间周期内的开放时间,延伸现有空间资源在时间上的展开,推动城市空间的共享利用[91];又如24 小时城市(24-hour city)提倡土地用途在时间上的混合利用,重点通过提供夜间休闲场所、增加城市夜间的安全性等途径,推动城市空间在夜间时段的延时使用并发展夜间经济[92]。
上述城市时间政策和城市时间规划,并未直接调整城市物质实体,而是通过调整物质实体在时间上的节奏或结构,从时间维度改造城市,并间接地传导到居民个体,引导日常行为的同步化或去同步化。时间规划一般以政策的形式呈现,超越了传统城市空间规划的范畴,因此就规划方法而言,时间规划目前属于非常规的干预方式。
5.2.3 时间城市规划中的现代技术背景
现代技术的发展通过强大而深刻的数字化进程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使用空间的方式,重塑了城市规划中人间、时间、空间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时间城市规划中,现代技术作为背景要素能够通过三条路径传导至时空间行为规划。最直接的两条路径是对空间规划和时间规划提供数据支持和技术支撑。数据支持部分,要实现城市数据的实时化、动态化和全时段化,也就是实时城市(real-time city)。未来的城市生活将呈现出快速变化的趋势,因此城市必须能够快速适应和响应各种变化,包括人口流动、经济波动、环境变化等,确保城市能够在短时间内作出决策和反应,而这些都需要实时时空大数据作为支撑[93-94]。这些数据能够便于决策者、市民了解城市的实时状态,提高时间信息透明度,有助于高效管理城市时间资源[95],引导个体的行为决策[96]。技术支撑部分,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实时城市的建设中[97]。通过大量有机连接的传感器和设备,信息可以在网络中快速传递,并被实时处理和快速解析,从而帮助构建数字城市平台,实现智慧城市和数字治理的目标。
间接路径则关注以ICT 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手段对时空间行为规划的引导作用,通过技术手段来减弱人们的时空制约。在现代技术背景的影响下,居民拥有更便捷的交通方式、即时配送服务、网络化的需求满足方式等,也可以通过智能化的信息服务实现时空路径规划的“最优解”。技术手段大大拓展了时间和空间的可用性,日常活动向网络空间(cyberspace)不断延伸[98],呈现出日常活动虚实混合化(the hybridization of everyday activities)的趋势[99]。这使得通过技术手段调节和引导日常行为成为可能,但同时也带来了本地化生活缺失和地方感消解等社会问题[100]。面对此问题,时间城市规划可以更专注于线下实体生活与城市设计,通过城市慢行系统的构建、绿地系统的完善、社区生活服务网点的营造等途径,强化居民的步行体验感、生活感和时间感。
5.2.4 时间城市规划中的时间意识
时间具有线性单向流动的特性,要求时间城市规划者加强“时间意识”,以动态性、流动性的思维考虑城市问题,将静态的、切片化的研究转换为动态的、时序性的研究。
现代城市生活中的移动性不断增强,时间城市规划需要关注新的交通方式和社会技术背景下地方场域中的地理流动及其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和空间秩序。同时,ICT 的广泛和深度使用带来了活动时空间破碎化、多任务和平行活动等特征,形成实虚空间的交叉融合[34]。面对新的形势,时间城市规划不能缺位,要从动态性、流动性的角度拓展研究和规划视野,聚焦于城市内部各要素的流动特征,如在数字孪生城市中构建数字化的城市系统主体、聚集特征和要素流,通过主体间数据流和信息流的畅通连接,不断改变城市互动结构进而优化城市功能[101]。同时,时间城市规划还应当考虑长时间尺度下的可持续性,合理制定长期规划与短期规划,确保城市空间的使用能够满足当代需要而不损害未来需求。
本文本文基于时间城市规划的时间观、空间观和人间观进行多维度剖析,揭示了时间、空间和社会维度的整合性与互动性。时间城市规划结合了时间地理学、行为地理学、ICT 等前沿理论和技术视角,强调时间资源、时间结构和时间尺度的重要性及其在城市规划中的融合与应用,在时空间整合的空间观和以人为本的人间观的指导下,扩展传统城市规划的范畴。同时,时空间行为规划作为时间城市规划的核心方法,不仅为规划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也为规划实践指明了前瞻性的路径。
时间城市规划仍然是一个鲜活的话题,尽管国际上已有一些时间城市的实践案例,中国的城市规划领域理应跟进国际潮流,不断创新发展这一理论。本文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力图提出并构建时间城市规划的理论体系、规划范式和实践路径,旨在促进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对于时间维度的重视,把握时空交织的复杂性,进而在规划实践中精准调配时空资源,优化城市时空结构,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为构建更具高效性、适应性和人文关怀的城市空间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未来借助跨学科合作与现代技术手段,时间城市规划将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影响中不断优化,助力于解决中国城市现代化面临的复杂挑战,在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起更为专业和全面的应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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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昱龙,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
罗雪瑶(通信作者),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luoxy@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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