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和半城市化的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基于人口流动网络和目的地偏好的可视化分析

Visualising Urbanization and Semiurbanisa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a: A Perspective from Migration Network and Destination Preference

• 源自：Regional Studies, Regional Science, 2025, 12(1): 1-4
• 作者：Chenglong Wang, Jianfa Shen
•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leiwang@whu.edu.cn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户口的制度性影响及其惯性依然是妨碍进城人口完全享受城市公共服务、融入城市生产生活的重要因素，即所谓的半城市化现象。文章首先通过分析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涉及287个城市和82 762 名流动人口的数据，分别识别出有获得城市户口和在城市定居意愿的城市化流动人口，以及不打算获得城市户口和在城市定居的半城市化流动人口。然后，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中的模块度（moduality class）和加权入度（weighted in-degree）指标，分别揭示城市化和半城市化流动人口的集中区域，以及主要的流入地城市。结果表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依然是城市化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区，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州是主要流入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半城市化流动人口更为分散，分布在东北、环渤海、西部、南部、苏南、西北- 华中、华中- 东南，以及太原- 呼和浩特地区内部，并以省会城市为主要流入地。不同的人口流动模式表明两类人群有着不同的需求，需要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以推动以人文本的新型城镇化。

城市发展与长期洪水风险及韧性：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的实践经验——来自亚洲、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案例

Urban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Flood Risk and Resilience: Experiences Over Time and Across Cultures. Cases from Asia, North America, Europe and Australia

• 源自：Urban Studies, 2025, 62(3): 469-486
• 作者：Duncan C Keenan-Jones, Anna Serra-Llobet, Hongming He, et al.
• 推荐：邵亦文，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yiwenshao@zjou.edu.cn

在全球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的双重驱动下，洪水风险显著上升，尽管各国政府和城市管理者采取了诸多政策与技术手段以降低风险，但洪水灾害在许多地区仍频繁发生。文章汇聚多文化视角学者的智慧，通过跨时空案例比较，剖析城市洪涝风险的历史根源，探索更具可持续性的规划路径。

文章引入了“耦合人类—景观系统”（Coupled Human-Landscape Systems）和“生态位构建理论”（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两大核心概念。前者强调洪涝风险是自然过程与人类决策互动的结果，需从历史路径依赖的视角剖析政策失效的根源；后者指出文化通过改造环境（如修建堤坝）来创造更安全的生态位，但这种改造会引发复杂的反馈机制，进而影响人类对洪水风险的感知与应对。通过对古罗马洪泛缓冲区（subsecivum）制度、明清时期长江- 洞庭湖流域、19世纪至今美国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四个案例分析，文章揭示了中央规划与地方利益的冲突、工程干预的局限性，以及传统生态知识在应对洪水风险中的重要性。

文章讨论部分提出以下重要启示：一是借鉴原住民“与洪水共存”的策略（如动态土地利用、生态敏感设计），为现代规划提供新范式；二是构建激励相容的央地协调政策框架，如荷兰“还地于河”项目的混合治理模式，通过经济利益共担平衡开发压力；三是通过历史洪水标记和文化遗产叙事提升公众风险意识，破解“堤坝效应”（levee effect）下的认知偏差；四是应用融合地质考古与历史文献的长时序洪水数据，减少设计标准的不确定性。综上，本文创新性地将历史案例与社会科学理论结合，揭示了洪水风险问题的根源和洪涝治理的路径依赖特性，并提出韧性规划需超越工程思维，转向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适应。

遗产导向下的中国中等城市更新——理解常规城市治理体制下的增量变化

Heritage-led Regeneration in Chinese Intermediary Cities: Understanding Incremental Changes Under a “Business as Usual” Urban Governance Regime

• 源自：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2024, 95(3): 307-330
• 作者：Giulio Verdini, Shengxi Xin
• 推荐：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shenmingr@nju.edu.cn

21 世纪初以来，中国形成了增长导向、市场驱动的城市治理体系。近年来的实践逐渐转向渐进式城市再生，强调人的尺度、社区协作和居民福祉。此研究通过考察典型中等城市隆昌，探讨遗产主导的城市再生模式与国家企业主义、文化主导的城市再生模式的差异。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城市治理体制发生了向“选择性学习”和“试错”方法为特征的渐进式的转变，但像隆昌这样的城市，受限于社会资源匮乏，在其遗产再生过程中延续了促增长的趋势。隆昌的遗产再生经历了南关区和北关区两个阶段。由于资金的限制，地方政府在外部资金支持下首先在南关区实施遗产更新，但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导致私人开发商主导了规划过程，减少了政府的开发监督并使公共空间私有化。在北关区再生中，政府实施了社区导向的再生计划，如保留公共空间，强化开发控制，通过与设计方合作确保高质量的建筑环境等，在实现更加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实践中仍一贯坚持大规模居民搬迁、拆旧建新等做法，阻碍了城市转型进程，加剧了遗产商品化程度，对非物质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产生了不利影响。研究发现，大城市在实现协作和可持续的城市主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中等城市由于社会和制度资源的限制，在保护和发展当地文化和遗产方面仍面临困难，协作方法也不易复制。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城市化的复杂性和制定更有效的城市治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衡量需求响应型多模式公交体系的公交公平

Measuring Transit Equity of an On- Demand Multimodal Transit System

•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25, 91(1): 72–87
• 作者：Hwang U, Lieu S J, Guan H, et al.
• 推荐：周江评，香港大学建筑学院。zhoujp@hku.hk

最近若干年，随着网约车、共享单车、预约公交等的出现，公共交通系统的内部构成和外部密切关联的“小伙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一个更加复杂的多模式（公共）交通系统已经涌现并越来越为人们所用。但是，如何在新的背景下衡量公交公平？一批来自亚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思考和实证研究。亚特兰大最近引入了预约制摆渡车，旨在解决人们使用公交所面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这些学者想探索的问题是，加入了摆渡车的公交服务，是否在公平性（equality）、均等性（equality）上比老的公交服务有大幅度的提升？他们发现，摆渡车有助于提升均等性，但对公平性的改善帮助不大。

美国收缩城市的“拆除规划”——基于利益主体意见，对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破败空置房产拆除规划的实证研究

“Demolition Planning” in a U.S. Legacy City: Using Stakeholder Input to Plan for the Demolition of Blighted, Vacant Properties in Flint, Michigan

• 源自：Housing Policy Debate, 2024, 34(6): 1012-1031
• 作者：Victoria Morckel, Melissa Hertlein, Christina Kelly
• 推荐：魏宗财，吴征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weizongcai@scut.edu.cn

在存量规划时代，如何推进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是世界范围内许多城市面临的难题。这篇文章对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这座收缩城市推进破败空置房产的参与式“拆除规划”进行了案例研究，诠释了杰纳西县土地银行管理局如何使用居民对拆除优先级调查的反馈，来开展参与式拆除规划，并将这些反馈融入算法，评定破败房产的拆除分数。

研究发现，居民诉求的优先级呈现明确梯度：最高的是拆除毗邻居住房产的危旧房产，次级重点依次为火灾损毁房产、校园周边危旧建筑和人口密集社区内的破败房产。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反馈了邻里层面并未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作者进一步提出，论文所用的算法是弗林特市拆除规划的一个指引，可以随着经验累积和新数据的获取而更新；此外，可以邀请其他城市的决策者询问居民应该拆除什么以及拆除原因，从而形成一套更具普遍性的拆除优先级流程，而不仅局限于弗林特市。作者也建议，更持续稳定的资金供应会让拆除规划更有价值。文章的问卷调查和算法设计对国内城市推进城市更新实施具有参考价值。

城市规划中公众利益的制度化——中国城市更新政策制定中公众代表机制的演变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in Planning: Evolving Mechanisms of Public Representation in China’s Urban Regeneration Policymaking

•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24, 23(3): 219-242
• 作者：Nannan Zhao, June Wang, Yuting Liu
• 推荐：冯歆，苏州科技大学城乡规划系。fengxinhome@outlook.com

公众利益的制度化过程是规划学界普遍关注的内容。文章阐释了不同尺度的公众利益代表机制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利益、规划目标和民主化轨迹逐渐形成的。作者将尺度作为物质概念和关系概念建立理论框架，分析城市规划中多尺度行动者推动公众利益制度化的过程，认为规划中的主体决定了公众利益可以在什么尺度被具象化，外部的社会经济背景约束了公众利益在决策过程中何以规范化，规则的使用则反映了公众利益在规划制度中如何被代表和制度化。作者以1949 年以来中国城市更新政策制定中公众代表机制的演变过程作为分析对象，论证中国公众利益制度化从国家指令转为地方主动性的“尺度下沉”特征，并识别了中国新兴的混合式公众利益范式。文章主要有三方面贡献：（1）通过强调尺度敏感性来聚焦规划中的动态公众主体，重塑公众利益概念在当代的有效性；（2）通过识别中国在统一性与沟通性解释之间交织的混合规范，界定中国规划体系在国家、地方和社区三个尺度的公众利益表达机制，补充了公众利益类型学；（3）通过概念化公众利益在中国的制度化过程，补充了杜威民主化理论的多样性，这一过程是由规划中的主体尺度、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背景和既定规则中的规划应用所决定的。

大都市区区域交通治理中的气候变化规划与实施

Climat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Governance

•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24, 44(1): 28-38
• 作者：Megan Mullin, Richard Feiock, Deb Niemeier
• 推荐：廖露，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luliao@ruc.edu.cn

交通移动源通常被视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2021 年的统计，交通运输业约占全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9%。然而，在气候变化规划领域，减少移动源的碳排放一直是一个实践难点。美国的大都市区规划组织是少数开始从区域土地利用和交通角度进行减排规划的机构之一。文章首次评估了美国三个州（加利福利亚、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的58 个大都市区规划组织在减排方面的规划和实施战略的绩效成果。

作者参考菲利普·伯克（Phillip Berke）的规划遵从（Plan Conformance）方法，分析了58 个大都市区规划组织的区域交通规划，并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这些规划在交通减碳方面的内容安排：（1）区域层面整体减碳目标的分解；（2）减少机动车单位行驶里程所消耗的汽油或能源；（3）提供减少碳排放的替代交通模式。总体来看，在58 个区域交通规划中，仅有10 个包括区域整体层面的减碳目标，15 个探讨了减少机动车单位行驶里程能耗的目标，29 个讨论了减少碳排放的替代交通方案。在三个州中，加州的大都市区规划组织在减碳方面表现最佳。这是因为加州在2008 年颁布的《可持续社区与气候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区域减碳的要求，并通过《可持续社区发展战略》进一步落实了区域交通减碳的政策措施。此外，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6 个设定了减碳目标的区域交通规划中的具体项目，并对其内容措辞、项目设置和资金安排进行了具体探讨。尽管美国的大都市区规划组织在区域交通规划领域的减碳尝试值得肯定和关注，但其在减碳的规制范围、目标设置和具体政策保障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

高耸的背后与现实的落差——中国摩天大楼的实证评估

Building Tall, Falling Shor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hinese Skyscrapers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25, 145: 103731
• 作者：Chen Z, Chen T, Lin Y, et al.
• 推荐：李子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lizimingis@126.com

近年来，中国的摩天大楼建设以惊人的速度丰富着城市天际线。截至2019年，全球60% 的新建超高层建筑集中在中国，这一现象不仅折射出中国经济腾飞的力量，更隐含了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化进程的深层逻辑。文章聚焦2006—2014 年间中国545 座摩天大楼（含447 座商业楼宇），整合全球高楼数据库、土地交易记录、企业注册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构建了覆盖城市规划、土地政策和经济活动的多维度分析框架。研究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法”（Spatial DID），对比受补贴与未受补贴项目在建成后的溢出效应差异，同时结合政策文本分析与官员晋升数据，揭示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价格折扣（平均达市场价的40%）推动商业摩天大楼建设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研究发现，受补贴的摩天大楼多集中于中小城市或远离中央商务区的新城开发区，其选址更多受官员晋升激励和土地财政需求驱动，而非市场供需规律。尽管这类项目短期内助推了城市形象工程，但建成5~10 年后，其周边地价溢价、企业入驻率和配套设施发展均显著弱于未受补贴项目。例如：未受补贴大楼1 km 范围内的地价平均上涨76%，而受补贴项目几乎无显著带动效应。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低效选址、开发商资质不足（如高负债率、施工周期延长）和配套基础设施滞后是导致“政府造楼”失灵的关键因素。

设计更健康的城市以提高生活质量——揭示两个西班牙案例中的挑战和成果

Designing Healthier Cities to Improve Life Quality: Unveiling Challenges and Outcomes in Two Spanish Case

•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5, 30(1): 1-30. DOI: 10.1080/13574809.2024.2351925
• 作者：Federico Camerin, Davide Longato
•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当前，城市及其居民正面临着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气候变化、缺乏包容性社区和健康公共空间以及社会不平等等负面影响，而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加速了应对这些问题的紧迫性。这篇文章以巴塞罗那的Poblenou 超级街区和巴利亚多利德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两个项目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评估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物质空间变化、改善健康福祉的贡献以及市民对项目成果的意见三部分进行批判性分析与对比，得出两个项目不同健康规划改善策略的实施效果，进而探讨更优的规划方法和可能引发的潜在不良后果。

研究结果显示，巴塞罗那项目通过系统性整合交通、重构公共空间与提升绿化等举措，显著增加人均绿地面积，改善城市环境，并因疫情期间社交距离隔离需求获得了更高的居民认可度，但该项目的做法也可能加剧绅士化风险，引发周边房价上涨，导致社会不公平。相比之下，巴利亚多利德的项目虽通过垂直花园、绿色走廊等局部干预提升环境品质，但因规模有限且缺乏系统性规划，对空气质量和热岛效应的改善效果较弱，居民认可度存在差异分化。可见，综合性规划策略相较于单一技术性绿化手段能更有效提升社会与环境效益，但需注意平衡环境效益与社会公平，强化公众参与和战略协同，防范绿色改造导致的绅士化问题。

地方分权改革后日本城市规划的区域协调框架与运用

地方分権改革を踏まえた都市計画の広域的調整の枠組みと活用状況

• 源自：都市計画論文集, 2023, 58(3): 1516-1523
• 作者：山田智貴, 瀬田史彦, 城所哲夫
• 推荐：徐畅，四川轻化工大学。xu.chang@pku.edu.cn

1990 年代以来，日本推行地方分权改革，强调各地区发挥各自的个性。城市规划领域随之出现的问题是区域协调不足日益突出。文章旨在探究改革后城市规划区域协调中理想状态、法律规定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构建了二维四象限的区域协调概念框架，以“都道府县的参与程度”为纵轴，以“局部整合还是整体调和”为横轴，并对不同类型的城市规划项目进行分类分析。地方分权改革的初衷是推行市町村间的水平协调，但现行法律法规仍以都道府县的垂直协调为主。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类型的规划项目呈现出差异化的协调模式。邻避设施（如垃圾焚烧厂）和邻接项目（如道路、下水道、土地用途分区）倾向于采用水平协调，当不涉及都道府县时，市町村间的合作更为高效。开发类项目（如大型商业设施选址）由于涉及地方政府间的核心利益，仍主要依赖垂直协调，但实际效果往往不佳。法定协议（都道府县与市町村间的协商）虽能确保规划的统一性，但在协调地方利益方面作用有限。城市规划的类型决定了区域协调的实施方式和效果。现行的法律制度和行政指导未能充分考虑城市规划项目的特性，以及各地实际操作中的差异，导致了理想状态、法律规定和实际应用之间的偏差。未来应关注如何更有效地实现水平协调，探索非正式协调机制的作用。

基于居家办公者移动特征的职住一体型都市圈生活服务设施研究

在宅勤務者の移動特性からみた職住近接型都市圏に向けた生活関連施設に関する研究

• 源自：都市計画報告集, 2024, 23(2): 221-226
• 作者：李嘉盛, 森本章倫
• 推荐：邵帅，日本法政大学设计工学科建筑系。shuai.shao.67@hosei.ac.jp

新冠疫情后，远程办公在日本迅速普及，东京都市圈人口变化显著，尤其是东京都出现了人口净流出。文章通过分析“全国都市交通特性调查”数据探讨了居家办公者的移动特征及其对生活服务设施的需求，旨在为构建职住一体型都市圈提供建议。文章首先回顾了东京都市圈长期面临的人口过度集中问题，指出远程办公的普及为郊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通过比较东京都市圈内各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发现居家办公者在非工作出行（如购物、散步、接送等）方面的频率显著高于普通的通勤者，且郊区的居家办公者更依赖汽车出行。东京都有95% 的远程办公者的购物活动通过步行或自行车完成，而郊区这一比例降至57%，其余需依赖汽车。这表明郊区的生活服务（如购物、教育）设施不足，导致居家办公者需要更长的出行时间。研究将东京都市圈的城市区域按距离东京市中心远近分为三组：东京都、距离市中心30 km 以内的近郊和30 km 以上的远郊。近郊和远郊的居家办公者在接送孩子时依赖私家车的比例高达44% 和65%，而东京都仅为4%。

文章进一步提出，未来应根据15 分钟生活圈的理念，优化郊区的生活服务设施布局，如增设教育机构，扩大商业设施覆盖范围。此外，研究建议通过交通与土地利用政策协同，推动东京都市圈的均衡发展，促进城市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进。