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世界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例如老龄化），城市居民的压力和孤独感倍增。高速运转的城市催生了居民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削弱了其与自然接触的机会，从而诱发并加重了公众的心理健康问题。目前公众心理健康障碍被公认为全球疾病的首要原因[1]，心理健康问题引起的全球疾病总负担的比例高达健康寿命损失年的32%和伤残疾调整寿命年的13%[2]。面对日趋紧张的全球性公众心理健康危机，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的决策者和规划者都应以一种可持续方式迎接该挑战，其中提供蓝绿空间就是一种有效途径。西方国家自19世纪初开始尝试以健康为前提的城市绿色空间实践[3]，以应对环境恶化和公共卫生威胁。由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定义向身心和社会和谐的方向拓展，蓝绿空间与心理健康的研究随之不断涌现。
蓝绿空间是绿色空间和蓝色空间的总称，即植物覆盖或保持自然特征和可以直接接触或感知的具有明显水体的空间。国外对蓝绿空间的心理健康效应研究起步较早，其丰富成果对于国内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现有综述类研究多从不同学科视角关注绿色空间与总体健康的关系，从规划学科探讨蓝绿空间并聚焦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较为少见。因此，本文以Web of Science（下称WOS）和中国知网（CNKI）为主要数据源，融合蓝绿空间，从关联关系、技术方法和学科视角剖析相关研究进展，旨在发现其发展的特点与趋势，以探讨未来能够指导我国规划实践的研究框架和发展路径。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国内外文献检索分别以WOS核心数据库和CNKI数据库为主，本文数据收集截至2020年9月。在检索WOS核心数据库时以“green space”（绿色空间）、“blue space”（蓝色空间）和“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为关键词，并拓展替换词，如“park”（公园）、“forest”（森林）和“well-being”（幸福）等，根据标题和摘要初步筛选出726篇文献。在CNKI数据库中以“蓝绿空间”“绿色空间”“蓝色空间”和“心理健康”为关键词仅检索到10篇文献，纳入“公园”“自然”“主观幸福感”等替换词后初步收集到144篇文献。
为全面把握相关研究现状，笔者首先结合统计分析和引文空间（CiteSpace）软件进行整体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初步检索文献总量在近10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图1），总体可分为早期（1991—2009年）、中期（2010—2015年）和近期（2016年至今）三个阶段。研究多数来自英美等发达国家；国内研究仅占7.5%，且各个阶段的文献总量都明显少于国外。国外相关研究从2010年开始迅猛发展，以“心理、生理健康、绿色空间、压力、暴露”为主要关键词（表1）。根据CiteSpace生成的时间线分析（图2），国外早期和中期研究多数集中在心理学、环境学、流行病学等独立学科，近期研究多以交互性学科视角探讨生活质量、土地利用、可持续性、步行性等话题。国内相关讨论亦从2010年开始增多，主要围绕心理健康、城市公园、幸福感、老年人、社区公园、影响因素、社会支持等方面展开研究。
图1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量（单位：篇）
图2 国外研究时间线分析
表1 国外研究相关信息统计（按频次排列）
排名关键词（国外）文献发表国家被引期刊1 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美国《社会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 physical activity（身体活动）英国《健康与场所》（Health ＆ Place）3 health（健康）澳大利亚《柳叶刀》（Lancet）4 green space（绿色空间）加拿大《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5 environment（环境）中国《英国医学委员会公共健康》（BMC Public Health）6 stress（压力）新西兰《景观与城市规划》（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7 exposure（暴露）西班牙《环境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基于以上对现有相关研究的整体把握，笔者进一步筛选文献：（1）仅研究WOS和CNKI中收录的高质量中英文全文文献；（2）排除精神病、进食障碍、神经发育障碍等有关的心理疾病结果；（3）排除室内、教育环境等问题研究。最终保留332篇文献，以实证研究（n=262）为主（图3），基于区分效应主客体，即不同蓝绿空间类型和不同群体，从关联关系、技术方法和学科视角进行系统梳理，重点剖析蓝绿空间的心理健康效应的研究进展。
图3 文献筛选和研究流程
2 蓝绿空间的心理健康效应
多数研究已经证明了自然暴露（包括水体）对心理健康有直接或间接的正向效应，主要包括感知恢复、压力缓解和情绪改善三个方面。前两个方面是根据著名的压力减轻理论（SRT: Stress Recovery Theory）[4]和注意力恢复理论（ART: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5]作出的假设：其一，人类对自然具有遗传的内在需求，这种本能使其在暴露于自然环境时得以保持镇定并减轻压力；其二，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力高度集中，容易出现精神疲劳，而自然环境能转移并减轻这种疲劳，使大脑得到休息和恢复。在情绪改善方面，自然暴露可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6]，提高社会互动、凝聚力和居民参与度[7]，明确居民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感[8]，减少生活困扰和情绪问题[9]等。此外，自然体验还与睡眠改善[10]有关，而睡眠问题也是产生抑郁情绪和压力的主要危险因素。需要注意的是，蓝绿空间潜在的负向效应也需要纳入考量，如噪音、犯罪行为和邻近水体带来的恐惧心理等因素影响[11-12]。因此，本节以所筛文献的实证研究（n=262）为基础数据，对比不同效应主客体的心理健康效应差异，为后续支持性设计和路径范化提供支撑。
2.1 不同类型蓝绿空间的心理健康效应
虽然国内外包括蓝色空间的实证研究均有所增加（图4），但人们对于蓝色空间的心理健康作用程度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262项研究中只有47项涵盖了对蓝色空间的考虑，另有3项综述呼吁更好地了解蓝色空间与健康和幸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笔者分别统计不同空间类型的研究占比，发现绿色空间中公园和社区绿地的研究占比最大，对蓝色空间的探究多数停留在公园水景上（表2）。尽管多数研究没有区分不同类型蓝绿空间健康效益的差异，但学者一直在试图回答哪种类型的空间是最具心理健康效益的，因而伴随着部分比较研究（n=47）。
图4 蓝绿空间研究统计（单位：篇）
表2 国内外不同类型蓝绿空间的心理健康效应统计
蓝绿空间类型研究占比研究结果仅绿色空间（n=215）自然绿色空间：森林、荒野、乡村绿地（1）自然空间比城市空间的心理健康效应更明显，自然特征越多，心理健康促进结果越好；（2）相较绿色空间，蓝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的作用程度未知人工绿色空间：公园、街道、校园绿地；社区绿地；养老机构绿地、工作环境、非正式绿地等其他绿色空间包括蓝色空间（n=47）自然蓝色空间：河流、湖泊、海洋人工蓝色空间：人工运河、公园水景等29%6%公园27%其他社区绿地街道16%森林14%校园8%images/BZ_41_1452_2010_1747_2305.png
国外早期研究多数围绕森林等自然绿色空间，如日本最早提出“森林浴”（shinrin-yoku）的治疗手段，已被证明短期内可以减轻心理障碍，尤其是焦虑症[13]。而后，具有自然特征的城市蓝绿空间和要素逐渐得到学者关注，例如：乌尔里希（Ulrich）对比植物和水体的情绪调节作用，发现水体更具积极影响[14]；范登伯格等（van den Berg et al.）通过对比被试者观看恐怖电影后的情绪恢复情况，发现公园、林地等自然环境相较于城市街道景观更有助于人们的压力缓解[15]；澳大利亚的一项面向成年人的研究区分了树冠、草和低洼植被三种植被类型，发现人类更喜欢寻找密度较高、植被结构更复杂的开放空间[16]。此外，部分研究还对虚拟环境（如利用图片和VR技术）是否具有心理健康效益进行了讨论，发现虚拟环境（包括蓝色空间）均对心理健康恢复有益，可以作为未来评价人体身心健康恢复的替代场景[17]。然而经统计，国外纳入蓝色空间的研究共39项，仅有6项单纯描述了蓝色空间，其中3项研究基于宏观尺度衡量了居住空间附近的可视和可接触水体面积，其他均关注蓝绿空间结合的环境。
国内近期对公园、社区绿色空间和校园绿地的关注较多，例如：谭少华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公园环境的注意力恢复和压力缓解效应[18]，彭慧蕴挖掘了社区公园对身心健康恢复的影响机制和空间优化方法[19]，王茜等对比了四种校园绿地景观对大学生生理和心理的影响[20]等。其中，有8项研究结合了蓝色空间，主要是在空间个体层面对蓝绿要素的讨论。
2.2 蓝绿空间对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效应
作为蓝绿空间对心理健康影响的效应客体，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效应结果有所不同（表3）。目前国内外研究对象以大学生（n=28）、参观者（n=19）、女性（n=6）等成年亚群体居多，近年来对老年人的关注度也有所增高。相关文献总结出儿童进入蓝绿空间与认知发展、抑制冲动行为、促进亲社会性以及激发想象力和创新力有关的结论，并提出改进空间时应考虑性别差异[21-22]。多数成年人的心理障碍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的，绿色空间干预在改善青少年情绪疾病、注意力缺陷、亲社会障碍和多动症[23]等问题上起到一定作用。黄庆祥等（Ng et al.）采用随机对照试验（RC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对比分析了园艺疗法对亚洲老年人的影响，发现干预后的促炎性细胞因子明显减少，而这些细胞因子的高水平可能引起抑郁症[24]；赫尔比克等（Helbich et al.）结合深度学习证明了街道蓝绿空间与老年人抑郁症的相关性[25]。
表3 蓝绿空间对不同群体的主要心理健康效应
注：WHO的年龄划分标准是0~18岁为未成年人（即包括儿童和青少年时期）、19~44岁为青年、45~59岁为中年、60岁及以上为老年。作者基于此标准并结合筛选文献情况，将儿童和青少年、青年和中年一起统计；为方便对比分析，作者将未明确区分年龄阶段的研究单独统计，形成表中研究占比图。
群体主要心理健康效应研究占比研究结果儿童、青少年（n=22）改善学习能力、拖延症和注意力缺陷；恢复记忆力；缓解压力；抑制冲动行为；激发儿童想象力和创新力；预防与改善多动症；促进亲社会性对比不同人群发现，蓝绿空间暴露对老年、女性等群体的效应更显著青、中年（n=83）恢复注意力；减轻压力；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社会互动、凝聚力和居民参与度；减少生活困扰和情绪问题老年（n=32）改善心理疲劳；改善抑郁、孤独等负面情绪；预防认知障碍；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社会互动、凝聚力和居民参与度；明确居民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感8%48%儿童、青少年青年23%老年12%中年9%未明确区分年龄阶段
3 蓝绿空间的心理健康效应研究进展
国内相关研究虽滞后于国外，但研究进展呈现部分与国外趋同的情况。通过对二者效应关系、技术方法和学科视角的梳理与总结后发现，国内外研究整体上呈现精细化、多元化和交互化的特征（图5）。
图5 蓝绿空间的心理健康效应相关研究进展
3.1 关联关系趋向精细化
在二者关系的研究中，一个关键的前沿研究是基于迭代的过程和对不同影响因素的拆解来完善和细致自然特征。同时要意识到，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也可能表明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或残留混杂因素。基于此，该部分进一步梳理了影响指标（n=222）和影响机制（n=40）的研究进展。
3.1.1 影响指标的拓展
早期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索心理健康与蓝绿空间的关联关系，后续研究中发现单纯考虑二者的关联性忽略了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因而将人与环境交互指标[26]纳入了影响指标体系（表4）。整体上看，二者是以心理健康的主客观评价结果为因变量，个体的内生条件和社会影响因素为控制变量，蓝绿空间指标为自变量，并以交互指标为中介变量建立连接。
表4 相关研究指标统计
研究指标数据获取方式心理健康指标（因变量）主观评价：压力、焦虑、抑郁等情绪状态，幸福感，满意度客观评价：生理指标、注意力和压力水平、情绪效价和唤醒度调查问卷、量表、访谈；可穿戴设备获取的信息；对照实验结果个人和社会影响指标（控制变量）个人层面：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偏好、性格特征等社会层面：所处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气候、文化等全国统一调查、其他调查机构数据；城市GDP、气候等开放信息；调查问卷蓝绿空间指标（自变量）数量（多是面向一定区域内空间的可获得性与效应评估）区域内绿色空间面积总量、各类设施数量、人均绿地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树冠密度、树木覆盖率、归一化水指数GIS、遥感图像、卫星图像、手机APP等；街景图片、兴趣点等开源数据；现场调查数据质量（多是面向个体空间特征的效应评估）构成要素——植被、水体、设施等；属性——面积、类型；街道——绿视率、色彩丰富度指数、天空开阔度；公园——植被结构、开敞度、生物多样性、清洁度、维护程度、不透水表面；景观表征——斑块密度、边缘密度等可达性（一般以居住地为中心在一定缓冲范围内进行评估）一定范围内的绿化水平、与特定蓝绿空间的邻近度（距离和时间）、总体可达性（视线、感知、实际可达性）个体与环境交互指标（中介变量）访问频率、访问时长、交互方式（体力活动和社交活动）、感知维度（视听嗅味触）现场观察、调查问卷、访谈、可穿戴设备获取的信息；对照试验结果
（1）心理健康指标（因变量）
心理健康的结果主要通过主客观方式测量。主观评价结果以感知评价量表（PRS: Perceived Restoration Scale）、压力感知量表（PSS: Perceived Stress Scale）、一般健康问卷（GHQ: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沃里克—爱丁堡心理健康量表（WEMWS: Warwick-Edinburgh Mental Well-being Scale）、心境状态量表（POMS: Profile of Mood States）等标准为主[27]，主要用于研究个体的情绪状态、幸福感和满意度等；客观评价结果主要是通过测量皮质醇[28]、淀粉酶[29]、激素等生理指标以及肌电图（EMG）、脑电图（EEG）、手指血流脉冲（BVP）[30]和眼动数据[31]等压力指标，对比蓝绿空间暴露前后在感知能力、压力水平、情绪波动等方面的变化。
（2）个体与社会影响指标（控制变量）
心理健康水平还会受个人内生条件和社会外生条件的影响，因此需要控制该类变量。有研究指出，老年人较年轻人、女性较男性[32]以及有宠物群体[33]，对绿色空间的访问更具积极性，季节[34]等要素也会对其造成影响。此外，城市化程度[35]也是催生空间异质性的原因，一方面城市生活从就业机会、所获得教育、保健、人类服务以及文化方面促进心理健康，另一方面它可能减少居民接近大自然的机会，特别是生活在经济贫困的城市居民。
（3）蓝绿空间指标（自变量）
蓝绿空间的测度可以分为宏观尺度和空间个体两个层面，概括为数量、质量和可达性指标。在宏观层面表征的影响心理健康的空间要素以“数量”为主，用于从供需视角评估蓝绿空间的可获得性[36]。但“数量”衡量标准将所有绿地视为同质的，无法解释可能影响心理健康的细微变化[37]；并且多基于遥感数据得出面积、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38]、树木覆盖率[39]、树冠密度[40]、归一化水指数（NVWI: 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41]等指标。
对于空间个体而言，面向人本与生态问题的“质量”衡量指标逐渐受到重视，除其自身的构成要素和自然属性，还包括衡量街道的绿视率、色彩丰富度指数、天空开阔度[42]；评价公园的设施配置、开敞度、植被结构[43]、生物多样性[44]（部分研究用鸟类丰富度测度该指标）、清洁度[45]、维护程度和不透水表面情况[41]；表征景观特征的斑块密度和边缘密度等[46]。蓝色空间的水体边缘、形态[49]及其周边植物环境[48]情况等指标近期也有少数研究涉猎。
可达性指标在两个层面都有应用，一般是评估居住地点的一定缓冲范围内蓝绿空间的总体可达性水平和邻近度，其中缓冲范围的确定直接影响居民获得蓝绿空间的公平性和效应结果。国内外研究通常建立300 m、500 m、1 000 m等半径的缓冲区；欧盟委员会建议在距离住宅300 m的范围内配置相应的公共开放空间[49]；加里比等（Gariepy et al.）运用敏感性模型确定何种尺度最相关，结果显示缓冲区为500 m最合适[50]；皮卡维特等（Picavet et al.）发现1 km半径（而非125 m半径）范围内的绿地与抑郁症患病率之间存在显著关联[51]。若要确定人们与蓝绿空间互动的临界尺度，仍需进一步探究。
（4）人与环境交互指标（中介变量）
随着对空间中个体的聚焦，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仅从空间的角度研究蓝绿暴露存在很大不足，个体活动的差异往往决定了环境对其影响程度的差异，即心理健康促进的效果可能随着个体与自然互动的时长、频率[52]，交互方式和感觉输入的形式[26]变化而有所不同。
3.1.2 影响机制的挖掘
除上述压力减轻理论和注意力恢复理论阐述了自然暴露对心理健康的直接作用路径，部分研究还探索了二者的潜在作用机制，可概括为减少环境风险暴露和促进居民能力建设两个方面（图6）。多数研究只证明了蓝绿空间对身体或精神的独立影响，而忽略了其他中介要素交互影响的事实，同时对于蓝色空间效应机制的探讨极少。
图6 蓝绿空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
（1）减少环境风险暴露。蓝绿空间可以依赖植物或水体要素以吸收、滞尘、创造生物多样性等方式提升环境质量、调节微气候，并提供促进健康的生态系统服务和产品[53]。改善公众接触的风环境、声环境和热环境，如适当引入流水声和风声，不仅能直接减轻压力并对脉搏、血压等生理状态有正面影响[54-55]，还能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并反向影响环境感知[56]。
（2）促进居民能力建设。一方面，蓝绿空间提供了与社会联系的环境，间接增加了体力活动与社会交往的机会[57]，进而促进心理健康。另一方面，社会交往的改善会减少社会健康不平等并增强社会凝聚力[58]，而社会凝聚力是居民感知的蓝绿空间与其心理健康之间的重要中介。
3.2 技术方法趋向多元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健康和空间数据的获取和处理方式更为多元，心理健康效应的研究方法也日渐成熟，可分为观察类（n=188）和结合实验类（n=74）研究。通过统计发现，基于横向对比的观察类研究在各阶段都占比最多，结合实验类研究数量明显增多，而纵向研究依旧较少（图7）。
图7 国内外心理健康效应研究方法统计（单位：篇）
3.2.1 观察类研究
观察类研究提供了探索“现实”环境暴露的机会，可以更好地证明长期影响[59]，包括横向和纵向的对比研究。蓝绿空间和心理健康的研究主要依赖横截面数据建立关联。数据的获取由传统获取方式向卫星图像[52]、手机App数据[60]和类似卷积神经模型（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25-26]等计算机深度学习的新兴技术转变，其优势在未来仍需进一步拓展。早期研究主要是为了研究二者的独立关联关系，除基于访谈或实地调查的定性分析外，定量研究以多元线性回归[61]、贝叶斯估计[62]为主要分析方法；随着研究进一步推进，部分研究以GIS为主要应用工具，结合地理加权回归（GWR: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63]、多层线性模型（HLM: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64]等空间分析方法讨论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和非层次关系；近期研究侧重于应用结构方程模型（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65]发掘潜在的中介变量。国内的定量研究虽滞后于国外，但已将上述统计分析方法拓展应用。
横向和纵向研究结果都是对理解蓝绿空间与心理健康关系的补充，近期有关生命历程趋势的纵向研究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一般来说，纵向研究需要基于更广泛的地理空间的大样本量，例如英国家庭小组调查（BHPS: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和中国老年健康调查（CLHLS: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等，因此纵向研究较横断面研究能在广泛的地理范围内提供更有力的因果关系证据。在所选文献中，仅有19篇国外文献是纵向研究，并多将其应用于儿童时期居住地绿地量对其成年后的心理健康结果的影响研究。
3.2.2 结合实验类研究
观察类研究可以分析蓝绿空间和心理健康的关联关系，但不能揭示二者影响的内在机制和因果关系，因此需要实验法验证潜在机制的影响。实验研究的显著特点是样本量小，研究范围有限。目前多数实验集中于亚群体（如大学生），未来研究有必要面向不同地域和不同亚群体重复小规模实验。实验方法主要包括生理、情绪和注意力三个方向：生理方面的数据从传统测量方式向新型可穿戴设备转变，可获取生理指标的连续变化；情绪的实验可以通过情绪图片启动范式评估情绪的效价和唤醒度；注意力的测试方式有多种① 包括数字广度测试（DSF/DSB: Digital Span Forward/Backward），持续注意反应任务（SART: Sustained Attention to Response Task），内克尔立方体模式控制任务（NCPCT: Necker Cube Pattern Control Task），符号数字模式测试（SDMT: Symbol Digit Modalities Test），注意力网络测试（ANT:Attention Network Test）等。，一般运用前后测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在虚拟环境的实验中，被测人群接触的蓝绿空间模拟趋向沉浸式多维体验，更加立体化和真实化。而对于实体环境实验，生态瞬时评估（EMA：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的应用将其推向技术创新和多元的另一个阶段——可以根据时间和位置捕获即时的情绪和行为，使研究人员能够将居民日常工作场所的属性与健康（例如压力和情绪变化）的响应相关联[66]。
3.3 学科视角趋向交互化
在蓝绿空间与心理健康的研究进程中，早中期研究一直从心理学、环境学、流行病学等不同学科视角解读二者的关系，以确保公众持续与城市绿地互动；而近期研究的学科视角的交互性愈发突出。一方面，结合社会生态学的研究（n=28）越来越多，目的是维护城市社会生态完整性、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平性；另一方面，有关经济效益转化、政策管理和社会支持的研究（n=11）也逐渐得到重视。例如：布拉特曼等（Bratman et al.）构建了将心理健康效益纳入生态系统服务的理论模型，讨论了心理健康益处的价值评估[67]；吉姆和单习章（Jim ＆ Shan）在广州的绿地感知研究中建议将居民的环境偏好纳入城市绿地的规划管理[68]。
4 对未来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启示
尽管我国相关研究的发展与西方国家具有相似性，但高强度的城市开发特征、不同的地域气候和本土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使得我国民众的心理健康诉求亦与之不同。因此，未来我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应向本土化和地域化转变。基于以上对国内外研究发展历程与趋势的梳理，为实现心理健康促进的目标，笔者搭建了未来我国蓝绿空间的心理健康效应研究的支撑体系和框架。
4.1 研究支撑体系
4.1.1 心理健康促进的蓝绿空间数据库
虽然我国蓝绿空间的研究已经开始尝试从数据统计转向效能评估，例如上海等高密度城市搭建的绿色空间数据库，但有关健康效能的评估还没有落实。美国国家土地覆被数据库（NLCD）公开了全美50个土地覆盖分类的数据集，包括树冠覆盖和不透水表面的空间层等细微数据，为我国蓝绿空间数据库的搭建提供了参考。考虑到不同地区的蓝绿空间特征和分类差异，该数据库可以实现分地区、分属性、分特征的空间数据可视化；进而借助GIS平台耦合心理健康数据，将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分层储存，有效提升信息的查询效率，增加数据的透明度和可视性，为心理健康促进的蓝绿空间规划决策和效能转换提供数据支持。
4.1.2 跨学科的交流合作体系
提高蓝绿空间的心理健康效益涉及城市规划学、设计学、心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非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相关研究虽已呈现交互化趋势，但相关学科仍缺乏交流合作的平台，导致规划设计领域的相关研究缺乏科学支撑、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不能在空间落地等问题。基于此，未来研究应打破专业界限的壁垒，形成科学、技术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充分探究二者的复杂关系，实现心理健康水平提升的空间落地。
4.2 未来研究框架
以上述支撑体系为基础，笔者从效应主客体、研究方法、过程和应用等方面构建我国未来研究框架，并提出各环节的难点和重点（图8）。
图8 未来我国蓝绿空间的心理健康效应研究框架
4.2.1 效应主体——关注蓝色空间
蓝、绿色空间对心理健康和福祉的作用和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区别的，但其效应结果的差异仍然未知。蓝色空间不能被简单地划分到广泛的、同质化的绿地中，其独有的特征应当得到重视。宏观层面的蓝色空间不是孤立的实体，而应被视为一个连通网络，这对城市风险评估和景观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微观层面的空间设计和调控中优先设计水景还是植物、设施等要素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4.2.2 效应客体——重视青少年、中老年脆弱群体
国内面向大学生和老年人的研究愈加丰富，但还不足以指导设计实践。面向心理健康问题愈加凸显的青少年和中老年，研究推进的难度在于以下几点。其一，我国的教育体系仍普遍以成绩为目标导向，青少年群体迫于课业压力，接触蓝绿空间的机会十分有限。其二，中年人兼具教育子女和赡养父母的社会责任，生活压力致其心理状态不佳且亟须改善，但该群体的出行方式和行为模式较为复杂，难以观察和追踪。其三，我国低龄老年人居多，该群体处于社会角色转换的过渡时期，心理问题突出，同时其身心现实状况降低了实验方式的选择空间，增大了相关研究的开展难度。因此，未来研究应着眼于上述脆弱群体的现实情况和内在需求，形成鼓励其接触蓝绿空间的设计方法和政策导向，如规定青少年有效接触蓝绿空间的时长和行为，设置结合园艺疗法与心理健康的相关课程，鼓励社区中居民自主参与设计，等等。
4.2.3 研究方法——鼓励纵向研究和实验验证
由于数据获取难度大、周期长，跨部门数据流通性不强，国内纵向研究几乎为零。而纵向研究可以为整个生命过程提供信息，有助于比较和发现整个发展历程中的稳定性和关键点，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由此，应倡导形成横纵结合的标准化评估流程，并结合新型数据获取技术拓展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新兴的实验技术方法可以提供实时健康状态的反馈，是探究二者关系更有效力的证据。未来应用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既需要依据目标群体和样本地域改进实验设计流程，又需要充分衡量人地交互行为和感知维度的不同。
4.2.4 研究内容——加强对蓝绿空间的质量指标和影响机制的探讨
首先，影响指标的研究应从关注数量转向关注质量。以英国为例，其规划和政策指南中要求地方当局对绿地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估，在《2015年土地覆盖图》中结合归一化植被指数的基准量度，并根据生物多样性对土地覆被进行分类，指导人性化设施与空间配置的质量提升。此外，质量评估还需要与社会、生态维度要素和空间管理的规模相结合，以确保不同尺度下蓝绿空间的治理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服务目标和公众心理健康需求兼容。
与此同时，多数研究注重探讨蓝绿空间的心理健康效应结果，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强度还有待确定。如研究结果显示公园环境对居民心理压力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该结果可能是环境的直接作用效果，也可能是空间先通过影响居民的行为模式导致压力水平的转变。中介要素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效果是对接实践应用的重要依据，也是下一阶段研究需要攻克的壁垒之一。
4.2.5 研究应用——完善评价标准，指导心理健康促进的蓝绿空间规划设计
为了有效审核和管理各类蓝绿空间，评价标准的把控是前提。许多情况下，提高原有空间质量比创建新的空间更为重要。《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特别强调要通过多种手段提高街道和公共空间绿视率，例如建议将街道绿视率控制在20%~40%，因为其在该区间时减压程度曲线表现最好[69]。而蓝视率的临界尺度也需要进一步探索，最近研究发现邻近水体而不亲水对老年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41]，距离水体过近还会引起恐惧心理[12]。因此，我国在蓝绿空间调控和政策干预上需要基于此类研究结果，从“人”出发不断修正标准化指标和阈值设置；还应结合和创新评估工具，如健康经济评估工具（HEAT: the Health Economic Assessment Tool）等，将心理健康效益转化成直观的效应结果，使心理健康促进下的蓝绿空间品质提升切实可行。
此外，落实规划设计是系统研究的终极目标，也是将理论与实践转化的关键环节。其一，在宏观布局层面，现有研究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分析往往局限于地理行政单元，而没有考量生态因素的影响，导致出现多尺度管理资源协调的管理实践与生物多样性目标不兼容[70]的空间错配现象，因而未来应更加考虑基于景观生态格局的生态边界划分。其二，在空间配置层面，应统筹不同尺度的服务半径，关注规模和质量的综合评估。其三，在微观设计层面，就公园环境而言，植物层次丰富、地形设计多样、设施种类齐全能够有效激发公众与环境的互动体验，从而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并抑制心理障碍的发生；就街道环境而言，适宜的空间尺度、绿视率、天空开阔度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步行感受。随着对二者关系研究的愈发深入，究竟什么样的绿色空间是最具心理健康促进效用的，需要怎样的蓝色空间投入，仍需要进一步推进循证研究。
注：文中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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