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英国城市社会学家露丝·格拉斯（Ruth Glass）于1964年首次提出“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这一概念，用以表述中心城区发生空间重构和阶级重塑的过程[1]。一般认为，绅士化是指处于弱势的低收入者的空间被高收入者占用，导致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vulnerable human）被驱逐出原有空间而“不得其所”（displacement）的过程[2]。几十年来，绅士化现象引发了社会学、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和地理学等众多学科学者的关注[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环境维度纳入城市绅士化的相关研究，将生态环境作为驱动绅士化发生的重要资源和基础，例如：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呼吁学界了解人类对生态景观施加的作用和影响，并依此打破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界限；他还提倡理解社会生产和城市空间运作的过程时纳入生态因素[4]。
当前，随着学者们开始将传统的城市绅士化与自然社会理论相结合，一些围绕绅士化环境议题的新观点不断涌现，探索当代城市社会中的资本力量如何利用环境作为权力工具成为绅士化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5]。在此背景下，由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的两位学者古尔德和刘易斯（Kenneth A.Gould & Tammy L.Lewis）撰写的著作《绿色绅士化——城市可持续发展与为环境正义而战》（Green Gentrification: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Struggle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下称《绿色绅士化》）于2016 年出版[6]。该书融合了城市政治生态学、城市环境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将城市的绿色实践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过程中分析，并结合丰富的案例探讨了绿色绅士化的基本概念、产生过程和生成机制等议题，深刻揭示和批判了全球城市“绿色转向”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绅士化、环境非正义问题及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一经问世便成为绿色绅士化领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本文尝试以该著作为分析蓝本，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将国外有关绿色绅士化的研究进展和成果进行梳理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绿色绅士化研究提出启示和展望。
1 全球城市“绿色转向”下的环境正义
在后工业化时代，环境问题历来是全球各国城市关注的重要议题，越来越多的城市注重以环境提升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过去的一段时间，很多城市都对闲置和废弃的土地（VDL: Vacant and Derelict Land）[7]或当地不受欢迎的土地（LULUs: 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8]进行修复和再开发，将其打造为绿色公共空间，使其成为新的地区增长动力。以纽约高线公园、芝加哥606 公园为代表的大型绿色基础设施工程[9]成为城市绿色运动的缩影，西方学者将这种运动称为城市的绿色转向（green turn）或绿色实践（greening）[10]。然而很多学者关注到，绿色转向为地区生态、经济和政治带来多方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空间不平等和环境非正义（environmental injustice）等问题[11]。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有关环境的公平正义议题与城市绅士化研究相结合，围绕绅士化的社会与环境权力关系进行探讨，由此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理念如生态绅士化（ecological gentrification）、环境绅士化（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和绿色绅士化（green gentrification）等，成为西方绅士化研究的新兴领域。在此背景下，《绿色绅士化》这一著作应运而生。
该书开篇阐述了全球背景下的城市绿色实践和追求可持续性发展可能带来的绅士化以及由此引发的隐性社会问题，指出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环境议题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政治的一部分，迈向绿色（going green）、绿色转向成为全球各城市的大势所趋，城市的绿色实践成为全球普遍现象，但许多以可持续发展为幌子的环境倡议和实践只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忽视了这一过程中可能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和环境非正义。因此，在全球绿色转向的背景下，有必要关注城市绿色实践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绅士化议题。
事实上，城市的绿色转向的现实背景也引发了城市研究领域的关注。在以往较长一段时间中，绅士化的相关研究大多围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空间维度，忽视了环境维度[12]。正如地理学家菲利普斯（Phillips）所说，以往的绅士化研究尚未考虑“超社会（extra-social）因素”（如心理疏离、宗教等）和自然维度[13]。当前，伴随城市的绿色转向，来自城市生态政治学、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领域的学者将环境作为考察城市空间重塑和社会公平的新视角，以此来探讨城市中环境资源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并强调城市环境转型背后的社会斗争以及环境在城市发展和转型中的作用。
2 绿色绅士化的基本概念和内涵
2.1 绿色绅士化的基本定义
该书的第二部分内容围绕绿色绅士化的概念展开，作者在借鉴了城市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有关环境正义、不平等、绅士化等文献的基础上，将绿色绅士化的概念置于不平等的社会过程中进行讨论。作者指出，绿色绅士化作为城市绅士化研究的一个分支，其产生缘于环境设施提升的绿色倡议及其实践——环境设施的完善和提升吸引了较富有阶层的进入，从而对原本居住在周边的居民产生驱逐和排斥，导致了绅士化现象的产生。在此基础上，作者参考安戈蒂（Angotti）对于绅士化的界定指出，绿色绅士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的置换和空间的迭代更新，更是一个阶级的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被另一阶级侵占的过程和现象，是强化城市精英的环境特权的过程[14]。具体来说，绿色绅士化可以理解为：城市绿道、公园、生态走廊等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棕地修复（brownfield cleanup）加剧了城市社会空间的不平等，尤其是政府主导的绿色运动，创造了环境特权飞地（enclaves of environmental privilege）[15]。
事实上，在国外现有的研究中，与绿色绅士化比较相似的概念还有生态绅士化[16]和环境绅士化[17]。不同学者在将环境资源纳入绅士化议题并定义各概念时各有侧重，例如：杜林（Dooling）将生态绅士化定义为“因实施由环境伦理所驱动的生态议程工作所导致的利益相关者的分配不均”[12]628；穆伦巴赫和贝克（Mullenbach & Baker）认为环境绅士化是对城市的绿地、公园、绿道等环境设施进行物理升级后引发的绅士化[18]。无论是绿色绅士化还是生态绅士化，都将城市的生态环境和绿色设施作为推动空间实现人口置换的基本动因，并可能成为城市特权阶层实现空间压迫和城市升级的工具。绿色绅士化揭示了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城市绿色实践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一种具有挑衅性和批判性的论述，基于弱势群体的立场，对城市推行的大规模绿色项目进行批判性审视，强调城市绿色项目的实施给少数族裔和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带来的物理和心理的双重排斥[19]。
基于这一论述，国外很多学者也揭示了可持续发展规划背后暗藏的政治诉求和对公平问题的忽视，以及城市环境政策对自然生态的私有化[20-22]，甚至有学者指出绿色绅士化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资源侵占过程（neocolonial process of resource appropriation）[23]。总之，城市的绿色实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和生态效益，但是由此引发的绅士化也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
2.2 绿色绅士化、环境非正义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在阐述绿色绅士化的概念时，作者引用了美国社会学教授布拉德（Bullard）提出的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24]一词，用以表达环境污染与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或少数族裔社区之间存在的地理上的关联性。尤其是以多元族裔构成的美国社会，基于种族和阶层划分的“居住隔绝”（residential apartheid）普遍存在，并且不同的社区所享受的环境利益和承受的环境污染完全不同[25]，因此环保主义活动家强烈呼吁政府对弱势群体的社区进行环境清理和提升，以促进环境权益的平等化。然而，由政府和地产开发商所主导的环境提升或绿色设施建设的项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城市绿化并增强竞争力，但随着环境的优化和绿色设施的完善，房产将产生增值，房价或房租升高，处于边缘化的脆弱群体将被逐渐排斥在外不得其所，外来的高收入群体将取代原本的底层人口，发生人口的空间置换[26]。例如：艾莫古拉克和巴兰（Immergluck & Balan）的研究证实，亚特兰大环线项目的实施使其沿线房产的房价增长了17.9%～26.6%[27]，房产升值无疑增加了原本居住此处的租住者的生存压力，有些低收入者甚至因无法负担起高昂的房租而被迫迁离，而追逐环境裨益的高收入群体则不断涌入，由此逐渐实现了人口的置换[28]；多西（Doshi）以印度孟买的贫民窟清理运动为例，指出清理行动客观上可为部分低收入者带来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本质上促进了精英阶层环境利益的扩张，最终导致该地区很多弱势群体陷入邻里关系瓦解和无家可归的境地。这种借由改善城市环境的绿色置换（displacing green）运动，使城市的弱势群体陷入不得其所的境地，成为城市后殖民主义的缩影[29]。此外，绿色绅士化也形塑了新的空间格局，从而加剧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区隔和阶层分化。例如有学者指出，城市中的绿化不但会加剧由种族和经济地位所造成不平等关系，而且可能制造出新的空间隔离景观[30]。伴随着绿色绅士化研究的深入，国外还有部分研究关注到绿色绅士化导致的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y）问题[31-32]。
总之，在绿色绅士化的相关研究中，置换、无家可归、排斥（exclusion）、隔离（isolation）和不平等等词语常被用来表述绿色绅士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即环境非正义和不可持续性。因此，国外很多学者在对绿色绅士化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时，大多采用批判性视角，强调绿色绅士化对原本居住其中的弱势群体产生的排斥，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非正义和不公平的问题[33]。玛雅等（Maia et al.）就尖锐地指出，城市绿地作为一种原本为全民享用的公共服务设施，结果被证明是城市特权阶层操控和重建城市的工具[34]。换言之，绿色绅士化暴露了基于环境正义进行的城市清理和绿化运动中可能会给弱势群体带来的环境剥夺和非正义问题。这既是对将城市环境和绿地资源作为一种博弈工具行为的批判性论述，也是对城市绿色转向所导致的绿色特权（green privilege）的批判[34]。
诚然，绿色绅士化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如降低社区的犯罪率[35]、提高城市的便捷性和房产增值等[36]，只不过这些好处可能无法得到公平分配，城市精英或享有特权的人比其他人（包括弱势群体）更有可能获得绿色绅士化带来的利益。而产生的诸多负面效益则加剧了城市内部的阶层分化和空间的不平等，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基于公共利益的城市绿色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2.3 绿色绅士化与绿色实践中的矛盾
绿色绅士化揭示了城市绿色实践过程中的一个悖论，即出于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正义的绿色实践，其结果可能是产生环境非正义和不平等[37]。在该著作中，作者通过对纽约布鲁克林的5 个绿色项目的分析，展示了城市中的绿色实践往往只强调环境和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从而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基于对纽约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布鲁克林大桥公园和郭瓦纳斯运河（Gowanus Canal）的修复这三个案例的分析，作者揭示了隐藏在当代城市绿色实践中的矛盾，即当城市基于环境正义的目标对一些地区进行的环境整治或绿地美化，可能导致本地的弱势群体因周边物质环境的改善而被迫迁居，从而加剧社会不公平。
毋庸置疑，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城市空置土地的修复和再开发，对于城市的环境提升、生态修复以及污染消除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倘若忽视其中的环境公平与正义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绿色绅士化的发生。沿着这一思路，西方学者柯伦和汉密尔顿（Curran & Hamilton）提出绿色空间悖论（the green space paradox）[38]这一概念，用以表述城市绿化实践目标与结果的悖论。甚至还有学者尖锐地指出需要对绿色永远是好的（the greening is good）这一普世化口号保持谨慎和批判的态度[3]，尤其要警惕以提升环境为幌子，将城市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博弈工具，使原本的公共城市环境资源资本化和私有化，导致城市的绿地空间转移到少数特权阶层这一现象。正如学者安格洛夫斯基等（Anguelovski et al.）指出的，许多情况下，城市的绿色实践都在积极地为城市中的高收入阶层创造一个新的绿色乌托邦，但为弱势群体描绘了一个绿色的幻影，后者最终可能被排除在重建绿地的社区之外[40]。绿色空间悖论揭示了绿色绅士化过程的隐秘性和表面上的正义性。
总之，绿色绅士化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以揭示城市发展中未经“审查”的绿色实践，有助于克服经济、城市和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长期存在的二元关系，批判性地审视与环境有关的论述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并警惕借由生态环境的工具运作可能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倘若没有绿色绅士化这一具有批判性的论述，可持续性发展很可能沦为促进绿色生活方式的工具，而这种生活方式或许只属于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的城市精英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策的制定者和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如果不加批判性地呼吁更多的城市绿地建设，可能会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导致新的社会空间问题产生。
3 绿色绅士化的形成机制
作者在书中提出绿色增长联盟（green growth coalition）[41]这一概念来阐释绿色绅士化背后的生成逻辑，并进一步指出，由政府、开发商和城市精英阶层构成的绿色增长联盟，鼓吹城市绿色增长带来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忽略了其中的社会公平，导致了绿色绅士化，破坏了可持续发展中的社会支柱。
此外，在阐释绿色增长联盟如何驱动城市绿色实践并引发绅士化这一过程时，作者引入了环境社会学领域中的生产的跑步机（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理论[42]。该理论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层面研究环境问题，强调在特定的政治经济体系中，资本、劳动力和政府等出于追逐各自利益的需要，构成了利益同盟关系。生产的不断扩大固然基于内在的社会机制，然而这是以新一轮的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企业在获得利润后，通过扩大再生产进入下一轮的运行。也即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系统内，生产就像在开启的跑步机上一样无法停止步伐，对环境的破坏也愈来愈严重。在这种机制的运作逻辑下，处于上层的企业主、管理者等往往能从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并更轻易获取生态环境较好的住宅；而处于底层的劳工，受制于经济条件只能被迫选择环境较差的小区，从而加剧了不同阶层在环境上的不平等[43]。在生产的跑步机理论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城市的绿色增长联盟也会循着城市绿色跑步机（urban greening treadmill）的逻辑——由政府、地产开发商和城市精英所主导的绿色增长联盟，试图通过城市绿色设施的建设或修复项目来获得环境和经济效益；随着环境的优化和设施的完善，周边房价升值导致人口置换，原本居住在周边的弱势群体被拥有更多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城市精英取代，绿色绅士化由此出现（图1）。
图1 绿色绅士化的形成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作者在解析绿色绅士化的产生机制时，尖锐地指出城市的绿色实践之所以不可持续，是因为它们建立在有缺陷的生产的跑步机理论之上，而城市的绿色跑步机的运性逻辑离不开城市绿色实践中的公私合作（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制度。作者通过布鲁克林展望公园的案例进一步说明，作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公私合作将城市的公共资本和社会私人资本进行融合，为构建城市绿色增长联盟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国外学者在阐述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城市绿色实践时一致指出，公私合作制度已经成为普遍流行的模式，不管是亚特兰大环线的再开发，还是纽约高线公园的打造，都采用了这种模式。在这种制度下，城市公园、海滨、湿地等绿色公共资源被当作资本和政治逐利的工具，在完全市场的驱动下，最终的结果是环境资源被资本化和私人化，优质的环境资源被少数特权精英阶层占据，城市中由此分布了诸多环境特权飞地；而以低收入者、少数族裔为代表的底层弱势群体则被逐渐排挤到绿色设施之外，制造出新的社区隔离和空间分化。公私合作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为城市的绿色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支持，然而这一制度支配所导致的绿色绅士化，也为城市带来了新的环境非正义和社会的不可持续发展。
此外，不同学者由于所处学科立场的不同，分析绿色绅士化成因的侧重点往往也不同。例如：研究城市政治生态方向的学者更强调权力和资本对绿色绅士化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城市经济地理领域的学者则往往从城市内部区域之间的绿色级差（green gap）[44]以及社区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等视角进行分析。绿色级差是指城市内部的绿色资源分布不均衡且存在优劣，使得各区域在市场竞争力上存在高低之分。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主导下，城市内的绿色级差会导致不同的地租差，即绿色资源越优越的区域往往越能吸引投资者、城市精英以及政府的关注，从而更容易将潜在的公共绿色资源纳入资本化和私有化的体系。从社区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角度，恩斯特松（Ernstson）指出，城市发展对住房所有权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是产生绿地不平等的根本原因[45]；哈里斯等（Harris et al.）对于美国不同肤色族裔公民与绿地关系的研究证实，白人更善于利用公民监督（citizen-based policing）制度来捍卫自己的绿色领地，且排斥年轻的有色人种，使后者陷入自我隔离或远离绿地的境地[46]。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还关注到并非所有的城市绿色实践都会引发绅士化，且绿地空间所处的区位、尺寸与功能以及社区距离绿地的远近都会对绿色绅士化产生影响。例如安格洛夫斯基等（Anguelovski et al.）基于巴塞罗那的研究发现，绿地的区位是影响绅士化的关键因素，越靠近市中心或海岸线以及历史悠久的绿地越容易引发绅士化[47]。
4 绿色绅士化的缓解：自下而上的城市可持续发展
作者在分析威廉斯敦海滨（Williamstown Beach）和日落公园这两个案例时，明确指出城市的绿色实践带来的非正义和不公平可以避免，为强化社区关系的早期公共政策干预可能会产生更公正的可持续性结果。
作者在《绿色绅士化》一书的最后提出，未来若要打造一个更加绿色且可持续的现代城市，就必须把绿色增长联盟所忽视的社会公平和可持续理念重新纳入城市的绿色实践。可持续发展涉及社会效益和环境成本之间的权衡，然而，掌握话语权的决策者往往只看重环境和经济的效益，漠视了城市脆弱群体的利益，也忽略了自己的行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而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往往缺乏话语权，无法参与决策，亦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因此，在对抗绿色绅士化的过程中，需要重视社区自下而上的力量。作者建议，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区组织对抗环境政策中的市场化和制度性种族主义，并将寻求环境公平和正义作为社区组织的核心目标；同时，通过社区赋权和强化社区内部关系的方式增强社区在环境决策中的话语权，将社区居民的诉求、话语和身份认同纳入决策的考量范畴，通过社区参与实现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48]。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提出，在与绿色增长联盟的斗争中，积极为弱势群体争取经济适用房和就业机会，保障大众的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49]，将有助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社区参与（community involvement）和社区赋权往往被认为是缓解绿色绅士化的有效手段[50]。国外的许多学者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提出，一个具有高水平的社会资本、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社区能够抵制绿色绅士化带来的空间排斥[51]。学者柯伦和哈米尔顿（Curran & Hamilton）认为在社区居民必须团结起来争取自我发声的权利，通过积极参与社区相关的绿色规划项目来表达自我诉求，呼吁环境正义的回归，才能实现恰到好处的绿色（just green enough）[52]。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强调社会中的环保非营利组织在缓解绿色绅士化中的重要性[52]。麦肯德里和雅诺什（McKendry & Janos）指出，一个具有高水平社会资本、强大社会凝聚力和高度认同感的社区能够抵制绿色绅士化带来的空间排斥[53]。此外，在进行城市环境的提升或绿色实践的过程中，有必要保证社区居民能参与规划和决策的过程，并提出其对该地区的长期愿景[54-55]。部分学者从规划的角度，提出打造更具有包容性和便捷性的小尺度口袋公园，以促进环境的公平和正义[56]。例如：陈宇等的研究表明，分布更广的小型绿地和更宽松的管理限制（less stringent maintenance）可以有效抑制绿色绅士化[57]。总之，西方学者在阐述有关绿色绅士化的缓解对策时，通常会根据不同城市的绿色实践提出相应的策略，既涉及宏观的政策，也关注具体的操作路径。
5 对我国绿色绅士化研究的启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城市中自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是城市领域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尤其是伴随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绿色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城市绿色背后隐含的环境正义与公平也成为全球城市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话题。作者古尔德和刘易斯在《绿色绅士化》一书的最后重申，虽然其研究主要聚焦于纽约布鲁克林这一区域，但通篇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范围是全球性的——布鲁克林作为新自由主义绿色制度下全球城市区域的典范，对其的深入分析为探索其他全球城市绿色实践及其引发的环境非正义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当前，我国很多城市也处在绿色转向阶段，存量规划式的城市更新和环境提升被普遍推行，杭州、上海等城市也可能出现绿色绅士化现象，而国内有关绿色绅士化的研究相对较少[58-59]。因此，现阶段国内可在借鉴国外绿色绅士化的相关成果和理论之上，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具体实践，开展本土化的探索性思考和研究。
5.1 检验绿色绅士化内涵的本土适用性
首先，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学界对绿色绅士化的关注较少，在引介西方的文献过程中常出现绿色绅士化、生态绅士化、环境绅士化等词的混用[60-61]。以上概念都从生态环境的视角考察城市化进程中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引发的绅士化问题，但是其侧重点各有不同，因此在应用过程中需要考量具体的应用情景。
其次，在探讨我国城市绿色绅士化时，要结合我国城市的实际情况谨慎探讨绿色绅士化的内涵，检验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表现明显的绿色绅士化，并分析其特征和表现及其与西方的异同，把握绿色绅士化与其他绅士化之间的异同，并注意解析我国城市绿色绅士化的主要驱动力。例如依托山水景观类型的旅游绅士化与绿色绅士化都以自然环境资源为基础[62]，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但二者的动力和生成机制存在差异，因此要注意把握绿色绅士化和旅游绅士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此外，要结合我国城市的绿地建设和环境修复的实践，对我国城市绿色绅士化的程度进行评估和分析，同时有必要对绅士化过程中具体绿地的特性与质量进行研究，并开发新的研究范式和工具来评估我国城市绿化和绿色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空间剥夺和绿色资本积累问题，进一步警惕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环境非正义问题。
5.2 评估我国城市绿色绅士化的表现和效应
在深刻理解绿色绅士化的内涵基础之上，需要进一步评估我国城市绿色绅士化的程度、特征和表现，尝试建立起评估绿色绅士化水平的量化指标体系，并借助遥感、GIS 等技术手段和精细化的分析，确定、评估城市绿色绅士化的地理范围及其边界、空间格局、规模和作用，进而总结我国城市绿色绅士化的特征和规律。
此外，应对我国城市绿色绅士化的影响和效应进行探讨。既要关注城市环境清理和相关绿色建设对于房产、商业的作用，也要聚焦各种绿色实践对社区居民带来的影响。例如：姚娜等指出生态绅士化虽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居住空间隔离和人口、社会空间的重构，但有利于城市的规划和健康发展[63]。此外，未来的研究不仅要从宏观层面分析绿色绅士化对社区带来的空间重塑和人口结构变化，也要从更细微的视角关照绿色绅士化给社区居民带来的冲击，尤其要动态考察绿色绅士化过程中原有居民的迁移和流动轨迹及其社会情感心理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尝试开发出符合城市实际的影响测量工具，并将其与城市绿化治理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为解决绿色绅士化问题提供思路。
5.3 关注我国城市绿色绅士化的过程和机制
除了关注绿色绅士化在我国城市中的表现，未来研究有必要关注我国城市绿色绅士化的过程和机制。运用历时态的方法来考察我国不同城市绿色绅士化的过程和特征，总结绿色绅士化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和规律，揭示我们城市绿色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程序非正义，关注权力和资本逻辑下的底层话语缺失问题。
此外，在分析绿色绅士化过程的同时，厘清不同主体在绿色绅士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检验由权力和资本构筑的绿色增长联盟在我国是否存在[64]。可将地方政府、开发商、专家学者和社区居民等不同主体纳入绿色绅士化的生成机制，全方位解构绿色绅士化背后的机制，并反思在全球城市化的语境下各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
5.4 提出解决我国城市绿色绅士化的路径
围绕绿色绅士化的研究为突破现有城市政策模式的局限性提供了基础，需要将大众需求整合到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目标之中。绿色绅士化的相关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上，而是需要通过对其的透彻剖析来对城市的发展实践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城市发展实际的缓解之策。西方学者从程序正义、规划策略的制定和社区服务等视角提出了缓解绿色绅士化的对策，而在提出缓解我国城市绿色绅士化的对策时需要考虑我国的社会背景：既需要从宏观上要求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兼顾公平正义，对市场和开发商行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约束，避免优质环境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也需要从微观上对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情感态度进行关照，鼓励居民参与决策，推动程序公平和正义。
诚然，不可否认环境整治、绿地建设、棕地修复等城市绿色实践给城市带来的积极效益，但需要警惕城市在追求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绿色绅士化问题。尤其要警惕将生态环境作为城市权力、资本博弈的工具，防止以追逐生态效益的名义制造出新的社会空间矛盾。未来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也需要丰富和深化，从狭隘地关注个案到从城市整体的宏观视角去把握绿色绅士化的特征与规律，并吸纳更多元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绿色绅士化进行再审视，从而提出超越城市绿色绅士化的对策，为未来制定城市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有益框架，并最终创造出更具环境公平和正义的绿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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